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5章 人之志
这时卢怀慎说道：“陛下，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不可分离，缺一不可。虽然五位一体，但层次有别，所以分而用之则误，合而用之则吉。
道，是人人都需遵循的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万事万物都遵循着道的约束，道也寓于万事万物之中，因此我们身在其中反而感觉不到道的存在。也就是说，道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万事万物虽受制于道（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但又无法清晰追溯其发展的轨迹。好比是我们感觉不到气的存在，但气的的确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身体内存在着。好比是任何圆形均有圆心存在，但圆心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大小，不可见。
德，是人对于道的心得，也是万事万物受制于道的表征。德是在人的身上具体体现道的存在，是道的感化，是道的一种人格化。道如规矩，而德如方圆。得道深则德也深，得道浅则德也浅。所以，德有深浅之分，德有贤愚之别。有所求必有所得，只是得之深浅，视造化之功而定。尽管如此，毕竟鱼有鱼途，虾有虾道。依德而行，人可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符合德的要求，自然界万事万物也因此各得其所。故曰，道者如河流，德者如堤岸，德高者能得上道，德弱者能得下道，各有所得也。道者如三千弱水，德者如瓠瓢，举水几何，视瓠瓢之器量而定。故德有上德与下德之分。
仁，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亲近融合之心，如水入海，如雨润土。有仁慈、聪慧、善良的情怀是促成仁的基础条件。
义，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准则。义中蕴涵着理，所以人们根据义中之理奖善惩恶；以义的原则作为建立功业的基础条件。
礼，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行为法则。人人遵循礼的规范，才能兢兢业业、勤奋努力，才能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
以上五个方面是做人做事的根本，缺一不可。
凡是贤明能干的人物以及品德高尚的君子，都能够看清国家盛衰的规律，也懂得存亡的道理；既了解治理乱象的途径，更知晓隐退仕进的方法。其中的奥妙在于：盛衰有其规律性，成败有其定数，治乱在于能分清势之正逆，去留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因此，当条件不成熟时，甘心隐伏，静守正道，加强准备，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来临而有所行动，则能建功立业，位极人臣；看破玄机，顺势而为则能成就绝世之功。假如生不逢时，只不过无闻于世而已，不会有大的损害。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智慧就比别人高，名气也比别人大。”
穿越而来的李隆基对此确有自己的理解，人于出生之时，智力懵懂未开。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知识积累和社会历练才逐渐掌握了生存的技能。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每一个人的生存技能千差万别，假若人与人之间相比较，一生之中所得到的利益也是多寡不均。从生物学上讲，虽然人的身体结构和基因水平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智力水平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差异性较小。但是，仅仅这样的较小差异性就使人性形成了光怪陆离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无论哪朝哪代，也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上智下愚的社会阶层的结构分层永远存在，利益多寡的差异性也是各个时代的客观存在。
当然，处于“上智”的社会阶层不愿自己的后代沦为“下愚”的境地，不愿意自己的既得利益烟消云散；而现实中的“下愚”的社会阶层更不愿让自己的后代世世代代沦为“下愚”。因而，双方都在寻找突破这个瓶颈难题的解决办法。
但是，由于这个问题从古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也使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解决办法。当然，人们是不会甘心的，找不到一条“上路”，那么就找一条“中路”。这条中路就是读书。从古到今，中国人都信奉一个理论，这就是读书做官，以争取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处于高位。
