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罗马的继承者

但是安静——一个个国家自海外而来，

喇叭吹响，旗帜飘扬，来参加

来添彩，这场大庆中的大庆，

世界的中心！

——科斯莫·蒙克豪斯（Cosmo Monkhouse）
《笨拙周刊》，1897年6月26日

1

1897年6月22日上午，在现身庆典现场之前，维多利亚女王出现在白金汉宫的电报室。她身上穿着黑色云纹绸裙子，裙子上带有鸽子灰饰片，绣满了银色的玫瑰、三叶草和蓟花。此时11点刚过。她按下了一枚电钮；电信号被传输到圣马丁勒兰德区的中央电报局；几秒之内，她的庆典致辞就开始传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它几乎涵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及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年长的维多利亚女王有着威严的气质，一些比较天真的臣民甚至视她为神，在她的画像前杀羊献祭。她登基六十周年的纪念日被视作帝国强大、壮丽、统一的节日，得到人们的庆祝——帝国的首都喜爱一切巨大的东西，这场庆典自然成了一场力量的大展会。然而，女王的消息却很简单——“我真心地感谢我深爱的人民。愿上帝保佑他们。”身在圣马丁勒兰德区的技术员后来说，他们收到的莫尔斯电码中除了女王的信息，后面还跟着一些意料之外的点。他们认为，这表示“在她辉煌生涯的高峰时刻，年迈的君王那一侧的人们，也有一定程度的紧张不安”。

2

室外聚集等待的民众满怀骄傲和激动——他们是一个在世界上具有独特重要性的王国的公民，而在王国自身的评价中，这一重要地位尤其突出。19世纪几乎完全是属于英国的世纪，此时的英国人也仍然视自己为领头人物。自从拿破仑战争胜利以来，他们似乎就成了世界事务的仲裁人，一会儿在这里恢复势力平衡，一会儿在那里驱逐一位统治者；他们的铁路和海底电缆环绕了整个地球；他们四处借出贷款，占领无人的陆地，堂皇地为侵犯复仇，让异教徒皈依；他们不断发现无人知晓的湖泊，建立王朝，解放奴隶，赢得战争，镇压兵变，阻挡土耳其人，建造更大更快的战舰。

1897年6月，这一切活力与自尊，一切有名的事件，都融合成了一股爆炸性的情绪力量。这个国家沉迷于新帝国主义的热情中，新帝国主义是一个扩张主义、煽动性的帝国概念，完美地契合了90年代的情绪。90年代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革新时代——一个人们反应更强烈的时代，一个节奏极快的时代，人们偏爱奇异的乃至过度刺激的事物，同时感到历史再一次抵达了转折点。最终，这就是“世纪末”（fin de siècle），而这个法语词本来就带着兴奋的意味，暗示着高速跳动的脉搏和戏剧性事件。新帝国主义就诞生在这样激情燃烧的背景下。整个19世纪，帝国都在稳步发展扩张，但基本上没有激起公众太多兴奋情绪，但自70年代开始，帝国的疯狂扩张已经让统计数据和参考书的更新都很难赶上它的脚步，只好加上大量附录和仓促的脚注。从庆典举办的时刻回望，维多利亚时代一条条分散的故事线，似乎都在不可避免地将英国人引向世界宗主的位置——他们的社会体系、价值观、力量和人民，都有条理地散布每一块大陆。他们的帝国，迄今一直被视为各领地的任意集合，如今似乎开始形成某种巨大的架构；如同顺风局中的赌徒，他们认为自己的力量是内生的，他们就在命运的海洋中乘风踏浪，而浪头正将他们扫向成就的完满。新帝国主义者就是当时唯一确定的政治赢家。就是在其帮助下，保守党和自由党统一派联合赢得了1895年的大选，这次彻底的胜利甚至让他们似乎可以保住接下来数十年的执政权。至高无上、领地、权威和规模都是当年的口号。社会进步几乎未曾在记录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的文献中出现，甚至大多数艺术也屈服于英国人对极尽堂皇的喜好——当时的艺术表现手段多为规模庞大的唱诗班，以及一个接一个的固定套路。这一切最后都融汇到地图上夸耀的红色区域上，并在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盛典上被人们特意庆祝纪念，《泰晤士报》称盛典为第一个泛不列颠尼亚的节庆。

