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甜蜜的生活

1

随着英国福音派的力量进入新领域，追求新行动，可以预见，这种日渐加剧的冲动将会变成英国向外干涉的动力。一旦某地的人民处在英国统治下，改造他们就容易得多了，因此，英国人在最初试探后，就谨慎地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开启了按其愿望塑造世界的长期行动。“彻底的文明化和人类真正的幸福，”土著保护学会宣称，“只有通过传播基督教原则才能保障。”传播基督教原则最好的方法，就是运用英国的政府权威。

2

最先受其影响的就是南非的阿非利堪人（Afrikaner）。①这是一个由荷兰人、佛兰德人、德意志人和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组成的群体，他们最初于17世纪移民到这块海角，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手下发展农业，在这片美丽的田园中，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社会。这种独立几乎是偏执的。他们想要独立于世。他们不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为政府提供任何东西。这些勇敢、残忍又自认道德高尚的人喜爱户外活动，他们只想要自由地在喜欢的地方闲逛，自由地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建立农场，自由地敬拜他们的神，只关心自身的问题。他们驾着咯吱作响的牛车，养着成群的长角小牛，他们的妻子戴着宽边的帽子，身后还跟着精瘦的家犬。他们早已成为非洲的本土人，也吸纳了这片大陆的部分价值观念。本地的霍屯督人（科伊科伊人）被他们奴役，丛林里的居民被他们屠杀殆尽，非洲内陆一度凶残而强大的各部落则被他们用武力挡在外面。布尔人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民族，但他们自己并不介意这一点。他们已经彻底剪断了和欧洲的联系，其语言是自己发展出的荷兰语混合语，他们也能做到自给自足。

他们敬拜的是极度加尔文化的基督教上帝——一个绝对的神。他的戒律必须严格执行，他为恒星和行星定下的序列，为四季定下的时序，为男性和女性、走兽和飞禽定下的地位，都已注定。他的神性存在于经文的原意，他的真理已经一次性完整地默示在《旧约》完美无瑕的文字中。他已暗示，每一位布尔农民都是自身的主人，有权拥有一处非洲农场，而且只要他们的良心允许，就完全有权剥削这片大陆上所有的黑人。

开普半岛上的布尔人过着精致的生活：斯泰伦博斯或帕尔这样的城镇有美丽的橡树投下阴影；盛产红酒的山谷里，农庄大宅有宽大的屋前游廊；开普敦舒适的老房子带有花园，地板贴着红瓷片，家具由椴木制成。但是，阿非利堪人中最纯粹的一批人，则与耶和华一同住在开普敦东北方地势高且气候干燥的大卡鲁高原上。这些就是边境布尔人，他们是一群相当纯粹的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中的选民，而“甜蜜的生活”（lekker lewe）这一理念，体现了他们神圣的特权——他们可以生活在广袤的土地上，不受邻居烟囱冒出的烟尘的困扰，拥有足够的牲畜，不受爱管闲事的政府的干涉，家中还有顺从的黑人奴仆环绕身旁。

3

1815年，这些目标宏伟却热衷争吵（和其他教条主义者一样，他们内部总是争论不休）的农民无意间成了英国臣民。英国人保留了战时占领的好望角，作为通往印度航路的中途站，他们从容地坚信英国将会取得最终胜利，因而就在开普敦定居下来。很快，英国上流阶层就构成了本地的统治阶级，而前代政权还在此留下了不少荷兰市民。在开普敦，荷兰风情与英国乔治王时代的风格交织在一起；散发着芳香的花园散布在桌山（Table Mountain）的山坡上；宽阔的街道边种着一排排橡树和樟树；荷兰老城堡周围，匀称优美的政府办公楼拔地而起。英国也沿着海岸建立了一系列定居点：开普敦东北500英里处的前线小镇格雷厄姆斯敦（Grahamstown），它的要塞教堂被各种建筑优雅地环绕着；一座小小的石头堡垒守卫着阿尔戈阿湾的伊丽莎白港，高高的纪念碑俯视着这座城市，纪念着为其赋名的赞助人伊丽莎白·唐金（Elizabeth Donkin）——“献给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之一，她给这座城市赋予了名字”。

英国人之所以出现在此地，就是因为印度，而印度似乎就在不远处。诚然，好望角周边海域总不乏路过的船只，西蒙斯敦的基地也总有船只来装载给养或者维修。这里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带上了些微的印度风情。此外，从印度而来的英国人还在这里形成了不断流动的社会，布尔人称这些人为“印度人”（Hindu），以与开普敦人（Kapenaar）区分开来。许多在印度服役的军官会在开普敦度假——这不会被算作归家假，因此他们还能领到海外补贴。有些人退休后会定居开普敦，这里既不像印度那样闷热，又不像英国那样总是大雾弥漫；还有些人在加尔各答或印度的平原患上热病后，就来这里休养。开普敦东边卡利登（Caledon）的温泉疗养地几乎完全仰赖于印度贸易，这里总是挤满了疲惫不堪的收藏家、容颜衰老的太太夫人，以及孟加拉陆军筋疲力尽的军官——在橡胶树的掩映下，他们在此地的温泉中休息放松，极目望去可以看到辽阔的平原，以及其后淡紫色清爽的山脉。有时他们肯定会想，要是从没去过什么马拉巴尔或者马德拉斯就好了。②这些英国人总是随身带着仆人，仆人们戴着头巾或披着披巾跟随着他们，他们的皮肤被印度的阳光晒成了棕色，他们耀武扬威地通过开普敦的海滨花园，向围观的市民和不明所以的霍屯督人宣示，他们现在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国家的臣民了。