到了现代更加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的谬论，妄想通过“知识”来弥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并把取得文凭当作是进入社会的唯一敲门砖。事实上，文凭未必一定能成为晋身社会上层的通行证。知识的普及虽然有着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但是，无论怎么普及也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最多只是达到高位均衡而已。而且，这种均衡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互补平衡，并不代表知识结构的相同性。
何况，所谓的“知识”还得分“有效知识”还是“无效知识”，因此，连达到上述的均衡也是较为困难的事。虽然通过读书，也就是通过积累知识获得相应技能的模式，是凭一般人的智力水平能够认同的最佳的一条路，而且别无他路。至于通过获得社会关系或是通过务农、做工、经商找到晋身社会的路则是更加摸不着方向了。这也反映了社会价值认识中的趋同性，或称之为羊群效应。
也就是说，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总是一片黑暗，人生的前行道路中原本就没有什么指路明灯，都是盲听盲从，都是别人举什么灯，我也举什么灯；别人走什么路，我也走什么路。手中的灯能否照耀自己的前途，确实谁也没有把握。何况，更多的时候，自己的手中并没有灯，是靠别人的指引并摸索前行的道路。
“道、德、仁、义、礼”，最上端的“道”最不容易捉摸，也不容易理解，因而知道的人也最少。而“礼”知道的人最多，但是层次最低。
一个治国者必须统盘了解这个结构，并通过这个结构层次去治理社会。只有站在思想的金字塔高端才能洞悉世人的行为举动，才知道什么人可以为我所用，什么人必须小心提防；什么人可以团结，什么人必须消灭。其次，实事求是地评估自己的力量积蓄的程度，能否真正战胜一切与已抗衡的势力，从而选择时机，选择敌友，绝不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先求生存，再求发展，步步为营。
当一个人凡事能够洞穿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整体结构变化，从而慎始敬终，那么这个人要他不成为“上智”之人也是很难。
需要注重“道、德、仁、义、礼”这五个要素，但是究竟这五个要素是以怎样的空间结构（空间模型）组合在一起，这就是秘密所在了。好比是砖头、瓦片、木料是造房子的材料，但是在这些材料没有组成房子之前，材料就是材料；但一旦搭建成房子后，这些砖头、瓦片、木料就不是单纯的材料了，是组成结构的一部分了。但房子的结构如何设计既与搭建房子所用的材料有关系，但又没有多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房子的结构意义远远大于单纯的砖头、瓦片、木料分散的意义。
就如每位军事家都熟悉《孙子兵法》，因此《孙子兵法》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但是每个时代总是有一小部分军事家能够成为常胜将军，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但是，答案非常简单。之所以能够能成为常胜将军在于有一个整体观、全局观，尤其是各种要素的组合变化和力量对比的条件，也就是说，心中有一个整体结构并清楚地知道这个结构中哪些是薄弱环节，哪些是兵力浪费的环节。
卢怀慎继续说道：“品德高尚，可以让人心悦诚服；诚实可信，可以统一不同政见；以义当先，可以服众；才识杰出，可以分辨历史上的得失；贤明睿智，可以明析当下的事理，这样的人可称之为“人中之俊”。
行为举止可以为楷模，聪明智慧可以解疑难，道德诚信可以守契约；廉洁公正可以理财务，这样的人可称之为“人中之豪”
克尽职守，无所废弛；恪守信义，无所变易；虽遭猜疑，仍能义无反顾；利字当头，仍能不见利忘义。这样的人可称之为“人中之杰”。”
在李隆基看来，人生在世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不明方向和事物的边界。因此，明智的统治者正好利用这个缺陷来统治百姓。当然假如统治者本身也有这个缺陷，那么统治者本身将面临改朝换代的危险。而所谓的方向就是选择，就是有所得，有所舍。所谓统治者就是权、利、位、势的绝对占有者，但是要保持权、利、位、势，必定需要牺牲一部分东西。
统治者分为几个层次，这就是“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其中，“人之俊”以德、信、义、才、明的面孔昭示世人；“人之豪”以行、智、信、廉的形象为世人楷模；“人之杰”以守职、处义、见嫌、见利中的分寸为世人之标杆。
问题是，不要以为这些统治者表里如一，知行合一，能真正成为“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而是让百姓以为这些统治者应该是这样的人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努力保持“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的形象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实则是一种牺牲，但是这种牺牲背后有着老百姓所看不明白的权、利、位、势的更大利益。是否愿意以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一是看统治者的眼光，二是看统治者的器量，三是看统治者的气数。
因此，当张良帮着刘邦“忽悠”取得政权后，张良却明智地选择隐退了。他最了解刘邦的脾性，刘邦无非也是小人一个。但是，历史上的刘邦无愧为“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至少正史中是如此认为的。