3

许多不同的力量一同将英国人推向了此刻的高点。卑劣与高尚的、异端与虔诚的推动力，将他们变成了帝国主义者——这个词的感情色彩也从似带轻蔑变成了几乎无可置疑的体面。

最初，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只有财富、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一个充满动力的国家：资本追寻市场，活力追寻释放的机会，成就则在追寻新的领域。然后，一个接一个迥然不同的先知人物，从杰里米·边沁和丁尼生，到迪斯雷利和枢机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刺激了人们对空间、权力和圣事荣耀的本能；而达尔文这位家喻户晓的圣贤的理论，在人们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似乎表明某些种族，就和一部分动物一样，比其他同类物种进化得更好，自然就拥有了领导和占有的权利。福音运动让人们注意到了热带地区等待着救赎的无知异教徒的困境——正如杰利比夫人所言，“在尼日尔河左岸教育博里奥布拉—加的土著”（《荒凉山庄》）。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以及追随他的改革者，已通过公学教育在乡绅的头脑中植入了“特权服务”的概念，这套逻辑自然引向了新罗马的理念；而教育的普及也已打开了一代普罗大众的双眼，让他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的惊险刺激，这与本国单调乏味的新工业化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以极为喜好自吹自擂的《每日邮报》为首的新兴一便士报纸——“帝国思想的化身与喉舌”——则不断煽动着民众的侵略性爱国主义情绪。一些更加狂暴的英国人对《黄面志》杂志所代表的颓废知识分子反应激烈，在他们看来，这些人的观念，正是纳尔逊、英镑和（巴拉克拉瓦）轻骑兵冲锋代表的精神的对立面。

政治上，自由党正在衰落，格莱斯顿的声音，英国人良心的声音，也已经沉默。①爱尔兰人常年的不满以及英国政治中不变的肮脏，并未削弱英国人统治的意志，反而将之变得冷硬。那一年夏天，基钦纳就带领帝国的部队，在苏丹为戈登的死而进行报复。②对天真无知的公众来说，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女王的声望达到了巅峰，皇家海军的威望也达到了神秘的高度。其他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了强大的联盟——比如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也让英国人开始思考，他们为什么不能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小社群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无人可及的超级大国呢？对新近获得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来说，侵略性帝国主义就是令人陶醉的事物，而此时的保守党—统一派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也是作风互补的帝国主义者：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以贵族和学者的手段温和地处理着各种事务；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则属于新一类扩张主义者，他冲动且贪得无厌，甚至还给殖民地部装上了电灯。与这一切相伴的，是近乎疯狂的热忱，就像人人都变得狂热一样。

在这些消息更加灵通的人之间，也少不了疑惑。虽然英国的优势地位看上去绝对完满，但是光荣孤立的年代正在走向尾声。新的敌人似乎迫使英国朝着帝国的自足而非岛国的自足发展。德国的崛起显然正在迫使英国离开欧洲，俾斯麦在非洲和太平洋为德国争取殖民地的努力，也让过去惯常懒散的帝国建设行动转变成了紧迫的权力政治。同时，英国还面临德国的技术挑战、美国的商业挑战，以及来自俄国和法国长期的政治挑战。英国本质的弱点，加上它不断扩张的殖民地、对进口食品的依赖、过多的人口，以及自身的微小——这些是英国的世界地位根本的脆弱之处，驱赶着英国走向帝国主义。欧洲人对詹姆森突袭的惨败的反应，也让英国人明白了欧洲大陆上的人对他们有多么尖刻的嫉妒和厌恶。③英国的工业仍然完全领先，但是其优势正在逐年减弱。德国和法国都在建造强大的新海军。也许很多人都在潜意识里感觉到，英国的优势地位已经无法长久维持，因此必须依靠排场和典礼支撑了。帝国英雄的灵魂似乎还在呼唤着过去，催促着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为基督教事业献出生命的利文斯通和“中国的戈登”，印度兵变废墟中的尼科尔森和哈夫洛克，④威尔伯福斯那样的博爱人士，伯顿和塞缪尔·贝克那样的探险家，马格达拉的内皮尔勋爵那样的将军，还有闪光的帝国指挥者迪斯雷利，以及圣人般的商人兼冒险家莱佛士。

