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书印制流程的启示

现在我们顺着一部书印刷出版过程走下来，对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略加说明，待我们看完整个过程，应当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白香词谱笺》 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封氏闻见记》 清乾隆秦黉刻本

1.所谓“一个版本”

第一点是，名义上是一个版本，其实它包含着的是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同的一些印本，而不是本本如一的一个整体。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古书刻本的一个版本，至少有几次印本，很可能还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等几个不同的版次。想想今天图书的不同印次和版次之间可能有什么差异，也就可以知道古书的所谓一个版本，会是怎样的情况。

只要我们跟古书打交道，无论是利用其中的资料做学术研究，还是对古书本身做版本鉴定，都必须对这一点了然于胸次。引用古书的时候，我们习惯注明所用的是什么书、什么版本，但是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其实是使用了那个版本的一个印本，那个印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那个版本的一些特点，但是它很可能远远不是那个版本的全貌。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误以为它就是那部书、就是那一版，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偏差。

对于古书的版本鉴定来说，一个版本可以包括多种印本，不同的印本之间可以有内容或形式方面的差异，这无疑对版本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看到一部书，不仅要知道它是哪一个版本，还要知道那个版本有没有不同的印本，如果有不同的印本，怎样把它们区分开来。

一个版本的不同印本间除了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差异以外，传世数量也会有所不同。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更为正确地评定一部书的价值。许多书的初编本、特印本原来印数就不会多，流传到今天更为珍稀。国家图书馆传统上就很重视书的初编本，一些初编本已经收入善本书库。

当然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有些重编本比初编本还要罕见。其原因大多是重编之后没有来得及大量刷印，版片就毁坏无存了。像沈钦韩《幼学堂诗文集》（卷端题“幼学堂诗稿”“幼学堂文稿”），初刊本就很少见，而有续刊者更不易得。

上述这些复杂情况，给目录版本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认真看书，不仅要看书的表面特征，还要看书的内容。每看到一部书，必须认真地翻阅一遍，记下内封面、目录、序跋、刊记等要点，而且要注意各卷开头处署名方式，何人撰、何人校、何人刊都是重要的资料。像宋刻本《说文解字》，卷首的署名有的是“许慎”，有的是“许氏”，这就跟宋代的帝讳有关系。如能摘要记录卷数、内容，则获益更多。以后看到同一部书，就可以翻开笔记，进行核对，比较不同印本的异同。一部书一部书地看，随时记录，随时比较，我们对古书版本的真知灼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2.古书的完缺

对于一部书，我们最关心它完整不完整，有了残缺就是残书，价值大损。过去旧书店遇到残书通常是放到后屋，不能配全，就不上架。遇到名贵罕见的本子，实在难以配全，就要设法抄补齐全。

既然一个版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印本，内容有多有少，那么内容较少的本子是不是残书就是个需要探究的问题。像沈钦韩《幼学堂诗文集》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卷数少，道光增刻后卷数多，嘉庆印本是不是残本？而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四十八卷本，是不是缺两卷？大量的初编本都存在内容较少的现象，知道它们是初编，本来如此还好，否则肯定会斥为残本。

按照通例，如果书印出来的时候本来就看作一部书，哪怕看作一个选本，也不能视作残书；它在流传过程中有了短缺，才是残书。如果一个作者的一部文集，先刻印了二卷，后来写的稿子多了加刻了一卷，变成三卷本，再后来又加刻到四卷本，那么按照惯例我们只能把它们分开著录，各立一条，书名可以相同，但是下缀卷数不同。这里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要博闻多识，了解不同印本的存在，不要把一部初编本当作残书打入冷宫。

对于不同时期的印本，怎样命名才能既把它们区分开来，又能表示出它们同属一版，这是个问题。初期印本内容较少，按说用“初印本”最符合实际情况；可是“初印本”习惯上用来指一副书版刻成后最初刷印的、字迹崭然、清晰可观的本子，无关乎内容多少，已经有固定的含义，不便挪用。

这里我们要特别谈谈丛书的问题。一部丛书刻印有一个过程，往往先印几种，逐渐增加，积少成多，最后汇成全书。若按照诗文集印本卷数递增时的处理方法，那么种数不同的丛书，著录时也就有资格各成一条，书名是一个，但是下面所列的种数不同。要是有这个观念，我们对丛书就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研究了，因为像《中国丛书综录》那样，每一种丛书都规定一个标准子目，就不够——它反映的是一部丛书的某一次印本的子目，而不是一部丛书的一个版本的身世和经历。

