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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之举，打破魔咒
——拯救“蓝婴”的故事

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社会所提供的种种便利之时，往往容易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殊不知，今天的一切成果均来之不易，科学的进步从来都是充满曲折与艰辛，医学科学的发展尤其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哪怕对一种至为简单的疾病，传统医学都无法为之提供一套完整的卓有成效的治疗，因为医学的发展太依赖其他基础科学的进步了。

就这样，医学一直在混沌中摸索着踯躅而行，到了19世纪末，西方传统医学在生命科学体系完成基本构架之后，才逐步摆脱了黑暗与蒙昧，脱胎换骨破茧成蝶，开始了在现代医学轨迹上的漫漫征程。自此，各个医学分科与专业在科学之火的指引下，迅速攻城略地开花结果，号称“医学之花”的外科的发展尤为引人瞩目，这其中又以被后世尊为“外科之父”的奥地利医生西奥多·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1829—1894）的成就最为辉煌。由于他开创性的贡献，腹腔几乎成了外科医生纵横驰骋的跑马场，以其名字命名的部分术式甚至现在仍是某些外科领域临床实践中的规范治疗方式。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医生，当年却对心脏手术下过这样一个“魔咒”：

“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任何一个试图进行心脏手术的人，都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历史最终发展的结果当然是证明比尔罗特错了，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不但有关心脏的病理生理状态人们所知甚少，手术器械与技巧也处于初级阶段，也基本没有高级生命支持手段，甚至连输血技术也未成熟，进行心脏手术无疑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心脏毕竟与其他多数器官不同，它不能长时间停止运动，否则病人必将死掉。这一事实使19世纪的医生很难设想在心脏上做手术的可能性，而那时对其他器官进行的外科手术则已取得巨大进展。

但那是一个时刻充满变数的伟大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继续，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正在酝酿之中。所有这一切已彻底颠覆了此前人们对许多事物固有的认识。也许打破比尔罗特这一“魔咒”仅仅是时间问题，可将由谁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一破冰之举呢？

据说，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在破土而出的时候，可以掀翻压在它身上的巨石。心脏外科正是这样一颗种子，只待雨露充足，便可蓬蓬勃勃地生根、萌芽，冲破周遭的压迫与束缚。

没过多久，比尔罗特的这一训诫就遭到挑战了。仅仅在其去世后不到三年，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位外科医生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hn，1849—1930）便成功地为一位心脏外伤的病人进行了缝合。1896年9月7日凌晨3点半，警察送来一名重患：一名22岁的小伙子被刺中心脏，面色苍白，呼吸困难，脉搏不规则，衣服被血浸透，伤口位于胸骨左缘三指第四肋间处，出血似乎已经停止。也许雷恩正是顾忌到了心脏手术的危险性，也许是病人自身的情况暂不允许做手术，总之，直到9月9日，病人已近濒死状态，雷恩才下决心冒险一搏。此时，假如雷恩仍旧遵循大师的训诫，为避免自己身败名裂而不予施救，这个年轻人必死无疑。

雷恩打开了这个年轻人的胸腔，清理了胸腔和心包内的凝血块，发现心室壁上有一个1.5厘米的伤口，血液在汩汩而出，心脏仍在跳动，他决定用丝线缝合这个伤口。可如何在一个跳动的心脏表面进行操作呢？雷恩选择只在心脏舒张的时候进行进针与出针的操作：在心脏舒张时于伤口的一侧进针，然后待收缩期过后，在下一个舒张期于切口的另一侧出针，打结……就这样谨小慎微地缝合了3针后，出血得到了控制，病人脉搏、心率、呼吸都得到了改善。雷恩用盐水冲洗胸腔之后，关闭了手术切口，病人得救了。在这次手术后的第十四天，雷恩在德国外科学会上报告了这一病例，在文章的最末，他提到这个手术无疑证明了心脏是可以缝合修补的。

在那个没有心脏外科专业医生的年代，心脏受伤而居然不死，这个病人毕竟是太走运了。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同类之间的杀戮无处不在，有理由相信，遭遇到心脏外伤病例的外科医生显然不止雷恩一位。这些医生当中，也一定会有人为救病人性命而置前辈的警告于不顾，可其他人处理的结果怎样呢？其实早在1894年，就有一位叫阿克塞尔·卡佩伦（Axel Hermansen Cappelen，1858—1919）的医生尝试缝合一名心脏外伤的病人，虽然卡佩伦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终于还是没能创造奇迹，这个心脏外伤的病人去世了。第一次在心脏上缝合外伤成功这一历史殊荣，方落在雷恩头上。

毋庸置疑，1896年雷恩的这次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成分。证据之一是他后来也陆续做过类似的手术，总的说来是败多胜少，术后存活者连半数都不到（为40%）。证据之二是随后陆续也有其他医生取得过类似手术的成功，但数量均不多。证据之三，可以从一位大师的话中大致推断出当时心脏外科的处境。著名英国外科医生斯蒂芬·帕赫特（Stephen Paget，1855—1926）爵士1896年在一部胸外科专著中写道：“心脏外科可能已经达到外科的天然极限，处理心脏外伤的各种自然困难，是没有任何新的方法或发明能够克服的。”这一番话，大致总结了当时学术界对心脏手术的基本认识，我们甚至已无法用悲观来形容，因为显然，当时人们对心脏外科的前途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既然连蜚声世界的外科大师们都持如此坚决的反对态度，还会有人为这个根本不会有前途的事业继续奋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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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是一个如此重要且娇弱的器官，面对一个心脏受了外伤的病患，不要说在外科学刚刚兴起的当年，即使是在心脏外科专业已经相当成熟、各种施救条件均已较为完备的今天，如果医生表示虽经积极抢救但仍无力回天的话，恐怕家属们也不会觉得难以接受。可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呢？年轻的父母们怀着无比的欣喜迎接他的出生，然后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变得羸弱、青紫，直到最后在挣扎中走向衰竭死亡，这是怎样的人间悲剧！