这一切的事件和记忆、思想的奔流、一个个的人，都深深影响了英国人，使新帝国主义的宏大繁荣如历史学家G. M. 扬（G. M. Young）所言，代表了“一代人共同的情绪”。那年6月，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在日记中写道：“帝国主义飘荡在空中，所有阶层都被观光游览和狂热的忠诚灌醉了。”这场盛典不仅宣告维多利亚时代已经走过了六十年，还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和各种令人满意的事最后的汇集。帝国的构想也在此刻达到了巅峰。对一代代的英国人来说，帝国这个概念蕴含着不同的意义——军事力量、商业机会、声望。在19世纪中期，帝国的概念曾一度受到质疑。当时，殖民地带来的麻烦看上去比价值要多得多，而对不少英国人来说，帝国主要还是意味着在海外建立英国人的定居点，而非让外族人臣服于英国。然而，在这个属于维多利亚的世纪的最后几年，在（也许是）基督教时代的最后几十年，帝国主义正在逐渐演变成信条。帝国主义者认为，统治四分之一个世界不仅是英国人的权利，实际上还是他们的义务。他们受到了选召。他们要将自己的秩序、原则和自由的传统传播到整个世界，重塑人类的未来。通过英国的权力和金钱，公正将得以建立，悲苦将得到解除，愚昧的野蛮人也会得到启蒙。

在帝国的专业人士之中，以及在统治阶层内部，无论政治观点如何，这种帝国责任已经变得和爱国主义一样不证自明。年轻的伯特兰·罗素就曾公开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者。H. G. 威尔斯和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也公开表达过对帝国主义的同情。⑤阿诺德·威尔逊回忆他在帝国机构中见习的时光时，表示他和同僚都是“一种宗教崇拜——不列颠治世——的追随者，我们乐于为之工作，甚至若有必要，乐意为之献身。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读《圣经》，过着充实的生活，生命中并不缺少爱和欢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无论我们是智慧还是愚蠢，是奴隶还是伟人，是帝王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个人的生命终有一日会终结，而我们的事业会继续存在，未来的人们评价我们的标准，将是我们取得的成果”。⑥

不久之前，一旦说起帝国，人们想到的还是拿破仑三世、沙皇，或者是不那么显赫的外国专制君主。然而，现在他们脑中唯一出现的形象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皇。大英帝国正迈向鼎盛——印度行政官员乔治·坎贝尔爵士认为，大英帝国“已经抵达了自然的极限”。⑦过去的10年间，帝国攫取的领土面积已达不列颠本土的50倍。锡兰总督韦斯特·里奇韦（West Ridgeway）爵士在庆典的讲话中表示，英国人已经沐浴在光芒中。“光芒驱散了无知的黑暗，去除了他们眼前的阴翳，驱散了遮蔽视线的肮脏迷雾，他们终于第一次看见，眼前光明的领域，乃是一个辉煌的帝国。”

4

据称，两分钟之内，女王的信息就通过了德黑兰，传向她的东方领地。此时，在嗒嗒的马蹄声中，她的马车穿过林荫路（The Mall），骑兵对她点头致意；女王的感谢和祝福则抵达了渥太华、好望角、西非的殖民地、地中海的要塞据点，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糖蔗的岛屿。伦敦颇有作为帝国城市的自觉，它的中心地位具有象征意义，它的权威渠道跨过海洋，向东西两面延伸。《笨拙周刊》就用一幅女王的信使的卡通画庆祝这一盛大时刻。画中的信使长着翅膀，一头长发，雌雄同体，象征着爱，将一只鸽子抱在胸口，低飞在海面以上，挥舞着一张纸，上面题写着“维多利亚陛下的信息”。除此之外，画面上就没有多少东西了，只有一片恭顺的海洋，以及几座卑怯的岛屿。这张卡通画给人的印象就是英国对世界的掌控毫不费力，而且拥有普遍的通行权。历史上第一次，伦敦似乎成了世界的心脏。

