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作为正统宗教的佛教与道教，忽而佛教受宠，道教失势；忽而道教兴隆，佛教衰微，这主要是基于封建皇帝的好恶来决定的。与此不同，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崛起与兴盛，并不仰赖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而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的治乱。纵观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发展史，每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或社会动荡之际，都是华北民间宗教的繁盛期，这便成为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发展规律。用这条规律证诸整个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同样适用，因此带有普遍性。把握这条规律，对于认识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乃至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都会收到“纲举目张”之效。

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如上所述，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以它的领袖地位，将大江南北的民间宗教信仰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正统思想儒释道之外的信仰世界。

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大众，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形同牛马，终生贫困。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期，更为严重。因此，农民大众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却找不到出路。

对于尚未跨入现代社会大门，根本接触不到科学思想而又深受封建神学影响的农民大众来说，宗教是他们的唯一信仰，用宗教的思维方式思考与行动，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扶植的正统宗教，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寺庙宫观遍布天下，佛经道籍汗牛充栋，由于佛道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以及糜费腐化等，很难符合农民大众的信仰心理。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教门，因其教义简明，仪式便行，经卷易懂，尤其是它们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离经叛道的斗争性格，以及组织内部的扶危济困等机能，正好适合了农民大众的宗教情感，集中反映了农民大众的精神需求，直接代表了农民大众的反抗意志，也体现了农民大众“相亲相友相助”的现实要求，因此受到了农民大众的狂热崇奉，并由此造成了明清时期汹涌澎湃的民间宗教运动。这是封建社会晚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激烈化的曲折反映，也是农民大众对理想王国的企羡与追求。

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充分说明，农民大众决不是一群没有理想与追求的愚夫愚妇，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组织，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这就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作为一种思想形态，以其独特的风骨与品格流行于世，受到了农民大众的拥护与欢迎，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释道的严重挑战与巨大威胁。

正因为如此，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在查办“邪教”时，每次都把搜缴、焚毁集中反映民间宗教教义思想的经卷——宝卷作为重要任务。明万历末年，朝廷在取缔无为教时，宣布“罗祖五部经”的罪状是“俚俗不经，能诱无知良民，听从煽惑，因而潜结为非，败俗伤化，莫此为甚”，下令烧书毁板。随后，其他教门的宝卷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入清以后，宝卷更是成为“邪说”“妖书”的同义语。在清朝统治者眼中，“谋逆之原，由于聚众；聚众之原，由于邪说”。清朝对宝卷的缴毁已经达到了除净务绝的程度，乃至道光年间直隶出现了一个名叫黄育楩的官僚，以攻击宝卷为己任。他在巨鹿知县和沧州知州任上，将搜缴当地民间并寺庙收藏的明末印刊的六十八种宝卷，“摘出各经各品妖言”，又将清代华北各地教门所“提出无数妖言，其妄谬有更甚于邪经者”，“择其主意所在之处，详为辩驳”，写成《破邪详辩》一书，自费广为散发，企图以此消弥民间宗教在农民大众中的影响。但是，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民间宗教思想已经深入民心，并作为一种下层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

其次，以华北民间宗教为中心的整个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之所以不见容于封建统治阶级，主要不是思想信仰不同，而是政治原因。民间宗教不仅能给农民大众以精神寄托，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在社会动荡或社会转折之际，及时提出适合农民大众反抗意志和追求美好理想的政治口号与斗争目标。尽管这些政治口号与斗争目标是“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但仍掩盖不住“要掀起巨大的风暴”的真实目的。

明朝末年，在华北民间宗教中普遍流传一个谶语，即“木子当来，牛八退位”。“木子”即李姓，喻指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牛八”即朱姓，喻指朱明王朝。在明末天下大乱的形势下，这个谶语表明了华北民间宗教憎恶腐败的朱明王朝，渴望李自成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立场，从而使这个谶语装进了具体的阶级内容，带上了鲜明的阶级色彩。有一个活跃在燕南赵北（今河北南部）的名叫龙天道的教门，甚至动员其徒众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兵合一处，攻打北京，然后在“燕南赵北”放下云城（民间宗教的理想王国），与无生老母欢聚一堂，共享人间之快乐。

