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原来我当时是那样的？
01
部落人对自我意识的恐惧
1969年，人类学家埃德蒙·卡朋特（Edmund Carpenter）和摄影师阿德莱德·德·梅尼尔（Adelaide de Menil）访问了新几内亚，研究居住在巴布亚高原的拜阿米部落（Biami）。后来结为伉俪的卡朋特和梅尼尔带着一项明确的使命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与拜阿米人共处的时光将为“穿梭一万年的媒介史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正如卡朋特后来所写的那样：“我想观察……当一个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现在镜子里、照片里、屏幕上，当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会发生什么。”
正如那段话所暗示的，卡朋特特别为这座小岛上的人所吸引，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几乎可以肯定，还没有一个拜阿米人看到过自己全身的倒影。拜阿米人只有小块的镜子，当然也没有照相机，而且他们家乡的河流环境也不足以呈现出清晰的倒影来让他们正儿八经地欣赏自己。卡朋特写道：“我怀疑拜阿米人是否清楚地看到过自己。”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影子来估计自己的身材和体形，但是卡朋特推断，他们对自己长相的了解大多来自部落里其他成员的评论或行为。不管是好是坏，卡朋特和梅尼尔的到来都会改变这种情况。他们带来了摄像机、宝丽来相机、磁带录音机和镜子，让拜阿米人能看到自己的样子、听到自己的声音。
根据卡朋特的报告，当拜阿米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时，他们表现出了这位人类学家后来用于为其论文命名的“部落人对自我意识的恐惧”。换言之，他们吓坏了。看到自己的整个身形出现在一面大镜子里时，“部落成员的反应是一样的：他们低下头，捂住自己的嘴巴”。他在报告中写道：“他们被吓呆了，在最初的震惊反应之后……他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盯着自己的样子，只有腹部的肌肉泄露出内心巨大的紧张。”
拜阿米人第一次在磁带上听到自己的声音时也有类似的反应。“磁带录音机让他们吓了一跳。”卡朋特在他的文章中回忆道，“当我第一次打开它，回放他们自己的声音时，他们就跳开了。他们明白那些话的意思，却没有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大声回击，既困惑又惊慌。”这是第一次，每位部落成员头脑中的“我”的概念与他们在其他人眼前呈现出的样子并立在一起。卡朋特写道：“除了物理上的自我，人类还拥有一个符号自我，这种观念广泛存在，甚至可能普遍存在。镜子证实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它还揭示出符号自我存在于物理自我之外。符号自我突然间变得清晰、公开、脆弱，人类最初的反应可能总是创伤性的。”
由于恐惧很快变成了着迷，拜阿米人克服了最初的疑惧。“在短短几天内……他们开始大大方方地在镜子前打扮自己。”卡朋特观察道，“在短得令人惊讶的时间里，这些村民……就自己拍视频，互相用宝丽来相机拍摄照片，没完没了地玩磁带录音机。”尽管如此，卡朋特还是被他们最初的强烈反应吸引了。他思索着：
当镜子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很容易忘记自我发现、自我意识是多么可怕。但是在新几内亚……镜子仍然会产生常与自我意识相伴而来的强烈焦虑——那种部落恐惧。
当人们只能通过别人的反应了解自己，然后突然间，第一次通过某些新技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清楚地看到自己时，他们常常会感觉非常恐惧、非常兴奋，以至于做出捂嘴、低头等动作。
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失去身份。新几内亚人的说法是失去灵魂，但其实是一回事。这是他们对任何突如其来的尴尬、任何突如其来的自我意识的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人类学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卡朋特的报告，他们同样质疑拜阿米部落的成员是否真的从未见过自己的倒影。但即便这只是一则寓言，它也构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在他的著作中，卡朋特的话语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一种被称为“视频通话整容”（FaceTime Facelift）的新兴整形手术项目。2010年左右，这是一个网络编辑和电视新闻制作人都无法抗拒的“热门话题”。我是很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我与这两种人都密切合作过。到2012年春天，华盛顿特区的整形外科医生罗伯特·西加尔博士估计，在他每年见到的约100个要求整容的来访者中，有差不多1/4的人是因为厌恶自己在视频通话中的样子才走进他的办公室的。“他们会说，‘我不爱看自己视频聊天时的样子’，”他在描述这种手术的视频中说，“‘我的脖子看起来又粗又肥。’”