所以，要蒙骗百姓，“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的形象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为了保持这种形象也要部分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利益，目的在于攫取更大的利益。平心而论，张良辅佐刘邦是因为这个平台可以借用而已，并刻意把刘邦打造成“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从而号令天下，平息天下动乱，还百姓一个和平的世界。
也就是说，张良并不想成为“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已超出了这个范畴，早就是一位真正的得道之人。
古人云，小不忍而乱大谋。这就是说，人的本性其实是不喜欢任何约束的，但是假如总是随性而为，不能终成大事。也就是说，凡能成大事者，必定能“动心忍性”，克服一些不良的心态和行为，以建立社会对于本人的诚信认同。
《孟子》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也就是说，当大事未成或大事未稳之时，必须“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旦大事已成或大事已稳，则无可无不可。当然，警钟长鸣也不是坏事，历代一些统治者原以为稳坐江山，殊不知天不遂人愿，半路丢失江山的也不在少数。原因在于对于大事究竟是否成，大事究竟是否稳，缺乏一个正确的认知。而且，一旦本性暴露必定并为之付出代价，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朝野，这种实例俯拾皆是。
杜绝不良嗜好，禁止非分欲望，就可以免除各种牵累；抑制错误的行为，减少邪恶的念头，就可以纠正过失；杜绝美酒和美色的侵扰，可以洁身自好；
回避嫌疑，远离是非，就可以不出错误。广泛学习，善于质疑，就能丰富自己的知识；行为高尚，守拙慎言，就能修养身心；
恭敬、节俭、谦逊、朴实，就能守身不辱；深谋远虑，就能不陷于困危；结交仁义正直之人，就能脱离逆境。
虽智慧高远仍能宽厚待人、务实进取，就能让人不离左右。才适其任，能适其用，才能更好地成就事业。
抑制邪恶，排斥谗佞，可以平息动乱；
以古鉴今，就能不受困惑；确立原则，周密计算，才能应付危机；因势利导，堵疏结合，可以解开社会难题。
全局谋事，顺势而为，不以小处之失为失，不以小处之得为得，才能避免错误；坚定不移，勇敢果毅，才能建功立业；勤勉不懈，小心谨慎，才能善始善终。
在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仅能养成一种毅力，也能树立一种良好的形象，从而吸引天下的有志之士围绕左右，帮助自己成其大事。
卢怀慎讲了“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一些要点，依计而行，就能养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毅力（克制力）。
李隆基明白，许多人不能成事或者守不住祖业，就是做不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常所谓“志”，就是精神上的特立独行。最大的能力莫过于谋全局，最大的坚毅莫过于忍辱负重，最杰出的榜样莫过于修德，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好善，最神奇的事情莫胜于至诚，聪慧源于明辨，吉祥源于知足，苦难源于多欲，悲伤莫过于意志消沉，病情莫过于捉摸不定，短视莫过于小利，心魔源于贪欲，孤独源于恃才傲物，内讧源于猜疑，败政源于自私。
“志”在于精神上的特立独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盲目的一意孤行。要做到特立独行，必须有一个结构性的精神基础。这个结构包括“博谋”、“忍辱”、“修德”、“好善”、“至诚”、“体物”、“知足”，并且要避免因“多愿”、“精散”、“无常”、“苟得”、“贪鄙”、“自恃”、“任疑”、“多私”带来的困局。
“志”，归根到底在于就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方位标识，这个标识就是以“德”与“道”为导引。一切行为要合乎“德”与“道”的要求。要以德为本，以道为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才能找到一条通往最大利益的坦途。也就是说，惟有“本德宗道”也能一辈子获得心灵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比什么都重要。
《老子》说，“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正是指原本就有“德”与“道”的方位标识，但世人总是舍近就远，离坦取险。对于“德”与“道”总是熟视无睹。立身的一个秘密在于权、利、位、势，在其中任占一地，则衣食无忧。千百年来，小人求而不得，大人不求而得的现象值得思考和借鉴。
但是，权、利、位、势的既得利益者总是会被利益圈所抛弃，客观因素是一个方面，但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往往无视于“道”与“德”的坦途，而陷于酒、色、财、气之中是最主要的主观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