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人北上：侧身天地一儒冠

许多年之后，赵孟頫仍清楚地记得至元二十四年（1287）(1)二月中旬的一天，那是他第一次拜见世祖皇帝忽必烈。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天依旧北风冷冽，只有御河边柳树嫩黄的枝条带给他一丝温暖的感觉。进入一座小宫殿，门口摆着的大桌子上放着黄金打造的兽形大酒瓮，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两排壮实的蒙古侍卫站立在两侧——他们腰挎环刀，肩扛的朱红色“骨朵”的顶端是涂着金漆的蒜瓣式铜锤。几天前教导拜见礼仪的官员已经告诉赵孟頫等人，这是皇帝的近卫“云都赤”，凡是皇帝会见外人时都要在场。

正中的金色长榻上那位鬓发皆白的壮硕老人就是皇帝，他同时也是蒙古人、西域人口中的“大汗”。他两侧还放着“坐床”供大臣就座，留出了一些空位。觐见的二十来位江南士人跪拜之后，皇帝一一审视眼前的众人。这位皇帝一向注重人的相貌风姿，看到最前面时年三十三岁的赵孟頫面色如玉、身材修长，眼光和神情也稳定自若，便称赞他仪表堂堂，像是“神仙中人”(2)，让他坐在那位几个月前来到大都的知名文士叶李的右侧，蒙古人以右为尊，这代表对赵孟頫的格外欣赏。

皇帝简单了解了一下这几个人，就命赵孟頫每隔几天就到皇宫来侍从左右，旁听一些政务，在皇帝有疑问需要咨询时提供一些建议，算是见习，也是一种考察，要看看他的能力和特长。御史中丞耶律氏听说了此事，上书劝谏，说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子孙，不应该获得举荐，更不能侍从皇帝左右，意思是这种人可能暗害皇帝、妨碍政事。忽必烈看到这道奏章后轻蔑地说：“他这种人怎么能理解我的想法！”马上派遣侍臣传旨，从即日起解除耶律氏在御史台的职务。这就是皇帝生杀予夺的权威，他可以顷刻之间拔擢一介布衣文人当官，也可以随意撤去一位大臣的职位。

这时忽必烈七十二岁，已经做了二十六年皇帝，依然强有力地掌握着这个帝国。十年前他消灭了偏安江南的宋朝，从唐末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混一宇内”，得到臣子连篇累牍的赞美。可是他也不是万能的，至元十一年（1274）、至元十八年（1281）两次东征日本都失败了，他心爱的皇后察必在五年前去世，早就选定的继承人真金太子也在一年前病逝，对此他无能为力。他还有10个儿子、6个女儿，可是他们都已经成年，和他并不亲密。于是他决定把皇位传给真金的儿子，自己年轻的孙子，当然，要等到自己死亡的那一天。是的，皇帝清楚自己是个老年人，他的腿脚几年来一直遭受痛风病的折磨(3)，他和臣僚都知道自己将慢慢变得更老迈。他开始酗酒，暴饮暴食，臣僚们眼看着他的身材越来越肥胖。

之前一年春天，皇帝急切想要任用南方儒士担任官职，或许是为了让他们和北方儒臣相互制衡，或者是觉得南方懂得财政实务的儒士可以帮助蒙古、色目官僚一起加强理财事务。他知道，在西部草原，和窝阔台汗之孙、自己的堂侄孛儿只斤·海都持续了十几年的战争在不断吞噬国家的钱财，前年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也是耗资巨大却徒劳无功。国库经常东凑西凑，最简单的招数就是加印纸钞，从至元十三年为了征服南宋和日本而急剧增加纸币“中统钞”的币量开始(4)，到至元二十三年中统钞的印数高达218万锭，通货膨胀就成了一个难缠的大问题，物价连年上涨，民众都在抱怨。如果陷入更严重的财政危机，或许就要引起社会骚动。

可是皇帝对财政的担忧也是有一阵没一阵，有时他为此恼怒焦躁，有时候却又满不在乎，常常大肆赏赐诸王、近臣。几天前中书省的官员提到从正旦那天到二月中旬，皇帝已经赏赐出去中统钞50万锭，建议如果近臣奏请赏赐哪个人时，皇帝最好召中书省管理财政的官员一起参与商议再做决定。皇帝当即拒绝这个建议，觉得赏赐谁、赏赐多少是自己独裁的事情，无须和中书省官员商量。

皇帝觉得朝廷中的南方儒臣太少了。这是数百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先有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后有辽、金、蒙古相继和北宋、南宋对峙三百多年，尤其是北宋灭亡后，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等地被金、蒙元统治了一个半世纪，北、南民众分属不同政权，交通也存在隔阂，政教制度、经济发展、民俗习惯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北人和南人常彼此轻视(5)。

蒙古统治者按照归附时间先后和地域，把治下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部分(6)。“色目”指西域至中亚的各族各部落，主要包括畏吾尔、回回、康里、唐兀、哈剌鲁、钦察、阿速、阿尔浑以及吐蕃、乃蛮、汪古等族群，他们绝大多数依旧生活在本土，但是有数万户色目人作为侍从、军人、商人，跟随蒙古统治者到大都和各个城镇为官、从军、经商，很有影响力。“汉人”和“南人”大致以原来金、南宋的疆域划分：“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以及蒙古较早征服的四川、云南两省人，总人数约2000万；“南人”则专指江浙、湖广、江西三个行省以及河南行省南部之人，又称“蛮子”“新附人”，总人数约5000万(7)，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灭亡后才纳入元朝统治之下。因为归顺最晚，所以“南人”常受到蒙古贵族乃至色目人、北方“汉人”的歧视。

至元十三年元灭南宋前，蒙元占领黄河、淮河以北地域已近半个世纪，形成了蒙古贵族主导，西域各族“色目”官员和北方“汉人”儒臣、世侯为辅佐的官场人事格局。主掌全国行政的中书省、主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负责监督官员为政的御史台这三个核心部门和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太常寺等朝廷机构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北方“汉人”中高级官员，朝廷各部和地方行省的中低级官吏则几乎都来自北方(8)。可以说，蒙古、色目权要掌握大权，出身北方的中低级汉人官吏则构成了传达帝国统治意志的末梢血管系统。这些官吏彼此关联，引荐更多北方汉人进入官府，即使江浙、湖广、江西三个行省中，也是北方官吏占绝大多数(9)。

新归顺的“南人”中的儒士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不利地位，朝廷极少任用江南士人为官，更不要说当高官了。不时有江南士人抱怨：“士生于南方者，为时所弃，恒不得为显官。”(10)在整个官僚系统中，北方汉人官吏对南士的排斥或许更加强烈，因为南士参政对踞有高位的蒙古、色目官僚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对于身份等级相对接近的北方汉人官僚来说是严重威胁：他们熟悉的是同样的经史典籍、治理策略和文字，两者在官僚体系中占据同一“生态位”，彼此的竞争会更为激烈。

对江南的百万儒士来说(11)，南宋和蒙元的变替可谓“天翻地覆”：

首先，就出仕为官而言，宋朝最重科举，南宋三年一次的乡试参加者多达20万人以上，他们中的幸运者考中进士就可以出仕为官；而元初没有设立科考，士人没有了出仕这条途径，也就没有了俸禄以及相关联的利益。

其次，就社会身份而言，宋代州学、县学的学生可以免除征役，进士可以免除徭役和身丁税，让儒士可安心攻读或者讲学、著作，他们在本地都是受尊重的社会精英；而元代尽管也给“儒户”免予承担徭役的优待，可是学校的规模缩小了，官府认定的儒户数量有限，因此受益的人少了很多。种种原因，导致江南许多科举出身的高门巨室在元初迅速衰败、离散。一般儒士家庭如果家中缺少田产，只能尽快改弦更张，凭技能去经商、为吏、入幕、从医、卖画、占卜算命、写杂剧小说，为生计四处奔波。