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忧，西加尔设计出了新的手术方法，类似于标准的颈部提拉手术，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个手术的切口是在耳朵后面，而不是在下巴下面，这意味着疤痕会被隐藏在你的视频聊天对象看不到的位置。西加尔说，视频通话的问题在于，它就像一面“类固醇上的镜子”。卡朋特这篇关于拜阿米部落的文章写于苹果手机问世的40年前，但他似乎说对了：2010年左右，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技术”，迫使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清晰地看待自己”。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想了解自己。我们记录自己行走的步数；我们痴迷于记录极其详尽的子弹笔记（bullet journals）；我们花69美元来测试自己的DNA；我们对新闻网站上的性格小测验嗤之以鼻，却还是老实作答。对了，我的性格更像《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弥桑黛，你的测试结果是哪位女士呢？
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自知只能看到有限的自己。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别人看待你的方式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心理学家菲利普·罗查特（Philippe Rochat）称之为“无法逾越的鸿沟”（the irreconcilable gap）。这个词对我来说还是相当新鲜的，但它描述的那种感觉不是。想想那些被我们认为“令人尴尬”的情景：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一张自己的丑照；向老板要求升职。在这些情况下，你认为你所呈现给世界的样子被迫与现实世界看到的你的样子狭路相逢。你本不在意你的声音，直到你听到自己的录音；你觉得自己挺好看，直到一张你自己毫无吸引力的照片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你自认为是一个领导者，但你的老板仍然当你是初级职员。这些情景让你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尤其是当别人对你的看法赶不上你的自我评价时。
以视频通话为例，几十年来，视频通话一直被认为是科技领域的“下一个热门事件”，但普及速度却远远没跟上许多专家的预测。专家们预言这项技术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贝尔实验室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推出了当时技术最尖端的视频通话服务——可视电话（Picturephone）。6年后，贝尔在匹兹堡的8家公司里安装了38台这样的设备，这样一个开端还算是说得过去，但贝尔对视频通话设备有着宏伟的计划：他展望，到1975年全美国将有10万台处于应用状态的设备，到1980年将达到100万台。
期望虽高，可视电话却彻底失败了，原因有几个，成本是其中之一。在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一通视频通话每分钟收费27美元，约合今天200美元。在公司总部，工程师罗伯特·拉齐是为数不多的在办公桌上安装了可视电话的人之一，但他只接到过老板阿诺·彭齐亚斯的来电。“我觉得它很令人尴尬，”拉齐这样描述这台设备，“因为我不得不盯着他看。”40年后，美国电话电报（AT＆T）公司的历史学家谢尔顿·霍克海瑟也表达了与拉齐相似的观点。他猜测这款电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并不能完全确定人们愿意在电话上被人盯着看”。
几十年后，像FaceTime这样的新一代视频聊天应用也让人体会到了同样的不适感。根据谷歌最近的一项调查，大约1/6的美国人说他们避免使用视频聊天应用，因为它让人觉得“无礼”。你应该往哪里看？看镜头，也就是看向对方的“眼睛”？还是看屏幕上对方真正的眼睛（这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在看旁边而不是在看他/她本人）？还有，难道就没有人会因为对方的脸撑满了屏幕而感到厌恶吗？那样就好像你俩隔着令人不自在的仅仅10英寸(1)亲密距离面面相觑。
此外，人们对自己在视频聊天中的样子非常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或许觉得“视频聊天整容手术”听起来很极端，那么要知道，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到《悦己》（SELF）杂志等众多出版物都发表过针对视频通话的指南，向读者提供一些如何在视频聊天中显得更有吸引力的非手术建议。有那么一阵子，似乎FaceTime在2010年秋天随着iPhone 4一同问世，验证了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一书中关于“视频压力”（videophonic stress）的预言。这种压力“还有可能变得更糟，你可能会变得过分虚荣，如果你特别在意自己的脸面，也就是其他人眼中你的外表的话。而且不开玩笑地说，谁会不在意呢？”
许多年前，菲利普·罗查特乘地铁时，一群年轻女士带着一沓刚刚冲洗出来的照片上了车，那些照片是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拍下的。她们聚成一团，越过彼此的肩膀翻看那些照片时，“在车厢里引起了一阵骚乱”，他在2009年出版的《心念他人》（Others in Mind）一书中如此回忆道。当某位女士看到一张有损自己形象的照片时，就会将它一把夺走，试图不让朋友们看到。某个年龄段的读者可能会由此回想起，这就是“脸书”出现之前你要求朋友去掉他们给你贴上的标签的方式。罗查特是埃默里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关注自我意识，所以那天在地铁上，他以科学家的眼光观察着那群人的滑稽动作。
