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研究之路

1.积累经验

一部古书跟所有的对象一样，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内容和形式。全面的版本研究需要内外双修，内是内容，外首先是形式，版本研究的基本观察点就在内容和形式这两个方面。

书林从业人员有所谓“观风望气”之说，看见一部古书，打量几眼，至多翻翻书叶，甚至不用开卷，就能作出判断，说出它是什么时候的书，甚至能说出它是哪个人的藏书。这都是长期工作积累的经验足够多的表现，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望到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说出来就成了“风”和“气”，至于他们观的是什么风，望的是什么气，很少有详细的记载，偶然在什么地方不经意地写上一笔，也是片言只语不成系统。

“观风望气”的观察对象是古书的形式，通过观察要发现一部古书的形式特征，然后把它跟自己已经确认的各种书籍形式的样板比较，看看它跟哪个时代的样板、哪个地方的样板或者哪个人的样板可以归在一起，经过比较得出结论。

这样的经验可以是概括的东西，也可以是具体的东西。像前人说宋刻本是一整叶有多少行，一行就有多少字，这就是概括到一个朝代的书的特征——当然事实也不尽然。佛经不论是写本还是刻本，一般是每行十七字，这就具体到一类书的特征。

这些经验性的结论不一定都完全正确，经验可以概括过去的对象，未来的对象可以服从，也可以不服从。遇到不合的情况，就要修正我们的经验之见，这也是科学发展的证伪之路的表现。

从古书的内容上观察一部书的特征，从而对它的版本作出判断，较之形式的观察，是更为深入的工作。古书版本的研究在一段时期内为通人所漠视，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是“书皮子”的学问，“窜皮不入内”。

对于过去古书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他们文化水平大多有限，业务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和能力去阅读古书，自然就难以对古书的内容有多少真知灼见。不过要说是对内容一窍不通却也不然。过去旧书店人员对一部书卷数多少、内容完缺，这些荦荦大者还是有所了解的。像乾、嘉时期的钱听默（字景开）、陶珠琳（字蕴辉，号五柳）等人，像近代的孙殿起、王文晋等人，对书的内容也有一定的了解。

对于古书赏鉴家而言，对书的内容就更为关注。像人称佞宋专家的黄丕烈，虽然经常为人所讥弹，但从他留下的题跋看，往往得到一部秘本，不等过夜就挑灯急校，发现异同，其乐洋洋。只是赏鉴家本业就是欣赏鉴定古书的版本，对于内容的关注也停步于这个范围之内，校勘进而整理古书，这不是他们的事情。

对于今天的版本学研究者而言，提高对古书内容的关注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在全面了解中国古文献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有机会可以校勘整理一部古书，这对深入了解古文献学的具体工作大有帮助。

2.总结成果

通过具体工作，对一部部古书的形制和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之后，我们就会有所发现，这时就要及时把我们的体会和心得记录下来。民国初年，北京琉璃厂旧书店通学斋主人孙殿起先生，从业时发现了值得注意的古书，就写个条子放进帽筒之中，到一定时候倒出来整理一下，积攒多了，就写出一部《贩书偶记》。长期以来，我们查考清代著作，都离不开这部书。孙殿起还编了一部《丛书目录拾遗》，专门收录丛书书目没有著录过的丛书。丛书情况很复杂，丛书书目一般都没有详细的记载，这种拾遗补缺的工作也很重要。

琉璃厂旧书店的从业人员很多，但是像孙殿起这样的有心人却不多。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可是文化水平不高，拙于著述，结果许多宝贵的经验就埋没不传。孙殿起若不是得到著名藏书家伦明等人的鼓励和教导，怕也未必能走上著述的道路。文禄堂主人王文晋则是另一个有志目录版本之学的人物，他的兴趣在宋、元、明善本，民国初年许多珍本都曾经眼，出版过《文禄堂书影》《文禄堂访书记》等书，一些重要的善本古籍就在他的书中留下了踪影。他还计划编纂明代版本书目，积稿数十册，毛笔书写，字迹工整，如今存在北京中国书店。像这些人都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在日常工作的暇隙之中创造条件，记下自己的见闻，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不能不使我们肃然起敬。

