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己亥建储
一 慈禧与光绪
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腊月二十四。岁在己亥,猪年。小年刚过,紫禁城已经挂满了红灯笼,京城的百姓也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悦中。
丑时,凌晨3点,大学士孙家鼐突然醒了。而后,又辗转反侧,无法睡去。他披衣坐起,望着漆黑的窗外,暗自思忖:莫非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孙家鼐坐到了天亮。窗外,北方阴冷的冬天,寒气逼人。
就在吃早餐的时候,孙家鼐突然接到通知,慈禧太后要召集大臣紧急议事。
孙家鼐立即赶赴仪鸾殿。
到了仪鸾殿,孙家鼐发现王公贝勒等皇亲贵族、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都悉数到齐,有30余人。慈禧一脸严肃。孙家鼐预感这次会议不同寻常。
人到齐后,慈禧向大家宣布,今天要行立储大事。
闻此消息,大家顿时面面相觑,惊愕不已,仪鸾殿内变得异常安静。就在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之时,孙家鼐大声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立储大事关乎全国政局稳定,此时立储,恐怕南方生变,当慎重权衡。”
慈禧面露愠色,说:“立储本是我们一家人的事情,今天叫来汉臣,不过是为了皇家体面。”孙家鼐刚要说什么,顿时停住了。
片刻后,慈禧命众臣到勤政殿听候谕旨。大家迅速起身,匆匆赶往勤政殿。
随后,慈禧乘轿而至,众臣在殿外跪倒一片。慈禧吩咐李莲英去请光绪皇帝。很快,光绪也乘轿而来,下轿,向太后跪安。
孙家鼐注意到,皇帝面色发白,似身体有恙。
慈禧让光绪进入殿内,同时吩咐众臣全部进殿听旨。
殿内,众臣再次跪下。慈禧向大家重申,立储关乎清廷大统承继,事关重大。慈禧问光绪的意见,光绪回答说:“太后所言极是,儿臣是同意的。”
慈禧命领班军机大臣荣禄将事先拟好的谕旨呈上,在给光绪过目后,自己又审阅了一遍,然后正式颁旨。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57中记载,谕旨如下: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强,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因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慈禧皇太后(裕勋龄摄于1903年)
谕旨很简单,意思就是皇帝身体欠佳,要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承继穆宗毅皇帝(同治皇帝)为嗣,为大阿哥。大阿哥,为满语,即皇长子。鉴于甲午海战和戊戌变法以来形成的政治局势,众臣都明白,这不是单纯的立储,实是废帝的前兆。
接旨后,众臣都沉默不语,随后便全部退下了。
京城的百姓不会意识到,帝国的巨轮已经在1月24日这一天的早晨悄悄偏转了航向。
23天前,也就是1900年的1月1日,即新世纪的第一天。慈禧召集多位皇亲国戚与军机大臣,就废立一事进行秘密商议。那一次,孙家鼐因病没有参与。
在这次会上,慈禧指责光绪背叛自己,她说:“我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故我起意废之,选立新帝。”
这是慈禧第一次小范围公开自己的计划。慈禧又问:“皇帝废掉后,应该加何等封号?”