“这些女士的行为固然很顽皮，”他后来写道，“但那种行为背后的力量和紧张是非常强大的。”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年轻女性看到自认为的丑照时尖叫抢夺的样子似乎令他觉得有趣，但文中也格外强调了，她们的行为启发他联想到了自己目前正在思考的理论：“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和他的母亲聊起她最近接受的白内障手术后，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她突然看清了周围的世界。”他在电话里用令人愉快的瑞士法语口音（他来自瑞士日内瓦，师从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对我说，“她在恐慌中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她路过镜子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真正的样子，她完全被吓坏了。”她现在可以看到，她比自己想象的要老得多。罗查特自己现在也已经60多岁了，他了解这种感觉。他告诉我，年纪越大，越会觉得自己比在镜子中看到的人年轻得多。
我们的通话变成了他的迷你讲座，他向我解释了衰老和外表的意义，我感觉自己有点儿像是被拽进了一道音频版本的“无法逾越的鸿沟”。在他看来——哦，听来——我肯定比我的实际年龄年轻。在做记者的这些年里，数百次采访经验让我了解到，我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一次，我采访了一位心理学家，探讨那些害怕飞行的人的心理。我不记得他想表达什么了，但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说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这个年龄的人对‘9·11事件’还有没有印象。”那是在2014年，我29岁。2001年9月11日那天，我16岁。是的，天啊，我已经老到能记得住“9·11”了。
现在，我是个30多岁的美国女人，这意味着我能体会些许眼看自己容颜老去而引发的沮丧和焦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特别在意眼睛下面的细纹，我觉得只要睡几个好觉它们就会消失，可是它们没有。最近我才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现在的模样了。
接着说我和罗查特那段关于衰老的谈话。关于他的母亲，他告诉我：“她正在面对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内心深处的感觉，以及外表投射出的形象。”一些研究尴尬的心理学家把这叫作“生命自我”和“肉体自我”之间的区别：前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后者出现在现实世界里。你可以假装这两个自我是一体的，是相同的，直到某种令人难堪的晦气事情发生，把你从那个幻想中猛然拉出来。你脚下拌蒜，让自己跌倒，或是撞上了一扇极其干净的玻璃门，你忽然间意识到自己的样子肯定非常可笑，而那个在外面招摇过市的你并不总是能达到你在想象中给自己设立的标准。
这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罗查特告诉我。他相信在我们还不到两岁的时候，这种恐惧就已经开始扎下根来。从大约18个月开始，孩子们开始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样子。这是一项经典的心理测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标志。罗查特对此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自我觉察（self-conscious）。实验者偷偷在小孩的额头上粘贴便签，以此对这项假设进行检验。如果婴儿还不到18个月，他就不会因便签而显得困扰。然而，超过18个月的婴儿似乎被这张意想不到的便签弄得不知所措，会试图把它揭掉。在罗查特看来，这是一种迹象，表明这个年龄的婴儿会注意到他们内在的自我形象与他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形象不相符。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不一定是世界看待你的方式，这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的深刻一课。
你的自我认知和别人对你的看法之间的分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其他人的交往——这本该是一件自然的，甚至是有趣的事情——有时会让人感到不安。你想让他们看到你眼中的自己，或者至少是你当下想要表现出的自己，而把那个版本的自己呈现给对方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表演。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德詹尼丝讲过一个与此有关的笑话，说的是有时候人们会在脚下发生磕绊之后，索性莫名其妙地慢跑起来，就好像在对所有看到那一幕的人说，哦，我本来就打算跑步的。
在同一期节目中，德詹尼丝还简要地探讨了另一种已经被我们大多数人内化为习惯的对磕绊和跌倒的处理方式：即使你真的伤到了自己，也没关系。你强忍痛苦，一笑而过。毫无疑问，身体上的疼痛较为直接，但社交上的痛苦有时候会更加强烈，持续的时间也可能更久。几年前的某个清晨6点钟，我在东河的林荫道上跑步时遇到了我那位喜欢早起的朋友玛丽。我自认不具备成为早起者的生理特质，但有时候我喜欢表现得像是一个爱早起的人，就在那一天，我的伪装让我自食其果：我们才慢跑了大约10步，我就径直撞上了一根路灯柱。
我知道！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能想到，我疼得要死。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右大腿承受了主要的冲击力，回到家后，我看到了一团狰狞的紫色瘀伤。然而，在那一刻，我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笑了起来，站起来继续跑。“我没事。”我记得我这么骗玛丽，“不，真的，我没事。有事我会说的。”
