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说起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我国读者立刻会想到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梅瑞狄斯、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等著名作家和他们脍炙人口的作品，但不少人恐怕还未听说过另一位其成就和声望堪与这几位大家相颉颃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

安东尼·特罗洛普一八一五年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出庭律师的家庭。父亲性格古怪，不善经营业务，以致家境窘迫，濒临破产。父亲曾一度让妻子去美国开办一家商场，结果尚未开张资金便已耗尽，只得空手而归。安东尼的母亲回伦敦后写了一部有关美国风情的文笔犀利的见闻录，发表后颇受欢迎。此后她继续从事小说和游记写作，用稿酬来维持一家生计。一八三四年，安东尼的父亲彻底破产，全家迁居比利时。他母亲照旧以写作所得供养全家，她还操劳家务，照料卧床不起的丈夫和患肺病的一子一女，后来这三人都相继去世。安东尼的母亲晚年家境好转，生活安定，但她仍孜孜不倦从事笔耕，直到她八十三岁去世为止，共发表了四十一部作品。她虽大器晚成，五十二岁时才发表第一部著作，但她含辛茹苦、奋斗不息的一生对安东尼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促使安东尼·特罗洛普从事写作的重要因素固然是他母亲为他树立的榜样，但他父亲潦倒的一生和家境窘迫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安东尼十二岁时，进入他父亲曾经就读过的历史悠久的温契斯特公学念书，但三年后因拖欠学杂费而辍学，后来只得去哈罗公学走读，受尽了寄宿生富家子弟的歧视欺凌。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求学时代所受到的一些凌辱，我一辈子铭心刻骨，难以忘怀。”十九岁那年，特罗洛普经人介绍去伦敦邮政局当办事员，在那儿干了七年单调乏味的工作，住的是简陋的寄宿客店，他还经常去酒店喝酒，负了一身债。他自卑、孤僻，常与人发生龃龉，甚至得罪上司。这段生活经历后来真实地反映在他一八五八年发表的小说《三个办事员》里。后来他被派往爱尔兰从事乡镇邮务，生活才开始有了转机。他写道：“从我踏上爱尔兰的土地的第一天起，所有那些不幸就离我而去。”在爱尔兰，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待他很友好，他不再成为人们眼中的“一钱不值的累赘”；他不必再坐在办公室里在上司的监督之下没完没了地处理单调的文牍，他可以骑着马在户外独自驰骋于乡镇之间，工作变得得心应手。他开始喜欢骑马，打猎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三年以后他结了婚，职务也得到了提升，不久他便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他在爱尔兰一直待到一八五九年，这期间他一面从事写作，一面仍在邮政局当一名勤恳的职员。他曾被派往英国各地组织邮务，也去过埃及、美国、西印度群岛洽商邮务，他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民间习俗，为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一八五五年特罗洛普发表以乡镇教区为背景的小说《巴彻斯特养老院》，使他一举成名，一八六〇年他的小说《佛兰莱教区》连载问世，声誉日隆，从此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一八六七年他五十二岁时，因未被提升为邮政总稽查而愤然辞职。此后，他主编了三年文艺刊物，这期间他成了伦敦一些高级俱乐部里的常客，在那儿结识了不少英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界人士。一八六八年他参加自由党议员席位竞选未获成功，但他在竞选中目睹的许多腐败的内幕，却成了他后期政治小说的绝妙素材。一八八二年十一月间一天晚饭后，特罗洛普和家人有说有笑地在读一本连环漫画杂志时突然中风，一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成就卓著，由于早年生活中的种种坎坷，他对自己的成就尤其引以为豪，在他《自传》中有这么一句话：“能成为一位知名人士，能成为一个安东尼·特罗洛普——倘若不能更声名显赫，我也心满意足了。”

