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学》告诉我们“学有本末，事有终始”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文章，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曾子，就是曾参，他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后人把他和孔子、孟子、颜回放在一起，合称“四圣”。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颜回是“复圣”，曾参则是“宗圣”。

宋朝的大儒朱熹，将《大学》分为“经”（曾参记述的孔子的话）和“传”（曾参的弟子记述曾参的话），写成《大学章句》，通过注释来阐发自己的意思。朱熹还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称合编为“四书”。宋朝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它不仅对中国宋朝以后的教育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非同一般。

《大学》之所以受到后世儒家推崇，是因为它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的治国体系。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发扬人人具有的光明德行）、“亲民”（让光明德行推己及人，使每个人都能在思想道德上除旧革新）、“止于至善”（使人们的道德品质永远保持完美无缺的境界）。所谓“八条目”，就是人们熟知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要完成个人道德上的完善，就要掌握伦理道德的标准。只有经过认真研究，才能掌握标准，掌握了标准，才能心悦诚服地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由己及人地完善德行，最后才能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

《大学》是毛泽东接受发蒙教育的必读书。老师虽然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但天资聪慧的毛泽东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记住了《大学》中的许多名句。后来到长沙继续求学期间，他也时常接触和研读这本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力提高，《大学》的思想主张，事实上成为较早注入毛泽东文化血液里的传统因子。他经常在文章、书信或讲话中，引用、化用《大学》里面的句子。

比如，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引用《大学》“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话，说体育锻炼是先、是本，“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为什么这样讲呢？毛泽东的答案是：“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他的意思，有些像我们今天说的，有一副好身体，是提升自己内在能力，干出一番事业的前提和本钱。

《大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关于怎样去学习研究事物的道理。1915年9月6日，他给好朋友萧子升写信说，他最近读《中庸》，里面讲到“博学”的问题，进而觉得朱熹对《大学》里“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大学》讲的“格物致知”，是儒家经学中的一个认识论命题，历来解释颇多分歧。简单地说，“格物致知”就是要通过接触和研究事物（格物），来获得知识，弄通事物的本质（致知）。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引用了一大段朱熹解释“格物致知”的文字，大意是说，《大学》一开始就教学习的人接触天下万事万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深入研究它们的规律，经过长期用功，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把事物的表里粗精辨别得清清楚楚，从而使自己内在的认识能力和心性修养，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对朱熹《大学章句》里的这个主张，毛泽东很是敬佩，在信中写道：“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里说的“学者”，是指所有学习的人。

还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从“博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通识”的命题。所谓“通识”，就是在“观古今之群籍”的基础上，贯通各方面的知识，诸如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在毛泽东看来，缺少通识，做起事情来很容易出现错误乃至失败。他在信中还举了王安石变法的例子，说王安石想改革是对的，但他为了说服人们要改革，专门去注解《周礼》这样的古书，“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但他“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就是掉进了古书里，并不了解社会现实各方面的变化，推行的改革政策不配套，所以改革最终失败了。由此，毛泽东表示，自己“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

毛泽东的意思是，我在学校读书，一定要求得社会通识。这句话，对今天的青少年读书学习，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