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镇化与新常态：“社会”关系调整下的空间生产

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全国已有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和工作在城市；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意味着我国有超过8亿的城镇人口。可见，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走完其前半段，在接下来的后半程中，中国城市发展面对的关键问题和工作重心都将迎来新的变化和挑战。吴志强[1]在研究世界城镇化现象时指出（2020年SORSA论坛），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在迈入50%城镇化率时往往会经历一段低谷期并伴随着城市问题的出现。如英国自1851年城镇化率过半，当时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伦敦成为令人兴叹的“雾都”，马克思深刻批判了那时的英国资本主义；德国在1893年迈入这个城镇化率节点，并以粗制滥造和抄袭模仿的“德国生产”及其产品而闻名；美国在1918年城镇化率过半的前后几年，刚历经了旧金山的地震，还在纽约发生了制衣工厂烧死146位女工的惨剧；日本在1953年实现城镇化率超过50%，却因重化工业导致的污染问题创造了诸如“四日市哮喘”这样的公害病。他同时认为，我国需要通过“智力”创造来避免城镇化迈入人均GDP固化在一定水平（人均1万～1.8万美元）上不去的“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以来，我们最显著体会到的一些“城市病”离不开空气污染（雾霾）、房价上涨和交通拥堵，尽管不能将之与城镇化率进行简单的挂钩，但要解决和应对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新的城镇化和现代化途径与策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时，正式使用“新常态”一词来表述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即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三十多年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与之伴随的是急剧迅猛的城市空间增长与扩张，但当下的经济增速已经开始放缓，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增长方式开始转向“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来替代单一的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 [2]等新方向之下。2019年年底至2020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一些研究初步估计这将会冲击全球经济整体下滑约3个多百分点，也由此引发了有关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城乡规划方法[3]、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等一系列新的思考和反思。

城镇化新阶段、经济新常态、公共危机与公共治理，抑或其他揭示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各类事件，无疑都在影响着我们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知、空间权益的分配和空间发展的引导。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将“空间”引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尝试建立了一种基于“时间一空间一社会”的三元辩证法，他区分了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并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物，“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与社会形态演变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由此，空间生产理论将“社会”二字深入镌刻到城市空间之中，促使我们对城市空间的理解不再停留在传统的功能、尺度和美丑之上。

从当下的城镇化进程来看，我们的人口在城乡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城市中的一些“漂泊者”或“暂住者”——在媒体眼中，他们可能是居住在地下室的“鼠族”，可能是仰仗城中村或其他群租房的低租金的“蚁族”，可能是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候鸟族”——他们居住的空间非常不稳定且常常非正式，但他们又是对城市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不可或缺的城市成员，对城市的经济波动与变化反应敏感而又脆弱。因此，面对他们以及其他更多的社群，我们的城市空间到底要如何生产才能满足差异化的社会需求？或者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城市到底应该提供什么样属性的空间？这个问题或许很难简单地做出回答，但至少，城市空间似乎需要更加具有包容性、多元性、灵活性和正义性吧？

地瓜社区改造利用“地下空间”的初始阶段，便关注于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人群及其诉求，尝试通过空间生产来重塑社会关系。这从周子书老师2013年在国外求学时完成的毕业设计成果中可见一斑（参见本书第一章“地瓜前史”），他通过对租住地下室的流动人口的观察、沟通与协作，实现了契合他们诉求的地下的空间改造与空间生产。后续，周老师又通过对乡村人群和乡村产业的调查，借助协同合作与设计扶持等，将这种空间和产品生产的社会情怀进一步续延。地瓜的行动让空间的社会属性前所未有地被放大并摆放到公众的视野之中，用“社会关系调整下的空间生产”来回应时代话题，并由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社会共鸣。

地瓜在改造了更多空间并真正走向正式运营之后，其关注的核心依然是空间社会属性，只是这种社会属性更多演变为对更为普适性的居民意愿获取、引入社会和市场力量、利用闲置地下场所、实现空间持续运营等综合性话题的探讨上（参见本书第二章到第五章）——这恰恰与当前我们城乡规划领域热议的“社区营造”和“社区治理”等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