特罗洛普一生勤于笔耕，每天拂晓即起，连续四小时修改文稿和创作，然后才吃早饭去上班，即使在出差和旅行期间也从不间断，他甚至为自己日写作量规定了定额。他三十二岁时才开始创作，但竟以每年完成一点七部的速度给后世留下了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和二十多部游记、传记和短篇集子。他的小说作品生前受到读者的欢迎，还得到不少同时代的杰出小说家的赞赏。萨克雷就非常推崇他的小说，曾在自己所办的刊物上连载以招徕读者；乔治·艾略特读了他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这部小说后说：“要没有特罗洛普的启发，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会为《米德尔马契》作出那么广泛的研究计划，或者竟会通过所有的情节坚持把它写完。”美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说他宁愿照特罗洛普而不照他本人那样写作，称赞他的小说“内容扎实而丰富多彩”。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读了他的小说《贝特拉姆一家》后说：“特罗洛普以他那高超的手法把我吸引住了。”他还赞扬特罗洛普的小说《首相》是一部优美的作品。

然而，特罗洛普在他的《自传》中坦率地叙述了他写小说的动机和对写作生涯的看法。《自传》一书写于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间，直到他逝世以后的一八八三年才正式发表。特罗洛普在成名后思想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让他深感苦恼的矛盾，即他力图通过写小说来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得名望，但社会却对小说及写小说的人并不看重。他曾在从事创作的早期，打算写一部英国小说史来为“自己的小说家生涯辩护”，但最终没有写成。无怪他在《自传》里谈到小说创作时，会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近乎自贬的观点，认为写小说同社会上其他行当一样，都是为了赚钱养家活口，但也没有什么卑贱和不光彩之处。他写道：“因为一个人鄙视金钱就认为他高尚，那就错了。这样做的人微乎其微，而这样做的人总是饱尝匮乏之苦。谁不想招待朋友周到些，对穷人慷慨些，待孩子大方些呢？谁不想堂堂正正地做人，不因贫困而忧心忡忡呢？”他甚至在《自传》中不厌其烦地交代了他和出版商打交道的细节，甚至列出了他发表的每本书的稿酬细账，最后还开诚布公地告诉读者他的全部稿酬所得的确切数字是六万八千九百三十九镑十七先令五便士。不料，他这种自嘲式的朴实态度却严重地损害了他身后的声誉，一些正统的评论家讥笑他是个写书匠，不是作家；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史家一般只重视他的早期作品而把他归入次要作家的行列，他作为小说作家的声望确实低落过一段时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一些英美评论家提出对他重新评价。M.赛德莱在他一九二七年发表的《特罗洛普评传》中说他的作品“尽管是些普通的主题，处理方法也很平凡，却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那股能够抓住各辈人和各类读者兴趣的魅力实难匹敌”。美国学者B.A.布斯在他创办的《特罗洛普研究者》刊物（1945）上发表大量有分量的论文，从此学术界终于开始重新重视这位作家，发表了许多研究专著。英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萧伯纳都对他的小说作品十分推崇：前者把特罗洛普的《阿林顿的斯摩府》和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相媲美；后者说他年轻时对英国乡镇和伦敦西区社会的印象全是从特罗洛普的小说中读来的。被誉为当代特罗洛普的小说家C.P.斯诺称赞特罗洛普为“十九世纪所有小说家中最优秀的、天生的心理学家”，认为他的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七十年代中期，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由英国广播公司录制成广播剧和拍摄成电视系列片后，受到广大听众观众的热烈欢迎，至此特罗洛普的声誉再度鹊起，成为深受西方读者喜爱的一位古典小说家。