丛书的情况相当复杂，有时候一批版片可以互相组合，一个组合就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丛书，这种现象尤其值得研究。明代后期，书坊之间似乎就流传着这样一批版片，拼凑一下，加上个名目就成为一种丛书，如今传本都不多，要一一梳理清楚很不容易。像明代胡文焕编刻的《格致丛书》，全目很难查考；明末刻的《说郛》则版片混杂，初印、后印情况复杂，真相不明，详参昌彼得先生的《说郛考》[12]。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清代丛书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丛书最完整的印本到底包括哪些书，现在并不十分清楚。《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子目力图反映每一部丛书的大全集的面貌，但是过犹不及，部分条目因此失实。像杨尚文编的《连筠簃丛书》，《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13]，但是所列的子目跟道光二十八年刊本书前子目表不同，有几种书当时显然还没有刻成。相反，有些丛书所列的子目不全，像胡珽编的《琳琅秘室丛书》，《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是清光绪十三年（1887）、十四年董金鉴木活字重排本，只有四集[14]。其实咸丰胡氏木活字排印本原有五集，如今第五集已经无人提起，但是第五集零种还能看到，有没有第五集全书，很有必要加以寻访。

《中国丛书综录》给每一部丛书列出一份子目，不能反映它们每一次印本的内容。阳海清先生编补录[15]，列出了一些馆藏本的实有子目，反映的就是同一部丛书不同印本子目的异同。这项工作深入下去，对于了解每一部丛书的刷印历程很有帮助。像清末民初朱孝臧刻的《村丛书》，一般都著录为民国十一年（1922）校印本[16]。其实这部丛书从清光绪年间开始陆续刻印，先是以天干排序分集刷印，有所谓甲、乙、丙、丁诸集，每一集四册，大概一直出到八集三十二册；以后才有民国十一年汇印本，之后还在增订，像《龙洲词》民国十三年还有增补。

《连筠丛书》 清道光灵石杨氏刻本

丛书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有许多人所未知的内情，值得认真开发。当然这项工作难度很大。首先是丛书都是大部头，动辄几十册，有的甚至几百册。像这样的宏编巨帙，翻一遍就要许多时日，要比较异同，还要翻上好几部书，想想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令人望而生畏。再说藏家得到一部就不容易，哪里会有好几部丛书并几比观的可能。客观条件的限制，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劳动和坚韧，去探索这个相对空白的角落。

3.原版和重刻

从书版刊刻流程看，一副版片可以刷印许多次，印出来的本子是它的原版本；根据原版本翻印的本子则是重刻本。辨认一部书是原版印本还是翻版重刻本，这是版本研究的一个要点。

版片保存时间一长，难免磨损蠹蚀至无法使用，天灾人祸也会随时令版片报废。一副版片存世多久，刷印数量多少，这直接影响书的传世数量。有的书版刚刚刻成，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刷印，就遽然损毁，无法使用。之前偶然刷印几部样本，有幸留存，就成了珍本，甚至是孤本。更不幸的是一部印本也没有留下，后人空自扼腕兴叹。年代久远的书没有传本还可以理解，有些书到今天没有多少年也稀如星凤，可见一部书或者一个版本要想流传几百年也不是易事。像清光绪常熟刘继增得旧抄本《南唐二主词》，整理重刻，书版遽毁，未曾印行。民国七年，无锡县公立图书馆重付排印，印本仍不多见，1957年王仲闻先生整理出版《南唐二主词校订》时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重刻”或者“重刊”有二义，其一是本人或本家重刻，与初刻对；其二是重刻前人旧书，如曹寅扬州使院所云重刊。重刻旧书时，一般是请人重新写样上版，至多行格跟原版一致，字体就可以随意。这样的重刻本跟原版的区别比较明显，把原版和翻版比较一下，就可以分辨出来。如果连字体也追摹原版，那就叫作摹刻或影刻：一般是用薄纸照原版印本描摹，简单一点也可以临写，极少数是直接用原书印本上版。这时原刻本和重刻本面貌相似，分辨起来就麻烦一些。

重刻时一般要加上刻书者的序跋，说明刻书的经过，至少也会加上重刊的刊记。如果不加任何重刊标记，就有可能跟原版混淆。特别是摹刻，年代一久，缺乏文献记载，本来就很难分辨，再加上书商作伪，削去重刊痕迹，就更加扑朔迷离，难辨真伪。北宋本跟南宋本混淆，宋本跟元明本混淆，元本跟明本混淆，原因就在这里。清代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清朝末年，淮南书局就曾覆刻前人所刻的佳本，常见的有《复古编》《东都事略》《四书章句集注》等，甚至原书刊记也照刻，只是在封面上写明淮南书局刻，版心下方有刻工名，可据以分辨。如果封面被撤去，那就注意一下版心的刻工，不要仅据刊记误作原版。