从解剖学上来说，人类的心脏是个“四居室”，分为上半部左右心房和下半部左右心室，各自与重要的大血管相连接。左心室连接主动脉，右心室连接肺动脉，左心房连接肺静脉，右心房连接上下腔静脉。左右心房间以房间隔为隔断，左右心室间以室间隔为隔断，房室之间存在二尖瓣和三尖瓣以保障血液不会发生反流。先天性心脏病就是由于上述心脏大血管等重要结构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出现发育障碍，产生位置、连接的异常，血液的分流从而出现问题，轻则影响生存质量，重则可在短期内致命。

1777年，荷兰医生爱德华多·桑迪福德（Eduardus Sandifort）描述了这样一个病例，解剖结果显示，病人心脏有严重的畸形。该病人在刚出生时状态还好，而后渐渐出现了口唇青紫、容易疲劳等一系列症状，最后于十二岁半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病例报道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世人均视尸体解剖为大忌的当时，这个孩子的家长非但主动要求医生对孩子的尸体予以解剖，还要求将整个结果和发病过程公之于世，希望能让更多的医生认识到这种疾病，从而对医学的发展有所推动。110年之后，法国医生艾蒂安-路易斯·法洛（Etienne-Louis Fallot，1850—1911）详细地总结了这类病例，并提出其解剖学要点和诊断标准。他认为这类疾病包括4种畸形：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骑跨、右心室肥厚。为了纪念法洛的贡献，这类心脏畸形就被命名为“法洛四联症”（简称“法四”）。法洛虽然认识到了这类疾病的主要特征和危害，却同那些根本不认识这类疾病的医生一样，对此无计可施。如果以1777年为认识法洛四联症的原点的话，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初步解决，已经是167年之后的事了。

到了19世纪初，医学领域一些基础理论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生理学、病理学与临床医学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旧的权威悉数崩塌，症状、诊断与疾病本质之间所形成的关联越来越清晰和丰满，但治疗方面的进步依旧相当缓慢。这种情况一度导致了治疗虚无主义情绪在部分医生中的流行，那一时代医生的苦闷，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与后代相比，他们手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治愈是不可能的奢望；与前辈相比，他们已经无法继续使用自己并不认可的理论和手段去治疗病人。他们已经怀疑诸如放血疗法之类的治疗可能没用，也发现大部分药物非但没有多大效果还可能有害，以至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戏称，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药物都倒进大海，人类的健康状况也许会好一些，不过鱼可就遭殃了。因此，我们不能将这种治疗虚无主义情绪的流行，理解为医生对治疗的消极，公正地说，是这些医生不愿意放任无效或不合理的药物及疗法的滥用。所以很多医生往往对尸体解剖比治疗更有兴趣，起码他们在最后能揭示症状的可能成因，并在这一揭秘过程中聊以自慰。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有效的药物接连出现，疾病的治愈已非传说，这让习惯了绝望的医生和病人产生了巨大的希望，也许今天还不能治愈的疾病明天就会有突破，因为奇迹总在不断发生。

但这样的治愈奇迹迟迟没有降临在先天性心脏病领域。

直到在19世纪末，医学界仍普遍认为，一个因先天心脏畸形而发生青紫的孩子——被称作“蓝婴”（blue baby）——是超越了手术可以纠治的极限的，也许这是造物主早已判定了的死亡。那些侥幸获得相对长期生存时间的人（畸形程度较轻），其生活质量也是极低的，他们发育差、体力差、容易被感染等。据统计，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为0.7%~0.8%，未经治疗者约13%会在1岁内死亡。2010年中国卫生部统计显示，2009年城市和农村先天性心脏病患儿1岁以下死亡率分别为89.87/10万和82.22/10万，占婴幼儿死亡率的首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大致可以估计在当年会有多少这样令人心痛的悲剧不断上演了。

在心脏外科出现之前的漫长的岁月里，那些不幸生有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家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摧残可怜的孩儿，在一片愁云惨雾中，静待死神的不期而至。人们甚至不敢奢望，这样的痛楚居然有朝一日会有个尽头。

时间进入到20世纪，有些医生已经开始坐不住了，最初为这一绝望领域带来希望的是两位女性。医学领域其实长久以来一直拒绝女性的进入，但我们的故事却必须要从两位女医生说起，正是她们将那铁幕一样的黑暗劈开了一个豁口，让不幸的家庭得以窥见希望的光明。

第一位是加拿大病理学家莫德·伊丽莎白·西摩·艾博特（Maude Elizabeth Seymour Abbott，1869—1940）。

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随即弃她而去，好在62岁的外婆收养了她，好一个令人心碎的人生开端，但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却为手术刀能够修补心脏打下了必要的基础。1885年，她在高中毕业之后申请麦吉尔大学医学院，但因为她是女生的缘故而被校方拒绝，后来唐纳医学院开设了麦吉尔医学院的分院，她才报名成功，并成为班级里的唯一一位女同学。1894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希望进入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做实习生，结果又被拒绝了，原因依旧她是女生，即使她的毕业成绩远较她的大多数男同学成绩更好，麦吉尔大学医学院还是没能为她破例。

医学界长期以来对女性的歧视令她的事业一开始就遭遇挫折，正如尼采所说，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没能申请到在大医院做实习医生机会的艾博特只好独立执业，于1897年开了一家专门治疗妇女、儿童疾病的诊所。在此期间，她发表了一篇病理方面的论文，这引起了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病理系的注意，1898年她获得了在麦吉尔病理博物馆工作的机会，成为该馆的助理馆长，1901年成为馆长。