才不会呢，有事我也不会告诉她，而且我打赌你也不会。这是我们在彼此面前做戏的一个小例子。想想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观点：社会是一座舞台。那天在东河林荫道上跟玛丽在一起时，我假装自己没事，就这样把她从鸿沟的对岸邀请到了我这边。在这边，我们继续前进，假装那个令人吃惊的笨拙时刻不曾存在。在每次像这样的一场小小表演中，我们都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上仓促地建造起桥梁。
除了试图以某种特定方式展现自己，我们还在努力解读他人尝试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那个语气是怎么回事？我们执迷于这些细微线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想要弄清楚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另一方面是为了监控对方是否乐于接受我们想要塑造出的形象。由于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之间的差距，这往往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的努力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追求。”罗查特告诉我，“我们努力调和，就像是与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
戈夫曼把这称为“信息游戏”（information game）。有时为了引导别人来到鸿沟彼岸，在自己所在的这一侧，我们会故意做一些细微的事情。比如，在衣着上花些心思：你小心翼翼地歪戴帽子，或者故意只把衬衫的一侧塞进裤腰。你也可能把这样的心思运用到发短信之类的事情中：你可以关闭智能手机的自动更正功能，以保持全文小写的优雅美感。但我们还是有可能无意间发出一些关于自己的非文字信号，比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者说话的语调。
要想成功避免尴尬，你必须接受我正在创造的情景，并以之为依据对待我，而我也必须为你做同样的事情。这就和即兴演出的基本规则差不多：是的，而且（yes，and）。即兴演出的演员们都会接受演出搭档所呈现的任何现实，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如果有人以扮演校车司机开创一幕场景，只有喜欢出风头的傻子才会跳出来说什么“不，这是一艘火箭飞船。你是一个外星人。我们正朝着月亮前进”！同样的道理，当我说了我很好，即便你刚刚看着我一头撞上灯柱，你也要顺着我的话说——如果你不想让气氛变得奇怪的话。当一个人——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人——表现出的自我被证明与现实不符，而且这种不符无法用善意的谎言抚平，尴尬感便油然而生。在专门提供单词或者词组的“市井”释义的单词网站“城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上，对“尴尬”一词排名最高的解释是“你在前往硬币兑换机的路上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如果继续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类比，我们只能在“后台”才能放松下来。他的意思是，当我们和亲密的朋友及家人在一起时，才终于可以停止表演。我们可以选择中断演出，事实上，我们最好不要一直演戏，没有人喜欢生活在“舞台上”的人。
这就是我们组织社交生活的方式。我们相互配合，构建自己的身份，将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轻快地抛来抛去，就像是演唱会舞台上的气球。如果我们的想法以某种方式被打破，那又怎样？那将造成我们身份的丧失，正如埃德蒙·卡朋特多年前在新几内亚观察到的那样。以存在主义的方式想一想，如果我们都在伪装，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是说，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天啊，咱们还是看破不说破好了。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我，那么我为了让你相信我是谁而付出的一切努力还有意义吗？说到这个——我是谁？
我们在“无法逾越的鸿沟”旁边蹑手蹑脚地迂回时感到的不安来自我们对被社会排斥的恐惧以及我们称之为“演化残留”（evolutionary holdover）的生存本能。在谈论这种本能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它已经失去了用途，好像它只是一种过时的感觉，活跃于我们的蜥蜴脑（lizard brain）中，源自一个被赶出社会团体几乎肯定意味着孤独地死亡的时代。然而，即便今天人们不再受到饥饿的剑齿虎的威胁，被孤立也会带来伤害。当代社会科学统计了社交孤立的潜在危害，发现孤独可以使一个人的死亡风险增加26％——与肥胖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当。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展示能被其他所有人接受的那个自己，难怪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效时，感觉是那么可怕。
当我们说类似“我好尴尬！”这样的话时，我认为有时候我们想要表达的其实是，我们正感受到日常社交生活可以是多么纠结、混乱。如果你在想要给人留下好印象时紧张起来，也许并不是因为你真的感受到了尴尬，而是因为你太真实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远远超过它表面看上去的样子。
对日常生活中的尴尬过于敏感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比起那些迟钝的人，我宁愿做一个意识得到尴尬的人。“有史以来最尴尬文学形象”的竞争者中肯定会有《傲慢与偏见》里的柯林斯先生——伊丽莎白·班纳特的“呆笨又刻板”的追求者。在全书靠前的篇章中有一幕发生在尼日斐花园里的场景，伊丽莎白不得不成为柯林斯先生的舞伴。在接连两支舞中，他都因为“动作错误却不自知”而令她厌烦。他的懵然无知使他的行为显得更加尴尬，就像他那个令人生厌的习惯：定期提醒大家，他与社会地位很高的凯瑟琳·德·布尔夫人关系密切。他就看不出来自己有多么可笑吗？