对只在内部通婚、缺乏想象力的布尔人社会来说，这样一个社会与他们可以说是水火不容，而且几乎从一开始，英国人和阿非利堪人就互不信任。布尔人认为英国人顽固、势利又多管闲事，于是管他们叫“红脖子”（rooineks）。③英国人则认为布尔人无知、笨拙，而且往往很古怪。但最初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利益冲突。布尔人本质上还是田园民族，是陆地之人，他们本能关注的是内陆广阔的草原。英国人之所以对南非感兴趣，只是想将它作为前往东方的补给站，而他们在此不得不和土著部落打几场小战争，也只是为了保证好望角的安全和稳定。直到19世纪40年代，开普敦仍然只铺好了一条通往城外的路，因为从战略上而言，英国人不需要向内陆延伸权威——他们在海岸上的据点越小、越紧凑，对他们来说反而越好。无论如何，内陆高原上的大草原对他们都没有多少吸引力：1830年，约翰·豪伊森（John Howison）就认为，“这是个破旧又贫瘠的国家，山脉没有土壤也没有植被，就像空空的骨架一样，干旱的平原……就像一具因为疾病或疲劳，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的动物躯体”。只有少数四处游荡的工匠或冒险家——主要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真正打进了大卡鲁高原，与边境的布尔人一起居住。

但理想主义改变了一切。强调有色人种福利的英国福音主义，迟早不可避免会与布尔人严格的教条发生冲突。阿非利堪人虐待霍屯督人的烦扰传言传到了伦敦，19世纪20年代，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就已坚决采取行动。传道会在南非的首席代表约翰·菲利普教士是土著权利的热情支持者，对阿非利堪人的态度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报纸也报道了此事，促使一届又一届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因而布尔人中较为极端的一部分很快就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这威胁不是针对他们个人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享有和英国人平等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1828年，他们惊恐地看到，一条法令宣布黑人和白人“在所有的方面，以最充分的方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833年，他们又惊讶地得知，根据4000英里外的英国议会的决定，南非的奴隶制已经被禁止。他们被告知，黑人也有权拥有土地，这撼动了布尔人生活哲学的根基。他们还得知，霍屯督人有权到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旅行，而不需要通行证。他们还被警告不能私自惩罚黑人，而必须向治安官提出控诉；但过去的200年，他们的私刑从未被阻止。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意见已经受到了扭曲，或者被忽视了。他们发现，在方方面面，菲利普和他的教士们与黑人站在一边，与本地政府合谋，又在伦敦颇有影响力，还受到野蛮的黑人酋长的尊敬，这些人就是英国帝国冲动最热切的执行工具。

对这些边境布尔人来说，这实在太过分了。在他们看来，似乎被破坏的不只是法律或者宪法，还有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如果不能鞭打不顺从的手下，人们要怎么维持农庄的秩序呢？又要怎么把边境地区凶残的黑人战士——尽管英国传教士说他们不过是被误解的天真土著——赶到海湾去呢？如果含和闪（的后代）是平等的，那么神圣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持呢？布尔人感到被背叛了，但也许更糟糕的是，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蔑视。他们一度如此自由，如此勇敢，在各个方面都如此慷慨，现在那些渎神的不列颠新秩序代行者却好像把他们视作下等人、半欧洲人，乃至蛮荒地区的居民。无限的土地，廉价而顺从的劳工，远离黑人和白人的安全感——这些都对“甜蜜的生活”至关重要，而大英帝国似乎决心要将其全部否定。

因此，19世纪30年代末，布尔人成为维多利亚帝国的第一批难民，他们开始了自己民族的大迁徙——一大批边境布尔人离开好望角东部，前往内陆尚未被开发的高原草原。这批移民的人数可能多达1万人。在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可以占领自己的土地，遵守他们自己的生活哲学。事实上，他们逃离的是现代世界，还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理念，例如平等和理性；但表面上，他们只是在试图逃离英国人。他们是英国向外干涉的潜在倾向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很快，这种干涉的对象就会从加拿大到孟加拉，遍布世界，让英国四处树敌。

4

参与大迁徙的布尔人被后世称为“开拓者”（Voortrekker），他们前往这片殖民地的东部边境——奥兰治河。一旦渡过这条河流，他们就自由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各自前行，几辆货车组成一个小团队，由满脸皱纹的长者指挥，还有几名骑马的步枪兵保卫他们；然而，尽管他们大规模迁徙的消息已经流传了好几年，但他们的移动仍然缺乏大致的计划。迁徙的决定基于秘密侦察队伍的报告，也只在群体内口口相传。他们要各自分散前行，在非洲黑人声明的领土中的德拉肯斯山脉脚下会合，在那里决定他们最终的目的地。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边疆居民，行路的方式也颇为灵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高轮货车跋涉穿过河流或沟壑时，长长的牛群队伍足下打滑，牛高高抬起前蹄，赶车人手中的粗大的兽皮鞭子在头顶发出巨大的响声，黑人奴仆则用绳子努力拉着后轮。他们会用货车围成一圈，在圈内安营扎寨。戴着宽边帽的男人在雨棚下端着长烟管吸烟，或者躺在地上陷入沉睡。妇女们安静地给孩子哺乳，缝补衣服，或者准备由野味、鸡蛋和浓咖啡组成的布尔人英雄式餐食。母鸡在立起来的步枪和火药桶旁边的地上四处扒拉，也许还有一只驯服的小羚羊在车子间游走，一段距离之外，黑人蹲在篝火边聊着八卦。这简直是《圣经》中的场景，而迁徙的布尔人也在有意寻找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带着接受天启的信念前进，似乎有火之柱在指引他们前行［一群情绪尤为高涨的人在远处的草原上发现了一眼翠绿色的泉水，便认为它乃是尼罗河的源头，因而将之命名为尼斯特罗姆（Nilstrom）］。他们正在进入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地区——穿越卡鲁地区的矮树丛，进入美丽广阔的草原高地。这片草原似乎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非洲腹地，带着青草和欧石楠的香气，静谧的大地之上，星星高挂在夜空中。这种清澈的夜色是远离此地的不列颠帝国的慈善家无法想象的。