被后人称为“现代医学之父”的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也曾在麦吉尔大学医学院任职，他建议艾博特不妨以先天性心脏病为研究方向，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心脏标本。1905年，奥斯勒邀请她写了他所主编的《现代医学》中“先天性心脏病”一章。他宣称这是他曾经读过的关于先天性心脏病这一领域里最优秀的作品。此时，她已成长为先天性心脏病研究领域的世界权威。1936年，她毕生心血凝成的著作《先天性心脏病图谱》出版，该图谱描述了超过1000例临床和尸检的记录，充分展示了人类心脏畸形的复杂多变。但所有的这些先天性心脏病，在当时都是无法治愈的。她希望她的工作能促使这种类型的心脏病最终被治愈，遗憾的是，这一夙愿并没有在其生前达成。

不过，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见到了后来帮她完成夙愿的接班人海伦·布鲁克·塔西格（Helen Brooke Taussig，1898—1986），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另一位为先天性心脏病治疗带来希望的女医生，也是本章的女主角。

塔西格的命运在很多方面跟艾博特都有点像，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塔西格简直就是加拿大艾博特的翻版，但塔西格毕竟稍稍幸运了那么一点儿，在治疗方面，她比艾博特走得更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塔西格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哈佛大学一位出色的经济学教授，其母是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该女子学校与哈佛大学渊源颇深，两校于1977年正式合并）的植物学家。在塔西格11岁时，母亲死于结核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少年丧母这样的打击更为残酷的呢？这也许是后来塔西格选择医学的原因之一。很难想象这样堪称“黄金组合”家庭的孩子，居然会在学习期间饱受读写障碍的折磨。在父亲精心的帮助下，塔西格克服了这一困难，并像母亲一样也考入了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后，她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坚持申请继续攻读医学学位，但哈佛大学医学院却拒绝了她，因为当时哈佛的传统是拒收女生，哪怕你有一个身为哈佛著名教授的父亲也不行。后来一位前辈建议塔西格申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简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所学校在成立之初就有部分妇女的捐款，所以这所学校招收女生的可能性更大，这一回，塔西格果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所医学圣殿，并最终在这所圣殿里成就了闪光的业绩。

在今天，已经绝少有人会怀疑美国在医学教育及医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军地位了，可在19世纪末以前，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国当时的医学教育、科研以及实践都是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在欧洲，医学院要求所招收的学生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而在美国，进入医学院的门槛则非常低，几乎是只要缴纳学费就可以进去。1869年一位哈佛大学的校长曾经在一份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个国家的整个医学教育系统需要彻底重整，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普遍无知和无能，但他们拿到学位后就能对社会为所欲为，这未免太可怕了。”这一切都因为霍普金斯大学，确切地说是1893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创办而渐渐发生了变化。几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创业者迅速招募了一批在国际上声望极高的科学家来当教员，比如被称为四大创始医师的病理学家威廉·亨利·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1850—1934），内科医生威廉·奥斯勒，外科医生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1852—1922），妇科医生霍华德·凯利（Howard Kelly，1858—1943），这几位医界精英采取了一系列先进的改革措施推进学院的医学教育，创建了第一个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项目。见此情形，美国的其余医学院也纷纷效仿。这使得美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一战”前夕迅速赶上了欧洲，并在不少专业大有超越之势。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拯救‘蓝婴’”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当时飞速发展、充满勃勃生机的医学院。

在20世纪初期，女医生凤毛麟角，更不必说在高手如林的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了。但塔西格硬是以其优异的表现脱颖而出，赢得了导师们的认可。在前辈们的悉心指导下，她迅速成长，1930年她已是小儿心脏病专科的主任。在那个年代，塔西格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风湿热，许多风湿性心脏病失代偿期的患儿都缺少必要的医疗救护，在社工的帮助下，塔西格治疗了很多这样的孩子。这期间，也有一些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被送到塔西格的病房，因为除此地之外，这些绝望的家长也没地方可去。但最初塔西格对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别无良策，难道她也要像艾博特那样仅仅收集死后患儿的心脏标本吗？在当时，应该没有谁比她经历过更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死亡了。在多次目睹并倾听这些可怜家长诉说丧子之痛后，塔西格决心挑战这一手术禁区，为这些濒死的孩子们找到生之路，向死神反戈一击。

两位女性医学先驱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1年纽约的一次医学会议上，艾博特做了关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报告。1938年春天，塔西格北上加拿大拜见艾博特，艾博特带着塔西格看了大量的心脏标本，尤其是法洛四联症，还看了不少影像资料（当年只有X线片）……经过长期反复观察、系统研究之后，塔西格发现，那些罹患法洛四联症的孩子，在其正常病程中，只有动脉导管闭合后才会明显发生青紫，在塔西格所做的尸检中，那些最终死去的法洛四联症的孩子，其动脉导管都是关闭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777年时荷兰医生桑迪福德描述的那个病例，在刚出生的一段时间内貌似还好，之后才渐渐发生青紫，变成“蓝婴”。站在艾博特等前辈的肩膀上，塔西格可以看得更远一些了。

根据这一临床观察到的现象，塔西格设想到，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管道来增加肺动脉的血流，将有可能缓解患儿发绀的症状。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塔西格的设想只是基于临床观察的理论推演，但完美的理论不代表必然的理想结局，医学史上一些看似完美的理论在临床实践中折戟沉沙的例子举不胜举，因为医学科学不仅需要逻辑上的严谨，更需要实证的有力支撑，塔西格的理论是能变成一个救治患儿的惊天神迹，还是会遭到难看现实的残忍屠杀？这一切，均需要一次手术来证明，这注定是一次不寻常的手术，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有胆识的外科医生来完成这一任务呢？

1939年，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罗伯特·爱德华·格罗斯（Robert Edward Gross，1905—1988）报道了他于1938年8月26日完成的动脉导管未闭的结扎手术，这一手术开创了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先河，为其带来了巨大声誉，格罗斯取得这一骄人成绩时，还不过30岁出头，只是威廉·爱德华·拉德（William Eduard Ladd，1880—1967）教授手下的一名住院总医师。