我们在日常工作之中，只要多留留心，多看几眼，随时都会有新的发现。这时就要随时记录心得，写成简单的札记。这一点十分重要，打着了鱼，就得及时收网。有些发现若不随时记录，事过境迁就会忘记。

为了及时总结和深化自己的心得，建议定期检查自己的札记，有重点地进行一部书或一个专题的研究工作，写成文章，公之于世。这样，不仅自己能有更多的收获，而且能让大家共享自己的心得和成果，共同协作，推进学科的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干下去。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大多要靠很长时间的积累，涓滴不息，最后蔚为光耀史册的事业。

就目录版本之学而言，无论我们对《书林清话》评价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它是无可取代的经典著作。看看这部书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它是叶德辉多年积累的成果，最后在1920年第三次校订印行。

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另一部经典著作，我们都知道这部书最初的江标刻本是六卷，出版后叶氏发现有些问题不满意，几年后自己重刻了七卷本，在序言中一再遗憾初刻的贸然。如果我们再看看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黄国瑾的抄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叶氏从草创到六卷本、再到七卷本是怎样一个漫长的锲而不舍苦苦追求的过程。

一个学科就是这样，从积累经验开始，总结成果，发为著述，一步一步走上学科建设和发展之路。

3.蔚为理论

理性分析是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所谓理性分析，蔚为理论，就是步步分析“为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总结出一条规律，结论是“有A就有B”。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找出这个现象的来由，分析它是由哪些因素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对于古书的版式规律有所发现，比如说发现宋本是一整叶多少行，一行就有多少字，那么进一步就要想，如果这是宋本版式的规律，那何以如此呢？它一定是某一因素支配的结果，不会是碰巧大家都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个版式。一旦分析下去，我们就会想到这是不是像古希腊人认同黄金分割那样，决定于宋人的审美观；是不是受对象形态的影响，决定于汉字结构的自然倾向，如此等等，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视角就会一点一点扩大开来。

这样的分析可能有助于肯定我们的经验结论，也可能最终否定我们的观察所得。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我们对宋本版式的理解都提高了一个层次，进入了更高的境界。我们会把宋本版式的研究跟元、明、清本联系起来，会把版式的研究跟汉字的体式联系起来，会把书籍的版式跟社会风气、民俗等人文因素联系起来，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也加深了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认识。

这就是理论分析的作用，这就是理论分析推进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过程，而这也就是科学的发展历程。

4.构成体系

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对事物有点点滴滴的经验，不能满足于仅仅对个别的现象有一定概括性的认识，我们需要的是把我们对一个学科的点滴经验和个别的理论认识组成有理性的系统观念。

钱学森教授说：

在今天，如果从实践和实验总结出来的规律，不能纳入科学技术体系中安放好、就位，那这部分规律就未入科学技术的殿堂，只能算是知识，尽管也很有用，很珍贵，但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当然，科学技术的体系也是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殿堂也要翻修改建，但整个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和文艺理论）是完整的，一体化的，这不能忘记！[2]

我们提出这个系统的科学观，为的是让几百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于古书版本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从耳濡目染的感性认识，从片断的理性思考，升华为一门有实践也有理论的学科。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先民留给我们的浩瀚无垠的书海，我们的研究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这是一项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完成的文化建设事业。

说到版本之学，我们说过《书林清话》是一部成功的经典之作。如果细看一下，也许会认为在哪一个局部也没有多么惊人的发现和创获。如果这样讲，那就忽视了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即把关乎古书刊印出版的有关记载加上个人的认识汇为一体的编排结构。这是个编排和理解系统，它给有关的知识分门别类，加上了有条理的类别和安排，使它们各得其所。这就像商品一样，百货大楼的商品种类繁多，但是按照商品的性质和用途各归各类，井然有序。如果不加分析地堆积在一个大厅里，商品的管理和顾客的采购都会茫茫然而不知所从。知识要汇为一个有条理符合逻辑的系统，这样才便于我们学习和使用，《书林清话》能被推为经典，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