即使是那些更受欢迎的外国人，也慷慨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对英国的种种敌意都暂时消失了，伦敦的报纸也纷纷感激地转载了外国同行对英国的奉承之语。《费加罗报》就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个强权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中国海、埃及、中非和南非、大西洋，以及地中海统治着一个个民族，管理他们的利益，若说没有超越，也已经可以匹敌”罗马帝国。《纽约时报》宣称：“大不列颠似乎注定要统治这个星球，而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甚至充满敌意的容克贵族的喉舌，柏林的《十字报》（Kreuz Zeitung），也在描述大英帝国时称其“事实上无懈可击”。世界各国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同时似乎也在向英国表示敬意。在维也纳，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穿着他手下的英国兵团的制服，戴着嘉德勋章访问英国大使馆。阿尔赫西拉斯的总督也咽下了西班牙两个世纪来对英国的仇恨，来到直布罗陀巨岩，参加英军阅兵。纽约布鲁克林的女性健康保护协会（Women’s Health Protective Association）在一次周年纪念聚会上唱起了《天佑女王》，费城的诗人阿尔弗雷德·罗利·戈德史密斯（Alfred Raleigh Goldsmith）就用史诗体赞颂了英格兰：

我们父亲的土地！我们母亲的土地！

自由荣耀了你！

它的子孙漫游广阔世界，征服

骄傲地竖起它的旗帜！

为英格兰的名声，为你珍爱的名字

他们流血，战胜，牺牲。

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我们祖国的女王万岁。

维多利亚！维多利亚！上帝保佑古老英格兰的女王。

5

更令人快意的，还是海外帝国送来的贡品。确实有人盗走了海得拉巴的尼扎姆（Nizam）送给女王的价值30万英镑的钻石，而要求帝国全部3亿7200万臣民每人给女王发一封祝贺电报的建议也幸而未得实行。不过庆典当日，在帝国的每个地方，都有塑像揭幕，有要塞被检阅，偏远地区茅草顶的圣公会前哨站中也举行了感恩仪式，船只从里到外装饰一新，纪念用的马匹饮水槽也在这一天揭幕。甚至在德兰士瓦共和国这个女王治下麻烦最多的属国，总统克留格尔也热心地释放了自詹姆森突袭以来就一直被羁押在比勒陀利亚监狱中的两个顽固的英国囚犯。在海得拉巴，每十个囚犯中就有一人得到了自由（当被问及他们获释的原因时，其中一名囚犯说，他认为是因为女王陛下终于生下了一位男性继承人）。牙买加的阿利盖特庞德（Alligator Pond）向贫穷家庭发放了一周的免费食物。印度巴罗达的国有铁路开放了24小时的免费乘坐时间。亚丁的英国人则出钱请“贫穷的土著”参加了一场宴会。仰光举行了一场豪华的舞会。桑给巴尔的苏丹宫殿里举行了晚宴。桌湾的炮艇鸣响了礼炮。弗里敦举行了一场“大型主日学校宴会”。香港的跑马地也举行了《哈利路亚大合唱》的表演。

让人们惊讶又高兴的是，来自帝国各地的富有使者也纷纷涌入伦敦。正如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奥斯汀所写：

来自非洲好望角，皇家看门狗吠叫之地，

不列颠的权杖永不离去，

年轻的大陆向黑暗致意，

我们却向黎明迈步；

来自钢铁覆盖的海角，坚定强大，

孤独的岛屿排列拱卫大陆，

她的臣民欢呼，为她长久而

辉煌的统治。

前来参加庆典游行的殖民地代表团大多驻扎在切尔西，好奇的民众在他们的帐篷外四处乱晃了好几天。11个自治殖民地的总理及其夫人则被安置在当时欧洲最大的酒店塞西尔酒店。人们经常能看到他们乘车来来去去，参加公务活动，在登特（Dents）公司挑选手套，在圣詹姆斯街选购丝绸帽子，或者出现在宏伟的乡村大宅中，和公爵夫人喝茶。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在庆典当天早晨受封骑士。报纸赞许地写道，塔斯马尼亚总理爱德华·布拉登（Edward Braddon）爵士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大动物狩猎活动的书——狩猎正好是英国公众所期待的一位称职的帝国建设者拥有的专长。