在塔西格看来，格罗斯理应是她验证自己设想的最佳人选。为什么格罗斯所做的这次手术会引起塔西格如此的重视呢？

动脉导管原是胎儿时期位于主动脉和肺动脉之间的生理性管道，这一管道的开放是胎儿生存之必须，因为胎儿的肺处于不张的状态，没有呼吸，肺循环阻力大，肺动脉内压力大于主动脉，血的氧合靠的是胎盘，所以原本经肺动脉流向肺部的血顺压力差通过动脉导管进入主动脉而流向胎盘。出生以后，随着一声啼哭，婴儿的肺开始膨胀，进行气体交换，同时肺动脉阻力下降，肺动脉内压力迅速降低，在部分激素及体液因素的影响下，随着一系列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导管管壁内的平滑肌收缩，从而引起导管内膜之间的互相接触，导致血栓形成，从此肺动脉内的血液不再经过动脉导管，而直接注入肺脏，在随后的数周或数月内发生纤维化，动脉导管逐渐变为韧带。倘若在出生后2岁动脉导管仍未闭合，则以后自行闭合的机会渺茫，此即动脉导管未闭。如未经治疗，患儿死亡率很高。

格罗斯之所以会注意到动脉导管未闭这一问题，是因为他的临床训练起始于病理解剖，他在解剖部分婴儿的尸体时，发现部分患儿的死因是先天性心脏病，他认为虽然大部分先天性心脏病暂时无法治愈，但动脉导管未闭这种相对不复杂的问题应该是可以通过外科手段来解决的。

在1917年的外科年鉴上，约翰·卡明斯·蒙罗（John Cummings Munro，1858—1910）首次提出了手术治疗动脉导管未闭的可能性，但他只在婴儿尸体上尝试了分离和结扎动脉导管的可行性，并未在活体上付诸实践。

而格罗斯则确信，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拯救很多人的手术，但当他在动物实验中已经熟练了这一操作，准备以此术式造福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患儿时，却遭到了时任外科主任的拉德教授的强力喝止。拉德是现代小儿外科创始者，美国第一代儿外科医生约75%出自他的门下。在他看来，在距离心脏那么近的肺动脉和主动脉之间进行手术操作，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那么高的动脉压，只要在操作过程中有一点差池，患儿就得死在手术台上，而且小儿的胸腔一旦被打开，肺也会迅速萎瘪，这同样是致命的。

不顾恩师的反对直接蛮干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也许格罗斯应该再多一点耐心，也许格罗斯可以说服拉德教授，也许格罗斯可以再等一等……但，对于彼时的洛林·丝薇妮（Lorraine Sweeney）来说，可能时间已经不多了，7岁的她，羸弱不堪，别的小朋友在奔跑玩耍的时候，丝薇妮只能趴在窗户上艳羡地旁观，因为她知道，只要活动稍微一增加，她的生命可能就得画上休止符了。母亲带着丝薇妮找到格罗斯，仿佛溺水的人抓住了岸边的稻草，怎肯轻易松手？女儿一天弱似一天，死神随时会降临，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冒险试试这救命的法子。

外科界的传统，向来是级别压死人，格罗斯的年资尚不高，仅仅是拉德教授手下的住院总医师，只要拉德一直不松口，格罗斯的手术就做不成。但如果失去这次手术机会，一则丝薇妮可能就此失去活命的机会，二则格罗斯也怕被别人抢了头筹……

格罗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在科学界第一和第二的命运是迥然不同的，这样的教训在我们后面的讲述中比比皆是。

1937年春天，波士顿大学的约翰·威廉·斯特里德（John William Strieder，1901—1993）在一次聚会中结识了唐纳德·蒙罗（Donald Munro）医生，在交往中他们谈到了唐纳德父亲在尸体上尝试的动脉导管的结扎手术，唐纳德甚至将其父亲当年发表的文章也翻出来给斯特里德看，如此，斯特里德自然也会想到用这个手术来扬名立万。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动脉导管未闭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的病人，病情很重，斯特里德为这个病人做了动脉导管的结扎手术。动脉导管未闭的病人通常在其左侧锁骨下的区域可听到连续的机器样杂音，在这次术后的第3天，这个病人心脏杂音消失了——连同他正常的心音一起消失了，因为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据说斯特里德事实上在技术层面已经取得了成功，只是他的运气实在不太好，病人可能是死于误吸——很显然病人的运气比斯特里德还要糟。

可等着格罗斯和丝薇妮的运气又如何呢？拉德拦着不让做，格罗斯甚至连碰运气的机会都没有啊。不过，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真是天可怜见，就在丝薇妮的母亲快要在等待中濒临崩溃的时候，拉德教授居然出去度假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干！格罗斯豁出去了。

1938年8月26日，格罗斯成功地实施了动脉导管结扎术。

但手术不可能一个人就完成，违抗外科主任的命令，越级实施非常规的手术，如果一旦手术失败，恐怕整个手术团队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而其他伙伴居然就敢配合年轻的格罗斯干这么出格的事，可见年轻的格罗斯已在同事们当中拥有相当高的威信，失败又如何，大不了有难同当。1999年，时年已95岁的麻醉护士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一个劲地说简直吓死了，其他医院可是刚刚因为这个手术死过人的啊！看起来，这个护士在格罗斯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是知道斯特里德初尝败绩的。但据记载，格罗斯本人似乎对此毫不知情，因为斯特里德是在美国胸外科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汇报的这次手术，而这次会议格罗斯根本就没有参加，事后他也没有读过斯特里德发表在《美国心脏杂志》（American Heart Joural）上的手术结果。根据拉德教授此前对此手术异常强烈的反对态度可推测，拉德教授倒是有可能知道斯特里德的手术结果，毕竟这两家医院同在波士顿。

手术很成功，格罗斯和丝薇妮的运气都不错，小家伙恢复得很快，格罗斯在查房时对丝薇妮和她的家人说：“真是感谢上帝，这次手术如果失败了，我就得回佛蒙特州喂鸡去了。”术后9天，丝薇妮出院，从此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精力变得异常旺盛，以至于其家人甚至怀疑，这到底做了个什么手术啊？是不是又给她多装了一个心脏？这孩子怎么跑来跑去的没个消停的时候啊？