这里也没有黑人反复袭击他们。唯一真正的挑战来自好战的马塔贝莱（Matabele）部落。布尔人突击队虽然缺少马匹，但拥有射速快的猎象枪，因此还是在奥兰治河对岸远处的菲格克普（Vegkop）用聪明才智击败了马塔贝莱人，杀死了400名战士，抓获了7000头牛。记录此事的史诗显示，迁徙者各色各样，内部时常争执不休。迁徙者中有富人，他们的家庭财物在货车上堆得高高的；另一些人除了胯下的马、手中的枪和劳动的双手，却什么也没有。迁徙者中很少有人会读写，有行政或领导经验的人自然更少，几乎所有迁徙者都倔强地坚持个人主义，这让控制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大迁徙是辛酸壮美的诗篇，也是充满无尽争吵、政治对抗甚至宗教对立的故事。一个迁徙者团体通常有大约一打货车，10到12个战斗人员，20到30个黑人奴仆，以及一个混杂着牛、马、绵羊和山羊的牲畜群。直到1834—1835年，亲朋好友相携的零星迁移，才演变成真正的移民潮；而直到1837年，“开拓者”的主体，约3000名男男女女，才聚集到了巴苏陀兰（今莱索托）边境德拉肯斯山脉脚下的塔巴恩丘（Thaba Nchu）。④

现在，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了。他们是一个社会（Maatschappij），是移居的南非人团体，为应对不列颠帝国而做出自决，并且在经过频繁激烈的争吵后，他们终于选出了一位总司令——皮特·雷蒂夫（Piet Retief）。他56岁，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要成熟世故一些。他是胡格诺派教徒，在斯泰伦博斯附近的酒乡长大，也曾居住在开普敦；他生来就是个游荡者，注定永远不会安定下来。正是他给了大迁徙一份正式的宣言。和世上绝大多数此类宣言一样，它的意义在其言外。⑤“我们希望得到同胞的尊敬，”宣言中写道，“特此向世界郑重宣告，我们决心无论身在何方，都将高举自由的公正原则；然而，尽管我们希望保证没有人会以奴隶的身份生活，但既然这种秩序可以减少犯罪，保证主人和仆人之间正常的关系，我们仍旧决心保留它……我们不会折磨他人，也不会剥夺他人一丝一毫的财产；但若受到攻击，我们将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保卫我们的人民，竭尽全力反抗……”

这也许是世界第一次听见阿非利堪人真正地为自己辩白：宣言语调平平，略微气急败坏。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布尔人仍然会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不满和他们追求的事业辩护——这是一种乡下人的说话方式，既没有良好的教育支撑，也没有精致的语言，但是比英国人所估计的要坚定勇敢得多。雷蒂夫和同僚就在德拉肯斯山脚下的车阵中，开始建立国家的架构。他们决定了国家的名字——不是某项提议中的新伊甸园，而是南非新荷兰自由省（Free Province of New Holland in South Africa）。他们正式通过了一部宪法，任命了一名总督，组建了政策委员会和法院。他们还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布尔人必须宣誓效忠：缺席者会被逐出教会，被剥夺公民权，还可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1837年夏天，虽然偶有争吵和猜忌，但大多数“开拓者”还是在欣喜的情绪中脱离了大英帝国的影响范围，准备占领土地，在北方他们的“以色列”永远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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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所在之地以南，就是海角的东部海岸线。在500英里长的海岸上，分散着数个英国殖民者定居点。这些地方与“开拓者”游荡的营地可谓天壤之别，但每一个定居点在某个方面，都是边境城镇。“开拓者”在空旷的大草原唱着圣歌，相互指责，为他们的未来争论不休时，我们可以从他们步步逼近的命运上稍稍转开目光，从小卡鲁地区的陡崖往低处走，去拜访海岸上英国人的村庄克尼斯纳（Knysna）——双方可能都认为，这种比较并不能带来什么道德上的教训，只是展示了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罢了。

一条小道从山麓小丘延伸而出，向下穿过树木葱郁的峡谷和蜿蜒的山道，通过茂密的臭木和白梨树林，突然，眼前的树丛间出现了一道白色的痕迹，嵌在山与山的峡谷之间。这痕迹看起来像雪线，又像一片美丽的白沙，但事实上，它就是印度洋；在若隐若现的高耸岬角，我们称之为克尼斯纳海岬（Knysna Heads）的地方，它永不停歇地拍打出一片泡沫。整个非洲，没有比这里更让人兴奋愉悦的地方了。这里总是翻滚着巨浪，眼前黑色的海岩都有清晰的轮廓。海鸥在风中盘旋，鸬鹚凶猛地潜入漩涡，溅出的水沫飞扬在空中，海潮不断地在海岬黑色的岩块上冲出回音，飞溅激荡，又把岩块吞没。

