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刻本的文献价值

刻版印刷兴盛之前，古书流传依靠抄写。抄写容易出现错漏，也难免有意无意地更改字句。刻版印书就不同，一副版片印出来的书文字一般都相同，无形中就给一部书确定了一个统一的文本形式。特别是，宋代皇家和官府大规模地主持校定古来重要的典籍，私家也不断地搜集整理前人的著述，经过校勘订正的本子刻印出来，流传后世，自然成为各书的定本。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书，大都出自宋代刻本，正是宋本赋予它们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定型。

因为经过校勘整理，宋代刻印的古书一般内容完整，文字可靠，适合作为定本，流行于世。宋刻古书最可贵之处是内容最为接近古本原貌，后代翻刻本虽然大都直接或间接出自宋本，但是有时是有意更改，有时是疏忽失校，免不了要有些出入。历代学者整理古书时，都是千方百计地搜求宋本，作为根据。看看学者和藏家的宋本题跋就知道，用宋本认真核对一下，后世印本可能有各种错讹。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顾广圻和黄丕烈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他们得到一部宋本就要跟别的本子对校，题跋中总是会记述宋本优异之处，为后代印本所不及。往年张元济先生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有十五史用的是宋本，跋语指出明刻本和武英殿本有讹误、阙文、衍文乃至缺叶等情，具见于《校史随笔》，读之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宋本固然有许多优越之处，但是需要伯乐巨眼赏识，需要读者善于阅读。顾广圻曾说“宋本书虽无字处亦好”[1]，意思是宋本书遇到缺字的地方，不像后人那样贸然增补，消灭痕迹。这使我们想起宋代陈从易跟朋友读杜诗，看到“身轻一鸟”一句下面缺一个字，大家斟酌补“疾”“落”“起”“下”诸字，后来得到善本，原诗是“过”字[2]。飞鸟的轻盈姿态宛然在目，远远胜过他们补的字。这个故事说明古书有错讹或可疑之处，如果贸然动笔，自以为改得文从字顺，却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他人连思索的余地也没有了。清初学者陆贻典（字敕先）总结自己校书的经验，说：“古今书籍，宋板不必尽是，时板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3]就是说，一旦宋本跟流行本有出入，大都是宋本正确，所以校勘古书时宁可保留旧文，也不要轻易更改。

这里要注意，学问之道博大精深，读者有深厚的学力和缜密的用心，才能充分体会宋本的长处所在。我们知道古代字多通用，宋本往往保留古书原字。如“遂古”不改为“邃古”，“常娥”不改为“嫦娥”。如果按照后世的正字法说它们是错字，那就愧为宋本的知音。

元、明、清以来，直到近代，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抄、翻印，宋刻本大都化身千百，然而宋刻原书并不因有影本而失去文本价值。无论是抄还是刻，都难以如实地保留宋本文字原貌。后代翻印古书时难免有所更改，自然跟原书不尽一致。即使旨在追摹原本面貌的影宋本也并非毫发不爽。后人以宋本为底本翻印古书，增加无谓的错漏，如清道光四年（1824）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宋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指出许多错误，其实十之八九都是翻印的过失，底本无误[4]。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享有盛名，称为“下真迹一等”，其实仍然靠不住：毛氏影宋抄本《谢宣城集》，跟宋本对校，“讹舛时复错出”[5]；毛抄《棠湖诗稿》与宋本有多处不符，黄丕烈慨叹：“书必宋刻乃佳，此论甚确。否则汲古如毛氏，而一经影写，已多歧异，何论书经三写者乎！”[6]黄丕烈旧藏元刻本《稼轩词甲乙丙丁稿》，内有涂改未定的文字[7]，宋本不存，今已不知原文如何。

清光绪十九年（1893）王鹏运四印斋影宋《花间集》，收入《四印斋所刻词》中，也有单行本和石印本，并有《四部备要》排印本，流传甚广。四印斋本封面大书“影宋淳熙鄂州本花间集十卷”，版式颇有仿宋意味，学界皆信为影宋善本。其实王本行款时有更动，文字更多出入，所补缺叶既无说明，也不可据，称之影宋，未免厚诬此本。近今学者未见原书，惑于王本，立论辄误，今《中华再造善本》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花间集》十卷真本影印行世，可发其覆[8]。

《管子》 宋刻本

《花间集》 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

民国间涉园陶湘辑印的《影刊宋金元明本词》，以影摹工致，逼肖原书，学界评价极高，直接当宋本使用。一经复检宋本原书，即可发现陶本多有讹误失真，不可取代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