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与育人:夫妇同演“双推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国都逐渐恢复了正常,我个人的生涯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我入了党,后来又当了三金工车间技术组的组长。按理说我大学就应该可以入党的,你想那时我是班长,对不对?毕业的时候全班就我一个优秀毕业生,按理说入党应该早些……但是没入成。为什么呢?我们系的书记说:“你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太少,接近党组织不够。”这也是的,你勤写思想汇报,交给书记看看,主动靠近党组织就会好一点。再说,自己的家庭也不是太红啊!一年以后,1981年吧,我就当了三金工车间的技术副主任,负责整个车间的技术工作。这时候就发现,原先在车间的下放劳动,对我后来确实有帮助。因为我前前后后几乎有七八年都是跟工人在一块摸爬滚打,关系也不错,所以你当了领导呢,跟工人就很谈得来,工人也服你、相信你,有啥困难会跟你说,这对开展工作非常有利。工人就是这样,他们性格比较直,不喜欢你、不信任你,就会设个难题刁难你——“来,你给我解决,我不会。”但是你要跟他关系好呢,他就可以把他的这些经验告诉你,你说啥他也听,用“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话就是“能和工人打成一片”。所以毛主席当时要求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到实践当中去”,这应该说还是对的。

他入党那会,国家已经恢复高考了。我们学校那时已经又改回职工大学了,从1979年开始参加正式的全国成人高考,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才能进来,这就正规了。我因为已经改教数学,就让我一直教高等数学。1979年教了一届,1980年我们学校又扩大,可以以中央电大的名义招高中应届毕业生,一下子招了50多个,大部分解决的都是本厂子弟的问题,只要他参加高考,虽然没考上,但分数无论达到多少,我们都可以收,还有一些知青。从这时起一直教到1983年,我就被提成教务主任了,再后一年提拔为副校长。当时他当车间主任,我们都是副科级,他就说,“老婆,我们是平级”。

再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就比较快了。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我算是比较顺利的。1980年当技术组长,1981年当车间副主任、主任,1984年6月或是9月,就提到厂里当副厂长了。总厂的副厂长!说明我在这个车间里头干得不错,是吧?咱们国家的体制,要提拔,首先得下面都承认你干得不错,再加上上面领导知道你干得不错。完了还得报省里头,报省人事厅、组织部批准。手续挺复杂的。

不过,一当副厂长的话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就等于走上了另一条道。我原先当技术人员,现在开始分管人事与劳资,跟我完全不相干。但这时你也不能够说不干。那时候,1984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国家提出了改变干部任用的政策,开始讲“四化”(10)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等,我们这批人正好赶上了第一批!我们那一批一共提了好几个人,提了我,一个管后勤的副厂长,还有郁明山、崔玉涛、张定玉……一下子提了五六个,都是大学毕业生,各个大学来的。我们可以说是干部“四化”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

汪鲁修在办公室(1993年)

我上任后不久,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涨工资。涨工资不是容易的事,工种不同、年龄不同、级别不同、学历不同,工资涨幅可能都不一样。方案是厂长们在一起定的,但一公布呢,那些资历比较新的大学生们就不干了。可能我们没有考虑周全,他们没涨上,就闹。我抓这个工作,涨工资后我就下去了解情况,结果到了四金工,那帮大学生知道我去了,就把其他车间的也都叫了去,把我围在中间。质问我:“你怎么弄、怎么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涨?”哎呀,我被围了好几个钟头!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斗争性还没完全消除呢,他们团团围着我,指着鼻子责问,还好没打我。这没办法呀,我只能给他们解释解释为什么没涨。厂里很快就知道了,派了厂办秘书到那儿维持秩序,好说歹说把我拽出来,算是解脱了。解脱以后就怕他们再闹啊,再闹出点儿大事,把我打一顿怎么弄?于是就在市里找了个宾馆把我给藏起来了。藏了整整一个星期吧!

那时候国家也比较困难,“文化大革命”结束没多长时间,能给的钱很少。对厂里来说,大规模调工资也是第一次,大家都没弄过,没有经验,难免有个别群体考虑不周到,甚至说不太合理。所以,也不能说人家完全就是无理取闹,对不对?不过,即使知道可能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千万不敢再调整了。你要敢把这边的一动,那边又起来了,绝对不行。呵呵,涨工资就这个特点,绝对不能动,那就得做工作。所以在我躲起来的时候,车间主任、书记都在做工作,要大家顾大局。这件事之后,到了1987年领导班子调整,也许是我干得不好吧,我就不再分管人事了。管什么呢?分管设备和基本建设。你别说,这技术上的事,跟我更接近对不对?这时我就感觉到比较顺手一点,也敢说了敢干了。一句话,自如多了。这样,到1993年并入中信集团之前,因为一把手厂长调整,我也调整,开始分管技术与经营,还兼任厂里矿研院的院长,这等于原来的总工程师的工作。没两年,到了1995年7月,因为我们的书记调到洛阳市里当市委副书记了,就由我来出任党委书记。当书记跟管人事差不了多少,都是跟人打交道的,这是我的最弱项。