海岬内部有一片潟湖。英国人沿湖建起了定居点，并且已将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都移植到了这片蛮荒之地。皇家海军在克尼斯纳有一个驻地，不过这个小村庄生活的基调，乃是其第一名居民兼最大的地主乔治·雷克斯绅士（George Rex Esquire）奠定的。他在梅尔克豪特村社（Melkhout Kraal）的宅邸中过着充满绅士派头的生活。从克尼斯纳潟湖看下去，树林边缘有黑色茅草屋顶和白灰泥围墙的各处农庄，都是雷克斯的地产。在他身边，在代理人的租金簿上，一整套的英国等级制度都在这个遥远的边境地区得以实现。

这地方完全是一片荒野——大象有时还会造访潟湖周边——但村庄里秩序井然，生活雅致。扬尘的街道被轧平又洒上了水，房子都被盖上了整齐的茅草顶，圣乔治小旅馆就坐落于往来便利的街角［旅馆所有人是不久前从布里斯托尔来的汤姆·霍恩（Tom Horn）］。社会秩序不言自明：底层是新近摆脱奴隶身份的有色人种劳动力；上一层是数量极少的当地布尔人，他们只会说混杂式英语，或是在森林里当伐木工，或是在农场里当工头；再上一层是租种土地的小农和以克尼斯纳为基地的船只的船长，他们主要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喝酒喝得很凶，当地商人、药剂师和杂货店主也属于这一阶层；再往上是更加显赫的绅士家族，包括巴林顿（Barrington）家族、达西（Duthie）家族、纳尔逊家族、萨瑟兰（Sutherland）家族、博特里尔（Botterill）家族，以及福科尼耶（Fouconier）的遗孀和孩子们，因为此地没有教堂，查尔斯·布尔（Charles Bull）教士经常在他们家中的客厅举行周日礼拜，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达西上尉的定期法庭也在这些地方开庭。

社会秩序的最顶层当然就是雷克斯先生，这里最初的定居者都是经由其个人批准住下来的。基本上来说，雷克斯的生活和彬彬有礼的英国乡绅无异，但是有流言称他的身份远非如此：如果流言属实，那么这位克尼斯纳的大地主事实上是乔治三世的私生子，即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而这也正是这个村庄笼罩着不可言喻的英国气息，与山上“开拓者”营地强烈的共和主义有如此天壤之别的真正原因。无人确切知晓这一流言的真实性，但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足够保证他得到封建式的尊敬。每当雷克斯先生建起一座方尖塔，或者捐出一块地方来建造堂区的教堂时，官场表达出的感激几乎令人厌恶。他只要稍稍屈尊，手下的劳工和匠人就会无比感激，他每次简短的访问都让佃农感到荣光无限，他走过村道时，人人对他屈膝脱帽：这个以英国方式生活的小社会甚至让人们再度相信王室的恩典，这种相信与布尔人对自己拥有神赐特权的信念等同，并立刻开始与后者针锋相对。

开拓者们会多么厌恶这种情况啊！对他们来说，这是多么自以为是，多么高高在上，对神多么不尊敬！克尼斯纳集中展现了帝国势力中最令他们厌恶之处：对他们来说，这里就像传统吉卜赛人眼中的郊区社会，或者游击队眼中的军营生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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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开拓者们毕竟远离乔治·雷克斯以及与他类似的人物。在德拉肯斯山侧边，他们讨论了下一步行动。有些人决定留在此处，也就是奥兰治河与法尔河之间的广大区域。另一些人认为他们应该渡过法尔河，定居在加特斯特兰德（Gatstrand）和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之间的草原上。但皮特·雷蒂夫决心前往海岸上覆盖着绿色的美丽的纳塔尔地区，那里草木葱翠，树林茂密，有河流通过，即使在最严寒的冬日，气候也相当温暖，夏天则有海上吹来的清新海风，或者自环绕它的群山而来的微风。1837年10月，他带领一队骑马的迁徙者，穿过德拉肯斯山的山道，第一次看到了这座天堂：它就在山脚下，植被丰富，气候温暖，生长着棕榈树和香蕉树，如天堂一般长满热带的野花，还有罗汉松和螺穗木组成的壮观树林，在丘陵地和海岸平原之后，就是一道蓝色的线——印度洋。雷蒂夫写道：“这是我在非洲看到过的最美丽的地方。”

这肯定就是他们的“以色列”。这里几乎没有欧洲人居住，也几乎没有非洲人，而且大英帝国还特地拒绝将其并入领土。此地唯一的宗主就是祖鲁国王丁冈（Dingaan），但国王本人也不住在这里，他之所以宣称该地的领土主权，不过是为该地以北他的祖鲁王国提供缓冲地带罢了。生性反复无常但又令人敬畏的雷蒂夫，就这样带着14个人和4辆货车穿过山丘，开始了谈判之旅。