当然废除科举不仅仅对南人有影响，北方士人在半个世纪前就遭受了蒙元灭金之变，也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许多北方士人看到皇室近侍、权要奴仆即使不识字也能当官，而苦读多年的文人儒士却沦落街巷，只能在杂剧中悲叹：“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12)当时的滑稽演员戏说大元社会的等级是“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13)，这并非真实的社会阶层划分，却也充分反映了儒士普遍的失落感。

皇帝当然早就知道江南也有可用的人才，至元十三年（1276）刚征服南宋时他就颁布《定江南诏书》，号召官员举荐“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之后，忽必烈多次派人到江南求访人才，如至元十四年让御史大夫相威到江南求访“遗逸”；至元十六年派近臣崔彧到江南寻访“艺术之人”，就是画师、工匠之类人才；至元十七年又派人到江南名山寻找“高士”。在他眼中，“好秀才”（儒士）是与“得道高人”（僧人、道士、方士）、“艺术过人者”（手工艺匠人）并列的实用技能人才(14)，可是这几次招来的大多是僧人、道士、工匠等，很少有江南儒士因此入朝为官。

至元十九年（1282），本身就是江南人的集贤直学士程钜夫曾建议朝廷起用南方人才。他针对江南政务奏陈《吏治五事》，指出存在“北方之贤者”看不起江南士人的现状，直指汉人官僚排斥南士的现象，并建议皇帝大力延揽南方人才担任官职，获得忽必烈的首肯。北方儒臣也注意到皇帝似乎对南方儒士有浓厚兴趣，并有了相应的反制举动，如王恽在同一年上书举荐之前因事罢职的前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前中书左丞张文谦、前安西王府王相商挺、秘书监焦仲益等四人，并表示任用这类老臣要比“求访疏远”更有利于政务大局(15)，这显然有针对程钜夫建议的意味。

至元二十二年，因为任用北方汉人官员卢世荣理财失败，皇帝对北方儒臣和财政专家极为失望，有意任用江南人才，曾多次在和朝臣谈话时强调朝中应该任用江南人才，可是没有得到蒙古权贵和汉人儒臣的充分重视。程钜夫揣摩皇帝的心思，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初又接连上奏《学校》《好人》《公选》等奏疏，指出朝中、地方上南方官员寥寥无几的现状，请求忽必烈并用南北人才，再次获得了忽必烈的首肯。程钜夫还自告奋勇说自己愿意到南方搜访“好秀才”。

这年二月，程钜夫上奏说中书省、翰林院都有南方儒臣任职，但是御史台、各道提刑按察司中还没有南士，建议起用熟悉江南民情风俗的南方人才，有助于监察官员行政，稳定江南局面。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构，下设台院、殿中司和察院，负责劝谏皇帝为政得失，纠察官员行政。其中的高级职位如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一般是蒙古人、色目人，七品的监察御史则有很多汉人，至元五年刚建立御史台时12名监察御史全是汉人，至元十九年以后32名监察御史中一半汉人、一半蒙古人。在地方，至元十四年设立的江南行御史台中最初10名监察御史全是北方汉人，后来改成28个名额，一半是汉人，一半是蒙古人、色目人。朝廷在路、府、州、县衙门之上设置了行省、宣慰司、提刑按察司，每个道的提刑按察司负责监督所辖路、府、州、县官吏，设有三品的按察司使、四品的副使、五品的佥事各二人，主要纠察各地官吏的举措、刑罚是否得当，是否有贪赃枉法行为，还可以保举贤能人才。

皇帝觉得程钜夫的建议很有道理，当即吩咐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尔执行，玉昔帖木尔回答说“我们会选择贤者的名字报上来”。皇帝反驳说：“你们那里当官的汉人难道个个都是‘贤者’吗？！”显然他对朝中的“汉人”有看法，急切想要任用南人。御史台见皇帝这样心急，这才任命了两名南士担任监察御史。

御史台官员说他们对南方人才缺乏了解，请求派遣程钜夫去寻访“公洁知名之士”充当按察司官员。于是，皇帝派遣程钜夫以嘉议大夫、侍御史兼任江南行御史台事的身份到江南搜访“遗逸”。之前皇帝诏令都是用蒙古文字，此次为了郑重其事，皇帝特命到江南搜访遗逸的诏令用汉字书写，还叮嘱程钜夫一定要把赵宋宗室子弟赵孟藡（dí）和有名的儒士叶李两人召来。

赵孟藡在南宋末年曾任知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县），把废坏的寺庙田产整理成为学校的田产，文天祥曾撰文称赞此事，忽必烈或许曾从哪位官员那里听说过这个名字。杭州文士叶李是南宋末期国子监的学生，他当年率领同学公开上书，指责权倾一时的宰相贾似道“变乱纪纲，毒害生灵”，引起朝野关注。后来贾似道便唆使党羽临安府尹刘良贵罗织罪名，以叶李用金粉装饰书斋匾额这件违反礼制的小事为由，把叶李流放到福建漳州，贾似道倒台后他才回到家乡。

宋亡后叶李隐居在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抚司、行御史台的官员几次推荐他担任苏、杭、常等郡儒学教授，他都拒绝任职。至元十四年（1277）御史大夫相威举荐叶李。忽必烈以前就听过叶李指斥贾似道的文章，十分赞赏他的观点，看到这个名字后立即任命他为从五品的奉训大夫、浙西道儒学提举。前去任命的使者除了携带诏书，还附有丞相安童写给叶李的信，提及皇帝也知道他在宋朝忠言直谏的旧事，希望他出仕报答皇帝的殊遇之恩，叶李就出任了这一官职。当江南地区的士人普遍怀着“遗民”心态观望政局、隐遁不出时，叶李是率先出仕的江南士人代表，想必曾因此面对相当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程钜夫带着圣旨和随从由大都出发，四月抵达杭州。不知道为何，他并没有找到赵孟藡，或许他已经病故了，或许他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程钜夫就劝说叶李和另一位隐居华亭的南宋太学生王泰来两人赴京。叶李和王泰来到大都后，忽必烈命集贤大学士阿剌浑萨里把他们安置于集贤院中，过了几天在宫中的披香殿召见他们，咨询关于治国安邦的道理。叶李讲述了历代帝王得失成败的原因，忽必烈连连点头称是，让他们每五天入宫议事一次，此后经常在罢朝之后另召他们议事。可是王泰来有点书生意气，他和叶李讨论问题时一言不合，就坚决辞谢回到了杭州，隐居终老。

程钜夫在江南各地拜会官员、走访儒士了解人才的情况，在江南士人中引起好几个月的情绪骚动。可能是为了应对此事，曾任南宋义乌县令的金华浦江县遗民吴渭发起成立月泉吟社，约请知名文人方凤、谢翱、吴思齐作为考官，在十月发起有奖征诗活动，广泛号召江南文人就“春日田园杂兴”创作同题诗歌，隐隐含有鼓励江南士人安于隐居的意思。这次征文持续了两个多月，到次年正月一共征集到2735首诗歌，选出280首列出名次，其中60首刻印为《月泉吟社》文集。从获得第一名的罗公福的诗可以看出，评委侧重表彰隐士精神，颇有劝谏江南士人莫要动心的意味(16)：

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

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

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

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这个“罗公福”实际上是定居杭州的福建士人连文凤的化名。十年前的二月二十八日，元军占据临安后逼迫南宋太学生北上去大都。三衢太学生徐应镳决定以身殉国，他写了一篇文字到岳飞祠中祭告，然后带着三个儿女一起跳井自杀，仆人捞出他们的尸体安葬在西湖边的金牛寺中。为了振奋江南士人的心气，连文凤和当年的太学同学刘汝钧、林景熙、何梦桂等50余人发起了祭奠徐应镳的活动，把徐氏父子的遗骨移葬到南山的栖云寺后，给徐应镳私谥“正节先生”。这次祭奠活动，可能也有激励江南士人拒绝元朝廷笼络的意味。

程钜夫通过自己考察、地方官员的推荐，约在十月大致确定了赵孟頫等“至诚无伪、以公灭私、明达治体、可胜大任之才”(17)的30人的名单，然后发公文到郡县，让官吏携带公文到这些人家中通知，如果愿意应召，就给予钱财、发给文书，可以依托官方的驿站系统进京。