据八卦专栏报道，格罗夫纳（Grosvenor）酒店住着“一位地位显赫的帕西人，贾姆塞吉·吉吉博伊（Jamsetjee Jeejeebhoy）爵士”——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的父亲洛克伍德正是被他雇用，第一次前往印度，担任孟买一所私人艺术学校的校长。这里还有一位要客，詹姆斯·泰森（James Tyson），他靠给澳大利亚的掘金者供应食品而发了财，据说此时身价已超过500万英镑。摄政公园里有一场皇家游园会，女王陛下剧院正上演皇家芭蕾舞，澳大利亚首席女歌手内莉·梅尔巴（Nellie Melba）正在皇家歌剧院演唱，所有来访的殖民地和印度军官则被一趟专列带到肯特参观新型马克沁—诺登菲尔德机枪的演示。首都的公园、咖啡馆和音乐厅里，能看到王子和苏丹、锡克人和华人，还有优雅的马来淑女，西非的警察套着第一次穿的靴子，并不舒服，脚步声沉重。

英国人对他们的领地的无知程度仍然令人震惊，他们以亲切而又屈尊的无知态度看待眼前的一切。当时对这场盛典的记录中充满了惊奇，避免露出偏见，不过这可说不好：人们能感觉到，要不是因为当时伦敦四处都是制服士兵和米字旗，他们对这些一身五彩斑斓的来访者的态度很可能会完全不同。然而，现实是，这些庆典上出现的奇怪人物，全都是帝国内部的兄弟同胞，《伦敦新闻画报》女性专页的一名作者甚至认为，英国男性可以从这些人随性的华丽服饰中学到一点儿东西。尽管英国人对豪萨警官的种族渊源、枢密院施加于巴苏陀兰（今莱索托）被保护民族的裁判权，乃至西澳大利亚的宪法地位都不甚清楚，他们仍然视这场庆典为家庭团聚。这场大庆并非什么复杂的场合。这场盛事中满是多愁善感、铺张浪费、放纵的泪水、铜管乐队的猛力演奏，还有连成串的旗帜和辉煌灯火。“完全可以说，”一位评论家大胆地表示，“这场庆典是世界历史上花费最多的一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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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的游行队伍就是英国人的自我夸耀的绝佳展示。这支队伍由多达5万名士兵组成，据称是伦敦历史上集结的最大规模的军队，而他们分成两列行军通过首都的街道，最后会聚在圣保罗大教堂参加感恩仪式的场面，甚至让19世纪90年代词藻丰富的记者们也词穷了。“太阳在天上挂了几百万年了呢？”《每日邮报》写道，“然而直到昨天，太阳才第一次低头，亲眼看看我们巨大的能量和权力的化身。”G. W. 斯蒂文斯写道，这是“一场宏伟场面的盛会，尤其是宏伟壮丽的暗示联想，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刻可与之相提并论”。⑧《泰晤士报》表示：“人们找遍历史，也找不到有一刻如现在一样，有如此多的人一起向君王表示效忠，一起展示他们的同胞情……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为世界带来最多利益的帝国。”

游行队伍的一半由皇家骑兵卫队的埃姆斯（Ames）上尉领头，他身高6英尺8英寸⑨，是英国陆军中最高的人，而且他还戴着装饰有羽毛的头盔，身穿隆起的护胸甲和半身铁甲，骑在高大的军马上，就显得更加巨大惊人了。另一半游行队伍则由陆军元帅坎大哈的罗伯茨勋爵带领，这位最受敬爱的帝国将领此时骑着他的阿拉伯灰马沃诺雷尔（Vonolel）——在1880年从喀布尔前往坎大哈的胜利进军中，他骑的正是这匹马。⑩他身后不远处是骑着苏丹马的费斯廷（Festing）中尉，这匹马曾驮着他在西非攻占了比达（Bida）。可敬的莫里斯·吉福德（Maurice Gifford）空着一只袖子出现时，得到了民众充满同情的欢呼致意，他在最近一场与马塔贝莱人的冲突中负伤。