丁冈过着奢华的生活。他的王城叫作姆贡贡德洛乌（Umgungundhlovu），意思是“大象的密谋”，用来纪念他刺杀祖鲁最伟大的国王，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恰卡（Shaka）的行动。这座城市俯瞰着一条河流，城市里满是蜂窝一般的茅草顶房子。在此之外，祖鲁王国峰峦起伏的荒野向北延伸，这个国家空旷得可怕，只有无数干巴巴的山丘和绿色的河床，偶尔有几座热爱田园生活的祖鲁人组成的村庄。祖鲁王国以东最近的欧洲人定居点是葡萄牙的德拉瓜湾（马普托湾旧称），距其1000英里；西边最近的定居点则是格雷厄姆斯敦，与它隔着广阔的特兰斯凯荒原。祖鲁人是组织严密、英勇善战的民族，他们将周围部族屠杀殆尽后，便生活在这样极端孤立的状态下。

丁冈国王热衷炫耀。他身边总是围满了丰腴的女人，还有弄臣和侏儒。他喜欢向人炫耀他手下著名的大胃王门约西（Menyosi），此人一顿饭就能吃下一整头羊。他的王宫就是一座巨大的泥屋，地上涂满了油，这样看起来就亮闪闪的，芦苇屋顶编织得很漂亮。在这座屋子周围围绕着数百座小屋，分成了好几类：国王妻妾们的屋子、保护国王的年轻战士的屋子，以及储藏王室武器的屋子。宫殿旁边夸耀地建造了一片巨大的牛场——祖鲁人的财富正是用牛的数量表示的。后方秃鹫懒洋洋盘旋的地方，就是处刑山，那里地上四处散落着人骨，最后被鬣狗啃食殆尽。

雷蒂夫受到了亲切的欢迎。祖鲁战士戴着美丽的珠子和鸵鸟毛为他跳舞，他们挥舞着兽皮制成的盾牌，羽毛在他们头上摆动，受过训练的红色公牛也随着他们的首饰有节奏地摇摆。丁冈本人光秃的头顶涂着油，反射出光芒，他穿着红白黑的衣服，离开了王座，在牛场门口亲切地迎接了雷蒂夫。他们的谈话很简短，而且开门见山。雷蒂夫只想让他的人民在无人居住的纳塔尔定居，丁冈几乎立刻就同意了。只要布尔人帮他个忙，就能在那里安居：帮他从山中的巴苏陀人酋长西科尼拉（Sikonyela）手中抢回前几天偷走的一些祖鲁牛。当布尔人把这些牛最好还有西科尼拉，带回姆贡贡德洛乌，他们就可以迁往纳塔尔了。

雷蒂夫相当开心，和其他的布尔人一起兴高采烈地骑马返回德拉肯斯山一旁的开拓者营地。消息先于他们传到了营地，阿非利堪人兴奋地背诵着赞美诗、经文和预言，立即套上车，激动地踏上山间小道，匆忙涌过陡坡，前往纳塔尔。最终，这里聚集了约有1000辆车和4000名布尔人，他们早早在丁冈领土内图盖拉河的源头安营扎寨。新荷兰的土地上出生了第一名公民，而这些开拓者感到，他们最糟糕、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雷蒂夫很快就履行了承诺。他带着50名布尔人和10名祖鲁人迅速进入巴苏陀地区，将西科尼拉骗进了他们的营地，绑架了他，并以他为人质，迫使巴苏陀人交出了他们偷走的700头牛。一周后，雷蒂夫带着70名志愿者和30名黑奴组成的队伍，去向丁冈要求兑现承诺。但此时，开拓者们已经听到流言，称祖鲁国王可能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友善。布尔人在菲格克普的胜利让他警觉了起来——他对迁徙者鲁莽进入纳塔尔的行为颇为不满；事实上，他并非真的想让布尔人在他的领土上定居；从本质上来说，他就是个狡猾奸诈的嗜血狂人。（“谁能战胜您呢？”他的战士们在他面前又唱又跳，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没有王能战胜您。他们可以使用火器，但仍然无法与您相提并论。”）

但雷蒂夫和手下仍然勇敢地回到姆贡贡德洛乌，而且再一次受到了尊敬和欢迎。人们再度为他们舞蹈、游行，国王不停地说着各种话题，祖鲁战士敲着战鼓，来来回回行军。三天的宴饮和讨论后，丁冈宣布，一切都已经解决了，他用自己的标志签署了一份证书，将图盖拉河和乌姆济姆武布河（Umzimvubu River）之间的土地，“以及以海洋为起始，至我的领土极北之地任何有用的土地”，都赠予布尔人——“南非的荷兰移民”。纳塔尔属于他们，“而且将永远是他们的财产”。雷蒂夫和随从把武器留在外面，进入庄园中央，用非洲的奠酒仪式来敲定这份协议。在狂野的鼓声中，舞者在他们周围摇摆旋转，庆祝着这伟大的日子。

他们豪饮时，穿着饰有羽毛的黑色华服的丁冈突然站起来大喊：“杀了这些巫师！”（Bulala ama Tagati!）战士和舞者立刻压倒了布尔人。他们把这些人拖到处刑山，用兽皮制成的带子把他们的手脚绑起来，用棍棒打他们的头，把木钉从肛门钉入，一直到穿透他们的胸口。雷蒂夫是最后一个死去的：祖鲁人强迫他亲眼看着同胞遭受折磨，最后，他们把雷蒂夫的心肝挖出，并极具象征意义地将它们埋入穿过河流进入纳塔尔的小道——丁冈侮辱性地将之称为“农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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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开拓者们还没有意识到，一个类似英国殖民地的地方已经在祖鲁人不确定的同意下在海岸上建立起来了。这就是纳塔尔港。纳塔尔港并未得到伦敦政府的许可，因此雷蒂夫曾认为，可以很轻易地将其吸纳进新荷兰自由省——纳塔尔唯一的帝国代表是一名圣公会传教士，他曾是皇家海军的军官，被开普殖民地总督授予了治安官的权限。

