（二）比勘推定

1.类比推论

拿已有结论的对象跟未知的对象比较，从它们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入手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类比推论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个方法在古书版本鉴定中，也有广泛的用途。所谓“观风望气”，其实就是在古书的字体、版式、纸张、装潢等形式特征方面运用类比推论的方法。

如《汪氏丛书七种》，这部书原来是不是有一个总名，现在还不清楚。看文献记载，先是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卷六跋《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七种》说，此七种书无刊刻说明，因与旧藏汪汝瑮刻《书苑菁华》版式相同，断为汪刻[34]。征诸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可知傅氏也曾考索此书来历，并曾请教缪荃孙，据版式风格也定为汪氏所刻[35]。

今按：这是根据版式风格类比推断的一个成功的例子。七种书中有《曲洧旧闻》，曾见一本封面有“钱塘振绮堂汪氏藏板”，末叶有刊记“大理寺寺丞职衔臣汪汝瑮恭校刊”一行，证明它们确实是汪汝瑮所刻。可以补充的是，据顾广圻跋，《曲洧旧闻》是鲍廷博所刻[36]。顾跋本为同版别一印本，末叶无刊记，此书应该是鲍氏为汪汝瑮刻。这是嘉道间杭州地区刻书的典型风格，看得多了，即使没有刊记，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类比推论首先要确定一个模型，作为类比的标准。没有这样一个模型，类比就无从下手。但如果模型本身有瑕疵，靠不住，贸然信从，就会一误再误，得出的结论一无是处。《盐铁论》是子部的要籍，宋刊本久已不存，然而清末丁日昌却得到一个本子，有“淳熙改元锦张监税宅善本”楷书木记，版本名家莫友芝未加分辨，遽然当作宋本著录于《宋元旧本书经眼录》[37]。后来当丁日昌藏本出现于市场时，大家发现它本是一部明刻本，只是补上了一个刊记，根本不是宋本。当年编纂《四部丛刊》时，叶德辉坚持说他藏的《盐铁论》是明弘治涂桢刻本[38]，原因就是以一个伪造的宋本作标准，推出了错误的结论，误导了许多人。

《曲洧旧闻》 清汪汝《汪氏振绮堂丛刻》本

叶德辉的推理根据是，丁日昌的《持静斋书目》和莫友芝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都载有宋本《盐铁论》十卷，云每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第十卷末页有“淳熙改元锦张监税宅善本”楷书木记。他看到明刻九行十八字本前有弘治十四年（1501）吴郡都穆序，行格与宋本同，“桓宽”之“桓”及书中“匡”字均沿宋讳阙笔，认为这就是出自宋本的明弘治涂桢刻本，进而断言十行十八字的真涂桢刻本为非，结果构成版本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案例。

根据刻工名姓确定版本，这是上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项很有成效的版本鉴定方法，其实这就是类比推论的一个实例。这个方法有相当的伸缩余地，同样是一把两刃剑。使用的时候，要结合其他手段多方论证。作为推论的根据可靠，结论的正确性才有保证。一旦失慎，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类比推论不仅仅针对书的形式特征，还包括书的内容，下节对此将有所说明。

2.内容判定

根据内容鉴定一部书的版本，这是进一步的功夫。一般人注意的是书的名称、作者署名、校刊者题名等比较明显的地方。从文字内容方面去辨别版本，经常见于古籍校勘整理工作者的论著之中。

大家都知道汲古阁刻《说文解字》出自宋本，但是到底以哪个本子作底本，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阮元说毛氏的底本就是后来归王昶的宋刻小字本，而孙星衍则说毛本出自宋刻大字本，一直没有确论。清末王氏藏宋本转归陆心源，今在日本静嘉堂文库。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曾影印收入《四部丛刊》和《续古逸丛书》。周祖谟先生得以对照段玉裁在《汲古阁说文订》中列举的宋本异文，比勘各个本子，得出的结论是毛本跟王氏宋本为近，阮元之说近是[39]。当然，世存宋本不止一部，毛本是不是仅以一本为据也还需要更多的论证。

