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陀经》
如果说由于无法破译这些哈拉帕文明的文字,我们无从了解公元前1300年之前的故事、历史人物和可靠的事件编年史,那么我们对此后1 500年的了解,由于与此不同的原因,仍然很模糊。印度文明的下一篇章将由游牧民族的多次移民浪潮塑造,但是除了工具、武器和陶器碎片,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线索。然而,精心创作的大量神圣诗集《吠陀经》弥补了考古遗迹的匮乏。
《吠陀经》是用梵文写成的,最初通过婆罗门祭司口头传播,是印度教的基础。人们每天早晨诵读的唤醒神灵的咒语,以及当死者的尸体被放在火葬柴堆上时所做的祷告,已经逐字逐句地流传了几个世纪。这种传播如此精确,以至于当《吠陀经》开始以文本形式被记录下来时,人们发现来自北部克什米尔地区的版本与来自南亚次大陆最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的版本几乎完全相同。自16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在研究这些诗歌,但直到18世纪晚期,它们的作者之谜才得以解开。是语言学而不是考古学填补了我们现在对印度早期历史知识的缺失。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精通很多种语言,在1770年年仅24岁时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把波斯国王纳迪尔沙(Nadir Shah)的传记从波斯语翻译成了法语。一年后,《波斯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问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该书一直是一本权威著作。他早在1783年9月抵达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立志要“比任何其他欧洲人都更了解印度”。在到达加尔各答一年后,他创立了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琼斯前往印度是为了接受孟加拉地区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他认为,作为法官,要想公正地进行审判,就需要了解印度教法律的渊源,而这就需要理解梵文文本。他的第一个障碍是要找到一位老师。他接触的高种姓婆罗门拒绝教授外国人这门神圣的语言,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位精通梵语的医生,这位医生同意收他为徒。在研究语法时,琼斯注意到梵语和某些欧洲语言之间有显著的相似之处。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篇论文中,名为《论亚洲词汇的罗马字母正写法》(On the orthography of Asiatik words),发表在《亚洲研究》(Asiatik Researches)第一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确立了印欧语系。梵文学者托马斯·特劳特曼(Thomas Trautmann)称这篇文章为“寻找印度的位置”做出了重大贡献。
威廉·琼斯:梵语虽然古老,却有着美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两者都更优雅;但是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三者之间多有共性,这绝非偶然。三者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语言学家在对这三种语言进行研究时,无一不相信它们同宗同源,而这一源头也许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有一个类似的理由,尽管不是那么有力,可以假定哥特语和凯尔特语虽然混合了截然不同的习惯用语,却与梵文有着相同的渊源,而古波斯语似乎也属于这个语族。
琼斯接着研究了印度教诸神和欧洲诸神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有一个共同的语族,而且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家族。罗马神雅努斯(Janus)变成了象头神伽内什(Ganeśa),而罗马主神朱庇特(Jupiter)则与印度教主神因陀罗相对应。印度教中的克利须那(Kṛṣṇa,即黑天,又音译为“奎师那”)相当于阿波罗。萨图恩(Saturn)、挪亚(Noah)和摩奴(Manu)都是同一个创世神话中的参与者。对琼斯来说,印度教是古代希腊罗马多神教的鲜活再现。
他推测,对这种显著的语言和宗教融合的唯一解释是移民活动,即那些说印欧语系的人曾经在从波兰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的广阔草原上拥有共同的家园。历史学家将这种印欧语系最早的一些用法追溯到叙利亚北部。约公元前1380年,米坦尼人(Mitanni)的国王和赫梯人的国王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召唤某些神祇作为见证,其中至少有四个——乌鲁瓦那斯(Uruvanass)、密特拉(Mitras)、因达拉(Indara)和纳萨提亚(Nasatia)——与印度教神祇伐楼拿(Varuṇa)、密多罗(Mitra)、因陀罗和那萨底耶(Nasatya)相呼应。这份条约表明,虽然米坦尼人说当地的胡里安语(Hurrian),但他们的统治者拥有像印度-雅利安人的名字,并信仰印度-雅利安人的神祇。
这些来自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称自己为“雅利安人”(Ārya),而这是古代波斯人使用的名字,也是“Iran”(伊朗)一词的词根。“Ārya”也是“Eire”一词的词根,后者是指在这次大迁徙中被殖民的最西边的土地。定居在印度的雅利安人驯服了马,并使用能载三个人的轻型战车。他们养牛,熔化青铜来制造工具和武器,和哈拉帕人一样,他们也赌博。
根据吠陀文献的记载,一次突然的外族入侵摧毁了哈拉帕文明。凭借他们的马拉战车,在他们的战神——在雅利安人的万神殿,战神或者叫因陀罗,或者叫马尔斯(Mars),或者叫宙斯(Zeus),或者叫托尔(Thor)——的怂恿之下,雅利安人摧毁了残存的哈拉帕文明,并征服了达萨人(Dāsa,6万多年前第一拨移民到印度的人的后代)。
入侵理论起源于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当时学者们正在寻找方便的借口来为他们对印度的军事征服辩护。这个理论的问题是双重的:没有考古证据来支持入侵假说,它也没有解释在哈拉帕文明灭亡和雅利安人到来之间长达两个世纪的考古学记录的空白。
对古代墓葬遗址的DNA测试现在证实了考古学家长期以来的猜测:不是仅有一次雅利安人入侵,而是有一拨又一拨的雅利安人迁徙,他们与印度当时存在的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托尼·约瑟夫(Tony Joseph)的《早期印度人:我们祖先的故事和我们来自哪里》(Early Indians: The Story of Our Ancestors and Where We Came From,2018年)也许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对最近的DNA测试和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印度人的基因来自几拨移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个纯粹的群体、种族或种姓。”印度教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异端邪说。正如约瑟夫解释的那样:
对许多右翼人士来说,认为他们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印度的,这一观点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将推翻梵语和《吠陀经》作为印度文化唯一和基本来源的地位,因为这将意味着在印度历史和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强大哈拉帕文明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由于历史记录的空白,DNA证据甚至也无法说服那些坚持认为吠陀文明先于哈拉帕文明存在的人。我们很难看出这场辩论最终将如何收场。公元前1100—前600年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但解读是开放性的,就像印度早期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一样,几乎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