这是一个又小又没有生气的定居点。除了几座仓库，这里的建筑散布在海岸树丛中，都是泥糊成的小屋。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心怀疑虑的探险者——象牙商人或猎人，他们的生活半是非洲习气，身上既有欧洲服饰，也有祖鲁装束；他们娶了本地的妻子，手下本地人和混血儿组成的乌合之众有时还会将他们尊为酋长。例如，芬恩（Fynn）家族是混血儿，也拥有自己忠诚的附属部落——弗兰克·芬恩是依兹恩孔比（iziNkhumbi）酋长，查尔斯·芬恩是依兹恩高文尼（iziNgolweni）首领，亨利则是恩辛比尼（Nsimbini）酋长。这类人一天中有半天都在丛林里，他们狩猎大象，用珠子和火器换取兽皮、肉类和象牙；而在家里，他们也活得如同游牧者，穿着自制的衣服和靴子，狗在身边跑来跑去，房里堆满兽皮、枪支和死去的猎物，各种黑人进进出出，或者在门口蹲着聊天。纳塔尔港没有防御要塞，没有警察，也没有教堂；虽然祖鲁人理论上已经向英国女王转让了这座小港口及其海岸线，但他们并未真正严肃对待这一协定，而女王本人无疑连听也没听说过。

忠心而虔诚的皇家海军退休军官加德纳上校在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因为这座海港声名狼藉的居民并不怎么喜欢他。他曾短暂地说服这些居民组织成一个城镇——命名为德班（Durban），以纪念开普殖民地总督本杰明·达尔班（Benjamin D’Urban）——又向伦敦政府请求承认其为英国殖民地，但这一提议在伦敦受到冷遇后，加德纳就失去了权威和声望，也没有了帮手。他所有为这个社群建立秩序的尝试都遭到断然拒绝，因为居民们认为他过于自以为是。最后，他终于放弃了希望，不抱幻想地离开非洲，献身于巴塔哥尼亚的慈善事业。⑦他离开时，居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如果加德纳真的是英国王室的代表，他们宁愿选择接受布尔人的统治——虽然布尔人同样喜欢引用以西结的话，同样喜欢向强大而神秘的神祈祷，但至少他们能够理解边疆和草原居民的精神。

然而，开拓者们从北部进入纳塔尔的消息赋予了纳塔尔港新的意义。在英国人看来，这些开拓者就是帝国秩序的背叛者。根据1836年《好望角刑罚法案》（the Cape of Good Hope Punishment Act），大英帝国对南纬25度线以南的所有英国臣民都拥有审判权——这让他们的权威从好望角向北延伸了数百英里。因此，得知这些臣民在远方的海岸线上制造麻烦，在土著中建立自命国家时，英国政府感到颇为恼火。但是，英国最近的武装力量在格雷厄姆斯敦，而这些粗野的加尔文教徒动手屠杀巴苏陀人或推翻可靠的祖鲁国王的可能性，让白厅方面心神不宁。最终，在1838年11月14日，开普殖民地总督乔治·内皮尔（George Napier）爵士宣布，将纳塔尔港并入大英帝国——“该地区周围的土著部落受到骚扰，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土受到了某些从该殖民地向外移民的女王臣民的非法占领，而且这样的骚扰可能仍将继续并增加，因此帝国做出了合并决定”。

两周后，英国舰队出现在这座小港岸边，一支部队下船来到了岸上。米字旗在此地升起，第72步兵团的100名苏格兰高地人建起了专为此次行动而设的要塞——自然，要塞以维多利亚女王之名来命名。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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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人首要关心的是对黑人的复仇。姆贡贡德洛乌屠杀后，祖鲁军队又扫荡了纳塔尔，在图盖拉河上游袭击了分散扎营的布尔人，导致500人死亡，成百上千人负伤，数千头牛被抢，使布尔人陷入了混乱。祖鲁武士（impi）横冲直撞，四处出击，布尔人的突击队不断受到伏击，甚至英国人也被卷入战斗——1838年3月，一名经过纳塔尔的传教士遇见了400名祖鲁人，他们高喊着单调的战歌，带领他们的则是一名英国人，他戴着草帽，上面饰着一片鸵鸟毛，带着一杆猎象枪，肩上还披着一块豹皮。

部分迁徙者感到，这里注定不是他们的“锡安山”，于是继续向北进入群山中。还有更多人向纳塔尔的内陆地区迁移，有些人在山脉的背风处定居下来，有些人沿图盖拉河向东南方向跋涉，还有些人挺身作战，希望夺得海岸地区。现在，他们为纳塔尔共和国（Natal Republic）起草了成文宪法，并定都于纳塔尔港西北约50英里的彼得马里茨堡。但他们和姆贡贡德洛乌的旧账还未算清。11月，就在第72步兵团在德班湾升起米字旗时，最受尊敬、思想最灵活的布尔人指挥官之一安德里斯·比勒陀利乌斯出任部队总指挥，开始准备向丁冈进攻。“神啊，不要退缩，勇往直前，”部队开拔前，长老们向他们恳求，“为了你们的英名，不要退缩。”比勒陀利乌斯和士兵也发誓，若上帝恩赐他们，让他们战胜丁冈，他们就会为他建造一座教堂，以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我们将会欢庆那一日，将它设为纪念日年年不忘……我们会告诉孩子们和我们一起庆祝，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让它在子孙后代中流传。”