与柯林斯形成对照的是奥斯汀笔下的另一位追求者：爱德华·费勒斯，《理智与情感》中笨拙却浪漫的主角。“我从无意得罪别人，”他对达什伍德姐妹说，“但我天生腼腆，蠢得可笑，以致常常显得傲慢无礼，其实那时我只是因为天生容易尴尬而畏缩不前。”爱德华很笨拙，但他心里有数。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意图与其他人对这些意图的解读之间存在分歧。这是一种更好的状态，我们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对此详细介绍。如果意识不到一条鸿沟的存在，你便无法填补它。
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纽约》（New York）杂志社公共关系部门兴高采烈地要求编辑人员拍摄新的头像。他们显然更喜欢把我们穿着制服的照片用于公开宣传，而不是用从我们的社交媒体资料中摘取的度假照片。例如，我长时间用于在线会议系统的头像照片，是我在华盛顿州斯诺夸尔米瀑布附近徒步旅行后，穿着亮粉色的耐克连帽衫，头发微卷，对着镜头咧嘴笑着的样子。如果用在推特（Twitter）的个人资料里面，这张照片就足够好了，但它难以精准地彰显我“严肃的专业记者”的身份。
轮到我拍照的那天早晨，我谨慎地挑选了衣服，在发型和妆容上花费了比平常更多的时间。在出门之前，我对着卧室的落地长镜仔细打量着自己，对自己的形象感到非常满意。低调但不失魅力。我把自己捯饬得不错，我想。
然而那天晚些时候，我看到成品照片时，感到非常难堪。我的发型比在镜子里看起来塌扁得多，而且很难看出我脸上带着早上花了那么长时间化的妆（不是那种清爽的“素颜妆”）。后来我向朋友们抱怨自己的照片，并和他们换着看。“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你看起来很漂亮！就和你平常的样子一样。”人们说这样的话，都是为了安慰某个没有安全感的朋友，或者满足一个急需赞美的人，但我听了总觉得有点儿沮丧。你们眼里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自己的照片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因为根据意如其名的“镜像假设”（mirror hypothesis），你在镜子里的样子确实跟你本人不同，这是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面部感知的大卫·怀特（David White）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的。他还说，人们往往习惯看自己的镜像，以至于“看到自己左右颠倒会觉得很怪异”。这很适合用来类比，解释我们在自我展示方面付出的最大努力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落空，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无法站在其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想想看，若不借助镜子、照片或者视频，你从没有见过你自己的脸——你真实的面孔——这难道不诡异吗？（在这段确凿无疑的讨论结尾处，大卫使用“那个人”作为一种暗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人”。）
如果你向人们展示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们的镜像，而另一张的左右方向与正常照片的一致（当然，也就是与现实中一致），然后询问他们喜欢哪一张，大多数人会选择镜像，这是他们已经看惯了的形象。你有没有见过自己面部的特写镜头——比方说，你在工作中不得不拍的职业头像——然后注意到你的脸看起来有点儿古怪的不对称？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更喜欢镜像。但是，如果你让其他人评价照片，他们可能更喜欢非镜像的那张。身为那种认为自己不上相的人，这也许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你觉得你的照片不好看，但其他人看不出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是在安慰你，可其实就是在说，是的，你真的就是那样歪着脸招摇过市的。不过，至少他们似乎喜欢你歪着脸的样子。
怀特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把这种在摄影中体现出的“无法逾越的鸿沟”拓宽了：他要求人们发给他十几张从他们的脸书（Facebook）个人资料中摘取的照片，然后再由他将照片上紧贴面部轮廓的其余部分裁掉，这样每张照片看起来就都差不多了。然后怀特和他的同事们要求照片的所有者做出选择，挑出他们认为最适合脸书、领英（LinkedIn）和约会网站的照片分别是哪张。他们还需要评估自己在每张照片中各有多大的魅力，以及他们的面部表情投射出多大的自信心。
然后怀特把照片交给陌生人评价，得到的回答与参选者自己的评分不一致，这暗示着我们并不擅长猜测自己为在线个人资料选择的照片会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如果是为脸书或者推特选择的照片，这还不怎么要紧。例如，在照片墙上，我个人资料上的头像多年来一直是一张我和我的猫做出同样的轻蔑表情的合影。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任何人的否定意见都不能说服我换掉它。但在其他情境中，这种事就显得意义重大了，比如我们会特意选择用来在领英上给招聘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或是在交友应用程序中吸引潜在约会对象的照片。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他人面前是如何表现的，我们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值得欣慰的是，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确实很善于理解我们的总体声誉，或者是某个群体以整体的形式“看到”我们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能理解他们是如何感知我们的个性的。比如，考虑一下你的工作团队，不是你的每一位同事，而是把所有人看作一个整体，每天和你一起工作的那一群人。你认为他们觉得你有多聪明？他们是否觉得你很有趣？体贴？友好？他们发现你的戒备心了吗？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好领导吗？
