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00年4月14日，万国博览会在法国巴黎开幕。这是一场世界工业文明的盛会，向全世界展示着19世纪人类社会的工业成就。各国参观者络绎不绝，惊艳的环幕电影让人们备感新奇。科技改变社会，是参观者的最大感受。

在展厅的一个角落里，中国的展馆，外形犹如一座“中国宫殿”，但参观者寥寥。观众驻足一会儿后，大都摇头而去，让中国的官员非常尴尬。

中国带到巴黎展览的产品是烟枪、烟灯、长刀、刑枷等器具实物，知县衙门、城隍庙、魁星楼等微缩建筑，以及众多官员、缠足妇女、绿营兵、翰林学士、举人、秀才打扮的人物泥塑。另外，还有药王、财神的神像照片、杀人的照片。

同样是1900年，仅仅一个月后，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隆重举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名左右的运动员同场竞技。这次奥运会第一次出现了女性运动员，女性矫健、靓丽的身影让世界瞩目。

遗憾的是，直到1932年，奥运会上才第一次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1900年，是世纪更替的一年。有人说这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有人说是20世纪开始的一年。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对新世纪充满了期待。

未来会变得更美好吗？至少参观过世博会的观众是肯定的。

在古老的东方，一个帝国的命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年，以英国为首的八个国家发动了侵华战争，在西方列强的铁蹄蹂躏下，中国饱尝了屈辱。这就是庚子国变，也是大清帝国的一场国难。

国之殇、民之痛。我们有必要对此重新做出思考。

对待历史问题，人们往往喜欢用历史的必然性来解释。庚子国难，是历史的必然吗？答案是肯定的。

从国内来讲，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试图奋发自强，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思想，洋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这并不彻底的改革却又遭遇了甲午战争，导致帝国体制危机彻底暴露。戊戌变法又因太过激进被慈禧按下了紧急停止键。经济改革不成功，政治改革走不通，清廷内保守势力抬头，政治急速左转，与列强的冲突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仍在加紧向中国渗透，以传教为主的文化渗透、以通商为主的经济渗透，都在逐渐冲击着帝国的秩序，加重着帝国的危机。民教冲突导致义和团兴起、壮大。义和团的壮大又对西方列强产生了重大威胁，加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帝国的京城在新世纪的风雨中泣血。

从国际来讲，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迅速壮大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工业化浪潮冲击着全球，中国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西方列强迫切需要打开中国这片广阔的市场，进行资本输出。一直固守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显然还无法适应这种全球巨变，对全球工业化的发展大趋势本能的抗拒、排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庚子国难正是这种冲突的集中爆发与具体体现。

作为世纪大事件，庚子国难的发生有历史的偶然性吗？答案也是肯定的。

英国传教士卜克斯与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偶然遇害，让冲突陡然加剧。慈禧的各种摇摆、任性，也在无形中左右着西方列强的态度。慈禧不顾劝阻，悍然对外“宣战”，更是成了诱发国难的重要因素。

或许一切偶然都是历史的必然，但庚子国难似乎应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国难。纵观整个庚子国难的发生过程，我们发现，有两个事件在这场国难中呈现出一抹亮色。首先是东南互保，即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合东南各省秘密与西方列强达成的约定，为半个中国赢得了安全、稳定。其次是袁世凯主政山东。作为义和团的发源地、与直隶相邻的地区，山东竟然在袁世凯的治理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

由此可以看出，义和团不是无法治理，动乱不是一定会发生，与西方列强不是无法沟通，战争也不是不可避免。这场国难的主要动乱地区都在华北，以北京、天津为最甚，尤其是北京最为动荡，被八国联军占领，两宫被迫出逃。列强的目标直指清廷，这说明清廷的决策机制出现了严重错误，而清廷以慈禧为核心，慈禧个人政治素养的欠缺又加剧了冲突。

不受制约、独断专行的权力害了国家，也害了慈禧自己。为什么这片土地总有权力肆虐？究其原因，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

在同时期的英国，也有一位女性统治者，即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个遥远的西方女君主，慈禧也是知道的。据说慈禧对维多利亚女王很不屑，她认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力还不如自己的一半大。

维多利亚女王当然没有慈禧的权力大，因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极大削弱了君主的权力。君主统而不治，真正实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正是这种较为优越的政治制度，为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德龄公主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里，记载了慈禧的一段话：“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慈禧或许忘了，在她西逃前，正是她杀了劝她不要与洋人开战的五个大臣。

这场世纪国难还源自两种文明的冲突：一个是海洋文明，一个是农耕文明。在诸多列强中，除了俄国来自陆路外，其余国家全部来自海路。海洋文明的特征是开放性、侵略性，农耕文明的特征是封闭性、保守性。而中国还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期。两种文明的对垒，让清廷根本无法抵挡住列强们海外扩张的脚步。

庚子国难，是一个震动世界的重大国际事件，并不是中国一国之事，也可看作是“第０次世界大战”。看待这段历史，应具有广阔的视野、开阔的心胸，需从世界看晚清，从世界看中国。笔者一直提倡“睁眼看晚清”，因为晚清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后，中国的发展必须接受世界的审视，不能再做文明的孤岛。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00年，中国仍与世界进行着割裂、对抗，这是不应该的。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与现代世界文明渐行渐远。

这一年的6月，当慈禧颁布宣战诏书，命清军攻打各国驻京大使馆时，瑞士设置了诺贝尔奖，向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提供奖励。

12月，当清廷向列强提交议和大纲时，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创立了量子理论，世界物理学进入新纪元。

这一年，京城生灵涂炭，中国在慌乱不安中迎来新世纪。

这一年，美国莱特兄弟开始了飞机的滑翔试飞。

这一年，刚刚发现甲骨文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为清廷殉节，投井自杀。

这一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强生公司成立14周年，柯达胶卷诞生20周年，宝洁公司迎来创立63周年庆典。

这一年，敦煌发现了藏经洞，无数文化瑰宝却流失海外。

截至1900年，美国用了35年时间，产生了64万多种发明专利。

璀璨的人类文明在西方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此时的大清帝国还在迷茫中徘徊。

李大钊曾在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著名学者任剑涛曾指出，区分文明和野蛮，比区分古代和近代、区分中西方重要得多。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时空。缺乏国际视野、政治远见的清朝统治者阻碍了中国融入全球的脚步，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中国遇到一位长者，长者告诉瓦德西：“四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沉睡，但我们深感安适至极。而你们这些白种人必欲将我们从沉睡中唤醒。将来终有一日，你们将会为你们的行为扼腕叹息。”

我们常说，以史为镜，但庚子国难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不仅要以史为镜，还要以西方为镜。以史为镜，是纵向对比；以西方为镜，是横向对比。当中西进行同时空对照时，西方国家或许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镜鉴。

开放、包容，弥足珍贵。

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创作匆忙，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晚清陈卿美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