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拟人论的视点选取
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深入探讨，依赖于某些关系、范畴的认同，这也是分析的起点。每一个理论范畴都有其大致明确的使用范围，它们是如何在其他领域使用的，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引进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从目前来看，这些范畴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内部又产生了哪些变体，这些变体的结果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本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都需要作为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前提问题提出来，并进行深入分析。正如《社会变迁》的作者哈格宾所说，“一个倚赖于某些东西的认同又不能提供认同手段的理论，很难被看作有帮助的。尤其当它还略去了细节的界定并避免分析时，那么我们不重视它大约也就情有可宥”[141]。运用视点研究方法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基本范畴和话语惯例进行梳理，目的就是要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提供进一步研究的某种认同的手段，在这样的工作中，奥尼尔在《身体形态》[142]一书中运用的拟人论的文化分析方法对我们选取后殖民理论的视点有着非凡的启发性。
所谓拟人论，奥尼尔采纳了《牛津英语词典》的含义：“拟人说（anthropomorphism）：人的形象或性格之特征。a.以人的形象或特征比拟神；b.以人的特征或性格比拟任何非人类或非理性之物。”奥尼尔认为，“拟人说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最根本的反应方式；它是人类在构建其自身、构建其世俗组织及神祇系谱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力量”。“撇开字典中的定义不谈，我认为，如果没有拟人说，人类将难以在世上立足。假如人类彻底抛弃拟人说，世界之于我们将变得比任何一位神祇更为陌生。因此……人类知识的进步似乎要求摒弃一种拟人论的或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对于这一论调我并不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已经失去了那种赋予人类体制以人类形体的能力。”[143]
正是在对这种能力的丧失的观照中，奥尼尔在《身体形态》中确立了其出发点，“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将被现代大公司经济及其疗治型国家所控制”，原因和结果是一点，“人类知识的进步似乎要求摒弃一种拟人论的或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在这一过程中，人已经失去了那种赋予人类体制以人类形体的能力”，这种缺乏所带来的就是人类的异化。因此，奥尼尔试图通过对人类的五种身体的论述做到这一点：“对于人的身体的不可避免的兴趣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我们将比较清楚地看到：人类身体是怎样作为一种智慧和评判的源泉导致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拟人论秩序的形成——正是这些秩序支撑着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构体系。”[144]
深入理解奥尼尔的拟人论，并由之观照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时，散见于各个理论家、各个理论领域的观点都通过千丝万缕的关系贯穿起来，共同构造了一个“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人体”：这个“人体”从殖民主义的时间隧道中走来，在东方学家从古典东方学到现代东方学，再到当代东方学对殖民主义机制的传承中存活、延续；“他/她”存在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思想的任何所及之处甚至这个“所及之处”的符号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与西方以及观念意义上的东方与西方，最终进入到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认识空间。在那里，从殖民主义对第二自然、第三天性、第三空间、第四世界的打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他/她”或平淡，或激昂的脉搏；“他/她”长着三头六臂——“他/她”是一个主体——关注“他/她”的生态的研究者呈现出世俗百态：或革命或妥协或共谋。“他/她”在对文化身份的鉴别中游走，在对文化变迁和文化“译转性”[145]中的殖民主义运行轨迹的揭示中发声，在对殖民主义文化的模仿与戏仿中超越。“他/她”拥有自己的话语：“他/她”把“反话语”的标签自信坦荡地贴到自己的身上，对各种具有霸权意识的“中心”观念（比如欧洲中心主义）发起猛烈的批判，但又清醒地认识到任何话语自身无法克服的一些矛盾，时刻规避着话语运用中的各种自身的和“他/她”设的陷阱。在人类政治、经济和社会日益非人性化的过程中，“他/她”从众声喧哗中以傲然的个性和人性化的表述，声讨着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自然身体的毁灭以及政治身体甚至灵魂的移植的罪恶，批评着任何试图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同样的非人性化处理，使其在嘈杂中消音、在语焉不详中“泯然如众人”，甚至悄然死去的努力的妄想。
更具体一点，事实上，所有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的思考都无法回避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我是谁——由此，研究者将自己放入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从而确定了研究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主体视点。第二，我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我”的——由此，研究者承认了自己的历史背景和被殖民者强加形成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张力，从而确定了研究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时间和空间视点。第三，现在的“我”与哪个国家或哪个文化具有更强的连接关系——由此研究者意识到自己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被自己身后的文化话语造就而成的，从而确定了研究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话语视点。