长舒了一口气的格罗斯心想，嘿嘿，这回我不用回农场养鸡了，教授就是回来，看到这样满意的结果也一定无话可说。

拉德教授度假结束回到医院以后，很快就知道了自己这位高徒干的好事，惜字如金的他仅对格罗斯说了一个字：“滚！”

格罗斯到底还是在农场待了几个月。有人说，后来是拉德教授想通了，叫格罗斯回来，也有人说是医院的高层要求格罗斯回来，总之，拉德教授到死也没原谅这位不听话的学生。

在80多岁那年，丝薇妮在一次视频访谈中谈及当年的这次手术，对好多细节仍然记忆犹新。谁能想到这个已经是做了太奶奶的人当年曾被医学界判过死刑呢？一次抗命违规的手术导致格罗斯师徒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嫌隙，但成就了一个原本必死之人充满活力的一生。

法洛四联症这种心脏畸形可比动脉导管未闭复杂得多，格罗斯会与塔西格联手来解决吗？1941年之前的某一天，塔西格赴波士顿找到了当时声望正隆的格罗斯，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恳请他出手相助。可格罗斯仍沉浸在因他的创举而带来的巨大赞誉之中，未能发现塔西格理论的价值所在，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塔西格：“我的工作是关闭异常开放的导管，而不是把已关闭的导管打开。”

格罗斯的这一回应后来被很多医学史专家引用，但在1979年洛杉矶儿童医院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后的晚宴上，作为荣誉嘉宾的塔西格却对这次会面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她说：“既然格罗斯讲了这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也来说一说吧。当年我问他是否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人造管道，格罗斯医生回答道：‘那当然啊！我已经这样做好多了呢，小菜一碟。’我几乎是低眉顺眼地继续说，这对那些因法洛四联症合并肺动脉狭窄而发生青紫的孩子，将有很大帮助啊！可是格罗斯先生对此毫无兴趣，我只好回到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医院所在地）等待时机。”

我不确定这两个版本哪个更接近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格罗斯的轻率，使其失去了一个原本属于他的机会，一个足以使其在心脏外科历史上登坛入圣的机会。

并不气馁的塔西格最终同另外一名外科医生联手开创了一个时代，创立了一个以二人名字命名、一直沿用至今的经典姑息手术方式——B-T分流。这一巨大贡献使二人在学术界名声大噪，一举成就了二人在业内的大宗师级地位。2006年，一位当年曾在格罗斯手下学习的医生提到这件往事，他说格罗斯后来十分懊悔没能对塔西格的理论给予足够重视，轻易错过了这个本可改写心脏外科历史的机会。也许是造化弄人，这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格罗斯不可能一枝独秀，心脏外科的舞台轮到另一个幸运儿登场了。

这个幸运儿名叫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Alfred Blalock，1899—1964）。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心外科奠基人之一早年的经历与幸运毫无关系，他甚至差一点英年早逝。

布莱洛克出生于佐治亚州的卡洛登，从佐治亚军校毕业后，他服役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自然难免目睹很多流血与死亡，这也许与其后来在失血性休克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不无关联。“一战”后，他自佐治亚大学取得学士学位，而后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申请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于1922年毕业。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布莱洛克与自己的室友廷斯利·兰道夫·哈里森（Tinsley Randolph Harrison，1900—1978）成为至交，哈里森后来成为著名的心内科医生，并以大名鼎鼎的《哈里森内科学》前5版的作者为世人所知，以他们后来的成就来看，此二人可算心脏医学领域的内外双璧，这已是后话。

在布莱洛克还是医学生时，他就参加了动物实验研究，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并且打下坚实的实验基础，这对他后来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布莱洛克在毕业后向本院申请实习医师职位时，他最初的意愿是在霍普金斯医院做一名普外科医生，成为时任外科主任霍尔斯特德的弟子。霍尔斯特德是外科史为数不多的可称巨人的伟大医生之一，他对外科学影响深远，让人们看到了基于解剖学病理学原理的外科学研究，使手术更强调精细和安全而非技法潇洒和速度超群，他创立了住院医师培训制度，是美国现代外科的缔造者，由于其贡献卓著，被美国乃至整个外科学界几代医生视为偶像。但布莱洛克的申请被拒绝了，原因是成绩不够，他在众多求职的医学生当中成绩只是中等，这自然入不了霍尔斯特德的法眼，不得已，他去了泌尿外科。

几个月后，霍尔斯特德去世了，校方提议约翰·芬尼（John Finney，1863—1942）为其继任者。约翰·芬尼是霍普金斯医院第一代住院医师，视奥斯勒为一生的偶像，奥斯勒将其推荐给霍尔斯特德时，称“你再也找不到比他那双更灵巧的双手了”。芬尼长于腹部手术，判断力极好，霍尔斯特德妻子的阑尾切除手术就是他做的，他还是美国外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院长，也曾在“一战”期间任盟军远征军的首席外科顾问。当时，他已在霍尔斯特德麾下工作了33年，按说是下一任主任的不二人选，可对于接任霍普金斯医院外科主任一事，他后来却以年纪太大为由拒绝了，随后正式的继任者是德威特·刘易斯（DeWitt Lewis）。但就在芬尼短暂掌印霍普金斯医院外科期间，他发现了布莱洛克的外科天赋，外科毕竟是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学习成绩有时候说明不了一切，这位伯乐认为布莱洛克是个外科天才，应该让他去最想去的地方，因此为他争取到了去普外科进行住院医师培训的机会。

