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解构中建构

上述关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现况的综述告诉我们，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一种带有总体性思考的理论，“后殖民话语看上去是试图对这个世界进行重新描述和对三个世界的理论重新思考的总体性的另外一种理论”[108]。这种总体性是分两步进行的，即在对殖民主义进行非线性拆解的过程中进行深沉的建构——建构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意味上的起点。

对殖民主义的拆解从对象上有一个变动的过程。最初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的机制以及它向世界扩张的原因、方式的解构。当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处于巅峰的时候，列宁、卢森堡等马克思主义者便写了很多文章批判殖民主义。虽然帝国主义是与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帝国主义时并不主要指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更为侧重研究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争斗。学者张京媛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现代西方世界第一次大规模的血腥战争，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他们探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国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讨论殖民地时只是把它看作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起义和革命的爆发处”[109]。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反思转向对第三世界经历了被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反思。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开创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的领域。其后，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诸多来自世界各个地方和学术研究领域的理论家从文化角度，尤其是殖民话语入手反思、批判殖民历程，不仅拓展而且深化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领域，而且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已经由西方的文艺理论话语旅行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它在批判殖民带给人类的各方面的灾难的同时，也在颠覆着造成这些灾难的任何渠道和方式，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吸引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思想展开热烈的讨论。它似乎在运用着后结构主义的思路和方法，但似乎又不完全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霍米·巴巴对“解构”以及“Post”进行了这样的评述，“它（解构和Post）意味着永无休止的、革命性的超越，进入一种扩展的、非中心化的超越现在的可能，而非单纯局限在对宏大叙事（后启蒙主义）的消解的狂欢中。如果是这样，从学术上来说，不过是一种虽则深沉但却狭隘的热情而已”[110]。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从各个角度对来自殖民统治及其任何等价物的非人性结果进行的深度批判，这种批判绝非简单的解构热情能一语概括，它是一种解构中的深沉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