时间、空间、主体、话语，构成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人体”的四个有力的视点。这绝非在构造某种自得、自足、自闭的体系。事实上，每一个视点都是一条隧道，形如光柱。正是在这些光柱的探照下，一个关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探讨的领域得以展开。从时间视点出发所要形成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机制论”；从空间视点出发形成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异化论”；从主体视点出发形成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杂种论”和“译转性论”；从话语视点出发形成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霸权论”和“陷阱论”。沿着这些光柱，记载着前仆后继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者的努力；围绕着这些光柱，交织着千姿百态的观照、观看后殖民的眼神；透过这些光柱，展示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人体精彩的舞蹈；超越这些光柱，铺陈着人类人性化未来的希望。
当然，“光柱”或“隧道”是事实上的开放领域或空间。一方面，作者在选取视点的时候，囿于资料和时间尤其是认识的限制，不可能做到拿着精密尺子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的文字、话语、思想以及历史背景、现在的气候进行精确的度量，只能采取如顺藤摸瓜、纲举目张的办法。另一方面，各个视点之间并非完全隔绝，比如主体和话语，如斯道雷所说，“主体正是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成为一个主体：语言中的主体、语言的主体和最终受制于语言的主体”。“主体性就是从语言的各个过程中产生出来，在语言的形式和表达中产生和复制出来的，它们并非像‘理性的’观点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事先假定的基本事实。”“没有诸如基本的主体这样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为了生活下去而虚构出来的。”而且，“正是语言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看作主体，离开了语言，我们将会没有自我意识，然而在语言中，我们的自我意识又总是悄悄地溜走了——脆弱而且存在着破碎的危险”[146]。
“类似地，其他主体也被某种系统性知识的流通所构形。福柯对权力如何通过系统性的知识——犯罪行为、性行为和精神病行为话语中关于‘犯罪’‘反常’和‘精神错乱’的知识——实践以创造和控制个体性主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话语竞相对主体性予以控制，但这些话语经常是那些控制着话语并决定知识和真理权力的一个机能。因此，当一个人在多种话语下作为一个主体时，主体性只会是由当时处于控制地位的话语所构形。”[147]因此说，后殖民文化主体是语言中的主体；后殖民研究者是后殖民语言的主体；被殖民者是语言的次主体和最终受制于语言的主体。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通过各种途径和世界相关联，不管它是以任何行动、思想、观念、信念、感觉或其他途径。我们都是“站”在某个地方才可能对这个世界发表我们的看法，也就是说，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站”在哪里。因此，固执地认为自我能够站在所观照的事物本身来谈论事物“本身”，往往会带来谬误和让人无所适从的偏见。站在阳光下才可以看到阴影，站在阴影里也就无所谓阴影，当然也就无所谓阳光了。因此，需要说明的是，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视点的选取，作者是带着超越的思维方式“站”在第三世界的土地上，从第三世界与其他世界的关系着眼来选取和看待后殖民这一来自西方的思潮的。另外，选取视点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穿透视点，是要揭示这些视点背后的思想和文化背景。要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通过这样的批判深入到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实质性内容，在探索以往的文化交流模式的情况下，为下一步的文化发展提供某种理论意义上的他者，让后来的文化交流在解读这样的他者的前提下前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书中一些外国理论家名字的翻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除个别地方外，在本文中做了统一处理，如。Edward W. Said——爱德华·W. 萨义德；Frantz Fanon——弗朗兹·法农；Aijaz Ahamad——阿贾兹·艾哈迈德等，并在书的附录中有西文人名索引备查。
[1] 参见关世杰：《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
[2] Hellene，古希腊人的总称。
[3] Barbarian，古希腊人对其他民族的贬称。
[4]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潘亚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5] ［英］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卢德平译，“中译本前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
[6] ［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4页。
[7] ［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第30页。
[8] ［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第29页。
[9] ［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第86页。
[10] ［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第122页。
[11] 指的是1979年伊朗发生的推翻国王巴列维的革命。
[12] ［美］拉里·A. 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陈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3页。
[13] 参见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14] 详见姜飞：《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15] 亦有人译为“萨伊德”或“赛义德”。
[16] ［美］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附录一，“论知识分子——萨义德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3—104页。
[17] S. Stephen,“Post-Colonial Critical Theories”, New Nation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Edited by K. Bru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6, p.178, p.183.
