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思想会过时吗

抛舍过去

有段时间，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思想会过时吗？那时，我听说，在某些大学，除了近二十年的哲学著作，以往的哲学著作都不作为教学内容。当然，传闻真假难辨，但可以明确的是，这种现象或多或少是存在的。听说在美国，汽车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向哲学史说“不”。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哈曼[1]教授的办公室门外贴着一份告知，对此现象作出回应。而且，“哲学史”这个专有名词，含义已发生改变。现在，“哲学史”指的不只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哲学，还指老一辈哲学家研究的哲学。哈曼认为，就不该读这些标语，也不必把标语当真。牛津大学也流传着类似的言论。剑桥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剑桥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峻，但是仍让人忧心忡忡。最近，一个学生告诉我朋友，整个研究生生涯，他都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或者康德。友人叹息：“真是心碎了。”

我也心碎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心碎，也要知道那些导致这种变化的人，他们有何居心？他们对意识的工作机制有新论断了吗？他们是否也对研究数学的历史，或历史学的历史抱有敌意？在这些人看来，“辉格党历史”是否是无足轻重的研究？“辉格党历史”指的是一种自我陶醉式的研究，其含义是：过去是为了灿烂的现在所做的准备。这一观点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突然流行开来。

对上述观点感到惊讶的同时，我回忆起撒切尔夫人当政时（1975—1990）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时，削减风暴[2]首次席卷伦敦的大学。政府郑重地通知校方，要节省开支。校方认为，最快的办法就是停办几门学科。这样做就能让校方免于与强硬的政府陷于尴尬对立的局面。当时，“卓越研究中心”这一说法正流行，停办几门学科也可以与“卓越研究中心”的神秘性相契合。“卓越研究中心”应该建在实力雄厚的大学，因为，在这些大学，某些学科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善，不需要其他科系予以协助。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在英国，所有物理学研究集中在曼彻斯特大学，所有经济学研究集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有哲学研究（如果仍有必要）集中在牛津大学。

哲学已没落？

哲学已没落的说法已成势头。哲学系规模小，确有一些大学已停办哲学系。英国有八所大学停办哲学系（纽卡斯尔大学于1986年停办哲学系，此外，冶金学和所有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学科一同停办）。哲学系接二连三终止教学，这未免有些过分。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站出来批评停办哲学系不符合常理。没有人声援哲学这门学科，指出它非常重要，有必要在大学开设课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停办哲学系，大学就不能称之为大学。我将在本书阐释这句话的意义。

心中怒火难以平息，我给很多当时声名显赫的哲学家写信，敦促他们：“做点什么吧，给《泰晤士报》写信吧（当时确实有人这么做了）。让大家知道哲学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多少人响应。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尔弗雷德·艾耶尔[3]。他有一本书，名叫《语言、真理与逻辑》，书中劝告广大知识分子，哲学只是浪费时间而已。还有两封回信让我瞠目结舌，我没留着这两封信，因为我非常生气，但是，我还清楚地记得信中内容。

第一封信来自牛津大学著名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4]。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保留过时迂腐的学科才是错误的。他认为，哲学是一门严肃且高度专业化的学科，哲学只能在适合哲学本身的高度进行研究。用非专业方法研究哲学就是做无用功，甚至会产生消极影响。达米特所说的“合适的高度”显然来自他之前写过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的是随着“现代哲学研究的逻辑和分析体系”的崛起，“哲学研究的对象”得以最终确立。分析对象就是分析思维结构，因而，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分析语言。如我所料，他认为语言学分析对技术的追求越来越多——更像核物理学研究——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胜任。

第二封信同样来自牛津大学——这封信更是火上浇油，因为它来自一位我非常看好的哲学家——彼得·斯特劳森[5]。他的观点着实跑题太远。斯特劳森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哲学关乎社会发展，所以哲学应该得到重视。斯特劳森认为，这就是在贬低哲学：发展哲学是为了哲学本身，重视哲学也是为了哲学本身……他好像没有理解，我的观点并非围绕哲学本身的价值，而是现在谁会得到研究哲学的机会这种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牛津真是够了。

目的

这两封信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哲学的目的、意义或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什么？脑中灵光一现，我想起苏格拉底曾说过，思维懒惰威胁人类生存，但他并未提到没有反省的思考或未经细究的言语同样后患无穷。苏格拉底在最后一场演讲中为性命辩护，在最后一段，他告诫人们，不知反省的生命不值一活（anexetastos bios）。从整体审视生命、理解生命，为人生答疑解惑，化解矛盾，一直以来，这就是传统哲学的主要任务。只是近年来，一种异于传统哲学研究的模式流行起来。这种模式仿照物理学研究，有人尊称这种模式为研究（Research）。

在物理学研究领域，科学家通过实验有所发现，接着又有所发现，科学上的进步有时可以看做是一连串事实的简单堆积。人们单纯地以为这样就能笑到最后，开辟光明前景，拿到德高望重的诺贝尔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跨过的障碍仅仅是流逝的兴趣。与科学研究无关的东西就会被丢弃。很多物理学家对以往的物理发现不大感兴趣。物理学家总是着眼于下一项发现，这样他们就能在最新期刊上发表独家发现，做“尖端（cutting-edge）”弄潮儿，“尖端”这个隐喻真是有趣。科学家脑中的研究是如何“切割（cutting）”的呢？或许，像雕塑、手术抑或是屠宰？无论如何，这样看来，科学的目标可真的是惨不忍睹——抛弃一切无关的因素，抹去肮脏的、遮挡视线、阻碍人类打到猎物的污渍。这当然算不上创造性发现。创造性的发现指的是理解世界的新方法。

若想知道如何用哲学解决问题，那么花一点时间向真正的哲学家请教绝对不亏，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尔克·奥列里乌斯、霍布斯、休谟、尼采、威廉·詹姆斯，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而且，用哲学解决问题的脚步永不停滞。首先，哲学可以化解分歧，即人类生活的分歧，它就像是岛屿与大陆之间的距离，永远存在。人与人的误解总有现实理由，观点不同也会轻易扰乱理智，比如理性与感性、宿命论与自由意志之间的逻辑分歧。因此，人类永远需要工程哲学[6]（philosophical engineering）。

注释

[1]吉尔伯特·哈曼（1938—）是美国著名哲学家。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削减风暴”指的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实行紧缩政策。

[3]阿尔弗雷德·艾耶尔（1910—1989），英国哲学家，因1936年出版的《语言、真理与逻辑》而闻名于世。

[4]迈克尔·达米特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分析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等领域。他是20世纪反实在论和数学哲学中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5]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爵士（1919—2006），英国哲学家，语言哲学牛津学派代表人物。

[6]工程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主要是探索人们怎么去把握和处理好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