翻版摹刻本是刻意追摹原版，书法评论中有所谓“婢为夫人”，无论“形”多么逼肖，“神”总是会有些距离，所以总体风格总会有些个性，甚至不自然的感觉。清人叶廷琯《吹网录》卷四载，顾广圻曾撰序影刻明嘉靖吴元恭本《尔雅郭注》三卷，并刻戈襄跋，有戈襄、钮树玉印章，及张敦仁和袁廷梼等借读印章。后来版片送给门人程禀初，程氏把顾氏思适斋刻款改为“瀞意轩重刊”，并削去顾序、戈跋及袁、张、钮各印[17]。其他人以顾刻为底本另行翻刻，亦步亦趋，顾刻内封及款识一应俱全，骤然一见很难分辨。但是翻刻本卷末虽照刻“刘文楷刻”一行刊记，而刀法生硬，字迹呆板，不像名工之作。我当年初见此书时，看到的就是翻版本，而引起怀疑的也就是这一点。如果取原本并几比较，孰为原版，孰为翻版，立见高下。今日所见此书多为翻版，而且少有人知有原、翻之别，目录著录的本子大抵为翻刻本，却都混称顾刻，不能不加注意。

这里插说一句。如果有两个印本在手，要鉴定它们是不是同出一版，最常用的方法是比较相同的叶子的栏线和字迹是否相合。只是要注意，即使是同一副版片，版框有时也会有伸缩，相差可达半厘米，不要误认为是重刻。

精工的翻刻本酷似原版，差别只在几微之间，而事情千变万化，有时候也让人无从揣摩。版本史上一个令人迷惑的例子是唐陆龟蒙的《笠泽丛书》，虽然经过学者反复讨论，内情至今也未必完全清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此书最初有吴门顾楗碧筠草堂仿元刻本，王岐手写上版，雍正九年（1731）扬州陆锺辉水云渔屋随即如式翻刻。陆版系覆刻，字画略瘦，两副版片不同，应该不会混淆。但是顾刻堂号为碧筠草堂，而陆版堂号却有碧筠草堂和水云渔屋两种，不同印本扑朔迷离，长期以来学者没有确论。叶德辉所藏所见至少有六七本之多[18]，《郋园读书志》卷七有三篇跋反复考索，仍为堂号所惑，错误地认为水云渔屋本乃陆本初印，碧筠草堂本乃陆本稍后印。吴庠和秦更年都精于版本之学，而且又有好几个本子做参考[19]，本来已经定“碧筠草堂”为顾刻，“水云渔屋”为陆刻，但是突然见到一本版为陆刻，却有“碧筠草堂”封面的，二人苦思之后，认为陆氏初印本封面确作“碧筠草堂”，后来改刻“水云渔屋”[20]。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也曾引证与顾、陆同时的姚世钰的《孱守斋遗稿》中的记载，说明了顾、陆二刻的传刻实情[21]。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顾氏碧筠草堂和陆氏水云渔屋两刻，其实二者关系十分复杂，封面和钤印有许多花样，恐怕还有隐情为今人所不知，梁颖先生曾为文详考[22]。

《重刊校正笠泽丛书》 清雍正九年陆锺辉水云渔屋刻本

重刻本内容不一定跟原刻完全相同，治学之士不能不三致意焉。清周济的《词辨》二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潘曾玮初刻有序，光绪四年（1878）江苏书局重刻本下卷苏轼的《贺新凉》“乳燕飞华屋”

一词改为李玉之作，卷末还增刻张翥《多丽》和康与之《宝鼎现》各一首，没有重刻说明，不知底本所岀何处。徐珂刻谭献评本内容跟道光原刻本相同，与重刻本不同。今人整理的《清人选评词集三种》不知此书各本有异[23]，遽指谭评本更改原书，显然是误以为光绪重刻本出自道光本，不知二者原不尽同。此书道光本颇为罕见，通常所见都为光绪本，二者有此差异，学者不可不知。

一部书是旧版重印还是重刻，前人往往不加分辨，动辄视为重刻。在作版本鉴定查阅文献时，就要认真复核，不要贸然信从。像《金石录》一书，据洪迈《容斋四笔》和赵不谫跋所说，原刻于龙舒郡斋。传本有赵不谫跋，只说“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并没有说重刻全书[24]。不料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都说是赵不谫重刻，结果沿袭下来就以为《金石录》有两种宋本[25]。直到近年才发现原来赵氏是修版重印[26]。这个错误就是对文献的理解不够慎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