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拟古典主义文学的《二人比丘尼色忏悔》

一、《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诞生

小说《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发表于1889年。在其发表前后的明治社会经历了西南战争（1877）、自由民权运动、欧化主义的政策变革。经历了鹿鸣馆时代官民狂奔的欧化风潮，面对文明开化所导致的欧化主义世相，社会中出现了复古风潮。当时在报纸杂志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德富苏峰主编的《国民之友》（1887年创刊）。在其前后，政教社的《日本人》（1888年创刊）、《女学杂志》（1885年创刊）、《栅草纸》（1889年创刊）、《早稻田文学》（1891年创刊）、《文学界》（1893年创刊）等思想、社会、评论、文学方面的杂志相继问世，主导了社会思潮。在新文学方面，森鸥外发表了小说《舞姬》，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也已问世，诗人兼文学评论家的北村透谷已经开始在他的文学阵地上主张他的文学论和恋爱论。此外，在社会方面，在《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出版的前后，《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发布，以“忠”“孝”为基本思想的教育敕语于1890年发布。

插图：《新著百种》第一期封面（国立国会图书馆）

188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尾崎红叶自身而言，还有一件意义重大。众所周知，“砚友社”是尾崎红叶一手创建的文学团体，《我乐多文库》是砚友社的机关杂志。1889年2月，《我乐多文库》结束了它四年的独自办刊的同人杂志历史，改刊名为《文库》，发行也脱离了砚友社，改由吉冈书籍店发行。在今天看来，这是文学走上市场化的第一步。但在明治的社会中，这一步并非易事，应该归功于尾崎红叶的开拓精神。企划“新著百种”的吉冈书籍店的老板是吉冈哲太郎。此人是理学士，跟坪内逍遥在东京帝国大学是同窗，自然而然跟东大出身的尾崎红叶是学长与学弟的关系。此次与出版商的联手给尾崎红叶带来了文坛首秀的机会。在《文库》第十六期的广告专栏上，就登载了“新著百种”的广告，预告了尾崎红叶的小说《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将会作为“新著百种”的第一棒面世。故此，尾崎红叶是借《我乐多文库》的转型升级和吉冈书籍店的出版事业开拓实现了他的文坛首秀的。“新著百种”这一企划并不只是出版小说，而是像其在最开始企划时的那样，内容涉及“小说政治美术工艺全般”，《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畅销，使得后续刊物也得以顺利发行。也正是《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一炮走红，使得“新著百种”变成了专门推出小说新作的平台。这个结果当然不是尾崎红叶的有意为之，但能给“新著百种”带来好的开端，尾崎红叶的确功不可没。

对于小说《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给当时文坛带来的冲击，内田鲁庵在《记忆中的故人们》（日语原标题：思い出す人々）中，曾写道：“新著百种的第一篇《色忏悔》是红叶的出世之作。在《色忏悔》发表之前，红叶的奇才已经为世人所知晓，而《色忏悔》一作的出版则将他的人气升至沸点。”内田鲁庵继续评论道：“对于欧化主义的反弹也体现在了文学上，世人已经厌倦了廉价的政治小说和人情小说，《色忏悔》这带有浓郁元禄味道的书名首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尽管小说在内容上并无甚过人之处，但浓稠的元禄风格的文章还是让读书界为之沸腾。当时人气绝顶的山田美妙一下子跌落神坛，文坛地位被尾崎红叶取而代之。但究其原因，应该是在于欧化主义和国粹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并不只是源于红叶和美妙在文学艺术上的优劣之争。”

在这里，内田鲁庵一方面认可尾崎红叶的奇才，但也认为他的成功得益于欧化主义和国粹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对《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内容也并未给予高的评价。内田鲁庵所指出的欧化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势力消长，的确是重要的时代背景。在同时期的1889年，幸田露伴的《风流佛》也发表出来，樋口一叶的小说也陆续面世，以他们为代表的拟古典主义文学在明治文坛上形成了一股潮流。

有关日本的国粹主义，杂志《国文学解释与鉴赏》上的“国粹保存”一项有如下解释。

国粹主义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体现在幸田露伴和尾崎红叶对井原西鹤文体的模仿上，抑或是说对传统文体的继承上。在此之前，受欧化主义的影响，二叶亭四迷和山田美妙开展了对日语口语文体的创作。（中略）明治二十年代的“国粹保存”运动中的传统保持以及对于西洋的全面对立问题里，并未介入“个人”的问题，也因此并未培养出坪内逍遥、森鸥外、北村透谷等所期待和主张的近代自我观念。然而，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明治二十年代的“国粹保存”主张都只是以在西洋文化面前保持日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为主题，这和二战时期太平洋战争中偏狭的否定西方的国粹精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再次确认到，《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文坛首秀与当时明治社会的思潮变化的关系。不过，研究界也存在其他角度的论点。比如唐纳德·基恩更加关注的是尾崎红叶与他的老对手山田美妙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他撰写的《日本文学史》中，他评论道：“红叶在这一时期为什么会选择古老的、装饰华丽的文体呢？关于这一点，研究界已多次有人指出，其背后也有对山田美妙的强烈的对抗心理。这种心理作用之下，他故意选择了与山田美妙的言文一致的文章相反的路径。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这一时期，人们对明治维新以来盲目追随西欧的做法开始进行反思，社会各界都想要摆脱欧化的影响，回归到日本的传统中来。即使是无意识的，这对尾崎红叶的创作也应该是有影响的。”当然，也有国内研究者指出，尾崎红叶采用的“雅俗折中体”的表达方式，“作品体现了当时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时代性”。

综上可以得出，尾崎红叶敏锐地感受到了明治二十年代“国粹保存”的时代氛围，在与他曾经的盟友后来的对手山田美妙的竞争意识作用之下，应该说是有意识地掀起了这场拟古典主义的文学旋风。