上述30人背景各异，一类是宋亡以后隐居的南宋进士、官员，如宝祐四年（1256）进士谢枋得，咸淳元年（1265）进士何梦桂，咸淳四年（1268）进士孙潼发、曾子良都是这种情况，这四人接到了官府发来的文书后，仍然以各种理由拒绝应召上京；一类是已经出仕元朝但是任满闲居或者官职低微的，如曾任浙东道宣慰副使的杨必大、时任杭州路儒学提举的范晞文、杭州路儒学教授的张伯淳等就是这种情况；一类是赵孟頫这样在南宋、元朝都没有任官，但在地方有一定知名度的士人。

一些人以各种理由拒绝应征，比如东阳县有一位赵氏宗室子弟赵若恢得到举荐后对官员说自己身体有病，又说就算尧、舜那样的圣人统治的时期，也允许巢父和许由这样的隐士在民间，请官府允许自己当个隐士，程钜夫就没有强迫他(18)。赵若恢是宋度宗咸淳元年进士，他比赵孟頫至少大十岁，声望也要比赵孟頫高。

程钜夫可能曾从朝廷官员夹谷之奇、张孔孙口中听说过与他们有交往的赵孟頫之名，也有可能是赵孟頫的五姐夫张伯淳等人谈及赵孟頫，更有可能是没有办法把名望更高的赵孟藡、赵若恢请去京城，程钜夫只好退而求其次，把赵孟頫这位赵氏王孙列在北上人才名单的首位。他知道，皇帝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显示自己对南士的态度。

程钜夫个人最想举荐的人其实是江西抚州的老同学吴澄。吴澄是朱熹三传弟子程若庸的弟子，学问精深，十九岁就作《道统图》并序，以传承发扬程朱理学自诩，之后又注释《孝经》，可谓年轻一代儒士中的佼佼者。三十七岁的吴澄却不理会老同学的好意，再三声称母亲年老，无人奉养，不愿意应召。最后程钜夫劝他，即使不肯出仕，也可以借此机会和自己一起北上游览中原山川。此前因为南宋和北方的金、元长期对峙，江南文人对北方了解很少，有机会去游览的确是难得的经历。吴澄对此确有兴趣，便答应与程钜夫同行。

赵孟頫收到征召的公文以后在杭州与程钜夫见面，按照习惯谦虚地表示辞谢，可是他的口气并不坚决，一来二去，最后还是答应出这一趟远门，约好在江淮行省官署所在的扬州会合后一起北上。一些亲密的朋友问起他应召北上的事，他就以“应酬失宜”为由推脱，显得自己好像是被官府勉强才不得不去的（参P96）。

对于赵孟頫应召北上，他吴兴、杭州的亲友在背后有许多议论，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如杭州著名文人方回写的赠别诗《送赵子昂孟頫》就非常功利地预祝他能够当大官：

文赋早知名，君今陆士衡。真能辨龙鲊，未可忘莼羹。

剩喜修途辟，深防俗目惊。时闻黄耳信，缓步取公卿。

方回本人因为在宋末投降元朝，所以在遗民圈中名声不佳，他可能并不在乎新朝旧朝之别。

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底，赵孟頫从家乡湖州坐船出发，先去了一趟杭州，然后沿着运河从杭州北上。他带着官府的文书，一路都能得到官方驿站的招待，比如可以在丹阳县的云阳驿休息一两天。这里有驿馆27间，驿站人员负责供应饮食、灯油、柴炭之类。第二天行船可以抵达长江南岸的镇江，这里的丹阳驿规模庞大，馆舍多达109间，可以容纳几十位官员以及他们的随从暂住和换乘。陆路来的客人在西侧馆舍休息，赵孟頫这样乘船而来的人在码头停靠后可以去东侧馆舍休息。

从这里渡过长江就到了扬州的驿站，在这里赵孟頫与程钜夫、吴澄等人会合，分乘几条船北上。众人一路谈经论学，写诗品文，倒也不是太寂寞。应征的其他人才分了几批北上，如湖州安吉县的凌时中、张伯淳等都是分别北上的。

一路上吴澄和赵孟頫挺谈得来，吴澄熟悉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而赵孟頫正在写作《书今古文集注》，对儒家经书、礼仪文献很熟悉，而且他对乐、琴颇有研究，也是赋诗、书法的高手。两人一路上经常交流，赵孟頫在言谈中十分推崇四明文人戴表元，让吴澄也有了深刻印象。在吴澄眼中，赵孟頫的外貌是“玉色天人表”，言谈风度类似李白，而学问气质犹如南宋初期名儒张栻，可谓超出众人的“异材”(19)。

在路上，赵孟頫也对比自己大五岁的程钜夫有了更多了解。程钜夫是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县）人，小时候过继给叔叔程飞卿为嗣子。他的家族是儒学世家，叔祖程若庸是南宋末年名儒，曾在临汝书院指点吴澄，因此程钜夫和吴澄算是同窗。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宋时，担任建昌军通判的程飞卿献城降元，把二十七岁的程钜夫送到大都作人质，他则被授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的闲散官职，实际是在宫中充当侍卫。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召见程钜夫时，问他觉得南宋宰相贾似道是怎样的人，程钜夫说得头头是道，观点新颖。他书写的笔札条理贯通、文字俊秀，忽必烈十分欣赏，对近臣说我看这个人的相貌就应该是显贵之人(20)，听其言论的确有见识，让他担任武职没有发挥所长，可以安排到翰林院去。此后程钜夫历任应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秘书监少监、翰林集贤直学士兼领会同馆事，是忽必烈颇为赏识的南人官员。

程钜夫自认是南方来的“疏远之臣”(21)，不像蒙古贵族、色目近臣、汉人儒臣那样在朝中根深蒂固，因此他在官场外圆内方，比较谦退温和，注意和北方儒臣维护关系，常常向爱好经史诗文的翰林学士承旨王磐、枢密副使商挺请教，也与翰林国史院同僚王恽、阎复、王构等人有诗文往来。程钜夫学问渊博，言谈洒脱，又颇受忽必烈看重，人们也乐于和他交往。他也经常和服务皇太子真金的詹事府官员宋衜（dào）、不忽木等人交流，其中不忽木是汉化较深的康里贵族，从小入侍宫中，很受忽必烈信任。

程钜夫、吴澄、赵孟頫等人如果夏秋时北上，应走漕运的路线，交替走运河、陆路前往大都(22)，可现在是冬季，沿着运河走到淮安后就要沿驿道骑马前进，陆续经过桃源、崔镇驿、宿迁、邳州、徐州、彭城、藤山、沛县、固陵、鱼台、潭口、新济州、汶阳、郓州、东平、东阿、高唐州、博州、陵州、献州、滹沱河、河间、保州、涿州、涿鹿、白沟河等地北上(23)。一些陆路紧靠着运河，路上铺着石头，两边栽种着杨柳，可是冬季越往北越冷，树木都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风景。

是陆路、运河、海洋构成的交通网络，把这个北到阴山，西到新疆戈壁，东到辽东，南到海南的庞大王朝联系在一起。朝廷在水陆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陆有马站，水有水站，沿海码头建有海站，全国共有1400个驿站，配备了5万匹马、6700匹骡、1400头牛、4000辆车和近6000条船(24)，全国有大约30万“站户”负责为驿站提供各种物资和服务。许多乡村和渡口还设置村店供来往的商旅住宿，官府会专门派人保护过往旅客的安全。陆路上大约每隔一百里就有一个驿站，陆路两边栽种着榆树或者柳树、槐树，官府每年九月组织人清理整修道路、堤岸、桥梁。

在官道上，每隔十几里、二十几里还设有“急递铺”负责传送官府文书，每个铺中设有5名“铺卒”，他们接到文书以后就要上马骑行传递给下一个急递铺，身上还挂着铃铛一路发出声响以提醒人们让路，据说公文一昼夜就可以传送到四百里外的地方，紧急公文则要一日传达五百里。