[18] 参见［美］克莱德·M. 伍兹：《文化变迁》，施惟达，胡华生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19] 伍兹对“偶然性并置（juxtaposition）”做这样的解释：“两个以上先前没有关系的观念和事物被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某种新东西。”因为它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常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因此，格里曼这样解释它：“在两个或更多的对象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空间关系，或在它们的心象之间建立起密切的时间关系。这种建立是自然的或人为的，但纯属偶然，其结果是一个新事物的创造。”
[20] 参见［德］维尔纳·施泰因：《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龚荷花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第40页。
[21] 戴元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理论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22] ［美］拉里·A. 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第3页。
[23] 寒梅：《争鸣综述——怎样认识“殖民文化”？》，《作品与争鸣》1996年第5期。
[24] 孙午：《警惕“殖民文化”沉渣泛起——围绕“殖民文化”的一场争议》，《前线》1996年第3期。
[25] 张京媛：《彼与此》，《文学理论》1990年第1期。
[26] 刘禾：《黑色的雅典》，《读书》1992年第10期。
[27] 刘禾：《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读书》1996年第8期，第9页。
[28] 张宽：《再谈萨义德》，《读书》1994年第10期。
[29] 王一川、张法、陶东风、张荣翼、孙津：《边缘·中心·东方·西方》，《读书》1994年第1期。
[30] 《学界争说萨义德》，《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5月21日版。
[31] 王宁：《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光明日报》1994年9月14日版。
[32] 陈厚诚：《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9年第6期。
[33] 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34] 也译为斯皮娃克。
[35] 主要介绍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文章包括：《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后殖民语境与中国当代电影》，《当代电影》（京）1995年第5期；《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国外文学》（京）1996年第2期；《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兼论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文艺研究》（京）1997年第3期；《解构、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评——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探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爱德华·赛义德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南方文坛》（南宁）2001年第4期；《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概观》，《外国文学》1995年第5期；《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兼论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
[36] 陈厚诚：《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9年第6期。
[37]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38] 丰林：《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外国文学》（京）1998年第1期。
[39]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4—429页。
[40]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41] 王岳川：《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1年第1期。
[42] 也译为霍米·巴笆。
[43]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48—571页。
[44] 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理论》，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
[45] ［美］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02—147页。
[46] 也译为詹明信、杰姆逊。
[47] 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文艺报》1994年9月10日版。
[48] 法农：《论民族文化》，《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
[49] 刘象愚：《法农与后殖民主义》，《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
[50] 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51] 即《在他者的世界里》。
[52] 或译为《文化的定位》。
[53] ［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4] 这两篇文章是：［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权威、（白人）权利与（黑人）批评家；或者，我完全不懂》；［美］伊莱恩·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自治与同化》。
[55]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3页。
[56]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第284页。
[57] 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58] ［美］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另外，学者陆建德在《环球时报》（京）2003年2月7日第19版为此书写作了书评：《知识分子为弱者说话——萨义德呼吁知识分子要代表受迫害者的权利》。
[59] ［美］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62页。
[60] ［美］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52页。
[61] 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读书》1993年第9期。
[62] P. Willams,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3] 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1期。
[64] B. Ash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65]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6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67]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68] ［英］约·罗伯茨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69]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下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70] 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开始出版第一辑。
[71] 吴士余主编：《视点》，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开始出版第一辑。
[72] 李陀等主编：《视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73] 钱中文、龚翰熊、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辑（1996年）同时刊登出王逢振等学者的八篇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章。
[74] 丛郁：《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学批评——关于若干后殖民批评语汇的思考》，《当代外国文学》（南京）1995年第1期。
[75] 罗钢：《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文艺研究》（京）1997年第3期。
[76] 张法：《论后殖民理论》，《教学与研究》（京）1999年第1期。
[77] 杨金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进与缺失》，《当代外国文学》（南京）1999年第4期。
[78] 杨乃乔：《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兼论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到东方主义的崛起》，《人文杂志》（西安）1999年第1期。
[79] 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瞭望》1995年第27期。
[80]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87页。
[81] Chen Xiaomei,“Occidentalism as Counterdiscourse: ‘He Shang’ in Post-Mao China,”Critical Inquiry, Summer 1992, V. 18, N4.