特罗洛普所著的卷帙浩繁的四十七部长篇小说质量均匀，哪些是他的真正代表作，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们说法不一，较难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但大都倾向于认为他的主要作品是前期发表的六部一组“巴塞特郡纪事”小说：《巴彻斯特养老院》（1855）、《巴彻斯特大教堂》（1857）、《索恩医生》（1858）、《佛兰莱教区》（1861）、《阿林顿的斯摩府》（1864）和《巴塞特的最后纪事》（1867）；后期问世的六部一组“巴里赛”小说（也称政治小说）：《你能原谅她吗？》（1864）、《费尼斯·芬恩》（1867）、《尤丝塔斯钻石》（1870）、《费尼斯回来了》（1871）、《首相》（1874）和《勋爵的子女们》（1876）；以及晚年所创作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5）和《斯卡伯勒的婚约》（1881）。“巴塞特郡纪事”小说真实而集中地描写了英国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含蓄地揭示了教会人事倾轧和假仁假义的黑暗面，同时穿插了爱情故事。描写政界人士生活内幕的“巴里赛”小说情节更趋复杂、艺术手法也更臻成熟。其中《首相》一书评价最好，据说作者是以帕麦斯顿和约·罗素两位首相为原型塑造成主人公巴里赛首相的，而这个人物是特罗洛普所塑造的众多人物中他最满意的几个人物之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无情地讽刺拜金主义和资产阶级投机手段，作者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恶果颇有远见，对它的批判至今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斯卡伯勒的婚约》嘲讽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其中多少反映了作者晚年对英国社会所产生的悲观情绪。特罗洛普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各阶层人物的形象，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品格和气质的刻画，反映了维多利亚王朝中期的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宗教、道德、风俗习尚等方面丰富多彩的内容。他的小说一向被誉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情画卷。

《斯卡伯勒的婚约》是特罗洛普探索道德问题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八一年三月至十月间，是作者晚年的最后第二部著作，最初连载发表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的《年初到岁终》刊物上，可惜作者本人未能等到全部小说连载完毕就溘然长逝了。小说主要写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乡绅斯卡伯勒先生如何利用自己的婚姻问题大耍手腕，深思熟虑地玩弄被传统观念看作是天经地义的限定继承法（或称长子继承法），以满足自己藐视法律的逆反心理，表明英国的旧道德观念已经日趋薄弱。