程钜夫说皇帝每年三月初就要去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上都镇）避暑和巡视，他们需要在那之前赶到大都朝见皇帝，所以他们一行走得很快。按照驿站管理规定，他们本可以在每个驿站休息两天，这样还可以顺便去周围游览。可是为了赶时间，如果没有刮大风或下雪，他们只在每个驿站休息一晚就出发。驿站对携带令旨来往的官员有固定的招待标准，像程钜夫这样的“正使”按照每天一升米、一斤面、一斤羊肉、一升酒、一束柴的标准供应，而他的随从只能得到米粥，没有肉和酒。应征的士人自然和程钜夫的待遇一样，所以沿途他们可以喝酒吃肉。可是大家毕竟都是士人，而且又都是应召北上，心中难免有点忐忑，没有人敢嬉闹放纵。

在驿舍中，赵孟頫经常能看到军官、官吏、僧人、道士和西域商人的身影。军官受到特别的优待，驿站需要每天供应万户长三瓶酒，千户长两瓶酒，百户长一瓶酒，所以经常能听到军人饮宴的喧闹声音。按规定只有手持皇帝的圣旨、金字圆符或者诸王、公主、驸马的银字圆符传递重要军事、公事文件之人才能使用驿站，可实际上许多贵族侍从、僧道、商人都找门路获得上述凭证，享受驿站的免费招待。比如一些西域商人是受皇室、诸王﹑公主委托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斡脱”（ortaq，意为合伙），权贵提供本银，委托他们放高利贷或者远距离贩卖珍贵货物。这些官商手持皇帝圣旨、诸王令旨，不仅可以减免货物课税，还能免费获得驿站招待。向这些高利贷商人借款的利息十分高，以复利计算的“羊羔利”更是惊人，造成很多民众甚至官员因为还不起债务而破产，甚至有人为此典当妻女，朝廷不得不规定“羊羔利”的利息不得超过本金的100%。

让赵孟頫感到震惊的是，过了淮河，沿路北方村镇看上去都十分凋落，人烟稀少，即使靠近城镇也很少看到人家，许多县城的人口还没有江南镇子上的人多。这些地方都曾在蒙、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整个河南行省的人口才80万户，山西、河北加上山东这一大片朝廷称为“腹里”的地带的总人口也只有135万户，还不到江浙行省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方的粮食出产那么少。如今朝廷每年都要从长江以南的三个行省调运大批税粮供应大都、上都所需，每年大都耗费约100万石粮食，上都耗费约50万石，如果发生战争或者重大水旱灾害，那就需要更多的粮食，这些漕粮大多都是靠海运北上，还有一部分靠运河船运和陆地交替转运北上。

赵孟頫等人走了一个多月，直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中旬才靠近大都。这时，路上的马车、蒙古人驾着的勒勒车（大轱辘车）、骆驼、骑兵、步行的民众越来越多，沿途有不少招待商旅住宿的旅店，每个旅店分别接待不同国度的商旅，还有装载着许多货物的骆驼进进出出，许多包着头巾的胡商在呼朋唤友喝酒吃饭。沿途许多人家都饲养马、骆驼，大多都是朝廷让民众代官府饲养的，名义上官府应该发给他们补助，实际上常常不发，成了民众的沉重负担。如果这些马、骆驼不慎病死的话，饲养者还要赔钱给官府。

过了卢沟桥，就靠近了燕京旧城。这是金朝的中都，如今依旧人烟密集，有62个坊，街道上有许多酒馆、商店，人来人往。颇为热闹。原来的金朝皇宫经历了火灾、战争破坏，只剩下一处处残垣断壁，长满了荒草，许多官署也已经搬迁到大都，空留下一片废墟。忽必烈当年来燕京时觉得城中的宫殿太破败，就住在燕京北城墙之外的金帝离宫“大宁宫”。他最喜欢湖泊中的琼华岛，让人整修了岛上的广寒殿，最喜欢在那里饮酒待客。

鉴于燕京的宫殿无法使用，城内的水源也不足，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决定以大宁宫为中心营造一座新都城，让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政事刘秉忠担任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阿拉伯人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从至元四年到至元二十二年，历时十八年营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市(25)。仅仅为了安装城门的大门，就征发了3000人砍伐蔚州等地的大树(26)。蒙古、汉人叫它“大都”，西域的商人、僧人把这里称作忽必烈薛禅可汗的“汉八里”（Khanbaliq），即“大汗之城”。这座城市方圆六十里，虽然没有方圆一百六十里的杭州大，却是北方最大的城市。

穿过燕京旧城就能看到大都高耸的城墙，墙下围绕着凹陷的城壕，高耸的夯土城墙高16米，下部基础宽24米，城墙上宽8米，两辆马车可以在上面并排奔跑。城墙下面散落着许多芦苇垛，这是因为城墙都是用夯土修筑的，连日下雨后容易渗水崩塌。有个官员提议把芦苇编织起来，一排排从下到上把城墙盖起来，如同厚衣服一样将其包裹住，这样雨水就顺着外侧的芦苇流走，不会直接冲刷里面的夯土了。所以大都官府就在南城墙文明门外五里设立了“苇场”，每年大量收购芦苇，征用民夫编织这种防雨设施。

大都的城墙上开了11座城门，东部分别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部分别是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西部分别是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北部是建德门、安贞门。北墙之所以只有两个门，据说是刘秉忠的主意，以南、东、西三墙各三门象征哪吒的三头和六臂，北二门则象征他的两足(27)。每个门设有主管钥匙和大门开闭的“门尉”，都是由大都留守司派出的皇帝近卫军怯薛成员轮流担任，是正六品官员，比一般的县令的品级还要高。晚上一更三刻后城门关闭禁止出入，到早上五更三刻才允许通行。

他们从南面的文明门进入，立即看到了一条笔直开阔的大街，大街两侧有露天的石砌排水渠。大都有着比杭州更加整齐的布局，城里分成了50个坊，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社稷坛于至元三十年才修建），有九经九纬的街道和纵街横巷制的街网布局，很容易就可以熟悉它的结构。9条南北向的大街，9条东西向的大街构成了城内的主要交通线路，每条大街宽24步（古代1步约为1米），其他小街道、胡同分别有12步、6步宽。

大都的中心是俗称“鼓楼”的齐政楼(28)东侧的中心台，那里立有刻着“中心之台”四个大字的石碑，代表这里是京城的中心。鼓楼上设有铜壶滴漏显示时间，白天每到固定时刻就有值班的人敲鼓报时。鼓楼北边还有一座高耸的三层建筑“钟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三更时第三次钟响，这以后就有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禁止人们在街上行走或者出门(29)，除非遇有紧急军政事务或有孕妇分娩、生急病需请医生这类事才可以提着灯笼上街。

大都城内的核心是周长二十里的皇城，高高的萧墙周围栽种了许多柳树，城墙上开设着红色的大门，红门里面生活着皇室和一千多名宫女、一千多名宦官。在皇城的东门“东华门”外设有主管军政的枢密院官署，皇城南门“灵星门”和大都南门“丽正门”之间的“千步廊”东侧的五云坊正在修建一系列新的官署，即将成为权臣桑哥领导的尚书省的办公场所。这两个官署如此靠近皇城，显然是皇帝最为重视的衙门。在皇城城墙和大都城墙之间还分布着许多衙门的官署，如北部的钟楼街西凤池坊北，是主管全国行政的中书省官署以及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蒙古国子监、大都路都总管府等官署。大都路都总管府负责管理大都所属地区的民政，管理大都城区（设左、右两个警巡院）、燕京旧城（设南城警巡院）、6个县和10个州。

赵孟頫看到大都街道两侧常有空地或者堆放着砖瓦一类建筑材料。这是因为至元二十二年（1285）新城建成后，皇帝下诏允许旧城（燕京）居民迁入城内，每一家都只能固定购买8亩地修建自己的房舍，有钱人、官员可以优先购买，所以这两年有许多工匠都在城里修建房舍。因为冬季寒冷，工匠停工了两三个月，现在天气转暖，工地上又有了工匠的身影，即将变得热闹起来。