好消息是，不管你怎么想，你都可能是对的。最近，一篇针对26项有关元准确性（meta-accuracy，心理学家用于表述对他人想法的准确感知的术语）的研究的综述表明，大多数人都很擅长了解一个群体对他们的总体看法。在一次相关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受试人员在团队中工作，然后询问每个人对与他们同团队的其他成员的看法，并让他们对每个人的智力、幽默感、体贴程度、戒备心、友善程度和领导能力进行打分。每个接受研究的志愿者还被要求猜测其他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这些品质的。最后发现，人们非常善于猜测团队同伴对自己的看法，准确性甚至超过了用概率预测得到的结果。
我们是根据自己的自我认知做出这些猜测的，这种自我认知往往确实与整个世界对我们的认知非常吻合，康涅狄格大学研究元准确性的心理学家大卫·A. 肯尼（David A. Kenny）如此解释。“那些认为自己通常会给他人留下坏印象的人确实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肯尼告诉我，“而认为自己会给他人留下好印象的人，还就真的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偶尔我参加会议时会把这一点记在心间。如果我感觉我的陈述做得很顺利，那么我可以放心地认为可能就是很顺利。如果我感觉自己砸锅了，那么，至少心里有数总是好事。
然而，我们的个性中有一些方面是别人看得到而我们自己看不到的。2013年的一项研究探索了这些盲点。研究人员首先要求受试人员给自己37种不同的特征和倾向打分，其中包括一些明显的特征，比如懒惰程度和守时程度，但列表中还包括一些对外人来说不太明显的倾向，比如一个人的想象力是丰富还是匮乏，或者他们有多么频繁地感到忧虑。受试者的朋友和家人也收到了问卷，他们也要对其打分。最后，受试者需要猜测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会如何评价自己。
有趣的是，对许多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特征而言，平均来说，受试者们能够准确地预测朋友和家人对他们的评价。他们知道别人认为他们有多么懒惰，他们知道朋友们认为他们迟到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可能不喜欢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但至少他们了解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
不过，对于那些更微妙的特质，比如想象力或者焦虑倾向，结果就不尽然了。例如，你的朋友和家人可能不认为你很有想象力，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他们又看不到你脑海中想象出的缤纷世界，尤其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把你的想象告诉任何人的话。或者他们会认为你是稳定和平静的源泉，但实际上你每天晚上都伴着忧虑入睡。这样的特质还有很多，但在这项研究中有两个更值得注意的观察结果：受试者无法准确地估计出，在其他人眼中，他们有多喜欢（或者不喜欢）帮助别人，以及他们有多害怕被拒绝。
这让我想起了一段时间之前，我和一个朋友进行过一次奇怪的交流。当时她向我发送即时消息，里面有我写的一篇博客的链接，内容是关于孤独的最新研究。“我还没点开就知道是你写的。”她写道，“你总是报道最悲伤的东西。”
“哈哈。”我回复道。但我在想：“对不起，什么？”当时我自认为是一个搞笑博主，用我的智慧和学识点亮了人们的生活，可她却觉得我有些扫兴。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看清自己，所以我们依赖别人的视角来填补空白。这触及社会科学中一个古老的观点：整合他人对我们的反应，是构建我们的自我意识的途径之一。然而，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别人看待你的方式之间的区别有时是那么明显，以至于透过别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时，会觉得如此难以辨认，简直就像是另外一个人。让成年人接受这个差异就已经够难的了，对孩子们而言，这往往会真的让他们感到困惑。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曾经描写他的女儿杰奎琳是如何指称自己在镜子或照片里的形象的。在她23个月大的时候，小女孩和她的父亲以及奥德特阿姨一起走进屋子，说她想在镜子里看到这三个人，但是皮亚杰认为她当时表达要求的方式是在告诉人们：她想在玻璃里看到“爸爸、奥德特和杰奎琳”，就好像杰奎琳是另一个女孩，而非她自己。
最近，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J. 波维内利（Daniel J. Povinelli）在两三岁的孩子身上观察到了与此类似的现象：他们与自己的照片、录像或者镜像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脱节或者分离。3岁的珍妮弗看了一段自己的视频，画面中的她额头上贴着一张便条，她大声说：“那是珍妮弗。”然后又说：“但是她为什么要穿我的衬衫呢？”仔细观察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是你，但也不是你，但那确实是，又确实不是。
