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南宋

怎样分辨南宋本和北宋本，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靖康二年，北宋终结，南宋开始，朝代的变迁对刻书事业没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明确的记载，从形式上很难断言一部书刻于南宋还是北宋。

过去藏家喜欢抬高自己的藏书，书上有北宋刻书或进书的公文，就归为北宋本。清代藏家所认定的北宋本，今天能够落实的微乎其微。像清以来所传的《五经正义》，有北宋端拱元年（988）进书公文，就曾被说成北宋本，实际是南宋翻刻本，“”字已避讳。

在分辨两宋刻本时，刻工姓名是重要的根据。像《周易正义》所注的就是南宋初年杭州地区刻工的姓名，结合史书记载北宋灭亡后书版遭到金人洗劫，高宗曾下令翻印旧本的史实，就可以推断它是南宋监本。

《龙龛手鉴》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例子。此书有辽僧人法炬统和十五年（997）丁酉（当宋太宗至道三年）序，钱曾（1629—1701）《读书敏求记》定为辽刻原本，黄丕烈指出此书本名《龙龛手镜》，宋人避太祖之祖嫌名，改“镜”为“鉴”，此本应是宋人重刻本[14]。这个观点得到公认。往年《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此书，张元济先生跋语说，“卷二‘上声’一册，字迹劲挺厚重，有率更法度，的是北宋剞劂”。并说卷二的刻工、版式、笔意、镌法与他卷不同，卷三“構”字避讳，因而推断卷二为此书入宋后初刻本，其他则为后来翻刻本。卷二刻工有20人，张元济发现其中二人见于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刻《徐公文集》。宋人初刻《龙龛手鉴》在神宗或哲宗时，下距绍兴十九年有四五十年，张元济认为此二人年轻时刻此书，所以四五十年后还能继续刻他书[15]。然而赵万里先生发现卷二刻工名见于南宋初年所刻各书者不止二人，因而定为南宋初年刻本[16]。

《尚书正义》 南宋刻本

《周易正义》 宋刻递修本

关于刻工的时代，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一般只是说，某某人刻过什么朝代的什么书，那么他出现在这里，就也该归入那个朝代。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用作标准的那部书的时代是不是毫无疑义，一个人刻书的活动时间上下有多大范围，南宋初跟北宋末的界限如何确定，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科学的回答，一切结论都只是一种看法罢了。一个刻工在北宋徽、钦二帝时期刻过书，南宋绍兴年间仍可继续供职。不能因为他绍兴年间刻书，就断言他所刻的书都在南宋时期。科学的态度仍然是存疑，尽可能从正反两面作进一步研究。

《龙龛手鉴》 宋刻本

北宋本传世最少最罕见，日本学者尾崎康仅列出日本藏本十种[17]。此外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范文正公文集》、“通”字缺笔本《文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十四行本《史记》。还有所谓北宋末南宋初的《史记》、两《汉书》、《三国志》。

清代以来所说的北宋本，现在几乎都被否定。又有好几部被归为南宋初年的刻本，这些断言的根据几乎都只有刻工名这一项而已，讳字已经是可有可无，字体、雕工也无人理会，不能形成证据链，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可以说，怎样确定北宋本，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面我们看几个例子：

《白氏六帖事类集》 静嘉堂藏皕宋楼旧藏本“”不避，双鉴楼旧藏本“”避讳。尾崎康先生认为前者是北宋本，后者为南宋本[18]。

《史记》 张玉春先生的《〈史记〉版本研究》认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史记》为北宋景祐修淳化本[19]；日本学者则根据书中的刻工名，认为是北宋末南宋初刻本[20]。这部书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难点，原藏傅增湘双鉴楼，当时学者大都认为是北宋本。此书有修版，有讳字，有刻工，有丰富的研究内容，目前的论述都还是初步的意见，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此书有《仁寿本二十五史》影印本。

宋刻《文选》 根据“通”字缺笔，定为北宋本（仁宗朝曾避章献明肃太后父刘通讳）。按：大概是由于字体和雕工的关系，有人对此表示怀疑。

《歌诗编》 袁克文（号寒云）旧藏李贺《歌诗编》四卷外集一卷，袁氏说仁宗以下讳皆不避，卷二“桓”字，称系剜补避讳，以证原版不讳“桓”字[21]。此字避讳极易，剔去一横即可，何以要费力剜补？袁氏之说似有拔高藏本之嫌。傅增湘认为原版应是北宋本，序目不隔流水直接正文，是卷子本样式。序目及卷一第一叶、集外诗一卷为南宋补版，他叶似乎也有补版[22]。此本有董氏诵芬室影印本和蒋氏密韵楼影刻本。台馆《善本书志》定为北宋末南宋初刊本[23]。