《斯卡伯勒的婚约》描述了由于机缘而相互牵连着的三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孤老头（或是丧偶或是终身未娶）一心想在生活中继续起主宰作用。特雷登庄园主人斯卡伯勒先生的毕生目标是千方百计使支配他遗产处理的限定继承法失效。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蒙乔依，小的叫奥古斯塔斯。根据限定继承法，家产应该由蒙乔依继承，但他却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逃避这么做，从而能自作主张决定由哪个儿子继承财产。他有意识与妻子在长子蒙乔依出世前后各举行一次婚礼，这样他就能用两次婚礼中任何一次的证明来证实蒙乔依是婚前或婚后所生，从而确定他是私生子或婚生子，以及能不能成为合法继承人。斯卡伯勒把婚姻这一基本法律变成用来摆布法律和他亲生儿子的手段。另外两个是由格雷先生和巴斯顿庄园主人普罗斯珀先生为一家之主的家庭，他们两家都身不由己地渐渐卷入斯卡伯勒策划的阴谋中去。格雷是斯卡伯勒的家庭律师；普罗斯珀是个老鳏夫，他已打算立他外甥哈里为巴斯顿庄园继承人。哈里与斯卡伯勒的外甥女弗洛伦丝相爱着，但斯卡伯勒家庭早有打算要把弗洛伦丝许配给蒙乔依，尽管弗洛伦丝并不爱他。奥古斯塔斯·斯卡伯勒耍的花招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哈里在他舅舅普罗斯珀的心目中声名狼藉，以致舅舅决定结婚成家来剥夺他外甥的继承权。除了写这三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之外，作者还剖析了一连串的人际矛盾：蒙乔依与奥古斯塔斯兄弟之间的势不两立，格雷律师的女儿多丽与俗不可耐的卡罗尔姐妹之间的格格不入，弗洛伦丝和干预她婚姻大事的伯父母之间的各不相让，还有傲慢而愚蠢的普罗斯珀先生与不善处事的外甥哈里之间的剑拔弩张，等等。作者通过并行铺叙、对照类比的手法充分展现了这三个家庭的相似之处和它们之间的纠葛。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通过家庭纠纷展开的，每个人物由于家庭关系的安排在故事中占一席之地。然而，贯穿全书并支配一切活动的主线，却是如何确定斯卡伯勒先生和他亡妻以及两个儿子之间确切的法律关系。《斯卡伯勒的婚约》好比是一幅家谱图，它展现了斯卡伯勒—蒙乔依家系，同时也显示了普罗斯珀—安斯利家系和格雷—卡罗尔家系，进而探讨了斯卡伯勒废黜蒙乔依，立奥古斯塔斯为“长子”继承人，此举给这三个家系带来的混乱和动荡。当这三个家系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卷入斯卡伯勒巧布骗局所产生的后果中去时，他又在酝酿新的花招，搞得关系扑朔迷离，矛盾错综复杂。小说中几乎每个事件都是斯卡伯勒企图摆脱限定继承法对他的束缚而引起。在他的大半生中，他显然打算让老大蒙乔依继承产业，但后来蒙乔依嗜赌成性，债台高筑，他父亲意识到家产会落入债主手中，于是就出示了第二次婚礼的证据来，家产得救了，奥古斯塔斯被宣布为合法继承人。不料，父亲耍花招，奥古斯塔斯也亦步亦趋；既然他成了继承人，表妹弗洛伦丝就该非他莫属。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择手段地造谣诽谤哈里，害得哈里处处遭到麻烦：弗洛伦丝的母亲厌恶哈里，普罗斯珀认为他不配再当巴斯顿庄园的继承人。事态的这一发展是斯卡伯勒当初策划骗局时所未曾料到的。为了避开哈里，弗洛伦丝的母亲带女儿去了布鲁塞尔，在那儿又出现了一场精心布置的企图让弗洛伦丝嫁给先是安德森、后是格拉斯库尔的闹剧。而奥古斯塔斯同时也在忙碌着，为了防止有关财产问题可能出现的一场官司，他决定少许花点钱了结他哥哥的债务，偿还了债主们实际向蒙乔依所贷之款的本金。奥古斯塔斯得意忘形，俨然以特雷登庄园主自居，对病入膏肓的老父迟迟不赴黄泉显得极不耐烦，甚至还当面对父亲说他该死了。斯卡伯勒忍无可忍，决定施行报复。如今债主们的钱已还清，他们就无权再来占有原来作为抵押的家产，蒙乔依也就能接受任何遗赠财物。老父决定立遗嘱把除“光秃秃的土地”之外的所有财物都留给蒙乔依。接着他进一步使出最后一招，出示了第一次婚礼的证明，重新确立了蒙乔依的长子地位，使他成了特雷登庄园确定无疑的继承人。奥古斯塔斯给彻底毁了，他的美梦成了泡影。斯卡伯勒还去信巴斯顿证明哈里是无辜的，促使普罗斯珀放弃了结婚的念头，哈里就此恢复了继承人的地位。

