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 胡绳：早慧的天赋+勤奋的笔耕+进步的追求

胡绳2000年11月逝世时，新华社发表的经中共中央审定的胡绳生平中说：“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又能不断刻苦自励，辛勤劳作，终于锻炼成为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和革命家。”这是对胡绳早年情况的评介。像这样的评介，在当代中国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中极其罕见。这正是胡绳不同于一般常人的特质。

胡绳1918年1月出生。由于出身书香门第，儿时从父读书识字，在1925年7岁入小学时即读五年级。9岁就读于苏州中学初中部，10岁开始写诗，12岁向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投稿。两年间，自由体诗作达30首，被称为“神童”。但他又不同于那种有怪癖的“神童”，而是在学校跟其他同学一起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读高中，参加学校“反日救国会”演讲团，多次上街宣讲抗日。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14岁的他开始接触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书籍和中共内部报刊，并担任所在高中学生会主席。

国家的危难状态震撼着当时的进步青年。胡绳跟一些同学交流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看法，既有担心也寄予希望；知道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怀有真切的向往之心。他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还有《共产主义ABC》等，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他也读过瞿秋白的一些书，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并正在进行着艰苦斗争，也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她的实践所吸引。这样的进步倾向奠定了青年时代胡绳的生活和思想基础。

胡绳15岁时，与人合作主编《百合》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的长文以笔名“胡绳”署之，从此沿用终生。16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了“少年大学生”。他在上大学期间，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拣可听的课听之，不爱听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图书馆找点书看。他那时仍不断给进步刊物投稿，特别是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上发表《大学哲学》一文，批评了北大，引起北大中共党组织的注意，想发展他入党。

胡绳的这段经历也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个人是在胡绳入读北大的22年后到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后来在北大校史馆了解到当年哲学系的必修课程有哲学概论（汤用彤）、科学概论（张心沛）、逻辑、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黄方刚）、普通心理学、中国哲学史（胡适）、西洋哲学史（张颐）、印度哲学（许地山）等。选修科目有哲学问题、价值论、现代哲学（贺麟）、宗教哲学、宗教史大纲（屠孝寔）、美学、美学史（邓以蛰）、社会学、教育学、明清思想史（嵇文甫）、老庄哲学、周程陆王哲学（马叙伦）、中国哲学问题（林志钧）、中国佛教史、笛卡儿及英国经验主义（汤用彤）、希腊哲学（程衡）、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张颐）、数理逻辑（张崧年）、因明学、维识哲学（周叔迦）等。应当说，不少授课老师都是著名教授，但当年的讲课满足不了胡绳这个“神童”“少年大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其他学习要求。他感到北京太沉闷，读大学没有什么意思，也看不起大学那一套安排，认为自己能够写点东西，可以靠写文章生活。于是他在读了一年大学之后，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离开北大去上海，做“文化人”，便回到南方，开始了同现在一些“北漂”一样的“沪漂”生活。

胡绳反省这一段经历时说：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大学，上了一些课，学了一点逻辑，学了一点哲学概论，学了一点哲学史，但还是有用处的，后来能写一些哲学小册子就是靠这个基础。而且他还认为：从我这一生来看，我觉得自学是一个很应该提倡的路子。任何人，即使是受了完全的学校教育之后，也还要继续走自学的路，不能认为什么都学到了。我没有受过完全的学校教育。完全的学校教育是16年，我只受了10年教育，2年的小学教育，因病中学多读了1年，大学我只读了1年，最后3年没学。但基本完整的学校教育是有好处的，给人以比较系统的基础知识。如果没有可能学完，就应该努力自学。即使受了完全的学校教育，也还应该有自学精神。胡绳在学习阶段的勤奋自学，对他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沪漂”是胡绳成长史的一个重要节点。“漂”的生活使许多早慧之才过早凋谢，胡绳却没有。他步入社会，开始了解社会这面多棱镜。他的“沪漂”，没有生活散荡、随波逐流、东闯西逛混日子，而是一面读书自修，一面从事写作，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宣传，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的两年间，他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时事新报》等报刊撰稿，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还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他的生活完全靠写文章得的稿酬维持，没有去找什么工作。1935年秋，经从事世界语研究的叶籁士介绍，胡绳参加中共“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的“语联”（“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是其公开机构，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工作，并短期担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物《世界》的编辑，写过若干有关世界语和语文问题的文章。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此期间结识了胡乔木。当时，胡乔木是党在文化工作上的领导机构“文总”的负责人之一，胡绳参加的“语联”只是党的外围组织。对于进步青年来说，与胡乔木建立了联系，就等于找到了党。胡乔木找过胡绳几次，谈了一些对文字改革和拉丁化方案的意见，使胡绳感到胡乔木对文字音韵学很有些知识。但两人认识没多久，胡乔木就离开上海去了延安。此后，胡绳参加的文化活动更多。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后，他还参加了上海声援北京的游行示威和抗日救亡的集会活动。1935年12月，全国性的新文字团体“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胡绳主编《中国语言》，负责草拟《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简称《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这个《意见》写道：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国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是值得向全国介绍了。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对于拼音文字，在我们国家，要用它代替方块汉字的潮流时兴了数十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热潮才渐渐消退。当时胡绳为此搞的签名活动，进行了四五个月。参加签名的既有当时的社会名流，也有后来成为名流的。签名者有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叶圣陶、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胡愈之、周予同、方光焘、金仲华、薛暮桥、张仲实、邓初民、艾思奇、胡乔木、胡风、胡绳、曹聚仁、钱俊瑞、柳湜、叶籁士、聂绀驽、夏征农、贺绿汀等近700人。这个签名书在《中国语言》上发表后，社会影响很大。这是胡绳在“沪漂”期间的一项重要文化宣传活动。

