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历史的补白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历史叙事即使不是汗牛充栋，也可以称得上应有尽有。但是，除却近年来围绕三线建设出版了一批口述史研究的著述外(14) ，总体上说大多有关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研究依旧停留在自上而下看历史的阶段。这使我们的全部努力有可能无法逃逸这样的危险:因为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每一个体的鲜活历史和深邃感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那些本该栩栩如生流传下去的历史无法显示自己内在的纹理。其实，如果历史的记述者能够考虑到底层的或自下而上的视角，你就容易体悟到:不但每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每一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驶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宏大的国家叙事还是悲壮的民族史迹，虽说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个人的欲望和努力，但也缺少不了芸芸众生的生命历程的交相编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

从单纯的国家叙事，转向对个人表述的兼容并蓄，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口述历史在当代的流行，既归因于历史学的转向，也归因于现代技术手段的便捷。就前者而言，如保尔·汤普逊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史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15) 所以，虽然几乎有关口述史学的历史追溯都会提及阿兰·内文斯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壮举，但口述史的真正动力却受益于英国社会史学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它使得从50年代起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前辈们对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经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 就后者而言，不仅最初的口述史学的流行有赖于20世纪录音设备和技术的进步——由此使得从中国社会代代相传的说书人到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访谈者所进行的类似工作有可能获得方便的记录(17) ，而且当前“新的数字技术(也)正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18) ，并因此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新的范式革命。两厢相加，以致唐纳德·里奇会说:“口述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论述。”(19)

在口述史学中，“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并置，既标明了口述者与传统历史记载的隔离性，同时也揭示了当这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的颠覆性意义。尽管包括《荷马史诗》和《诗经》在内最早的历史是以口述的形态流传下来的，但在历史学或职业历史学家出现之后，普通的口述者或亲历者就被正统的历史排斥在外，后者关注的是帝王将相或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而包括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人则成了历史研究中的边缘人或弱势群体，在传统的历史中他们几乎占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叙事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口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性意义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口述史学自出现之时即将普通人的生活及经历作为关注的对象，由此使得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个体体验的具体补充;其二，口述史学也给了原先被忽视了的下层民众、妇女和少数族裔表达自己的意见、感受、荣耀甚至不满的可能。在口述史学诞生之前，不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资料，欧洲最早的一批经验社会的研究者也都是口述资料的娴熟使用者:以研究伦敦的贫困著名的查尔斯·布思广泛使用了来自访谈的口头叙述(20) ，而撰写《欧洲工人》的法国人勒·普莱更是收集了大量的口头资料，他甚至懂得从工人对上层人物的闲言碎语中推论当地社会的疏离程度。(21) 在口述史学出现之后，不仅收集口述资料被用来训练学生们的历史感(22) ，而且在劳工等中下层民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类研究不仅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工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并且通过社会认同的激发，“导致某些大型厂矿和钢铁基地中集体性的传记写作群体的形成”(23) ，这也是我们今天同类研究的前导。其实，宽泛一点说，即使在较为封闭的20世纪50—70年代，对革命传统的片面强调或对基层劳动者的斗争实践的过度关注，也激发了相似的历史学尝试在中国以“忆苦思甜”或编撰“新四史”的方式予以呈现。(24)

我们无意于用个人口述取代国家叙事，但我们相信个人口述起码可以起到为国家叙事补白的作用，它使得我们的历史不仅全面，而且更为生动。我们知道在有关口述史的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常常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口头资料来源的主观性上，这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最大的区别。持实证主义立场的批评者坚信，人们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耄耋之年身体的衰弱、怀旧情感、采访者和被访者双方的个人偏见，以及集体的影响和对过去的回顾性叙事等诸种因素的歪曲”(25) 。更为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后期抛光(overlay)和完全主观性的世界”(26) 。

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上，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一句话，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建构的能动性。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讨论口述历史材料的主观性问题:其一，口述资料的主观性并非天生就是缺陷，有时它甚至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其二，那些在客观上可能“不真实的”陈述，在主观的心理上或许恰恰是“真实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亲历者在社会表征和个体认同两个方面的交织作用下，是如何对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加以理解和记忆的。如此，刘亚秋研究的知青(27) ，以及我们现已完成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器厂和贵州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们口述叙事中大体相似的“青春无悔”的记忆，虽然未必是陈述者贯穿一生的全部感受，但却常常能够“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28) 。

当然，承认口述史及集体记忆的主观性和历史价值，并非要否认其历史真实性或客观性。口述史的客观性最浅显的表述，是任何个体的口述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访者所亲历的时代进程和社会状况，以及亲历者本人在时代及其变迁下的个人经历、体验与反省。虽然受社会、政治和当下处境的制约，口述者存在掩饰或歪曲个人行为或事件意义的可能，但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资料都可能存在的问题，绝非口述史料一家的独疾:显而易见，就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史籍、档案而言，普通的亲历者有意掩饰或歪曲个人生活史或生活事件的可能不会大于统治者、权贵阶级及其代言人;就口述史与社会学通过各类访谈获得的资料相比，你也不能想象一个人对过往的叙事会比对当下的叙事具有更多的掩饰或歪曲的动机。进一步，有鉴于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