在这些英雄人物的身前、身后和身旁迈步前进的，是一支相当奇特的帝国武装部队。这里有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骑兵——据报纸报道，这些士兵身材健壮高大，平均身高有5英尺10英寸半，平均胸围38英寸；有来自加拿大的轻骑兵和来自纳塔尔的卡宾枪手，来自比卡内尔的骆驼骑兵和来自北婆罗洲的迪雅克人（Dyak）猎手——他们戴着亮红色的筒帽，由W. 拉弗尔斯·弗林特（W. Raffles Flint）上尉指挥；17名来自印度帝国后勤部队（Indian Imperial Service troops）的军官均为王公；队伍中还有马来人、僧伽罗人、来自尼日尔河流域和黄金海岸（今加纳）的豪萨人；牙买加人扎着白色绑腿、穿着装饰华丽的夹克；英属圭亚那警察戴着和法国宪兵很像的白头盔；塞浦路斯警察的非斯毡帽发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噪音，导致一些聚集的民众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而对他们发出嘘声；吵吵嚷嚷的印度枪骑兵队则由一位戴着带尖锥的白色头盔的英国军官带领。队伍中的一名毛利人重达28英石⑪；一名迪雅克人猎手曾砍下13个人的头颅。这是一个相当有罗马风范的场景，也是一场同时属于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盛会——他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被召唤到这座永恒灰色的城市。《每日邮报》为这次盛会发行的金色特刊完全用金色墨水印刷，行文中偶尔还会突然使用欢欣鼓舞的特别格式。其报道表示，这些经过英国人培养的殖民地居民“全都聪明、正直、强壮，每一个人都是

不列颠民族的伟大

的明证与光辉样本，人群中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在看到这样的场景后，还没有对大英帝国的荣光有新的理解”。

这支有寓意的队伍伴随着斯特兰德街上《女王的士兵》（Soldiers of the Queen）的乐声和舰队街街尾的“为印度欢呼的三声”，经过了欢迎的标语和人民手中挥舞的手帕。人们为帕塔布·辛格（Partab Singh）爵士华丽卖弄的制服鼓掌。圣保罗大教堂外，聚集的神职人员黑白的衣服，宛如双色的涟漪。他们穿过宪法丘路（Constitution Hill）上聚集的不同层级的公务员，经过拉德门丘街（Ludgate Hill）一处窗户前的巴拉克拉瓦战役的幸存者。欢呼声一波接着一波传遍伦敦，重击鼓声和爱国歌曲的演唱沿途不断。队伍中有1位皇后、1位皇太子、23位公主、1位大公、3位女大公、4位女公爵、40位印度王公，他们一身华服，三个一排并肩骑马前进，大炮鸣响，钟声悠扬。在圣詹姆斯街，他们头上的标语用英语和兴都斯坦语宣称，维多利亚是尘世上所有君主的君主。教廷大使和中国皇帝的代表共乘一辆马车，威尔士王妃穿着饰有亮片的淡紫色缎子衣服，印度王公身上的钻石闪闪发光，他们的妻子则一身金饰。数万面米字旗在高塔上飘扬，在窗口悬挂，在小学生手中挥舞，高傲地缀在掌旗军士的熊皮帽上。女王戴着一顶填了驼鸟毛的软帽，打着一把白色的丝绸阳伞；在圣保罗大教堂，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戴着羽毛装饰的帽子，骑在马背上，向她致意，以骑士的礼仪迎接她。⑫

7

每个人都认为，这场庆典无比成功。它肯定了不列颠人的民族骄傲，很好地表现了民众的情绪，并且向所有外国人发出了清晰的警告：英国还没有失去对荣耀的胃口。同时，这场庆典作为对维多利亚女王的致敬，让英国人不禁动容地回忆起自这位女王登基以来发生的一切，这段时间已经太长，庆典的不少观众甚至很难想象没有了她的英国会是什么样子。如马克·吐温所言，女王本人才是真正的游行队伍——“其他的都不过是装饰品”。傍晚，维多利亚穿过她的国家古老的首都逐渐染上夜色的建筑，回到宫殿中时，虽然疲惫，却十分高兴——这座城市经年不散的大雾还在空中打转，盘旋在灰色的河流上，煤气灯摇曳，似乎在向降临的暮色致敬。在家中，她发现大多数殖民地已回复了她发出的信息，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这些回复，准备向女王展示，也准备随后制成蓝皮书出版。