这就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天赵孟頫看到的大都，和燕京旧城加起来一共约有10万户人家，50万人口，是淮河以北唯一人口超过10万户的大城市，它完全是因为最高统治者在这里而快速繁荣起来的。城市里有许多异域面孔，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天竺人、犹太人和欧洲来的白皮肤的西洋人，有僧人、道士、吐蕃僧人、穆斯林、犹太教徒、聂思脱里教徒、罗马天主教徒、摩尼教徒，以及从草原和森林来的各路萨满；有来朝拜皇帝和王侯权贵的使节，有来做生意的商人，有各地来的官吏，有进入府邸的随从仆人。

这座城里至少还生活着数千名江南来的人。十一年前南宋皇帝赵㬎（xiǎn）投降后有一千多名官员、侍从、宫女随从北上，到京城后一千多宫女都被忽必烈下旨许配给了京城的工匠。前年又迁移来800户江南乐工服务宫廷。另外元军将士当年也从江南抢掠了不少人当奴婢，还有许多南方的穷人子女被贩卖给京城富贵人家当奴婢，所以京城中常能见到江南口音的人。

程钜夫带南士入住集贤院的官方旅社“会同馆”，那里已经住了一些到这里的应征者，比如湖州安吉县人凌时中之前任建昌路（今江西南城）司狱，如今被举荐入京看能否授予新职，他比赵孟頫小六岁，此前并不认识。

会同馆中经常有在京办事的道士住宿，让赵孟頫感到新奇。集贤院是唐朝开元年间创立的朝廷机构，主要负责整理经籍、求访人才。但是元朝的集贤院比较特殊，还负责提调学校，管理道教、阴阳、祭祀、占卜事宜，所以这里经常有道士、阴阳术士出入。赵孟頫在会同馆中认识了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来的道士罗法师，后来还应他之请撰写了《九宫山重建钦天瑞庆宫记》。元朝皇帝、后妃大多信仰佛教、道教，经常召僧人、道士进京，也有许多僧道前来大都找门路寻求赐号、赐袈裟等好处，这位罗法师就是其中一员。

有集贤院的官员来教导赵孟頫文士觐见皇帝的礼仪，比如要称呼皇帝为“圣上”之类。程钜夫则回家去撰写向皇帝呈交的报告。这一时期所有官员的上书都必须用“国语”即蒙古文，需要先写出汉文草稿，然后让译员翻译成蒙古文上奏。程钜夫之前答应吴澄不把他的名字列入奏章推荐，但到了京城后，他反复思考，觉得吴澄人才难得，于是违背诺言，把吴澄的名字也写入了奏章中。吴澄知道此事后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坚决推辞朝见皇帝，等于放弃了这次当官的机会。但是他也没有立即离开大都，而是暂住下来和这里的儒臣、学者进行交流。

程钜夫最后向皇帝推荐的22人中，约一半人没有答应出仕或者没有被授予官职，有8位被荐前已经出仕元朝的南士被授予了新的官职，其中余恁、张伯淳、凌时中、胡梦魁、曾冲子、范晞文等6人出任各道提刑按察司官职，如四品的按察司副使、五品的佥事、八品的知事一类佐贰官和幕职官，还有几个人担任了儒学提举这样的学官。凌时中被委任为福建廉访经历，赵孟頫在他离开时写了赠别的序文。

这一批人中，时年三十三岁的赵孟頫算是相对年轻的，除凌时中外，其他人都比他年长，而且其他人要么是南宋的进士、官员，要么已经出仕元朝为官，论为官的资历都要比他长，名声也比他大，但是许多人获得的获得的官职却没有赵孟頫高。最显著的对比是，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张伯淳比赵孟頫大十二岁，是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娶了赵孟頫的五姐为妻，至元二十三年（1286）就被荐为杭州路儒学教授，这次仅仅改任浙东提刑按察司知事，是八品幕官而已。而赵孟頫不仅留在了大都，几个月后还被授予从五品的兵部郎中一职。即使在南宋时，科考中高中状元、榜眼、探花也仅仅被授予六七品的官位而已。而忽必烈对赵孟頫另眼相看，把还是平民的赵孟頫一下就提拔为从五品的中层官员。

拔擢赵孟頫，不仅有忽必烈赏识赵孟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有南方来的赵宋宗室子弟这个身份，任用他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连江南的赵氏子弟都应召入朝为官，既可以象征自己的统治之清明，也代表自己对南方士人大力奖掖、使用的姿态。

最开始一个多月，皇帝每隔几天就召赵孟頫入宫侍从，这使他对皇城的格局也就有了一定了解。皇城中的建筑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位于皇城东部的“宫城”。这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地方，有长方形的砖墙包围，周长九里三十步。这里主要包括两组建筑群，即皇帝居住和朝会的大明殿建筑群，皇后和妃嫔居住的延春殿建筑群（在今景山下）。修建这些宫殿的木材有些来自汴梁，有些来自高丽，都是从遥远的地方海运、陆运而来。大内的各个主要宫殿正好位于大都南北中轴线上，象征皇帝居中统治天下。大明殿是举行大朝会、大宴会、大典礼的场所，每年元旦皇帝在这里举行大朝会，与群臣一起观赏歌舞表演。大明殿后有柱廊相连的寝宫、东西侧殿等建筑。大明殿中并列摆放着皇帝、皇后的御座，两侧依次是宗王、近侍、百官的座位。皇帝也经常在延春阁举行招待宗亲、亲信重臣的宴会，常常大肆赏赐与会的亲贵。这里面还有称为“茶迭儿”的蒙古帐殿，皇帝也经常在这里召见臣僚。

第二部分是位于皇城中部的太液池（今北海、中海）御苑。这是皇室游览的宫苑，池中栽种了许多荷花。太液池中有两座小岛，北面的琼华岛上有一座小山万寿山，山顶修建了广寒殿，山腰有座仁智殿，这是皇帝喜欢的休闲和办公地点；南面的小岛叫“瀛洲”（位于今北海公园团城），上面修建有仪天殿。琼华岛和瀛洲之间有200余尺的白玉石桥连接，瀛洲的东西两侧有木桥连接两岸陆地，可以走过去参观东岸饲养各种珍禽异兽的“灵圃”等处。周边的园林和宫殿采用了新的技术和装饰元素，比如在水池中修建石制平台设置凉亭和宫殿，这是西亚、中亚的园林建筑形式，御苑、太子宫中的“水心亭”或“水心殿”或许也是西域工匠设计的异域风格建筑(30)。

第三部分是皇城西部的太子府(31)，这组建筑群和宫城隔着太液池相对，有小桥通向御苑。

赵孟頫入宫一般是从皇城南墙的正门“棂星门”进入，走入里面数十步就是金水河，两岸栽种着高大的柳树，河上有三座白石桥，栏杆上都雕琢着龙凤祥云的图案。过桥不远处就是宫城的正门“崇天门”，进去以后就是一座广场，中央的白石台基上矗立的大明殿是宫城中最壮丽豪华的建筑，殿前的台基上铺着沙土，栽种着蒙古草原移植来的“莎草”，忽必烈以此提醒自己的子孙不要忘记祖宗创业之难和发源之地，人们称之为“誓俭草”。大明殿中并列放着皇帝的七宝云龙御榻和皇后的座榻，在重大节庆，皇帝会和皇后一起接受朝臣的朝拜。御榻下首两侧摆放着能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大酒瓮和乐器等。

那座金色的七宝灯漏高一丈七寸，是心灵手巧的太史令郭守敬制作的，内有水流转动机械，小门内藏有12个小木偶雕刻的神像，手中拿着自己的时辰牌子。每到一个时辰就有举着该时辰牌子的小木偶从小门中伸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小木偶人手指门口刻画着的对应时辰标记，让来拜见皇帝的人都觉得十分神奇。

