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關於舊曆换算成公曆的問題

凡提及宋代人物，一般都要在人名下列出公元生卒年，讀者可以一覽而知其年代的早晚，這就需要把年號换算成相應的公元紀年，這樣做，似乎並不難，因爲有《中國歷史紀年表》等工具書可以利用。但公元紀年和年號並不完全對應，尤其是十二月，换算成公元，往往到下一年去了。也許有人説：這也好辦，把它按到下一年的相應月日就行了。然而事情並不簡單。舉一個例子，2008年底，我到增城參加宋代名相崔與之學術討論會，會上有學者指出，崔與之是嘉熙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去世的，换算成公元應該是1240年1月19日，大家把他説成1239年卒是錯誤的。看起來，這一説法很在理，其實不然。這位學者的根據是《宋史》卷四二《理宗紀》的記載，但這是官方得到崔去世消息的時間，不是實際死亡的時間，崔實際死於嘉熙三年十一月，這有當時崔的門人温若春作的墓誌銘爲證(31)。换算成公元仍在1239年。

再舉一個實例，如范沖，《要録》卷一四三載其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婺州（今金華）。本來紹興十一年爲公元1141年，大概因爲卒於十二月，《全宋詩》册二二、第14755頁范沖小傳之卒年即作1142年。我以爲這樣處理，缺乏足够的證據。首先，無法確定這是實際死亡的時間，還是朝廷得到奏報的時間。退一步説，即使是實際死亡的月份，《要録》只説死於十二月，並没有日子。考這一年十二月一日，爲公元1141年12月30日，二日爲12月31日。如果死在這兩天，公元仍在1141年。如果《要録》所記是得到奏報的日子，婺州距杭州大約130多公里，按杜衍死訊的上報速度計(32)，十一天後朝廷才得到奏報。這樣，只要朝廷在12月13日之前得到范沖死訊，其實際死亡的時間仍在公元1141年之内。顯然《全宋詩》在未能確證范沖死亡的具體時間之前，書其卒年爲公元1142年，是欠妥的。

大體説，當時寫的墓誌或碑刻，其死亡時間比較可靠，官方的記載則是得到奏報的時間，不是實際死亡的時間。我研究過既有官方記載，又有墓誌或碑刻的許多宋人例子，希望從兩者的差距中，找到一些規律，以便做出正確的推算。

初步觀察，以北宋而言，在首都開封去世的，一部分人當天就報告給朝廷，有些人則晚一兩天，也有個别的晚四五天，如馮元、吕公弼(33)。但總的説來，上報與實際死亡時間差别不太大。

至於外地，差距就大了，而且没有規律可言。如死於洛陽的吴育，朝廷得到奏報時間比實際死亡時間晚九天(34)。中山（今河北定縣）距開封比洛陽到開封遠得多，但時間卻少用二天。如曹瑋(35)。

長安到開封和中山到開封距離差不多，但朝廷得到來自長安的死亡奏報卻要用三個多月，如李士衡和蘇耆(36)。看來，朝廷對官員死亡上報的時間没有作硬性的規定。

路途遠的，差距尤其大。如曹修古，死於興化軍（今福建莆田），過了近四個月，朝廷得到其死訊(37)。然而比他路近的死在代州（今山西代縣）的劉文質，路上花去了近六個月時間(38)。而北宋時日本高僧成尋從開封到代州只用了25天(39)。顯然，按路程的遠近，只能大致確定其路途需要的時間，但無法確定他實際到達的時間，因爲没有一個嚴格的上報制度，死者家屬或當地政府可以及時也可能延後上報，究竟會拖多長時間，没有規律。從官封宰相的崔與之死於廣州，一個多月後，杭州的朝廷即已得到消息看，對於高級官員，地方政府是不敢隨意耽擱的。

比較而言，《宋會要》、《太宗實録》、《宋史》本紀等基本上采取的是官方檔案材料，而史學家李燾《長編》、李心傳《要録》等著名史書，情況比較複雜，他們不僅采用官方記載，也兼采墓誌碑刻，前者與實際死亡時間有差距，後者則與實際死亡時間一致。更令人費解的是，還存在早於實際死亡時間的記載(40)。總之，在使用碑誌以外的材料時，要注意上報時間與實際時間的差異，在换算成公元時更要慎重對待，儘管這一差異只有幾天或幾個月。

爲了避免出現不必要的錯誤，本書在人物條下注公曆生卒年時，主要按與年號對應的年份填寫，如死在十二月的，另在文中注明相當於公元的年月日。但目前無法確定這是官方得到消息的時間，還是實際死亡的時間。因此只在文中加按：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庚戌已爲公元1150年1月2日。在條目上仍作“王賞（望之，約1087—1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