如果你认为别人对你的看法肯定正确，或者至少比你对自己的看法正确，那你肯定是疯了。事情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并不总是如此。别人对你的看法你无须太当真，但是，改变一下视角，看看别人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还是值得尝试的，哪怕你看到的东西很伤人。有时候你的好朋友可以扮演你的专属镜子，比如告诉你，你的裤子拉链开了，或者你的鞋上粘着卫生纸。事实上，你会希望能有个好朋友告诉你这些事情，即使当时你会觉得自己很蠢，你也会很高兴他们能如实告诉你。
这些比喻意义上的镜子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而且常常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学校里取得的成绩可以是一面镜子，就像工作中的年度绩效考核一样，证明你的工作（和你的价值）一直都在接受别人的评价。礼物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在以前的一份工作中，我感觉同事们都觉得我年轻、不成熟。某一年，我的老板送我的圣诞节礼物印证了这种印象，那是一本青少年小说，一本很棒的青少年小说——马库斯·苏萨克的《偷书贼》（The Book Thief），我读过这本小说，读得很开心，可解读这份礼物背后的含义却让我不太高兴。
或者考虑一下工资谈判的场景。它就像一面人们用来化妆的放大镜，能让你看清自己的每一个毛孔。你用确凿无疑的数字坦率地说明你认为自己有多大价值，也由此冒着很大的风险——被作为你谈判对象的老板或者招聘经理拒绝的风险。他们也许会告诉你，在公司看来，你的价值要低得多。
2015年，针对这一话题，薪酬对比网站PayScale在用户中开展了一次算不上学术研究的有趣调查。在约3.1万名受访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表示曾要求加薪。在那些从未要求加薪的人当中，有约1/3的人承认，这是因为他们一想到加薪谈判时的谈话便会感觉很不舒服；另有19%的人害怕别人觉得自己要求过高。女性和“千禧一代”是在曾经要求加薪的人数中所占比例垫底的两大群体。
或者你还可以想到另一种形式的谈判：“确定关系”的谈话。在这种谈话中，你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告诉你的约会对象，这就是我认为我对你的价值。在一些定性研究中，社会学家对人们进行深入的访谈，并分析他们的答案，得到的数据表明，一些伴侣完全避开了这些谈话。当采访者问及他们是何事推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促使他们搬到一起住之类的重要里程碑时，很多人都记不清当时做出决定的情形了。“就那么发生了。”他们说。她的租约到期了，他的房租涨了，然后突然之间，两个人就一起逛起了宜家。
2013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动态，发现那些稀里糊涂地进入像同居或婚姻这样关键的承诺节点的人，在他们的关系中感受到的幸福感要低于那些曾与伴侣仔细、审慎地谈论对彼此的期望的人。让你忧虑的尴尬谈话往往是物有所值的，我们在第三章中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
尽管谈判和定义关系的时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以他人为镜的类比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尴尬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有了很多新的途径来了解自己在他人眼里的样子。
最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和我的未婚夫安德鲁在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里某座繁忙码头上的餐厅小酌。这时我们看到一个人单膝跪地，向同他在一起的女人求婚。她惊喜地用右手捂住了嘴，不过也伸出了左手，好让他在她说出“我愿意”的同时把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那是一个值得观赏的美好时刻，周围的环境也很美，曼哈顿的天际线倒映在水中。
这一切都使下一幕场景在远处看来非常有趣。当男友求婚的时候，另一个拿着相机的男人正在拼命地想要挤过人群。当他到达那对爱侣旁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那令人惊喜的一刻已经结束了。我和安德鲁看到男朋友在和摄影师沟通，很快，他们开始重现刚才发生过的事：他单膝跪地，她做出惊讶的反应，好让摄影机拍摄下来——大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与朋友和家人分享这一刻了。
我们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向世界展现出的样子，但也通常会掩饰这种努力。作为对其戏剧类比的扩充，戈夫曼把我们私下里为了构建一个适合公众消费的自我形象而做的事情叫作“后台”活动（“backstage”action）。在高档餐厅约会的小伙子，会趁着约会对象去洗手间的时候在网上搜索怎么用法语念出“维欧尼”白葡萄酒的名字；大学新生会在入学的头几个星期里假装干净整洁，这样新室友就不会知道她私下里其实是个邋遢鬼；我在网络音乐平台上欣赏大家都喜欢的流行金曲时，会把隐私设置改为“公开”，而当我想再重温一遍《欢乐合唱团》（Glee）的原声带时，就会改回“私密”状态。有些事情不需要让别人看到。
