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位和主位历史观

尽管这些理论观点不断改变，考古学仍然是一门有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学科。但因为北美的人类学始于19世纪对美洲土著社会的研究，这些民族的前哥伦布时代祖先的考古学研究一直与人类学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因此通常被称为人类考古学（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0世纪，人类学发展出了两个概括性视角来理解现存的社会：一个是“客位”视角，目的是提供一个无偏见的、非侵入性的、科学的视角；另一个是“主位”视角，目的是提供一个内部视角［这些术语是继“语音”（phonetic）和“音位”（phonemic）这两个语言学术语之后产生的。“语音”指的是在所有人类语言中使用的基本声音，而“音位”指的是每种语言中有意义的声音系统］。

图2.5 当代考古发掘 当代考古研究将最先进的方法与传统的挖掘技术相结合（危地马拉坎昆正在进行挖掘工作）。

这些区别突出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之间的另一处对比。过程考古学致力于变得更加科学——换言之，过程考古学采用一种客位的、科学的视角来重构历史。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单靠科学视角还无法完全理解人类社会。尽管人类受制于自然条件和过程，例如土壤肥力和基因变异，但是人类行为还受到环境和自然选择之外的因素制约（笔者仅引两例）。人类行为还体现每个社会特有的信仰、习俗和传统。后过程性方法以更加平衡的观点为目标，追求主位视角，这种视角力图对每个历史社会建立一种更加全面且基于内部的理解。

这两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许多考古学家试图在科学的客位立场与更具人文主义的主位视角之间取得平衡。当然，许多人类学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深刻的主位观点，是因为他们可以与现世的人交谈，加入其活动，学习其语言，并被接纳，成为其中一位社会成员。显而易见的是，追求主位历史视角的考古学家无法与长眠许久的人交谈互动，也无法成为消失已久的社会中的一员。不过，至少还有方法能接近主位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方法来获取此种内部观点，因为历史使得研究者能够阅读过去之人关于自己的记录。然而，不幸的是，没有现存的（或破译的）文本能代表绝大多数的历史社会。

尽管一些考古学家相信，陶器碎片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但事实上，文字记录才是主位方法最坚实的基础。然而，就算想要得出一个带有偏见的认识，还有不那么直接的方法。民族史（ethnohistory）便是其中之一。考古学家利用口述史或史前社会后代所写的后期记录来解读该社会留下的遗迹。部分考古记录本身可能存在有意义的编码，这些编码可以提供一种主位视角。例如，过去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会反映在任何事物上，从墓葬供品到建筑物在景观中的排列方式。如果运用类比或民族史的方式，可以在考古记录中识别反映这些观念的模式，便能实现主位历史观。

客位观和主位观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缺陷及偏差。客位考古学将自身局限于从物质遗骸中进行推断，假设在基本层面上，所有人类社会中的民族和群体的行为或多或少是一致的。无论是在玛雅遗址还是在非洲或亚洲的遗址，一个家庭贝冢（midden）或一个带有进口物品的人类墓葬都反映了相同的基本行为类型。主位考古学质疑这种推测，并尝试发现每个消失社会中特有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口述传统或文字资料如此重要，因为它们通常反映的不仅仅是活动，还有关于态度、信仰和动力的线索，而这些不可能单独从物质遗骸中搜集得来。然而，我们都知道，历史文献反映了其作者的偏见，即使我们可以阅读古代文献，我们也必须从事实中剔除虚构。

研究玛雅的考古学家是尤其幸运的，因为与其他任何前哥伦布时代的社会相比，古玛雅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迹供客位调查，同时也为主位研究提供了大量书面记录（见第三章）。因此，古玛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主位窗口——这个窗口只局限于玛雅浩荡发展轨迹中的一部分，几乎完全局限于社会最上层的部分，但这个窗口却能以更偏向历史的观点补充科学观点。只要我们承认我们对历史的推测只能尽可能贴近史实，而这些推测都会被以后的发现所补充、修改，甚至推翻，我们便可以将两种方法中最精华的部分相结合，以产生有用的效果。

洪都拉斯科潘的考古

自1576年唐·迭戈·加西亚·德·帕拉西奥斯（Don Diego García de Palacios）对这个著名遗址进行描述以后，它便开始为人所知。1834年，胡安·加林多（Juan Galindo）在科潘卫城的东庭下发掘了一座坟墓。虽然挖掘的材料后来消失了，“加林多之墓”（Galindo's Tomb）成为了第一座被报道挖掘的玛雅王室陵墓。几年之后，外界通过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和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的描述和插图发现了科潘。从1885年开始，阿尔弗雷德·莫兹利测绘并挖掘了科潘的核心区（Main Group），并拍摄了科潘的雕塑（图2.3）。1891年到1894年，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继续了这些调查。20世纪早期，西尔韦纳斯·莫利记录了科潘的雕刻纪念碑，他也是第一个指出科潘的核心区只是遍布科潘河谷的古代聚落遗迹的一部分的人。继此项工作后，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于1935年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挖掘和修复工作，包括通过将科潘河（Copan River）从科尔特（the Corte）分流或将侵蚀其东侧的河流切割，使科潘卫城免遭破坏。卡内基项目还重置了倒塌和破碎的纪念碑，挖掘了五个主要建筑，包括著名的铭文之梯（Hiero-glyphic Stairway）和球场（Ball Court），以及在三个卫城建筑下挖掘隧道，以寻找早期建筑。

1975年，当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开始调查科潘河谷的古典期聚落时，科潘的考古研究得到了更新。自此，科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这是在玛雅遗址进行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考古调查之一。威利的科潘河谷项目（1975年—1977年）确定了河谷基本聚落模式，并挖掘出了首个住宅区样本。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于1977年至1980年赞助了科潘考古项目的第一阶段，该项目进行了进一步的河谷沉降工作，并在核心区开启了挖掘工作。这项调查的第二阶段（1980年—1985年）继续这些项目，并进行更多的河谷沉降工作。自1985年以来，科潘的研究在各种项目中继续进行。这些工作包括进一步的河谷沉降调查和对北群（North Group）和8N-11群（Group 8N-11）的偏远精英建筑群的挖掘。同时，科潘马赛克项目（the Copan Mosaics Project）辨认出了核心区中倒塌的雕塑正面的巨型身体。科潘卫城考古项目（PAAC，1988年—1995年）是核心区规模最大的项目。科潘卫城考古项目保留并加固了科尔特卫城，并挖掘了卫城以南的墓地群（the Cemetery Group）。其他科潘卫城考古项目研究依赖在卫城下进行的广泛隧道挖掘，包括10L-26建筑群项目、10L-16建筑群项目及早期科潘卫城项目，这些项目从科尔特挖掘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隧道来记录早期古典卫城的考古历史，并于2003年完成挖掘和巩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