可布莱洛克去了普外科不久，就同其他几个实习医生发生了严重的争执，结果，布莱洛克被普外科踢出，之后又去了耳鼻喉科。直到1925年夏天，对普外科情有独钟的布莱洛克仍未死心，他离开霍普金斯医院，希望可以到波士顿著名的布里格姆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继续普外科的学习，但他的好友哈里森则建议他去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巴尼·布鲁克斯（Barney Brooks）主任那里继续普外科住院医师的学习。哈里森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曾在布里格姆医院实习一年后，又返回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继续完成住院医师的培训，而后又去范德堡大学担任第一任内科住院总医师。相比于好友哈里森的春风得意，布莱洛克似乎总是慢了半拍。1925年年末，在波士顿之行泡汤的情况下，布莱洛克只好遵从哈里森的建议来到范德堡大学，由于布鲁克斯看中的是布莱洛克在霍普金斯医院学习期间有动物实验方面的基础，所以让他负责外科实验室的工作。

1927年，郁郁不得志的布莱洛克得了肺结核，要知道，真正有效的抗结核药物链霉素是1944年才出现的，在这之前得了肺结核的，除非极特殊的例外，多数终难免一死。在18~20世纪，肺结核在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及亚洲的许多地方均成为一种流行性疾病，每年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比如前面提及的塔西格的母亲。这一恶疾如此可怕和常见，以至于很多文学作品中均有它的影子，像《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都极可能是死于该病。

布莱洛克最初在纽约北部的特鲁多疗养院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但身体状况没什么好转。在这一年他还在同一病房里遇到了后来在中国妇孺皆知的白求恩，此时的白求恩作为外科医生和社会活动家已经小有名气，而且白求恩也参加过“一战”。这样的两个外科医生，在同样几乎是得了绝症的情况下在同一个病房里疗养，在难挨的寂寞里，想必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白求恩的大名乃是因为他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很少有人知道，除此之外，白求恩也是一位胸外科先驱。他在康复出院之后，就开始接受正式的胸外科培训，并陆续发明了新的肋骨剥脱器、开胸器及肋骨剪等手术器械，同时他也是早期尝试战地输血的先驱，白求恩虽以社会活动而闻名，但在外科方面也绝非等闲之辈。

既然在疗养院没什么效果，不如索性去别处求治，于是布莱洛克离开了此地远赴欧洲碰运气。按说他当时的身体情况应该不太乐观，但不知为何他还一度在剑桥大学的实验室工作过几个月。为解决肺结核的问题，他还在德国柏林短期停留过，为的是向德国著名外科医生恩斯特·费迪南德·索尔布鲁赫（Ernst Ferdinand Sauerbruch，1875—1951）寻求治疗建议。索尔布鲁赫医生是胸外科历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因为开胸手术此前无法解决肺部塌陷的问题而长期没有进展，1904年，索尔布鲁赫设计了一种负压室用以满足胸外科手术的需要。这在当时属重大突破，尽管这一装置很笨重（4541千克），却使开胸手术成为可能。布莱洛克在柏林期间已经出现了咯血，但即使如此，索尔布鲁赫还是未能为他提供任何帮助……万念俱灰之下，布莱洛克也只能返回特鲁多疗养院静听命运的安排。不过幸运的是，布莱洛克居然没经什么有效的治疗就逐渐康复了。

通常我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往往是对经历过磨难的人一种善意美好的期许罢了，磨难就是磨难，它本身并不会孕育任何福祉。写作本书时，出于对所有这些医界前辈的敬意，我不厌其烦地标注了所有人的生卒年。到本书完成时我忽然发现，相比于同时代其他的前辈人物，布莱洛克逝去得毕竟稍早了些。我更愿意相信布莱洛克的大难不死，是因为他在等待事业中的那位幸运女神塔西格，命运还不允许他在未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就死掉，纵使是肺结核这个当时几乎必死的理由也不行！

1928年，康复后的布莱洛克重返范德堡大学工作，10年后取得了全职教授的职位。在这期间，他遇到了人生中一个极重要的合作伙伴——费雯·托马斯（Vivien Thomas，1910—1985）。在学术期刊正式刊出的文献中，有关B-T分流的创立，通常都只提布莱洛克与塔西格，以至于如今多数的心脏外科医生根本不知道这一传奇术式的背后，尚有这样一位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

托马斯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后来随父母搬至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托马斯高中毕业后原打算读医学专业，但由于经济原因而梦断，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在1929年子承父业做了木匠。一个木匠怎么跟心脏外科扯上关系了呢？原来，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率激增，即使托马斯技术很棒，也还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否则，这个世界上将多一个心灵手巧但默默无闻的木匠，却少一个手艺绝佳、对心脏外科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传奇实验员。

1930年2月，经朋友介绍，托马斯成为布莱洛克的实验室助手。一个大学的科研人员，怎么雇用一个木匠做自己的助手？在我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在范德堡大学这样的科研机构中，像布莱洛克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研究者，就算是想雇用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实验室助手也无人应征。

最初，托马斯啥也不会，只能由布莱洛克的一个下级医生从头教起，化学、生理学……以及种种实验室技术。10年后，托马斯成熟了，在外科实验室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了布莱洛克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野心勃勃的布莱洛克发誓，即使是在范德堡大学这个一向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的机构里，也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布莱洛克选择休克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这一领域里，他一反前人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创见，这些成果很快在“二战”战场上的施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因为布莱洛克提倡的救治休克的新方案，不少伤兵得以免于一死。这些研究成果使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不少实力更雄厚的医疗研究机构想把布莱洛克挖走，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医院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打算聘请布莱洛克做外科总负责人。但布莱洛克提出，“要我去做主任可以，但我必须带着托马斯一同前去”。这个附带条件福特医院不肯答应，因为托马斯是个黑人。而布莱洛克也不愿妥协。