二、《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同时代评价

在论述尾崎红叶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的时候，经常被论及的资料是《书目十种》，这是1889年4月22日尾崎红叶给《国民之友》杂志的供稿。在《书目十种》里，他列举了自己常读的文学书目，分别是：“《太平记》《枕草纸清少纳言》《风俗文选》《娘节用人情本》《鹤一代女》《京传作小纹雅话》《唐宋诗醇》《鹤五人娘》《平家物语》《俳风柳樽》”。稍查可知，《太平记》成书于1374年左右，作者是小岛法师，背景为日本较为动荡的南北朝时期；《枕草纸》又称《枕草子》，是清少纳言的随笔；《风俗文选》为俳文集，森川许六主编，成书于1704年；人情本小说《假名文章娘节用》，作者是曲山人，成书于1834年左右；浮世草子《好色一代女》，作者为井原西鹤，成书于1686年；浮世草子《好色五人女》，作者为井原西鹤，成书于1686年；军记物语《平家物语》作者不详，成书约在1240年前后；《俳风柳樽》为柄井川柳编撰，成书于1765年；黄表纸《小纹雅话》为三东京传的作品；《唐宋诗醇》为清朝乾隆年间的诗歌集，成书于1750年。从构成上来看，其中九部为日本的文学作品，既然是常读书目，应该是全部通读过的。书目十种里面，江户文学占据六种。国木田独步评价尾崎红叶的文学用“洋装的元禄文学”的原委也可窥见一斑。

《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出版之后，很快石桥忍月就以福洲学人的笔名在《国民之友》上发表了评论，点出了《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与《三人法师》之间的关联。石桥忍月写道：“我以前曾经读过《三人法师物语》这样一本书，这本书中就有两个僧人因同一妇人出家的故事。有一僧倾慕一美人，听从主命与之结为夫妇，却很快与妻子遭遇死别。该僧与两位僧人在山寺中偶逢，聊起往事，发现二僧出家原因竟然皆因同一女子。在故事结构上与本书实在相似。红叶山人想必是读过这个故事而学习模仿了这个故事的创作手法了吧。”

《三人法师》是江户文学的御伽草子，作者不详。正如石桥所指出的，《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与《三人法师》的叙事方法存在类似之处。当然，《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在小说思想上，还是与《三人法师》明显不同。《三人法师》作为宣扬佛教的读物，本质是否定人们的欲望的。而在《二人比丘尼色忏悔》里表现的，反倒肯定了人们对于爱欲情感的执着。

尾崎红叶自身在《作家苦心谈》中，曾回顾了《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创作经过——“那篇小说是我读《信长记》或是类似的文章，其中有一年轻武者在大雪纷飞中战死的场面，写得酣畅淋漓。于是就想着也尝试写一篇。整体说来大都是虚构。我这个人天生喜好罗曼蒂克的事物，所以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最开始并不是要写一篇古代剧，或者特意安上个跟历史相关的标题，纯粹只是想写一篇罗曼蒂克的文章，就那样写好了。即便是现在，我看戏听故事也还是喜欢罗曼蒂克的内容。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想法，只是想描写身着铠甲的年轻武者战死的悲壮场面，就把那篇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公开了出去。（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从尾崎红叶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篇成名作的自我评价还是比较谦虚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得知，他在文学创作时从日本古典文学方面接受到的触动。除了《信长记》之外，根据给《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做作品注释的须田千里的考察，尾崎红叶在构思该作品的过程中，参考过的素材应该还有假名草子《二人比丘尼》、御伽草子《三人法师》、军记物语《太平记》、井原西鹤《好色一代女》，此外在文体以及遣词用句等方面还受到了人情本、净琉璃、歌舞伎的影响。尾崎红叶的研究家冈保生在《明治文坛之雄尾崎红叶》一书中也曾就尾崎红叶钻研创作的热心程度论述道：“热爱学习的尾崎红叶，在《太平记》和西鹤等诸多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丸冈九华也曾表示，在描写山中情景以及甲胄刀剑等武士装备时，尾崎红叶都去实地调查，仔细观察实物之后再去写。”

先行研究中，论及《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与日本古典文学关系的论文中，有代表性的是伊狩章的《砚友社的小说作法——红叶与古典文学》。在这篇论文中，伊狩章探讨了尾崎红叶从滑稽本、人情本以及井原西鹤那里受到的影响。涉及《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伊狩章也认为“在创作该作品时参考的古典文学应该以假名草子《二人比丘尼》《信长记》《三人法师》为主，这应该能够成为定说”。“只是如果再画蛇添足地多说一句的话，《色忏悔》作为忏悔物语的一种，它的艺术源泉是否也应该有《七人比丘尼》的启发呢？”的确，这种考证性的论证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给人的感觉是太过于拘泥于个别的作品对作家的影响。

笔者认为，与其考察小说家受具体某一部作品，或者某一个时代的物语，又或者同时受若干文学作品的影响，倒不如把它作为一个“忏悔物语”的文学文本类型，去考察它与其他“忏悔物语”的关系更为有意义。“当我们把古典作品作为一个典雅素朴的茶碗一样去观看的时候，那只是鉴赏而不能称之为对古典作品的接受。当我们谈古典作品的接受的时候，主要是意味着古典作品在现代依然能够继续闪光发扬的事物的再生与更新。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种冲破古典言语空间的内在体验。”为此，在考察尾崎红叶与古典文学之间关系的同时，笔者并非单纯看从古典文学中的接受，也关注对于古典文学的超越。那么，《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与日本古典文学的继承关系具体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为什么从古典文学中汲取了如此多的内容，尾崎红叶的文学仍然只是被称为拟古典主义？拟古典主义文学的特色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