皇帝也常在琼华岛的宫殿召见赵孟頫等人，太液池周边都栽种着柳树、杨树，万寿山上也种满了绿色的树木，只露出山顶金碧辉煌的广寒殿，远远望去，犹如水中的蓬莱仙岛。皇帝是著名的好酒者，广寒殿中放着一个巨大的渎山大玉海，重达7000多斤，可贮酒30余石。这个大酒器的材质黑中带白，工匠顺着白色部分雕刻出鱼、兽的样子，好像它们出没在幽暗的波涛之中。皇帝常去的宫殿中都摆着体量可观的装酒器具“酒海”，有金子做的、银子做的、玉石做的。每当皇帝高兴的时候，他就赏赐大臣、使者和自己一起喝酒。他最喜欢喝马奶酒和葡萄酒，也经常喝黄酒、阿剌吉酒，还喜欢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虎骨酒、枸杞酒、地黄酒、五加皮酒、羊羔酒等。阿剌吉酒是从西部遥远地方传来的做法，用一种容器把已经酿好的葡萄酒等酒水蒸馏，取得蒸腾出来的白色“酒露”，滋味干辣，很容易把人喝醉。这种酒在江南比较少见，可是大都有不少贵族喜欢它的滋味。

因为经常需要骑马出行，赵孟頫也换上了蒙古人的穿着质孙服（一色衣），这是一种上衣紧窄，下裳较短，适合骑马的服装，皇帝常常把这种服饰赏赐给臣僚。穿了质孙服，在外面还要穿保暖的皮衣、戴皮帽，这样才能抵挡大都的寒风。在驿舍和皇宫奔走之余，赵孟頫写了两首诗《初至都下即事》记述自己这一段的见闻和感想：

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

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

尽日车尘马足间，偶来临水照愁颜。

故乡兄弟应相忆，同看溪南柳外山。

赵孟頫感慨自己这样一个落魄文人，如今终于抵达了都城，见识了传说中天帝住的“钧天”（实际指皇帝的宫殿）。他还在诗下注明“北方谓水泊为海子”，这是他的诗中第一次提及异族词汇，想必他也经常到城内西北部的海子那里游览，湖水、柳树让他联想到湖州的水，心里感到亲切。在这里他孤身一人，也时常怀想在家乡的亲友，想起了南方的春天。赵孟頫性格温和，并不是那种决绝于立功立言之人，即使在得意之时也常常想要回到家乡，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去。

在大都至少还生活着他的四个赵氏宗室亲戚：瀛国公赵㬎、平原郡公赵与芮和其子赵孟桂、翰林直学士赵与，可是他们都是敏感人物，大概彼此都不敢来往，只能在朝会这类公开场合长揖致意、寒暄几句而已，否则容易被人诬陷、罗织各种罪名。时不时就有朝廷官员提议要把江南的赵氏宗室全部迁移到北方加强控制，因此他们家族常常面临危险的命运。

南宋的末代皇帝赵㬎如今是瀛国公，这是大都官场之人都要小心翼翼对待的特殊角色。至元十三年（1276）他和其他皇室成员、宫女、内侍、乐官、大臣、太学生等上千人一起被押解到了大都，赵㬎被封为公爵，从此便深居简出，怕惹来麻烦。至元十九年处死文天祥的同一日，忽必烈派人押送赵㬎、全太后、王昭仪等南宋皇室人员以及宗室赵与、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去上都。他们随着蒙古部落的牧群一路西行到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天山（今祁连山）等处，经历了风霜雨雪，至元二十二年才被允许回到大都。赵㬎当然不能表现出关心政事，日常阅读的都是佛经，显示自己无意天下得失。他已经把大部分资产都献给了大元的皇后、太子，只保留了少数私人财产和360顷田地。

赵孟頫刚进京没几天就听说平原郡公赵与芮去世了，享年八十岁，忽必烈令赵与芮的儿子赵孟桂承袭了爵位(32)。赵与芮是宋理宗的亲弟弟，宋理宗自己的儿子早夭，就把赵与芮的儿子赵禥收为继嗣，即后来的宋度宗，宋度宗生下了南宋的最后一任皇帝赵㬎。赵与芮实际上是赵㬎的亲爷爷，在南宋末年极受尊崇，被封为“福王”。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灭亡后，赵与芮被押送到大都，封为平原郡公。赵与芮不仅是赵孟頫的宗室长辈，还和赵孟頫的父亲是连襟(33)，按礼节而言他应该要去郑重吊祭这位长辈，可是如今的情势下，平原郡公府上不敢大操大办。赵孟頫为了避嫌恐怕也不敢前去吊祭，只能装作不知道。只有汪元量这样如今担任翰林供奉这一闲散官职的南宋宫廷旧人，才敢写《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这等文字。

赵与从辈分上算是赵孟頫的族叔。他是南宋灭亡后伯颜推荐给皇帝的宋宗室贤才，应召到京师后上书建言十六事，请求对江南郡县轻征敛，至元十六年后任职翰林国史院，时任翰林直学士。至元十九年忽必烈一度担心局势不稳，派人把瀛国公赵㬎、赵与等在京的赵氏宗室流放到北方草原，只有赵与芮因为年老免于前往。赵㬎、赵与等人两年前才得到允许回大都。有这些切身经历的教训，他们在大都估计都格外谨慎，生怕有什么闲言碎语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听说，一些朝廷官员也对留在江南的赵氏宗室不放心，至元二十一年有人建议把赵宋宗室和出仕宋朝的高官迁徙到内地，皇帝没有听从。

这时候朝廷中出身江南的官员寥寥可数，至元十三年南宋灭亡之初，曾有几十名官员组成使团北上大都，也有一批官员随赵宋皇室来朝，只有几个人留在了大都为官，其他大多或者病亡，或者回家了，甚至还有人绝食而死。当年有99名南宋太学、武学、宗学的士子被押送到大都，很多人在路上病死，只有18人经过考核以后被委任为南方各州郡的儒学教授，其中包括两名赵氏宗室子弟赵希榛、赵孟镠(34)。

忽必烈在朝中任用了几名宋朝的进士官员，如浙江衢州人留梦炎、明州（今宁波）人谢昌元。留梦炎是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的状元，曾任南宋左丞相，至元十四年（1277）降元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时任吏部尚书。谢昌元也是淳祐四年进士，曾任将作少监。元军攻打明州时他与宋宗室、沿海制置使赵孟传一起投降，至元十四年到大都，先后担任殿中给事、礼部尚书，预议中书省事，忽必烈称他为“南儒”“谢秀才”。至元十三年，忽必烈还把投降的南宋驸马杨镇（字子仁，号中斋）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临安府安抚使，派他到杭州安抚人心。之后他在朝中担任了一段时间中书省参知政事、中书左丞，后去担任江西行省左丞。

可以说，朝中江南来的官员寥寥可数，远远比不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官员的数量。此时的忽必烈之所以想要任用一批南士为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朝中颇有势力的北方汉人儒臣不满。

第一，忽必烈对北方汉人儒臣有戒心，想让色目人、南士与他们互相制衡，从而强化蒙古贵族的统治。

从太祖成吉思汗开始，蒙元历代大汗习惯从自己家族的家臣和近身侍卫“怯薛”中选拔将领和官员，这也成为他的后代遵循的准则。可是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四五十年前从北方草原向南部金国统治的农业地区推进时，出于对金作战和统治占领区的需要，大汗们开始利用北方的汉族武将和文人儒臣治理华北、中原地区。他们在北方任命十多名归顺的地方武装头目为“汉军万户”分统诸路，这些人向蒙古统治者履行缴纳贡赋、把子女送到大汗处作为人质、按时入觐、奉命随蒙古军出征、接受蒙古“达鲁花赤”监督等条件，就可以自治所辖区域的军政钱谷事宜，并世袭其职，故称“世侯”。如史天泽家族、董文炳家族、张柔家族等都是汉军世侯。史天泽、董文炳曾在中央位居中书省右相、左相的高位。