1941年7月，布莱洛克的老东家，霍普金斯医院也来范德堡大学挖墙脚了，原来在3年前，霍普金斯医院的外科主任德威特·刘易斯就已因中风（现称卒中）而离职，校方认为这一外科掌门的位置非同小可，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宁可空缺，经过3年的比较遴选他们最终选定了布莱洛克，更重要的是，霍普金斯医院也愿意同时为托马斯提供职位。这下，布莱洛克在阔别母校16年之后，终于得以以外科总掌门的身份重回故地大展拳脚。不知当年布莱洛克因遭排挤而被迫离开霍普金斯医院之时可曾想到过今日，他居然也像他的偶像霍尔斯特德一样成为这所医院的外科主任，但他也能像霍尔斯特德一样名垂青史吗？

托马斯为了布莱洛克的知遇之恩与事业发展，不顾父兄的反对离开纳什维尔来到了巴尔的摩。

1985年出版的托马斯自传中提到，塔西格的造访是在1943年，作为黑人的托马斯与女医生塔西格都是霍普金斯医院的“稀罕物”，布莱洛克也是命运多舛，这一场三人的会面想来应是很有意思，好一个惺惺相惜。

塔西格动情地向布莱洛克描述着那些可怜孩子的惨状，这些“蓝婴”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外科手段让肺得到更多的血液，她多么担心布莱洛克也像格罗斯一样无视这一请求啊。然而，布莱洛克却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理论，两人一拍即合，他也认为肺血流的缺乏是许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死亡的首要原因。

但如何在外科层面实现塔西格的设想呢？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工管道以增加肺的血供？托马斯与布莱洛克同时想到了他们6年前在范德堡大学实验室时经历过的一次失败。

原来，他们在实验室里曾试图通过吻合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来建立肺动脉高压的动物模型。不过幸运的是，虽然建模失败，但吻合倒是完成了，只不过预期中的肺动脉高压却没有出现。没能通过这种分流如愿地建立肺动脉高压的模型，实在是一种太过幸运的失败。因为这恰好说明，在肺循环中，可以在不增加异常压力的情况下增加肺的血流量，而这不正是塔西格所需要的吗？这是不是就说明，可以通过吻合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来实现塔西格的设想呢？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如果在人体直接实施这样的手术，无疑是破天荒的，还没有谁敢通过改变心脏及大血管的解剖结构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格罗斯因之成名的动脉导管结扎手术，不过是将异常开放的动脉导管关闭为正常罢了，其手术难度及创意与重建新的大血管吻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前所未有的尝试，一定要有相当大的把握才可以在人体实施。首先，要在实验动物身上证明，这一手术可以让法洛四联症导致的肺供血不足得到改善。理论上，法洛四联症这种畸形当然也可能出现在动物身上，不过，哪有那么巧的事，你能找到足够多的恰好罹患法洛四联症的狗供人类实验研究吗？

此时的布莱洛克与托马斯，经过多年的在实验外科领域中的并肩战斗，早已成为珠联璧合的绝佳搭档，托马斯总是能将布莱洛克的种种科学设想转化为实验事实，但这一回布莱洛克的要求是，先建立法洛四联症的动物模型。

听到这个要求，托马斯顿时觉得自己的脑袋比平时大了3倍，这可是从未遭遇过的巨大挑战，法洛四联症包括4种畸形：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骑跨、右心室肥厚。这怎么可能在动物身上出现？动物也是生命，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结构的积木，不可能有任何健康动物能被人为制造出这4种畸形来，并且还能继续活着接受一次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的吻合手术。此时身经百战的托马斯似乎也怯战了，他对布莱洛克说：“先生，我们能否做些相对简单一点的实验外科研究呢？”布莱洛克回答得简短又意味深长：“所有的简单的工作都已经被别人做完了。”言下之意即他们已别无选择。

科学研究中，有些貌似复杂的无从下手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直达本质的简单直接的解决办法。布莱洛克认为，只要能复制出肺动脉狭窄这一情况，就能满足下一步的实验要求，也就是说要制造一个肺供血不足的情况。托马斯先是直接做了肺动脉与肺静脉主干的吻合，结果实验动物纷纷死亡，随后又尝试了切除实验动物的一侧肺之后再行肺动静脉吻合……最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数百条犬只的牺牲，终于成功建立了可满足手术要求的法洛四联症动物模型——右侧肺叶的两叶切除（狗的右侧肺有四叶，左侧为三叶）加肺动静脉次级分支的吻合，在此基础上再行预想中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的吻合手术果然能改善实验动物的“病情”。布莱洛克及时将这一进展告知塔西格，他说：“我们已经为你的设想找到实验依据了，我想我知道这个手术应该怎么做了。”

那么谁将成为第一个接受这种手术的病人呢？毕竟，还没有人敢尝试对这样脆弱的“蓝婴”进行有关心脏的手术。如果手术成功，那这个孩子将成为第一个受益人；如果失败，那这样的牺牲所引起的非议医生们能承受得了吗？

艾琳·撒克逊（Eileen Saxon），女孩，出生于1943年8月，早产。小撒克逊刚出生时，只有1105克，出生后不久医生就在听诊时发现了心脏杂音，可怜的小家伙直到4个月时体重才长到2900克。最初，塔西格认为这个孩子只是患有室间隔缺损；直到患儿8个月出现活动后青紫及缺氧发作时，塔西格才意识到，这个孩子也是一个法洛四联症的患儿。当时超声技术还没有出现，心脏造影技术也没有在临床应用，诊断方面除了视、触、叩、听（听诊器）等基本手段之外，就只有普通的胸部X线片（当时仅在霍普金斯医院出现数年而已）和心电图了。塔西格通过刻苦的钻研，已经能够通过X线片显现出来的心脏轮廓大致做出一些相对准确的判断（判断正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靠最后的尸检来验证）。在那个时代，塔西格凭着扎实的基本功已经将诊断水准发挥到了极致。