大学士徐桐建议:“明景泰帝在其兄复位后,被封为昏德公。今上若被废,也可降封此封号。”
慈禧对此表示了肯定。
慈禧对众人说:“新皇帝已经选定端王的次子溥儁,年号为‘保庆’,具体何时登基,以后再议。”
此时的光绪正在殿外候着,他并不知道屋里在讨论什么,但他已经有了预感。
慈禧命荣禄拟旨,很快《立储谕》被拟好。慈禧看后命光绪进殿,慈禧告知光绪,要选立新的皇帝,并问光绪有何意见。
屋里都说半天了,圣旨也拟好了,最后才问自己的意见,这明摆着就是走过场。光绪忙叩首,说了一句:“此素愿也。”
既然是素愿,那正好,皆大欢喜。
此时的光绪深知,无力反抗,只能屈从。也正是从此刻起,光绪与慈禧即两宫的关系开始进入最敏感的时期。光绪即将被废的消息已经公开,还有可能随时被杀。
晚清帝国的权力结构与走向,始终与两人的关系密切相关。光绪虽贵为大清国的皇帝,但权力在慈禧手里。他们两人的关系正不断地撕裂着大清帝国的朝廷和国政。清末实业家、政治家张謇曾这样评价,“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一二人离异之心”就是指光绪和慈禧两人之间的紧张对立。
光绪的不幸,从他即位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
1875年,年仅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慈禧拥立为皇帝,继同治皇帝后即位。此时慈禧正是四十不惑的年纪。她原本是咸丰的贵妃,在同治年间发动宫廷政变,实质上控制了权力,于此时掌控帝国权力已达14年。
光绪和慈禧的关系很复杂:
伯母与侄子的关系。光绪是醇亲王的儿子,而醇亲王则是咸丰的弟弟,慈禧是咸丰的懿贵妃,所以,光绪算是慈禧的侄子。
姨妈与外甥的关系。光绪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婉贞,所以,慈禧是光绪的亲姨妈。
母与子的关系。为了让光绪即位,慈禧指令载湉过继给咸丰当儿子,这样光绪与慈禧借着咸丰这一层关系,又有了母子关系。
当然,两人之间还有“君臣关系”。只不过,光绪更像是臣子,而慈禧更像是皇帝。有意思的是,光绪给慈禧请安时,经常喊慈禧为“亲爸爸”,虽然光绪不乐意,但是架不住慈禧爱听。“爸爸”是男性的称谓,在封建帝国中代表的是男权、父权,它延伸出来的最高形式就是皇权。这一称呼中充满了吊诡的成分。
光绪亲政,慈禧训政,台前幕后别有一番光景。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两人的关系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
光绪帝像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彼时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渐长,早有侵犯亚洲大陆之心,所以乘机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袭击中国海军军舰,甲午海战爆发。面对蓄谋已久的日军,清廷派出北洋水师仓促应战,最后全军覆没。
战后,清廷签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还需开放商埠,允许日本开设工厂。
北洋水师的完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举国震动,清廷朝局也乱象丛生。世界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光绪与慈禧两人夹在家事与国事之间,产生难以弥补的情感裂痕。
很多变化都是从宫闱之事开始的。首先是光绪的瑾妃、珍妃干政令慈禧大为不满。瑾妃、珍妃本是一对姐妹,同时入宫成为光绪的嫔妃。光绪新政后,两人“闻有暗通声气事”,与太监、部分官员勾连,干起了买官卖官的勾当。慈禧不能忍,尤其是不懂事的珍妃,甚至还会顶撞慈禧。
1894年11月21日,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这一天,恰好也是震惊中华的日军“旅顺大屠杀”开始的那一天。
甲午海战的完败,还加剧了原本就嫌隙丛生的两个派别的进一步分裂: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派,也称变法派;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议和派,也称守旧派。两党的政见分歧逐渐扩大,吵得不可开交,矛盾聚焦到光绪与慈禧两人身上,他们对彼此的嫌恶感更是难以消除。
当时的《纽约时报》曾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一次光绪在慈禧身边,让慈禧很心烦。她对手下人发脾气说:“把那个东西赶紧给我带走!”这句话无意中让光绪听到了,光绪回到自己房间后大发雷霆,将屋里的东西一阵猛摔。
1895年4月,《马关条约》商议定谳后,光绪在殿上急步来回,迟迟不肯签字。但架不住慈禧等人的压力,在最后落笔的时刻,光绪奋笔一书,痛哭流涕。“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光绪已经意识到帝国面临危亡时刻,改革势在必行。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不胫而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随即和全国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反对签约,倡导变法图强。全国有识之士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也深受鼓舞。他于几年后在颐和园接见康有为时表达了改革的心情。他誓言“不做亡国之君”。年轻的光绪壮志满怀:“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要是能救中国,没有了皇权有什么关系?但光绪缺的不是改革的决心和放不放皇权的容忍心,光绪绕不开的是,改革首先要经过慈禧的批准,这堵铜墙铁壁没那么容易对付。