如果把斯卡伯勒这个人物看作是个诡计多端的无赖而加以批判，那是对作者塑造的这个人物的本意的误解。他不该简单地被认为是个用心险恶的坏蛋。小说中不少人物想对他的所作所为从道德的角度下一个断语，结果都感到颇为棘手，不知把他归入哪种道德范畴好；一些律师想从法律的观点把他纳入一定的框子也同样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触犯法律。他只是向社会坦白他曾打算把非婚生的蒙乔依立为继承人从而欺骗了奥古斯塔斯。后来他又推翻了自己的坦白，然而对坦白所造成的后果他是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尽管读者看得很清楚，所造成的后果都直接与他所采取的行动有关。小说中的律师常常提醒读者，公开坦白自己已放弃了的诈骗企图不能算犯诈骗罪。他身边的大夫牟顿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写信道：“谁也无法为他辩护，除非他准备把真理、道德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不过，假如你能为自己设想出一种既不必考虑真理，也不必考虑道德的场合，那斯卡伯勒老先生会成为你的英雄。”然而，对读者来说，斯卡伯勒先生并非是个英雄，尽管作者把他描写成足智多谋勇气非凡，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对他策划的最后一招表示赞赏。他的两个儿子是他棋盘上的兵卒，同时也是他的牺牲品。他从不对儿子进行道德教育，他曾对人说：“大多数男子心眼里爱来点专制，我就没有。……我听凭自己两个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希望他们日子过得快活。我从来不强迫他们听训诫，……也许我错了。”他的两个儿子是他本人的一面朦胧的镜子，他们俩身上隐隐约约地反映出父亲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的东西：蒙乔依嗜赌成性只是斯卡伯勒先生长期胡作非为策划骗局的小小翻版；奥古斯塔斯诡计多端，但与老父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斯卡伯勒先生虽病魔缠身朝不保夕，却能轻而易举地把他的一切对手搞得晕头转向，读者不禁对他的精明和生命力表示钦佩。也许格雷律师的年轻合伙人巴里说的几句话最合乎世俗观点，他认为斯卡伯勒是“他所认识的最优秀的律师”，还说“他这个人太聪明乖巧了，所以他的卑劣行为应该受到宽恕”。格雷本人自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巴里本人道德心不强，也常爱耍点花招。小说确实花了不少笔墨写斯卡伯勒的精明，但这种精明与传统道德观念无疑是格格不入的。斯卡伯勒在临终前对奥古斯塔斯说：“什么尽不尽本分，我才不当回事儿呢。”“或者说得确切些，我不是按照世间的陈规旧习来尽自己的本分。”作者强调了他性格的这一方面，他的一生乐趣在于“不屈从于世间的陈规旧习”。斯卡伯勒还对他满怀敬畏的牟顿大夫说：“可是我希望你明白，一个人可以违反法律，但人们未必一定得把他当作是坏人。”那位大夫后来和蒙乔依谈起这位乡绅时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爱的本能，一种无私的感情，几乎可以抵销他的不诚实。他对习俗和法律怀有一种奇特的反感情绪，正是这种反感情绪十分有趣地使这两方面保持平衡。我一直把你父亲看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人；但他极端的不诚实。他会抢劫任何人——可是目的经常是为了保住他想要赠送给别人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富有浪漫色彩的人。

斯卡伯勒是个庄园主，可他对待农民的态度是开明的，经常在生活和教育方面给予他的佃户们以帮助。

可是，斯卡伯勒从根本上说是个“无法无天”的人，“要与法律对着干！这一直是老乡绅雄心壮志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他想把所有的事情作如此安排，以致让人看到他把一切法律都不放在眼里！这一直是他莫大的骄傲。”作者还就斯卡伯勒对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的根本看法写了如下一段话：

在他眼里，法律也不见得比宗教荒唐得好一些。它是由许多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条文所组成，这些条文串在一块儿，就能使少数人在让大多数人受罪的情况下过舒舒服服的日子。所谓抢劫罪，如果你能弄清楚的话，就像一切暴力罪一样坏；可是，征税是抢劫，收租是抢劫，只根据销售商的欲望而不按公道来规定价格，也是抢劫。

斯卡伯勒从根本上否定法律，但他没有感到内疚；他认为法律是为弱者制订的。他成功地否定了法律的精神但仍屈就地尊重法律的字面意义，他花了三十年时间，精心策划，巧布骗局，最后得以按自己的心愿选择继承人，不受法律束缚。然而，斯卡伯勒随心所欲地与法律对着干实际得到的仅仅是心理上的满足：他让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受骗上当，他对逆子奥古斯塔斯实施了毒辣的报复，他终究让他所宠爱的蒙乔依继承了产业，可是蒙乔依立即又沦为无可救药的赌徒，那份家产顷刻之间就可以化为乌有。但读者不难看到，斯卡伯勒藐视法律、耍诡计搞骗局的真正牺牲品却是为人正派、诚实、执法如山的格雷律师。一个忠实地维护法律，一个却存心对法律不屑一顾，这两个人势必针锋相对毫无妥协余地，而后者的胜利必定意味着前者的失败。不过，斯卡伯勒选择忠厚的老格雷作为牺牲品也许最初是无意识的，但后来看到了这一点为时已晚，只能照干不误了。尽管斯卡伯勒“无法无天”，格雷却没有真正把他看作是个坏蛋，甚至他知道自己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斯卡伯勒先生的一点爱的火花，这一点连他本人都难以解释”。作者显然想告诉读者，整个英国社会的旧道德观念正在动摇，连像格雷这样忠诚的卫道士也不由得产生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