忽必烈在当藩王时就积极接纳北方汉人儒士(35)，任用河北邢州（今邢台）的刘秉忠（1216－1274）、山西怀仁的赵璧（1220－1276）、河北邢台的张文谦（1216—1283）、山东东明的王鹗（1190—1273）、山西交城的张德辉（1195—1274）等为幕僚，经常与他们商议政事。忽必烈称他们为“秀才”，常常与他们讨论到深夜。宪宗蒙哥即位后，任命弟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驻帐于金莲川草原（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忽必烈又结识了北方世侯推荐的幕僚杨果、郝经、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旭用、徐世隆等汉人。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听从刘秉忠的建议设立中书省和宣抚司，上述“潜邸旧臣”都得到任用，预议朝政，如赵璧担任统领汉地政务的中枢“燕京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刘秉忠参与领导中书省政事，姚枢先后任大司农、中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杨果先后任北京宣抚使、参知政事。可以说，此时忽必烈在蒙古亲贵之外，对北方汉人将领、儒臣文官颇为信任，北方儒臣在行政系统中拥有很大实权。当然，北方汉人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如平章政事王文统就和许衡、姚枢、窦默在治国安邦的政策、学术上的观点有别，把后三者排挤到较为不重要的官职国子祭酒、大司农、翰林侍讲学士等职位上。

但是中统三年（1262）的李檀叛乱事件让忽必烈对汉人官僚有了猜疑。当时忽必烈正在北方与在漠北自立为大汗的弟弟阿里不哥相持不下，据守山东的汉军万户李檀乘机暗中联络南宋和其他北方万户发动武装叛乱，得到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蒙古语“daruqachi”的音译，意为镇守者）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的响应。几个月后李檀失败被杀，可后续影响深远。李檀和汉人文武官员有许多交往，他的亲家就是时任中书平章王文统。忽必烈诛杀了王文统之后，对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以及汉化很深的色目人廉希宪等人都产生了怀疑，在外地的商挺、赵良弼更是被紧急召回大都接受盘查。

此后几年忽必烈处心积虑限制、剥夺汉人世侯和儒臣的权力，一方面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的政策，削夺绝大多数汉人万户的兵权，消除世侯割据的隐患；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加紧培养和提拔蒙古、色目近臣办理政务，疏远汉人儒臣。此后皇帝对中书省宰执人员的任命上逐渐形成惯例：右丞相一员必由蒙古人担任；左丞相一员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其他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各两员，则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参用。其他机关大多也以蒙古人为长官，参用汉人、色目人，实际上是让色目人、汉人互相制衡，从而保证蒙古贵族的主导权。在地方，以前朝廷派驻各地的最高长官达鲁花赤除了蒙古人，也有汉人。为了防范和监督汉人、南人，忽必烈多次下诏强调监守郡县的达鲁花赤只能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可以担任总管，回回人可以担任同知，禁止让汉人、南人担任达鲁花赤一职。

第二，忽必烈觉得蒙古官员、北方汉人儒臣无法处理财政危机问题，想用色目人、南士解决这个难题。

朝廷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军费、宫廷花销、赏赐宗王和近臣、官僚薪酬等几个方面，许多花费都有很强的随意性，比如因为每一任大汗都必须得到诸王、驸马、功臣集会拥戴才能即位，所以大汗经常大量赏赐亲贵、臣僚。另外，皇帝、太子、太后大多信教，爱给寺庙道观赏赐大量钱财，这些都导致财政上经常左支右绌，只好不断增加纸钞发行量，这又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高涨，财政收支紧张。十多年来忽必烈一直希望能找到能干的大臣改善财政状况，可是之前两次尝试都草草落幕，让他心有不甘。

忽必烈理财最早依靠的是出生在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色目人阿合马。他本是察必皇后的陪嫁奴隶，忽必烈觉得他聪敏善言，擅长理财，中统三年（1262）任命他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主管财政赋税方面的事。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下旨设立尚书省，阿合马担任平章尚书省事，主持所有财政相关政务，果然让财政状况大有改观。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干脆把尚书省合并于中书省，阿合马担任中书平章政事，权力进一步扩大。两年后忽必烈把中书右丞相安童派到西北边境辅佐皇子守边，阿合马独揽大权，成了最得宠的权臣。此时唯有皇太子真金敢于抗衡阿合马，一些蒙古贵族和北方汉人儒臣也依靠真金对抗阿合马。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忽必烈和皇太子真金出巡上都时，阿合马留守大都。益都千户王著和一个姓高的和尚带领八十多人伪装成回京师参加佛事的皇太子及其部属，在东宫门前假传皇太子旨意召见中书省官员，当场击杀了阿合马和中书左丞郝祯。民间对阿合马都十分怨恨，他死了以后大都、燕京旧城的官员、市民都感到高兴，人们饮酒庆祝，三天内就把店铺的酒都买光了。忽必烈刚听说阿合马被杀大为震怒，当天就起驾赶回大都，命军队奔驰到大都把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都处死了。在后续的追查中，阿合马贪赃枉法的行为被揭发出来。忽必烈听说阿合马在民间名声极差，便利用这个死人的价值安抚民心，下令掘开阿合马的棺木，在通玄门外斩戮尸体，听任狗吃他的肉。阿合马的子侄也都被诛杀，家属和财产被没收。阿合马死后，亲近北方儒士的蒙古贵族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又大量起用北方汉儒，可是他们无法解决财政问题，让忽必烈更加厌恶北方儒臣，觉得他们对实际问题无能为力，只会以各种大道理劝谏皇帝。在一批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北方元老儒臣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去世后，忽必烈没有再提拔北方儒臣参与大政，御史台中16名汉人儒臣的名额也全部空缺，其他儒臣只能在不太重要的朝廷部门如翰林院、国子监任官，在润色典章、修撰国史、谏议、儒学教育方面发挥作用。

两年之后，忽必烈就开始第二轮理财尝试。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他罢免了和礼霍孙，重新起用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总制院使桑哥推荐的财政官员、河北大名人卢世荣为中书右丞，以卢世荣推荐的史枢为中书左丞，让他们上任“整治钞法”，就是解决滥发纸币导致的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问题。

可是卢世荣推出的增加金属货币和绫券流通量、强化铁器专卖、垄断对外贸易等措施没有立即见效，一些措施反倒引起非议，比如他增加赋税后要求各路官员自行承包解决税款，让在各地为官的蒙古、色目权贵和汉人官僚极为不满，民间也因为物价上涨怨声载道。仅仅半年后，监察御史陈天祥就上章弹劾卢世荣以前的贪污劣迹，指责他的财政政策没有效果。忽必烈也对卢世荣不满，命安童召集诸司官员、老臣、儒士与卢世荣对质，查出卢世荣犯的一些小错。可是忽必烈和众人却以此为由头强加了许多大罪名给卢世荣，几个月后就把他处死了。

阿合马、卢世荣仅仅是财政危机和权力博弈的替罪羊，他们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要么损害蒙古、汉人官僚的利益，要么影响民生和稳定，很容易被政敌抓到把柄、加以攻击，下场也都很悲惨。而且，卢世荣是河北人，也算是汉人一员，此事让忽必烈对北方的汉人儒臣和理财专家都感到失望，甚至对宰相安童说“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汝当尽心善治百姓，无使重困致乱，以为朕羞”(36)。

第三，皇太子真金之事让忽必烈对北方儒臣有了看法。

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一名江南行台御史上疏建议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并请南必皇后勿再干政。真金得知此事后甚为恐惧，让御史台把这道奏章截留，没有上报给皇帝。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听到风声后，以追查亏欠钱粮的名义请忽必烈下令收缴内外百司的档案，想从御史台档案中查找这份奏章。出自河北保定的儒臣尚文当时担任御史台都事，他深知关系重大，秘密藏起了这份奏章。答即古阿散上报此事，忽必烈大怒，命令大宗正薛尺玕前去索取该奏章。