我们希望自己在他人面前呈现的形象显得真实可信，也就是说看起来必须毫不做作。如果你曾经因为看到别人显然为了上传到社交媒体而煞费苦心、搔首弄姿地拍摄照片而感到难堪，那么戈夫曼的后台理论就可以解释个中原因。那天，在码头求婚发生之前，我看到一位年轻女性在一张接一张地自拍，脑袋这边歪一下、那边歪一下，比出和平手势又放下，时而带着微笑，时而做出一副愚蠢的表情。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个人，因为我也会那么做。尤其是在2016年的选举日，我肯定自拍了足足几十张才选出一张传到网上。“为什么你好像是在公园里投的票？”那天晚些时候，我的一位眼力比较敏锐的朋友问我。我感到很尴尬。看起来我是在公园里投票的，因为我投票的教堂光线实在不好，所以那天早上我在一个公园里停了一下，拍了一张光线更好的自拍。她的评论让我感到难堪，因为这让我想起，为了让自己在网上的形象显得自然而真实，我付出的所有那些荒唐可笑的努力。这些努力一旦被别人看出来，就好像演员的假发在舞台正中掉了下来，这明显是在提醒观众，他们正在观看一场表演。
戈夫曼写道，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可能没有尽头的循环”，彼此之间不停地隐藏和揭露真实的自我，这也有助于解释当你尝试将不同圈子的朋友融为一群时感受的尴尬。喜剧演员吉姆·加菲根在他2006年的特别节目《百无禁忌》（Beyond the Pale）中聊过这一点。“你有没有尝试让两组不同的朋友融合在一起的经历？那样可能会带来压力。”他说，“你总觉得你必须先跟他们交代交代。像这样：‘嘿，那啥，嗯，呃。呃，这些人，呃，他们不知道我会喝酒。’”他停顿了一下，等待只有感同身受的观众才会发出的捧腹大笑。“另外别被我的英国口音吓到了。”加菲根补充道。
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所处的群体构建并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当这些群体被凑到一起时，你就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你难以决定该怎么表现——更因为你要直面你原本就是在演戏这一事实。你要通过不同观众的眼睛看到你自己，而且他们对你的表演怀有不同的期望。如果尴尬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未满足的期望”，就像戈夫曼曾经写的那样，那么这种情景如此令人尴尬的原因就是：你为自己创造了不同的角色，分别用于不同的社交场合，而你并不能同时扮演所有这些角色。有些人对你的期望会落空。
这些群体过去只会在诸如生日派对或者婚礼之类的社交聚会上相遇，但是多亏了社交媒体，你生活中分属不同圈子的人现在每天都可以很轻松地互动。也难怪大家都对尴尬的感觉特别敏感。每次我们登录脸书时，都会直面这种尴尬的感觉。有一次我发布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我最喜欢的大学教授、以前的同事和我妈妈都在下面发表了评论——不仅如此，他们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我来。就在15年前，这样的事情还不可能发生。
在2009年左右的某个时候，我工作的新闻编辑室里有很多人谈论在社交媒体上分别设立业务账号和个人账号的事情，为的就是避免这种令人不舒服的自我冲突。有些人仍然保持两个账号分开使用，但我认识的大多数人把它们结合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交媒体自我，向全世界展现。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我的祖母最近注册了她的第一个脸书和照片墙账号，在我发布的几乎每一篇内容下面都要加点儿甜丝丝的评论，比如“当然爱你，亲爱的”之类的。昨天我哥哥在脸书上添加了一个新好友，我们的奶奶说：“太好了。”现在的挑战是为我们自己树立一个角色，让我们能够在各种各样的观众面前表演。
我希望，在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自己的时候，你可以不再感到尴尬，但是那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总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当你填补了一道鸿沟，另一道就会裂开。然而，好消息是，你可以习惯它唤起的那种感觉。
就我个人而言，我仍然不喜欢在视频聊天中看到自己，但这也可能只是旧“千禧一代”的担忧而已，因为视频通话正在年轻人当中迅速流行开来。2016年，NPD集团报告称，在18~34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中，有52%表示他们现在会用智能手机进行视频通话，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10%。有趣的是，在纽约的大街上，我看到的一边走路一边进行视频通话的人都比一年前多。几天前，我在纽约中央公园参加了一场10千米赛跑，半路超过了一位一边跑一边视频通话的男士。这让我联想到当初拜阿米人是怎么被镜子和照相机吓到，而在短短几天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对那些东西爱不释手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习惯的，哪怕是他们自己尴尬的面孔，或者是他们自己尴尬的声音。在本章较早的一版稿子里，我用了好多页探讨因为我讨厌自己的声音而造成的焦虑。那是本书创作之初我便记录下的几件事情之一。在写下它的时候，我还能真切地体会那种感觉，但已经有些变淡了。偶尔回放自己的采访录音，我确实会感到尴尬，尤其是当我提了一个傻问题时（傻问题这种东西绝对存在）。不过我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困扰我了。它听上去和我在说话时听到的自己的声音不一样，但这并不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我甚至学着开始有点儿喜欢上它了。它听起来仍然不像“我”，但也没有那么难听。
此外，难堪并不是问题。我很惊讶我能适应自己的声音，乃至我想知道我是否还能更进一步：当我感到尴尬的时候，也许我能改变自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