斯卡伯勒的道德观也令因循守旧者目瞪口呆，请看作者对他的描写：

他极端鄙视诚实人的声誉，他不相信有什么诚实，只相信有虚伪的诚实。然而，他会怀着敬佩的心情谈起一位诚实的人，这儿他指的是一种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截然不同的诚实。世界上常说的诚实，在他看来全是装模作样，即使不是装模作样，也是为了借诚实来博得好名声。……所有的美德和恶行都被他归到所谓“本性善”和“本性恶”两大类中。那种上教堂做礼拜的癖好（根据他估计，这种癖好十分普遍），他从心底加以藐视。

小说中对斯卡伯勒这个人物世界观、道德观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罗洛普世界观中某些激进思想火花的闪现。然而，特罗洛普在《自传》中却自称是个“先进而稳健的自由党人”。他赞成社会改革，但又不是激进派；他既承认特殊阶层的存在，又主张人人都应有为自己创造机会的“自由”。特罗洛普世界观上的矛盾在他许多作品中都得到了反映。在《斯卡伯勒的婚约》这部他晚年所写的小说中，他一方面流露出对英国社会腐化堕落现象的某种程度的悲观情绪，另一方面却通过明贬实褒肯定了斯卡伯勒这么个人物，对于他针对法律和旧道德的“胡作非为”，非但没有加以谴责，反而抱着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斯卡伯勒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描写来抒发作者自己的胸怀。

小说中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节——弗洛伦丝和哈里的纯洁、高尚的爱情故事。弗洛伦丝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所经受的考验是严峻的，她既受到以她母亲为首的一群长辈们的无情的逼迫，又受到蒙乔依、安德森、格拉斯库尔对她紧紧追求的困扰，但她仍坚定不移地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作巧妙的斗争。特罗洛普显然是抱着赞赏的态度来写这么一位品格纯净得像水晶一般的姑娘的。当阴谋家奥古斯塔斯企图通过大肆诽谤哈里来拆散这一对情人时，弗洛伦丝斩钉截铁地表态说：“即使我相信他们说的事实，我也不会背叛他。一个姑娘对自己以身相许的男子彻底信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就是这样的姑娘。我了解自己所爱的人，我宁愿不相信天堂也不会不相信他。”斯卡伯勒先生在弗洛伦丝婚姻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他的高尚与无私。他十分钟爱这个外甥女，曾认为她“要是能成为自己家庭中的一员，那真是再称心如意不过了”。可当他儿子蒙乔依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他却一心为弗洛伦丝着想，不愿让这个浪荡子去毁掉这位天使般的姑娘。正是斯卡伯勒亲自给哈里的舅舅普罗斯珀写了信，还派蒙乔依去当面向他澄清事实真相，推翻了别人阴谋加在哈里头上的一切诬陷之词，最后才促使普罗斯珀主动提出接受哈里和弗洛伦丝在巴斯顿庄园安家，成全了他们的美满姻缘。