鉴定版本的传承关系，比勘内容是最重要的一步。这样毕竟可以从深层次上看出各本之间的传嬗关系。十三经宋代版本众多，后代翻刻时各有所从，要想找寻它们的源头，除了借助于序跋外，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直接比较各本的文字。前面说到，顾广圻曾经核对宋张淳《仪礼识误》的引文，断定黄丕烈收藏的《仪礼》为宋严州刻本。王国维核对《九经三传沿革例》的引文，断定明嘉靖徐氏刻的《周礼郑注》出于宋建刻大字本[40]。在这方面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3.形式鉴定

从书的外表形式判断它的版本，这是最初步也是最直接的方法。过去旧书业人员的功夫大抵就在这里，所谓观风望气，主要是指形式判断。

版式风格本质上是一种时尚，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在书坊集中的地区，一定时期的书籍会呈现一些共性，多少有一种不成文的行业标准的意味。泛泛而言，构成版式风格的基本因素，一是版框大小，二是字体，三是版面黑白比例，包括行格疏密、笔画粗细和边框宽窄等。

一部书拿在手里，一般是首先弄清书的名称，头脑中对书先有一个一般认识，然后观看书叶的字体和版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字是宋体、写体、欧体、颜体等，半叶多少行、每行多少字，版心是黑口、白口，鱼尾一个还是一双，有无耳题，如此等等。翻开细看时，注意序跋、刊记，其次是纸张、装潢等。再深入一些，就是讳字和刻工标记，包括刻工名姓、版面字数、卷首和卷尾的题名等。

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是有助于鉴定的形式要点，作为对一部书的全面记载，这些方面都应该加以注意，但是对于不同时期的书，这些形式特征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对于各个时期的古书，一般都以字体版式最为重要，宋本则注意避讳和刻工，元本注意笔法，明本注意字体，清本注意讳字。其余像宋代的麻纸、明代的白棉纸、清代的开化纸等特殊纸张和帘纹宽狭，都可以参考，但是应用范围有些限制。

目前对古书形式特征的研究虽然逐渐增多，而且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总结工作有些滞后。讳字和刻工方面，迄今还没有出版规模较大的工具书，查考起来很不方便。

4.字体雕工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在辨正陆心源以《艺文类聚》有宗文堂跋语就归为元刻本之失时，指出：“观书以字体雕工风气定其时代，可百不失一，若拘拘于纸墨之古旧、牌记之年月及避讳与否，皆其末焉者也。”[41]

张元济先生鉴定版本也很注重字体雕工。《四部丛刊续编》收有宋本《公是先生七经小传》，此书《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以“匡”“殷”阙笔，“桓”字不阙，定为北宋刻本。张元济发现“敦”字缺笔，至早应在光宗之世。在跋语中说：“考版刻之先后，当以笔法镌工为断，而不能专于避讳求之。是本即无‘敦’字之证，亦不能不认为南宋所刻。质之知者，当不河汉斯言。”[42]

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也说，精确地鉴别版本，主要是看字体[43]。前辈学者对字体雕工的倚重，于此可见一斑。

5.流传端绪

弄清一部古书的流传过程，我们就可以沿路追寻它的踪迹，这对鉴定它的版本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如果这个过程没有错误，我们就可以从源头追溯它的出处。而且，在流传过程中会有一些人给予记载，发表议论，品评优劣，考辨真赝，说出他们的各种看法，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

探索一部古书的流传和收藏历程时，常用的方法是看书上的印章和题记，其次是查阅藏家的目录和题跋记载，然后泛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平时要注意阅读论述古书版本的文章，现在整理出版的古籍一般都有关于版本的说明，而且还会辑录古往今来有关的记载，这些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关于印章和题记，近年也出版了一些书籍，都值得我们浏览。多看看这些书籍可以提高我们对古书的识别和鉴定能力。当然这类的书目前还是少了一些，现存的大量古书中题跋累累，内容十分可贵，可是迄今还大多没有编辑出版。已经出版的一些书内容比较分散，没有经过系统的编辑。而且没有集中的论著和便查的辞书，这就有待有心人致力编纂。前面说过书目和题跋方面的书籍，同样也存在缺陷，那就是没有便于查阅的手段。随着电子化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就可能逐渐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