于是，400名愤怒的布尔人骑马渡过图盖拉河，直奔姆贡贡德洛乌。12月15日，星期六，他们在恩康姆河（Ncome River）岸边停下，准备度过第二天的安息日。他们搭起了临时防御阵地，架好了三把枪。夜幕降临时，他们发现周围静悄悄地蹲满了数千名头上戴着羽毛的祖鲁战士，一圈又一圈。“不要主动接触他们，”比勒陀利乌斯说，“让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因此，太阳升起时，祖鲁人仍然安静地躲在阵地之外，布尔人则在阵地内肃穆地唱起赞美诗。

天亮了，祖鲁人开始攻击，他们的长矛打在盾牌上，发出大雨落下般的声音，数百名祖鲁战士猛跳起来，落到布尔人的车上。但他们获胜的希望渺茫。布尔人隐藏在固若金汤的车阵中，用速射消灭了不少祖鲁战士。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祖鲁人一再冲锋，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残酷地挡下来。最后，布尔人从车阵中跳出来，突击队员分散开来，冲向祖鲁人，他们一边跑一边射击，将祖鲁人拖入河中，将蹲在河岸芦苇丛中的祖鲁人尽数杀死。那就像一场可怕的战争噩梦。一名布尔人事后写道：“我记忆中只剩下叫喊、混乱和恸哭，还有无数黑人的面容。”此战中，只有3名布尔人负伤，但至少有3000名祖鲁人死去。他们“像肥沃的花园土地上长出的南瓜一样”倒在地上，河流被他们的血染成了红色。

布尔人得意扬扬地继续冲向丁冈的庄园，却发现它已被抛弃，空无一人。他们四处搜刮，破坏了此地剩下的所有东西，随后虔敬地检查了处刑山上的尸体，找到了皮特·雷蒂夫的背包，里面还完好无损地装着丁冈将纳塔尔全境转让给布尔人的转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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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人在他们简陋的首都彼得马里茨堡建造了立誓要建的教堂，其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如誓言所约纪念“丁冈之日”（Dingaan’s Day）。⑨现在，纳塔利亚共和国（Republic of Natalia）终于诞生了。正式的议会召开。有一段时间，开拓者们似乎真的抵达了他们的应许之地——“我要欢乐；我要分开示剑，丈量疏割谷。”（《诗篇》60：6）根据指令，每位迁徙者都获得了两处农场，每位公民都可以直接向议会的民选代表投诉。但这一切都将徒劳无功。他们经受无数苦痛，才刚从大英帝国令人腻烦的过度正直中逃离出来，但这个帝国绝不会允许他们建立独立的国家，而他们一切的牺牲和苦难，在姆贡贡德洛乌和血河经历的一切恐惧，最后都化为乌有。

最初，布尔人容忍了英国人在德班的存在——如今，纳塔尔港已经换上了德班这个新名字。德班司令官亨利·杰维斯（Henry Jervis）海军上校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纳塔尔重建和平，也正是他促使比勒陀利乌斯和丁冈达成了条约——但这并不是一项和解宽恕的协定，因为根据条约，丁冈的领土不得不继续向北收缩到黑乌姆福洛济河（Black Umfolozi River），即不仅向开拓者们割让了整个纳塔尔地区，还割让了半个祖鲁王国。然而，纳塔尔恢复和平，布尔人在此地的优势地位确立后，他们便开始坚持要英国人离开。他们不承认英国王室的宗主地位，不需要英国人的保护，也坚持不让开普殖民地政府将据点扩大到纳塔尔地区。他们向杰维斯提交了正式抗议书，抗议他在纳塔尔的势力，其中充满感情地详细回忆了他们长途迁徙的目的和经历的苦难——他们“遭受侮辱、嘲弄和贬低之后”离开了好望角，他们与丝毫不敬神的野蛮部落艰苦战斗，他们在残忍的谋杀者丁冈手里遭受了无数折磨。他们表示，现在，他们决心做自己的主人。所有抵达德班的英国移民都将被视为纳塔利亚共和国的敌人，如果他们得到了帝国武装力量的支持，共和国将不惜发起战争。

出人意料的是，英国真的撤离了部队，在那短暂的时期内，英国似乎还可能会承认共和国的独立。但这不过是猫抓老鼠的把戏。1840年9月，纳塔利亚共和国议会致信内皮尔，询问“女王陛下能否仁慈地承认并宣布我们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民族”；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谦卑的请求抵达伦敦的帝国中央政府时，经过层层过滤，殖民地部和福音派游说团体仍然收到了大量关于纳塔利亚共和国种族主义政策的丑恶报告。似乎布尔人仍然保有奴隶，欺凌当地的酋长，而且毫不尊重人道帝国主义的原则。此外，没有了英国人掌舵，共和国的政府结构本身也似乎开始走向崩溃。在他们的“应许之地”，这些迁徙者已不可救药地开始自行其是：他们无视自己制定的土地法，拒绝在规定的地方定居，不断相互争执。成千上万的土著涌入纳塔尔，占据了他们原来的村庄，不仅威胁了当地治安，还令所有种族隔离的努力都毁于一旦。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德班，与布尔人做起了红火的生意——这是对英国商业保护区的一次无法容忍的入侵。而最重要的是，纳塔尔地区发现了煤矿，而且可能对“临近地区的蒸汽船航行极为重要”，伦敦很快也认定了这一点。

