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刻元刻

分辨宋刻本和元刻本时，着眼点仍然是上文说过的几方面。典型的元刻本版面黑色比例高，字体有行书笔意，视觉效果与宋刻不同。但是宋、元两代相接，元代初期刻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跟宋末刻本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刊记标明刻书时间，二者就很难分辨。元代翻印宋本保留宋讳，元代自身又没有避讳一说，讳字对鉴定也没有什么帮助。

考察刻工名，可以发现若干所谓宋本其实是元代翻印本。元翻宋十行本群经注疏是个典型的例子，避宋讳，无刊记，孤零零地看，真不好说它们是宋刻还是元刻，前人也一直将它们当做宋本。但是十行本《论语注疏》版心下刻“泰定四年程瑞卿”，据此可以确定刻工的时代，比较相关各书的刻工名，可以确认为元代刻本。日本学者尾崎康对正史版本的研究表明，现存所谓宋刻十行十八字或十九字本《晋书》《唐书》《五代史》，十之八九靠不住，尽管《五代史》有“庆元五年鲁郡曾三异校定”一行文字[32]。还有其他一些书恐怕也值得怀疑。

宋元刻本有的很难确认，特别是建刻本，书坊从宋代延续到元代，甚至到明代还在刻书。同一种书，辗转翻版重刻，当时已经形成了行业规范，刻出来的书彼此面貌相似，不易分辨。书商又趁机作伪，经常删削原有的版刻标志，辨认时毫无线索，使得宋、元直到明前期的福建刻本的鉴别工作难上加难。这里举几个例子。

《孝经注》 世彩堂廖氏刻《九经》是哪九经，排次如何，流传如何，张政烺先生有论证，见《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33]。其中涉及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孝经注》一书，刻印十分精美，为周叔弢旧藏。傅增湘认为此本没有牌记，较世行岳氏所刻他经刊印更为工丽，未定为岳刻本[34]。张政烺先生根据此本刻工名“翁”和“寿昌”，断定刻工就是曾为廖氏世彩堂刻《韩昌黎集》的“翁寿昌”。然而张先生看到此本不避宋讳，版心没有“世彩堂”三字，版式也跟其他两种翻廖本有不同之处，最终认为此本是翻廖本，保留了廖本原刻工名而已。此本《孝经注》有周叔弢影印和影刻两种版本，已收入《中华再造善本》。

《礼书》和《乐书》 对于元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有的学者折衷其间，认为本是宋版，从宋元到明，递有修版、补版。其实就十行本《十三经注疏》而言，情况未必如此，但是有些书恐怕就是这种情况。像《礼书》和《乐书》，清人一直定为宋刻，近人更多的是看作元刻。实际情况有可能是原来是宋庆元刻，到元至正七年（1347）福州路儒学用原版修补重新刷印时，宋代的版片所存已经不多，大部分都是当时补刻的，后来明代还在继续修补刷印。此二书有元人序跋，直言是重刻。台馆《善本书志》著录《礼书》定为元至正福州路儒学刻本，其说是：“此本原为南宋刊本，元人得其版而重修之，由于宋刻部分已残存殆无，因此直称元刻本，似近其实。”[35]而《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著录《礼书》和《乐书》时，定为宋庆元刻元至正七年重修明递修。其中避宋讳，还有注“渊圣御名”的地方，但也说宋版所存无几[36]。

《孝经注》 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