前面说到我俩平级,但到1984年他当了副厂长,那人家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儿,我干到退休就一直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不过,1989年洛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换届,上面有个精神,人大的副主任里要有一个非党员,条件还挺多:50岁以下,大学本科,处级干部,非党员……这几个条件在洛阳市里海选,就我正好能圈住,就做了人大代表,还差点当上人大副主任,要不然我当的官儿比他还大(笑)!后来虽然没选上,但也做了人大常委,一直干了一届五年。后来可能因为我入党了,换届时就选了非党员的其他人。其实,从1984年到1996年,我本来也有机会当正校长的,但鲁修就是不同意。他说我俩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婆不是官儿也得给她弄成个官当当。他就不肯,他说:“你就当副的,只要我在永远别想当正的。”就这样我一直当副校长,一直当到1996年。那会儿我55岁,本来高级职称是可以干到60岁的,但当时厂里效益不好,欠薪18个月,结果就让所有女干部,是技术干部也好,领导干部也好,都不延长了,55岁通通下,一刀切,那时候他当书记,所以我也带头退休了。

现在想来,我们搞职工教育对企业的发展贡献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文革”十年高校停停办办,工厂缺人,那就需要有人补充。我们的职工大学前后培养了上千人,向厂里输送,向各个行业输送,缺啥办啥。我当老师的时候专业只有机械制造,后来等我当了副校长,我们又办热加工;接着光技术部门不行啊,还得有会计,还得有管理人员,那就办;兴计算机了,办计算机班;还办工民建,就是盖房子;办汉语言文学,办党政干部班,就是专门培养干部。反正是缺什么办什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缺师资怎么弄呢?就请!挂靠在中央电大,人家很多专业都有,就挂靠在人家那里,教材、计划全都是按它的,然后到正规大学去请师资,或者请我们本厂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工程师、会计师,就这么干!最后到什么程度呢?人家的评价是“清华北大,不如工大电大”。为啥?新分配来的正规大学生,不了解厂里的情况,上手慢;但是我们的学生原来就是工人,非常熟悉这个流程,所以他一来就可以干,对企业来说就是挺实用的。当时,哪个办公室里头都有我们的学生,我到厂大楼去办事儿,推开一个门,人家就说:“赵老师,您来了!”都认识的,都是学生。所以说对企业的贡献还是有的,现在的中层领导,包括厂领导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我们那儿毕业的。有的一届里头,我数了数,处级干部就有十个,厂级干部一个,有厂党委的副书记;还有的学生成了一把手总经理,后来做了董事长,也是我们学校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的。

相比起来,我的工作压力比她大。前面说过,我就怕写东西,小的时候作文就常常得“大饼”。当了书记,虽然有秘书代劳,但是你也不能全靠秘书呀,好多事儿你必须自个儿去做。比如,遇到下岗或发不出工资时,你总不能叫秘书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吧?这工作挺难的,有时候自己还说不清楚,你怎么能让人家听得懂、听得进?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那就是没有什么官架子,从来不训人,有了事就好好说。在我任上,最困难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企业的改革。既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对我们厂来说,首先就是要减员增效。其实,从我当书记的第二年,就是1996年开始,矿山厂就发不出工资了,主要是没有活干。欠工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到我们这届班子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2002年退休的时候,断断续续累加起来一共欠了整整18个月的工资!要不然我怎么会说中国的工人确实好,欠18个月的工资,就这么一直挺着,就这么干,没闹事儿!前次涨工资跟你闹得那么厉害,但是这次人家一次事儿都没闹过。

汪鲁修参加洛矿春节团拜会(1998年)

接着,第二年就开始下岗分流,就是这一年让她提前退休回家的。那时我们厂一共两万多人,要下一半儿啊!你想一想,原先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直都是铁饭碗,现在忽然要工人下岗,我都想不通,还要做职工的工作,怎么做啊?难坏了。一开始,年纪轻的下岗,没有钱,啥都没有,就下岗了;后来,岁数比较大的买断工龄,也就是给一点钱而已。下岗后怎么办?就是到社会上想办法自谋职业,做个小买卖呀,打个零工呀,干什么的都有。有的人家一下子两口子都要下岗,生活太难了!洛阳市这么多大厂,七八个吧,都是国有大企业,都下啊,洛阳市也管不了。这么多人下岗,但却没有一个职工打过我或者干啥出格的事,最多不过是到我们家里、到办公室里发个脾气,哭诉一番,其他还真没有做什么,大家都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自己想不通,也同情这些(下岗的)职工,就觉得这工作实在做不下去,出事的压力也大,当时有的厂真有因为下岗想不开的。所以,1999年我57岁还差三年退休时,就辞职不干书记了。当时我直接找的集团的党委书记,而且找了几次,我说这工作确实难做,我也尽力了,现在厂里虽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但工资还得继续欠,下岗还在继续下,难免以后不会出问题。这样,集团最终同意我退到二线。当时因为正在向股份制过渡,要设首席监事,就让我做首席监事,还保留了常委,一直到2002年才正式退休。

我退休以后不久,矿山厂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了,虽然不是铁饭碗了,但大批下岗的现象也停止了。再接下来的几年,厂里的状况就逐渐恢复了,加上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好转了,所以矿山厂也缓过劲儿来了。慢慢地,在洛阳市,在河南省,甚至在整个重型机械行业,和富拉尔基一重、四川德阳二重、太原重工、上海重工,还有沈阳重工这五大企业相比,2005年后我们都能算比较好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我当书记的时候,新进的设备很少,但从2005年以后一直到最近,厂里进了大量的现代化设备,比如数控机床现在已经比较普遍了。因为新设备增加,固定资产增加了,工厂的产值、产量都翻了几番,日子好过了。上一届中央领导很多都来过,这一届也大都来参观过。现在确实觉得扬眉吐气了,也可以说我们那时候的苦没白受,坚持住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