《南华真经注》（《续古逸丛书》本） 后四卷刊工与《歌诗编》同，张元济认为也是北宋本。此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未著录，《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则说是北宋本，末四卷是另一宋本。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认为前六卷是南宋本。

《松陵集》 毛扆所见宋刻《松陵集》，北宋庙讳俱缺一笔，南宋高宗名“”字，或左或右，凿去半边，因而定为北宋本。按：此宋本今已无传。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清初影宋抄本。

《花间集》 《花间集》今存宋本两部，皆为孤本。一部是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刻本，内容完整，印制精美，书品绝佳，清末藏朱氏结一庐。另一部用南宋淳熙十二、十三年（1185—1186）鄂州公文册子纸刷印，清末藏杨氏海源阁。二本今皆藏国家图书馆。鄂州公文纸印本，周叔弢、赵万里都认为是北宋刻南宋修补。可以跟上面李贺的《歌诗编》比较。《花间集》宋本两种，今《中华再造善本》都已影印出版，鄂州公文纸印本真面已不难获见。清以来所谓影刻本以往推为善本，实则都难以毫发不爽，即使照像影印本，也难免修版之失。有心人细细比勘，不难发现个中款曲。

《唐百家诗选》 此本最耐人寻味，傅增湘说：避讳到佶，则为宋徽宗时，或其后刻，但是“構”字注“御名”，字体与原书不类，系补刊。此本刻工多有绍兴年间刻他书者，则此类刻工应处南北宋两期。傅增湘又说：“然有不可解者，杨蟠序言：‘细字轻帙，不过出斗酒金而直挟之于怀袖中。’以其词测之，必为巾箱本矣。余本则版匡甚高，大字疏朗，岂杨序者为别一本而兹刻乃转录杨序与？……古人一书而两本并行，详略互见者，如《郡斋读书志》《名臣言行录》之类甚多，又乌足致疑乎？”[24]

“纂图互注”四子 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说有书耳为《纂图互注荀子》是宋本之证，“此宋椠也。每叶有耳标题，固是一证”，“凡书之有耳者多属宋刊”[25]。按：此行款国家图书馆有宋本和明初本，台北“国家图书馆”有元刻和明覆宋刻。傅增湘云宋本仅老、庄、荀、扬四子，元明翻刻五子仅四子有“纂图互注”字样[26]。傅藏《扬子法言》有木记云四子，但木记不完整，无堂号。究竟是宋刻元修，抑或是元刻明修尚可存疑。吴哲夫《论六子书》：“宋刻经子诸书凡有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标题者，大都出于坊刻，以供士人帖括之用。如坊刻七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经传集解》《论语》等，皆有纂图互注本。《仪礼》《孟子》非场屋所用，故未见此种刊本行世。……南宋坊刻纂图互注之子书，以老、庄、荀、扬四子最为显例……随后坊估重刻，又杂凑以文中子、列子，号称‘纂图互注六子全书’（见《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五），然此后增二子之书，既无附图，亦乏互注，与前列四子之书体例不一，愈知其为后加之书，而非原有也。”[27]

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穀梁传》 《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吴哲夫题识说，《古逸丛书》本出日本影宋抄本，卷十二末叶“余氏万卷堂藏书记”后有“癸丑仲秋重校讫”，而瞿本无，断为瞿本初印[28]。按：如果日本影抄本忠实，那么不是两副版片，就是修版。而瞿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有“癸丑仲秋重校”，瞿氏校记云汪喜孙问礼堂覆宋本无，而且校出许多歧异[29]。如此则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也有两种印本，不一定是汪氏覆刻失真。汪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今在国家图书馆，可以用瞿氏校记核对。又按：李盛铎（号木斋）跋汪本说有“虚中印”，与瞿氏《春秋梁传》同，瞿本无重校字样，则汪氏《公羊传》或亦无重校字样。李盛铎从瞿氏说，以为汪刻不忠实，恐非是[30]。按：瞿氏宋本只存后六卷，由研易楼归台湾故宫。又按：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云，金泽文库旧藏宋绍熙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春秋梁传》，杨守敬有影抄本，刻入《古逸丛书》。宋本失于战后德岛光庆图书馆火灾[31]。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 宋刻本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