因此，1841年12月，共和国试图在未经询问蓬多人（Pondos）国王的情况下，将数千名不受欢迎的黑人驱逐至北方的蓬多兰地区（Pondoland）时，大英帝国再一次介入。乔治·内皮尔爵士警告纳塔利亚人，无论他们个人意愿如何，他们都仍然是英国臣民。从恩盖齐河（Umgazi River）出发，经过陆上长途行军后，英军于1842年5月再度抵达德班。他们红色的军装上有金质扣饰，部队中有一队骑兵，带着两三门炮，军人们还带着妻子和孩子，跟着上百个仆人，刺刀在阳光下闪光，战鼓不断敲响——这种耀武扬威、优雅和优越感，令布尔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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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帝国权威对开拓者们施加的阻碍行为，如此漫不经心却毫不退让，这令阿非利堪人在心中永远将帝国视为敌人。他们对大迁徙的记忆，其中的象征意义和人们的牺牲，无数布尔人死去的河流“莫得斯普雷特”（Moordspruit）、他们的垂泪之地温宁（Weenen） ⑩，都成了阿非利堪人传奇的中心概念，未来数代阿非利堪人都将围绕这些概念保存他们的民族认同，坚定他们的态度：血河、誓言教堂、丁冈的庄园，甚至他们迁徙用的货车的形象，都将成为自尊的象征、他们部落身份的象征——而在很多方面，这些迁徙的布尔人也确实是一个非洲部落，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他们拥有土地、牛群、奴隶，相信复仇和原始的神，与祖鲁人和巴苏陀人并没有多少不同。

布尔人再度尝试保卫他们的纳塔利亚共和国，他们迅速包围了维多利亚要塞中的部队，而且几乎就要迫使他们因断粮而投降。然而，他们再一次遭到了挫败。一位年轻的英国人迪克·金（Dick King）冲出了封锁线，没日没夜地骑马赶路三天，穿越特兰斯凯的荒原，为格雷厄姆斯敦的指挥官送去了警报。6月25日，三桅快速战舰“南安普敦”号抵达了德班湾，这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命运。在这几年，纳塔尔是英国殖民地中英国化最彻底的地方，在官方定义中，它是“传播文明和基督教恩典的中心之地”，而布尔人中最富于梦想、最不屈的一群人则再次打包好枪支和《圣经》，向更深的内陆迁徙而去——他们越过高高的德拉肯斯山，渡过法尔河，在马塔贝莱部落领地深处高高的贫瘠高原上，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这一次，他们终于走得够远，这个地区相当贫瘠，缺乏吸引力，因而即便是英国人的帝国冲动，似乎也不想再度打扰他们的“甜蜜生活”。

脚注

① 为了阅读方便，我使用了这个当时并不存在的种群名称。事实上，“阿非利堪人”这个词要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拥有了政治寓意后，才开始被人们大量使用；在19世纪30年代，“布尔人”（Boer）这个词的开头字母也是小写，意义还仅仅是“农民”。

② 卡利登矿泉浴场现在仍然存在，周围有一座酒店的废墟，还有一棵美丽的老橡胶树，它过去必定曾为不少从印度来的英国人提供荫蔽吧。

③ 一个世纪后，埃及人也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不列颠帝国的红脖子顽固分子”。

④ 塔巴恩丘位于布隆方丹以东40英里。移民们走的路大致和现在从开普敦到约翰内斯堡的路差不多，在诺瓦尔斯蓬特（Norvalspont）渡过奥兰治河。如果我对大迁徙的描写看起来过于浪漫化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虽然有判断力，但是仍然抱有一种对布尔国家的古老钦羡，我希望能拥有他们那样的无畏品质，而且他们制作的肉干我也很喜欢。

⑤ 从形式和目的上来看，这份宣言都和伊恩·史密斯1965年发表的《罗得西亚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Rhodesian Independence）明显相似。

⑥ 至于雷克斯究竟是否拥有王室血统，或者像某些愤世嫉俗者说的，来自白教堂区（Whitechapel）著名的雷克斯家族，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现代克尼斯纳的浪漫主义者相信，他是乔治的贵格派情妇汉娜·莱特富特（Hannah Lightfoot）的孩子，还认为他们至今还能在克尼斯纳找到汉诺威王室典型的面容；但雷克斯在梅尔克豪特村社的墓碑上只写着：纪念乔治·雷克斯绅士，克尼斯纳的建立者和所有者，卒于1839年4月3日。

⑦ 1851年，他因为饥饿死于巴塔哥尼亚。有七名英国人在这次私人传教活动中登上火地群岛海岸附近的皮克顿岛（Picton Island），试图让充满敌意的土著皈依基督教，加德纳正是七人中最后一名幸存者。

⑧ 这座要塞如今仍然屹立，它过去的火药库如今成了教堂，里面有一座纳塔尔的名人堂——其中纪念的所有人正好都是英国人。

⑨ 这座教堂虽然一度被忽视近一个世纪，曾被用作茶室，但如今已经恢复为誓言教堂。在1952年，12月16日的丁冈之日被重新命名为圣约之日（Day of the Covenant）。强硬的阿非利堪人仍然不想看到说英语的南非人参与这一民族节日，而1972年，祖鲁酋长盖夏·布特莱齐（Gatsha Buthelezi）提出了一个尴尬的建议，表示也可以邀请一些祖鲁人参加庆祝，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⑩ 这两个地名均来自荷兰语，前者意为“屠杀之泉”，后者意为“流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