正式变法之前,光绪在颐和园向慈禧请示。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合著的《慈禧外纪》一书中,记载了慈禧对光绪变法的态度:“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这也是慈禧为光绪划定的变法红线。慈禧看起来好像并不反对变法,而是支持有条件变法。慈禧后来还曾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慈禧还说:“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意思是让光绪别学日本,更衣冠就是违反祖制,是犯大忌的事。
慈禧划定的红线并不新鲜。自洋务运动时起,晚清在新政改革中不管如何向洋人学习,都不能违背祖宗之法。所谓祖宗之法,也就是清室皇权政治的安全。
但于此时,最大的政治其实是慈禧的权力,这一点光绪和他那些年轻的维新派人士,都天真地放松了警觉。慈禧没有明说的是,在她眼里,自己的权力就是所谓祖宗大法的切实体现。而且她的权力系统不是一个人,而是由众多的朝中大臣集体构成的派系集团。
光绪的变法推行下去,注定会撞上慈禧权力系统的铜墙铁壁。
虽说甲午海战是刺激变法的一个原因,但变法的施行却是经过数年波折之后的事。1898年6月10日,经慈禧批准,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第二天正式施行,变法开始。由于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此次变法也被称为“戊戌变法”。
光绪的变法犹如疾风骤雨。一件事足以证明光绪变法的狂飙突进。
礼部主事王照上疏,希望光绪与慈禧一起游历日本等国,以学习他国的改革经验。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将其奏折扣押。扣押的公开理由是“日本多刺客”,实际上则是怀塔布等人对本部属下的奏议不以为然,深以为荒唐。光绪知晓后,认为怀塔布等人阻挠新政,将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同时对王照连升四级以示嘉奖,此即历史上的“礼部六堂官事件”。
光绪将礼部高官一窝端,够豪迈,也够莽撞。更深一层的纠葛是,这几个高官都是慈禧的宠臣,是后党的重要势力。光绪如此行为,无疑是向慈禧开刀。
此事件之后,帝党与后党之争开始白热化,光绪与慈禧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军机大臣荣禄
变法期间,光绪一面铲除后党旧臣,一面任用帝党新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先后得到重用、提拔。慈禧方面也不示弱。变法还不到一周,翁同龢就被革职并驱逐出京。翁同龢可是光绪的老师、帝党的中枢。也有说法是,因翁同龢在拟定《明定国是诏》时夹带私货,引起光绪的不满。总之,变法开始仅仅五天,变法失败的命运就已隐约出现。
姜还是老的辣,慈禧出手非同一般。她让光绪下旨,命所有授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到自己面前谢恩。慈禧就是要让大臣们知道,谁才是帝国的最高领导者。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且统帅甘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军。后党势力是要军政大权一把抓。
到这时候,光绪的变法新政全在慈禧的监控下。1898年的秋天,在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皇帝的往返队伍,光绪要经常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其实就是请示、汇报。据统计,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曾十二次赴颐和园面见慈禧。
彼时,还有消息传来,后党的人连连向慈禧控诉光绪,要求停止变法,甚至密谋发动政变推翻光绪。危难之际,光绪一面向康有为等人发出密诏筹划应对之策,一面拉拢袁世凯,试图掌握军权,以便能够控制局势。
1898年9月18日夜,紫禁城东侧的法华寺大门紧闭,寂静无声。一个黑影轻轻叩开门,悄悄进入寺内。这个人就是谭嗣同,他要见的人是从天津进京的袁世凯。变法之时,袁世凯和荣禄等人都在天津,那里是清廷训练新军之处。数日前,袁世凯曾受光绪诏令进京议事。
谭嗣同夜会袁世凯,目的是希望袁世凯出兵勤王。他把“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强迫慈禧交权”的计划向袁世凯全盘托出。光绪对谭嗣同的计划并不知情。维新人士之所以如此相信袁世凯,主要是因为就在前两天,光绪在颐和园乐寿堂召见了袁世凯,擢升他为二品兵部侍郎,并暗示他不必受荣禄节制。
袁世凯没有明确答应谭嗣同。他于两天后向光绪告别,返回天津。此次见面,袁世凯婉言提醒光绪,维新人士过于激进,牵扯甚众,会累及皇上。光绪沉默。
山雨欲来,风暴将至。
白天,康有为拜访来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深夜,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返回宫中,于次日凌晨时分先下手为强。
凌晨的紫禁城内,已经有了浓浓寒意。灯火通明的大殿内,各大臣与光绪跪在慈禧面前。慈禧怒斥众臣听信康有为等人谗言,光绪和众臣静默不敢言。
两天后,荣禄连夜进京,慈禧方知康有为等人居然还要“围园杀后”。慈禧震怒。在《崇陵传信录》中记载,慈禧指责光绪说:
“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
“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慈禧传信录》中也有相同记载,慈禧怒骂光绪:
“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
康有为等人没有将慈禧囚住,反而让慈禧囚了光绪,这即是“戊戌政变”。
中南海瀛台涵元殿——27岁的光绪皇帝从此被软禁。
波光粼粼的湖水围绕着一个小岛,景色秀丽,如诗如画。光绪的心情却跌入冰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