可是，本来是诅咒“牛八将尽”，预言“木子当来”的华北民间宗教，当清兵乘乱入关，定鼎中原后，它便从民族利益出发，又倡言“清朝以（已）尽”“日月复来”，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帜。清初华北地区的各种教门，其中的大多数都以这个政治口号为号召，招揽徒众，发展组织，并不时举行抗清斗争。

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逐渐巩固，从清中叶起，华北民间宗教不再以“复明”为号召，而是以“复大顺”（明末李自成大顺政权）为旗帜，重新燃起了重建农民政权的烈火。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清水教起义，即是这种“复大顺”的一种尝试。乾隆末年，这一口号由华北流传江南，于是引发了嘉庆元年（1796）的混元教、西天大乘教、三阳教大起义。这场起义，历时九载，纵横驰骋楚、川、豫、陕、甘五省，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促使清朝由盛转衰。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领袖李文成自称李自成转世，率领义军在豫北与清军浴血奋战，而另一天理教领袖林清则在京郊指挥徒众攻打紫禁城，试图夺取中央政权，声势震撼清廷，被嘉庆帝称为“汉唐宋明未有”的“非常之事”。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灾难，华北民间宗教则树起了“奉天伐暴”，“杀贪官，毁教堂”的大旗，在自己的教义思想中增添了反洋教的新内容，最后酿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综上所述，这些爆发在明清时期著名的农民大起义，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民间宗教在组织与策动这些农民大起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无法抹煞的。这就充分证明，正如正统宗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工具一样，民间宗教是农民大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但是，民间宗教既然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与正统的佛教、道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那么，它也就脱离不了一切宗教的羁绊。在民间宗教信仰中，农民大众尽管是它的主要解救对象，但这个对象同样是被否定的。农民大众不仅由无生老母所创造，受无生老母所支配，而且农民大众的被解救，也只有依靠她老人家的慈悲方可实现。即使农民大众在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时，也要祭起“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大旗，才敢于向压迫他们的贪官污吏乃至皇帝老子开战。这就是说，民间宗教非但没有把农民大众从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支配下解放出来，反而给农民大众增加了无生老母这一新的精神异己力量，尽管这位至上神和救世主既不像佛教的释迦那样庄严肃穆，也不像道教中三清那样冷漠高远，而是时时向人间流露出慈母般的关怀与爱抚，但她仍是一种“超人间力量”，在本质上与佛、道正统宗教并无根本差异。

作为正统宗教的佛禅与神仙道教，虽然也是以“超人间力量形式”来反映人间的力量，以“颠倒的世界观”来观察现实世界，但它们要比民间宗教思辨、理智、严肃、高雅，更具道德人本主义的精神，而民间宗教则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巫术宗教的色彩。民间宗教以它那荒诞不经、格调低下猥琐的说教，欺骗、愚弄农民大众，严重地阻碍着农民大众的觉醒；又以它那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鼓动起农民大众的宗教狂热，对中华民族民族性的形成起着非常消极的作用；它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离异与反叛，无论是采用批判的武器，还是实行武器的批判，都没能改变黑暗的现实世界，却在民间掀起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和偶像崇拜狂潮，为农民大众套上了一具更为沉重的精神枷锁，因而造成了农民大众长期的沉醉与麻木、愚昧与落后，并且对历史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障碍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顽固最落后的营垒。

然而，我们又不要过分地诅咒或诋毁这样一种下层宗教。试问：对于生活在封建末世，身为封建专制制度与大自然灾害双重奴隶，且又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权力的农民大众来说，当他们需要精神寄托之时，除了从无生老母那里寻求点慰藉，又怎能像官僚士大夫那样远足深山古刹进香膜拜，或家居深宅大院研读佛经道籍呢？当他们铤而走险之际，除了打出“弥勒佛当有天下”大旗，还能有别的什么思想武器，将形同散沙的自身凝聚、组织起来，进而向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冲击呢？质言之，民间宗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民间宗教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下层社会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完全是残暴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因此，对于民间宗教这样的下层宗教，应该进行理性的认识，即从封建社会生活本身出发来认识，深挖产生它的根源，改变乃至铲除滋生它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它的影响。

原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1999年第1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