胡绳晚年以亲历者的身份多次谈起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进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认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几年，以上海为中心，确是进行了一些颇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那时上海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个显著进步，是逐步摆脱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束缚，能够从实际出发，从广大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出发，进行富有说服力的宣传。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如《读书生活》《生活知识》等很有影响。这一时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很有特色的进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其规模、深度和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段时期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功绩和经验，是应当深入研究并在党的历史书上大写一笔的。

在“沪漂”期间，胡绳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从事党组织领导下的文化工作，一面自学哲学和写作。他很想系统地学一下西洋哲学史，还写了部读书笔记式的希腊哲学史著作，继续自修在北大时开始学的德文。虽然未能完全学成，但对他强化哲学基础、渊博学识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关于通俗哲学的早期作品《哲学漫谈》《新哲学的人生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就是在此期间写成并出版的。尽管这时他才十八九岁，但这些哲学小册子已使他有了较大社会影响。在我们党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工作的，有三位大师，即艾思奇、胡绳和冯定。尽管三人的年龄和经历差别不小，但有意思的是三人从事通俗哲学著述却大体相近，都在20世纪30年代，并且都在上海发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即后来修订的《大众哲学》最早在1934年发表，他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通俗普及的第一人。那时胡绳正在北大学哲学。1936年12月，胡绳发表了《哲学漫谈》。《哲学漫谈》是以书信体裁发表的系列文章，陆续在《新知识》《新学识》上刊载，前后7个多月，共有14篇，系统简明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37年2月，胡绳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新哲学的人生观》，希望能够对青年读者的生活实践起点作用，帮助青年们更实际、更合理地处理身边的一切事情，度过这个国家艰难的年头。由于胡绳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说明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并对一些错误的人生观进行了批判，因而该书颇受进步青年的欢迎[1]。胡绳在这个时期的哲学著述，对他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深邃的哲学思维和宏观的哲学视域，使他与许多历史学家不同，能高度驾驭浩瀚的史料，注重研究历史的所以然，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使史与论有机结合，夹叙夹议，有质有文，更具可读性。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胡绳到达武汉从事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武汉期间，他主编通俗刊物《救中国》周刊，起初大多是自己撰稿；受邀参加柳湜创办的《全民周刊》编辑工作；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沪漂”期间，他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不断地写呀写，这期间，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和近10本小册子。这就是勤奋笔耕！1938年1月，胡绳加入了多年追随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他过去做了不少文化工作，党组织决定他不需要候补期，入党后即是正式党员。这既是对胡绳过去努力的认可，也是胡绳人生道路的新里程碑。他开始了从自由人到“党的人”的新征程。

注释

[1]胡绳到武汉后，在1938年5月到7月间还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一书。他在该书《前记》中说，书名叫作“入门”，就是比较通俗，是为了对于哲学还缺少基本的完整的认识的人而写的，尽量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哲学理论，并特别注意从目前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无限丰富的急激变动的现实来说明理论，为了使读者感到所举的例子不是用来凑理论的，因而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一些读者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在某些方面比《大众哲学》有进步，《大众哲学》常常是用故事、生活小事来说明原理，如吃苹果、照相，好玩一点，而该书的举例是同当时抗战的实践、实际联系着的。有的读者就是读了这本小书后参加革命、投入抗战洪流的。该书出版后，至新中国初期，在解放区和内地一些书店多次再版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