[82]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71页。
[83] 丰林：《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外国文学》（京）1998年第1期。
[84]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第429页。
[85] J. G. Carrier, ed., Occidentalism: Images of the We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86] 朱耀伟：《他性机器？——后殖民香港文化论集》，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8年，第20页。
[87]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88] 李夫生：《我国后殖民批评中的几个理论迷误》，《文艺报》（京）1999年7月31日。
[89] 参见S. B. Turner,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 Glob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03。
[90] 乐黛云：《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7年第1期。
[91] 朱耀伟：《他性机器？——后殖民香港文化论集》，第14页。
[92]“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些学者主张把Sinology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一词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所以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较为方便。“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Sinology的语根Sino-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
[93] ［美］阿里夫·德里克：《再论后殖民问题》，王宁译，《文艺报》1999年4月13日版。
[94] 陈厚诚：《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9年第6期。
[95] 尹鸿：《媒介文化研究：意义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96] 载《当代电影》2001年第4期。
[97] 载《电影视究》2001年第1期。
[98] 载《电影艺术》1995年第4期。
[99] 姜飞：《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另外，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论述，可参考作者其他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后殖民理论探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5期；《全球化与新殖民文化》，《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3期。
[100] 王宁：《后殖民语境与中国当代电影》，《当代电影》1995年第5期。
[101] 颜纯钧：《经验复合与多元取向——兼论“后殖民语境”问题》，《当代电影》1995年第5期。
[102] 邵建：《谈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
[103] 张宽：《离经叛道——一场多元文化的论争》，《读书》1994年第1期，第123页。
[104] 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18—219页。
[105] 参见陈厚诚：《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06] 丰林：《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
[107]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7—8页。
[108] H. Sheldon H.,“Universality/Difference: The Discourses of Chines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Postcoloniality”,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9 (1&2), 1999.
[109] 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3页。
[110] H.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4
[111]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6页。
[11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滕守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30—331页。
[11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第285页。
[11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年，第9页。
[11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1页。
[11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2页。
[117] ［德］维尔纳·施泰因：《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一），作者序言。
[118] 又译《单面人》。
[119]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120] 转引自［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译者序”。
[121]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译者序”。
[122] 参见［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译者序”。
[123]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第287页。
[124]“舆论领袖”是传播学术语，指的是那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平均文化水平以上），接触传播媒介较多，热衷选举、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并且能够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对他周围的人群的态度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舆论领袖”。也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结果下，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在1940年提出了“二级传播”的假设：文化概念往往先从媒介流向舆论领袖，然后再从这些人流向传播受众中不那么活跃的部分人群。这种由“大众传媒到舆论领袖，再到受众”的传播过程被称为“二级传播”。
[125]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第291页。
[126]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142页。
[127] 参见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4页。
[128]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29] 关于“非殖民化”这个术语，北京大学亚非所李安山在《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一文中对该术语的缘起和演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参见《世界历史》（京）1998年第4期。
[130]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131]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45页。
[132]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49页。
[133]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50页。
[134]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46页。
[135]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48页。
[136]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137] 参见［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16页。
[138] 冯宪光：《文学理论：视点、形态、问题》，《社会科学战线》（吉林），2001年第2期。
[139] 冯宪光：《寻找百年中国文论的学术视点》，《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第131—138页。
[140]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页。
[141] 转引自［美］克莱德·M. 伍兹：《文化变迁》，第13页。
[142] ［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143] ［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导论”。
[144] ［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导论”。
[145]“译转性”是本书作者自造的词语，主要想表述这样的含义：translation本身有两个层次的意义：其一，“翻译、译”；其二，“转化、化”。“翻译”是一个平面线性概念，“转化”是一个立体非线性概念。而霍米·巴巴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就是文化表意因为文化的空间置换以及全球性媒体技术的介入而复杂化，这种复杂化表现在文化指意的传统方式受到了质疑。原因就在于，在当前的文化跨国化和媒体介入的情况下，所表达出来的“文化内容所指”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通过“翻译”（包括技术性的和媒介介入主观性的）进行传播时，就有了太多的转化。因此，将translational译成“译转性”试图表达出霍米·巴巴丰富的含义。当然，翻译界对translation还有另外的译法，如译为“移译”或“迻译”，translation包含了通过翻译这个行为含义发生变化的意思，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译为“迻译”已经约定俗成，在这里，用一个约定俗成的词语无法凸显霍米·巴巴的深厚用意，这也是制造出“译转”的一个理由。
[146]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126页。
[147] B. Ash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p.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