尚文从阿合马案件的档案中找出答即古阿散的数十条罪状，急忙去见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尔，说这是坏人陷害太子、大臣的奸谋，应该先发制人，先去向皇帝指控答即古阿散的罪状，揭露他的险恶用心，于是玉昔帖木尔和右丞相安童一起去见皇帝呈报情况。忽必烈对让自己禅位的奏章果然十分震怒，可是冷静下来觉得自己确实已经年老，没必要对一向信任的太子大动肝火，反倒对答即古阿散的用心有了怀疑，不久之后以“奸赃”的罪名处死了他。这事让忽必烈对太子以及他亲近的北方儒臣心有芥蒂。皇太子忧惧之下生了一场大病，当年底就病逝了，终年四十三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至元二十三年（1286）忽必烈对任用南士之事格外上心。他觉得起用南士可以与色目人、汉人官僚彼此制衡，而且南士熟悉汉地情况，或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财、治理政策。敏感的程钜夫体察到忽必烈的用心，抓紧时间上书促成了去南方寻访人才之事。

就这样，赵孟頫被举荐来到了京城，见到了皇帝，从此人生的路径有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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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在帝王年号纪年后面标注了对应的公元纪年年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两者仅仅大致对应，因为通常帝王年号纪年的十二月对应的往往是公元纪年的下一年一月。书中的月、日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皆指当时通行的月、日而非公元纪年的月、日。

(2)忽必烈欣赏那些相貌突出之人，可是他大概只能听懂简单的汉语，不会书写汉字。他可能对赵孟頫的仪表的确比较欣赏，但是未必用了“神仙中人”这样的字眼称赞他，最多是赞美一句“一表人才”“好漂亮的秀才”这样的话而已。唐代笔记小说之后常用“神仙中人”形容人的外貌风度，黄庭坚在《题东坡字后》《题子瞻墨竹》中用此句形容苏东坡。最早用“神仙中人”形容赵孟頫的是鲜于枢（字伯几，一作伯机）在写给田衍的信中，见赵孟頫所撰《田氏贤母之碑》。苏东坡是南宋以后中国文化史中的偶像级人物，赵孟頫能和苏东坡一样，被人称为“神仙中人”，当然得意。赵孟頫死后，其家人请杨载撰写的《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则挪用于元世祖见到赵孟頫后的观感，明初宋濂等撰写《元史》中“赵孟頫传”时沿用了杨载的写法。

(3)（元）虞集．贺丞相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中统钞在中统元年（1260）首次发行73352锭，之后多年缓慢增长，至元十一年（1274）为24万锭，但是至元十三年暴增为接近142万锭。

(5)（元）余阙．杨君显民诗集序//张元济．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6)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6．

(7)至元二十七年（1290）统计当时全国有1319万户，58 834 711人，其中不包括云南行省和一些边远地区的人口，没有统计军户、僧道以及诸王封地中的“投下”人口数量，因此实际人口数量应该比统计数据稍多一些。其中江浙行省的人口数量达2873万，几乎占全国一半人口。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2-23．

(8)当时官员估计吏员出仕者约占官僚总数的85%，宿卫近臣出仕者占10%，儒者出仕占5%。（元）姚燧．送李茂卿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元朝先后设立了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岭北等10个行省，中书省则直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及内蒙古大部，称之为“腹里”。其中江浙、江西、湖广三个行省的税粮合计占全国一半，江浙行省的税粮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出产最多、经济最富庶的地区。

(10)（元）杨翮．送崇仁县尹陈子英之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在宋代科举制度引导、官学和私学发达、雕版印刷技术普及、图书市场发达等的合力之下，南宋中期参加科举或准备应举的读书人近百万，受科举影响受教育的人数当数倍于此，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5）：119-135．

(12)（元）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明）臧懋循．元曲选．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6：579．

(13)（宋）谢枋得．送方伯载圭三山序//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

(14)（宋）谢枋得．上丞相留忠斋书//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

(15)（元）王恽，杨亮，钟彦飞．王恽全集汇校：卷第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3734-3735．

(16)方勇．元初月泉吟社诗集版本考略：兼驳四库提要“节录之本”说．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17)（宋）谢枋得．上程雪楼御史书//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

(18)（清）王梓材，（清）冯云濠，沈芝盈，梁运华．宋元学案补：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2：3244-3245．

(19)（元）吴澄．别赵子昂序并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这是蒙古大汗的传统，成吉思汗当年选择护卫时的要求就是“有技能、身材好者”。忽必烈选人重视身材相貌。（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4015．

(21)程钜夫为燕公楠撰写的《资德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燕公神道碑铭》提及燕氏以“疏远”为由辞任中枢高官，程自己也以这个理由多次谢绝担任中书省官员。出处同注2。

(22)此时的漕运路线如果从扬州出发，沿着淮南运河到高邮、淮安，从准水转入黄河（当时黄河在淮水下游流入东海），逆流上行，可直达中栾旱站（今河南省封丘县黄河北岸）。到这里水路终止，沿着陆路向北行到淇门镇（今河南淇县南）的御河（今卫河），沿着水路向东北到达直沽（今天津市），再沿着河漕渠到达通州（在北京东郊）。因为这条路周折费时，至元十九年（1282）在济宁（治所任城）筑修堽城坝和金口坝引汶河、泗河之水汇于济宁，向南北分流，新开了一条二百多里的运河“济州河”，从济宁南的鲁桥与泗河相接，向北经济宁、南旺、开河、袁口至须城（东平县）安民山（今属梁山县）之南，这里是古济水与汶水汇合之处，向北即寿张县与东平县交界线上的大清河，到东阿县后大清河折向东北从利津入海。之后几年江浙漕船都是从济宁沿着济州河、大清河北上，从利津在海运抵达直沽。可几年后利津海口发生淤沙壅阻，漕船难以通行，只好在东阿鱼山转为陆运至临清，再装船由御河达直沽。东阿至临清二百里泥路在夏秋漕运时十分难走，至元二十年一度停止漕粮陆运，只用海运。至元二十六年（1289）和至元二十八年皇帝让人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才贯通了南起杭州、北至大都的大运河，从那以后江南的人可以乘船抵达大都。

(23)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279-313．

(24)袁冀．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243．

(25)元代大都南城墙在今北京东西长安街稍南，东西城墙即今北京东二环、西二环（明清的内城东西墙），北城墙在今北四环路土城遗址。

(26)（元）赵孟頫，钱伟强．赵孟頫集：卷第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206．

(27)元人传说大都“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哪吒）神三头六臂两足”。（元）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说郛本）．另外《辇下曲》所言“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那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元）张昱．可闲老人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今北京鼓楼位置。

(29)尽管对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到元朝并得到忽必烈的任用有争议，但是他的游记无疑记录了欧洲商人在上都、大都的见闻，有许多细节补充了中国史书的不足。（意）马可·波罗，鲁思梯谦．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97．

(30)（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之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256-257．

(31)太子府在元成宗时改名“隆福宫”，作为太后居所，元武宗时以隆福宫为皇太子居所，在隆福宫之北新修了兴圣宫作为太后居所。

(32)《元史》没有明确记载平原郡公赵与芮的逝世年月，但是记载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以赵与芮子孟桂袭平原郡公”可以推测他应该是在此时逝世，儿子才得以袭爵。

(33)陶渊旻．《宋故万一直阁李君圹志》考．东南文化，2013（5）：97-100．

(34)（南宋）周密，吴企明．　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173-174．

(35)之前窝阔台大汗也曾信重自己收养的弘州（今河北阳原县）汉人杨惟中，他和洛阳儒士姚枢（1203—1280）在1235年蒙古南征时就在枣阳、襄阳等地寻访儒、道、释、医、卜士各方面的人才，搜罗各种图书典籍尤其是二程、朱熹的道学著作送往燕京，还把赵复、河北肥乡人窦默（1196—1280）等儒士带到燕京，于1241年创办了官办的太极书院，请赵复、王粹等为师教授学生，还印刷各种经书，从此程朱理学得以在蒙古帝国统治的北方传播开来。许衡、姚枢、郝经、刘因等北方学者得以接触程朱之学。

(36)（明）宋濂，等．元史：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