老年与青年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孤独是渗透全书的两个重要主题，也恰恰是特罗洛普晚年所十分关注的两个问题，在他后期的好几部著作中都有所涉及。本书中，作者通过斯卡伯勒、普罗斯珀、格雷这三位地位、性格、气质、处世观各不相同的老人到头来无可奈何地退出生活舞台（斯卡伯勒去世，普罗斯珀让位给哈里当巴斯顿庄园的主人，格雷律师愤然离开事务所退休，让巴里去做主），表现出老一代的衰亡不可避免，新生力量的必然崛起。孤独这个主题在小说中以各种形式反复表现出来：斯卡伯勒在他自己亲手搭建的道德樊笼里离群索居（这是全书中体现孤独主题的主旋律）；蒙乔依债台高筑逃亡国外，回国后在特雷登庄园的宅邸里形影相吊；弗洛伦丝被带往布鲁塞尔与情人哈里天各一方；安德森向弗洛伦丝求婚未成打算只身前往遥远荒凉的堪察加；普罗斯珀却处于喜剧性的孤独之中，他与索罗本小姐的亲事失败后装病闭户不出拒绝见客，这与斯卡伯勒濒临死亡的悲剧性孤独恰成对照；哈里除与意中人分隔两地之外，他的亲朋因听信诽谤都疏远他；多丽的孤独感则更为严重，他父亲为人诚实已使父女俩与世俗产生了距离，多丽的过分爱挑剔的脾性使她孑然一身，她感到自己与她讨厌的追求者巴里先生之间“有一堵高高的黑漆漆的墙”隔离着，等等。这些反复变奏的孤独主题多少是特罗洛普晚年孤独心情的一种微妙的反映。

特罗洛普的小说文笔清晰隽永，平淡中见幽默；故事发展自然流畅，文字毫无着意雕琢之感，但对人物刻画和情节的道德含意则十分重视。他曾以“谁的衣着不引人注目，则是穿着最讲究的人”来比喻文风，意思说作家不要有意识地让读者觉察出他的风格，这种作品才是上乘的。特罗洛普认为自己是位现实主义作家，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未敢苟同。他不主张在小说中设计耸人听闻的情节，认为作家应该有意识地排除一切浪漫虚幻的事物。作家不要凭空臆想，要“选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故事”来写。特罗洛普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和事态，几乎个个都是他从熟悉的生活中汲取源泉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可以说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声调、发色、眼神、穿着打扮。”亨利·詹姆斯说特罗洛普了不起的长处是“他完全赞赏普通事物”。

特罗洛普的小说通常都采取平铺直叙的手法，没有故弄玄虚的离奇布局，没有哗众取宠的技巧。有些西方评论家因此而说他无技巧，缺乏想象力。殊不知这正是特罗洛普匠心独具的创作风格，他不靠技巧来吸引读者，而是凭借他本身写作手法的质朴和自然美，这可以说是艺术上的一种高超境界。特罗洛普的小说还喜爱采取故事叙述者夹叙夹议的手法，认为这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直接思想交融，能更有效地使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境遇有所了解。特罗洛普写小说就像讲故事，往往把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预先向读者交代清楚，他不赞成采用悬念手法，这样可以使读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一头扎进小说的人情事态中去不能自拔，从而无法冷静而理智地思考作品的真正道德寓意。这也许是特罗洛普的小说作品的最独特之处。

当然，特罗洛普的小说也不无缺点。也许由于他的许多作品最初都是在一些文艺刊物上连载发表，所以故事情节重复交代之处屡见，篇幅也嫌长了些。列夫·托尔斯泰赞赏他的小说卓越，但也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不冗长就好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小说能吸引广大读者，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一度成为英国人民和士兵在防空壕里阅读的最热门的书。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特罗洛普的“巴塞特郡纪事”小说广播剧和“巴里赛”小说电视系列片的播放，他的小说作品不仅受到英国读者，而且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读者的欢迎。

特罗洛普逝世后的这一百多年来，他的作品的价值和他本人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是英美文学批评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对他的作品历来介绍得极少，解放后，仅五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出版过他的《巴彻斯特养老院》（主万译，最近修订再版）和《尼娜·巴拉特加》（吴人珊译）；八十年代起才先后有朱虹和梅绍武等专家撰文介绍特罗洛普其人及作品。看来，对于这么一位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小说作家的进一步介绍和评论，还有待于我国英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的努力。拙译《斯卡伯勒的婚约》如能在其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将是本人莫大的荣幸。

本文多处得益于梅绍武先生的评论文章《“‘特罗洛普’问题”初探》（《世界文学》1982年第6期），特此致谢。

囿于译者水平，本书译文如有疏漏不当乃至谬误之处，恳请翻译界新老同仁与广大读者指正。

吴信强

一九八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