1944年6月25日，撒克逊住院了。即使是在持续吸氧的状态下，她还是显得那么羸弱，仿佛随时会撇下父母去往天堂。3周后，这个孩子被安排出院，因为当时所有的医生都觉得她没救了。在某些弃婴十分常见的国家，也许孩子此时已经被抛于荒野而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但撒克逊的父母尽管已经濒临崩溃，还是在家中尽力对其悉心照顾。这个顽强的小生命在家中又苦苦撑了好几个月。10月17日，因为频繁的青紫发作、缺氧发作，撒克逊再次住院。她的父母也许早已绝望，而这时，居然有人告知他们有一种手术也许可以救孩子的命，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拒绝这样的机会。撒克逊夫妇当时应该绝对没有想过这个孩子会在医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他们没有更多的奢望，哪怕能延续孩子一分钟生命，能减轻孩子一点点痛苦，他们都愿意冒险尝试。

布莱洛克的很多动物实验设想，都是由托马斯亲自操刀在实验动物身体上完成的，经过10多年的打磨，托马斯的手技已经十分了得。因此，事实上这一计划内的手术操作的熟练方面，托马斯已是远在布莱洛克之上了。为保证病人的安全，布莱洛克要求自己先作为手术助手协助托马斯，在狗身上做一次，然后再由自己主刀托马斯作为助手做一到两次。

但是，准备工作没能如期完成，布莱洛克只作为手术助手协助托马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病人撒克逊的病情就开始迅速恶化了。这就是临床医学工作的特点，病情是瞬息万变的，尤其是小儿，你永远不敢保证所有的治疗计划都能如期进行。再拖，撒克逊就真的一点机会也没了。

怎么办？按计划完成准备工作，可能患儿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冒险现在做手术，那一旦失败，历尽艰辛卷土重来的布莱洛克，在霍普金斯大学立足未稳，就可能从此身败名裂。这时候，如果仅仅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的话，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准备工作。就算这个病人死了，病例总会再有的，到时候再稳稳当当地一鸣惊人，岂不是更稳妥？手术前布莱洛克经历了苦苦的挣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也多劝他暂时放弃这个机会，但最终，为了不使这个病人死在眼前，他还是决定搏一下。

“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任何一个试图进行心脏手术的人，都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西奥多·比尔罗特已经去世整整50年了，他的这句魔咒难道仍要绊住拓荒者的手脚吗？

术前的器械准备已经由托马斯安排妥当，当时根本就没有适合吻合孩子血管的器械和针线，好多都是托马斯根据动物实验的需要设计和手工磨制的，比如吻合血管用的那根针，需要将原来较长的针掰断成半英寸（1英寸=2.54厘米）再将其尖端重新打磨锐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托马斯知道他没资格参与如此重要的手术，因此他必须让布莱洛克手术中使用的器械完全符合特殊操作的需要。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托马斯就只能在手术当天和其他人一样祈祷这次手术成功了。

1944年11月29日，护士将那个已极度脆弱的孩子转运到手术室。布莱洛克按部就班地戴口罩、刷手、穿手术衣、戴手套……当一切准备停当，所有人员均已就位，都等着布莱洛克下刀时，他却在扫视了手术室一圈后，对护士说：“叫费雯·托马斯来手术室。”

布莱洛克要求托马斯站在他旁边，必要时给他提醒，塔西格则紧挨着麻醉医生梅雷尔·哈默尔（Merel Harmel）站在患儿的头端，以观察孩子脸色的变化。第一助手是外科总住院医师威廉·波克·朗米尔（William Polk Longmire Jr，1913—2003），第二助手是实习医生丹顿·阿瑟·库利（Denton Arthur Cooley，1920—2016）。当手术刀从患儿的左侧胸壁第四肋间打开胸腔之后，布莱洛克才意识到术中的情况远比预想的还要棘手，患儿需要吻合的血管比实验动物的血管还要细，其直径还不到实验犬血管直径的一半。手术在艰难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游离左肺动脉，修剪左锁骨下动脉，布莱洛克不时地就具体操作与托马斯小声商议，吻合口大小，缝针间距，甚至进针出针的方向，在那一段时间里这两个人的意识与动作已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此时此刻，手术室外患儿撒克逊的父母又在做什么呢？恐怕除了向上帝祷告之外，就只有心焦如焚地等待了吧。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目睹这样的情景：手术室的自动门关上之后，几个家属相拥着轻声啜泣。无论如何，这扇手术室的门终究会再次打开，只是，打开之后，还能看到亲爱的孩子微笑的脸吗？

这当然是布莱洛克等人在事业上的关键一搏，同时，也更是撒克逊一家人向死神的抗争之旅。手术室之门，见证了多少人间悲欢，而这一回，在霍普金斯医院，它将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当时还是实习医生的库利记录道：

“1944年11月29日，这是一个在心脏外科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布莱洛克医生将施行第一次这样的分流手术。当手术结束，婴儿的嘴唇颜色由深蓝色的发绀转变为令人愉快的粉红色时，可以想见我们当时所感受到的兴奋。这可能是心脏手术时代的正式开始。”

就在这种几乎是赶鸭子上架的情况下，手术居然获得了成功，真不知道这到底是布莱洛克的幸运，还是那个叫撒克逊的患儿的幸运，抑或是整个时代的幸运。该手术的确立，使许多严重的心脏畸形获得了足够的肺血流，改善了患儿生存质量。那些不幸的孩子终于不必再任由死神蹂躏了，救命的曙光似已在天际出现。

这种手术虽然没有彻底矫正法洛四联症的畸形解剖结构，但由于增加了肺的血供，患儿的青紫情况明显得到缓解，运动的耐受性也得以极大提高。在当时普遍认为“先天性心脏病等于没救”的情况下，其震撼效果可想而知。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患儿及家长们纷纷乘坐汽车、火车和飞机来到霍普金斯医院求治，到1951年，已有1034名符合手术条件的儿童接受了B-T分流，心血管外科以无可辩驳的益处迅速推广。当布莱洛克和塔西格提倡的原则被医学界确切接受时，心脏外科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外科医生承认，正式成为现代医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被冰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心脏外科，终于破土而出。原来心脏并不是脆弱得不允许任何操作，似乎走出比尔罗特的魔咒已指日可待，但事实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