脚注

① 虽然格莱斯顿家族的财富也是依靠印度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积累的，但他本人一直是激烈的反帝国主义者。1897年时，87岁的他没有参加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的任何活动——他认为女王应该用退位来庆祝这一重要时刻。第二年，他便去世了。

② 英国人以埃及的名义在理论上统治着苏丹，但在1883年，当地的穆斯林先知“马赫迪”发动起义之后，英国就决定撤出此地的埃及驻军。他们选择了查尔斯·戈登执行此次任务，当时50岁的戈登已经是国家英雄，他在中国赢得了名声，过去也曾在苏丹工作。成功组织了驻军撤退后，戈登本人却违反命令固守喀土穆，并于1885年该城陷落后被杀。后来，一支英国远征营救部队抵达此地，但是已经太晚了。而戈登在英国本土已经被神化，成了基督教士兵的完美典范。基钦纳1896年从埃及出发向南发动远征，目的就是重新征服苏丹。

③ 南非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共和国仅在理论上承认英国的宗主权，但该国境内兰德地区的金矿是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英国人社群开发的，这些人被称作外侨，完全不拥有政治权利。1896年，开普殖民地总理塞西尔·罗兹，一位因钻石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人物，批准了一次旨在为帝国攫取德兰士瓦的阴谋行动。其副手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率军突袭德兰士瓦共和国，以与约翰内斯堡反叛的外侨里应外合，但事实上这次叛乱根本未曾开始，詹姆森率领的部队则可耻地被布尔人俘虏了。德皇还为此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留格尔发去贺电。1897年夏，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正在调查这次突袭的情况。

④ 印度兵变（1857—1858）是孟加拉土兵发动的起义，后发展成印度中部一些地区的大众暴乱。其起因是印度人怨恨英国的某些改革措施，害怕强迫基督教化，以及涂动物油脂的弹匣问题冒犯了印度士兵和穆斯林士兵。

⑤ 但罗素的帝国主义情绪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到了1901年，29岁的他就已经是布尔人的支持者，也是个和平主义者，他永久地抛弃了帝国这个理念——后来，他在自传中表示，他对年轻时的帝国主义言论十分后悔。威尔斯（1866—1946）当时已经是个社会主义者了，他的帝国主义理念很可能演化成了他后来提出的“世界国家”（World State）概念。韦伯（1859—1947）早已是社会主义者，但他曾在殖民地部担任职员，也将以帕斯菲尔德勋爵（Lord Passfield）的身份，担任1929年工党政府的殖民地事务大臣。

⑥ 然而，这种宗教崇拜却死在了追随者之前。空军少尉阿诺德·威尔逊曾经担任过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曾是议会议员，他崇拜过希特勒，也是英国颇有远见的社会保障宣扬者。1940年，他驾驶的布伦海姆式轰炸机在敦刻尔克附近被击落，他就此阵亡，时年55岁。

⑦ 事实上，帝国并未在意“自然”，持续扩张到了1933年，此时，其领土共有1390万平方英里，人口则有4亿9300万。

⑧ 斯蒂文斯生于1869年，是《每日邮报》当时最杰出的雇员。他曾是牛津大学一名优秀的古典学者，后来成了《每日邮报》的明星记述记者，当时他的报道中生动表达的高涨的新帝国主义情绪无人能及。布尔战争期间，他作为战争记者，死于莱迪史密斯（Ladysmith）包围战期间，年仅31岁，他的尸骨就葬在当地公墓中。

⑨ 1英尺约合0.3米，1英寸约合2.5厘米。——译者注

⑩ 女王通过一道特殊命令给沃诺雷尔授予阿富汗战争奖章。这匹马于1899年去世，享年27岁，葬在切尔西的皇家医院区域内，但其坟墓的具体位置如今似乎已经被人遗忘。

⑪ 1英石约合6.35千克。——译者注

⑫ 女王此时有点行动不便，有人建议沿着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建造一处斜坡，使她的马车可以直接驶入建筑内。这样，女王就可以坐在马车里，在教堂穹顶下参加她的登基纪念礼拜了——拉车的六匹白马则由马夫牵着，以免它们乱动。这一无比有帝国风范的场面并未出现，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做出这样的安排，最后选择在室外举行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