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郑玉

宋濂于《叶治中历官记》中提到：“予旧与郑玉待制交，闻谈括苍叶侯之政为详。”郑玉(1298—1358)，字子美，徽州歙县人。师从淳安吴暾、夏溥、洪震老。此三人皆是钱时的弟子，钱时则是杨简最得意的学生。所以若算起师生渊源，郑玉乃杨简后学。郑玉“覃思六经，尤邃于《春秋》，绝意仕进”。初至京师，其文章流入奎章阁，揭傒斯、虞集、欧阳玄皆交口称许，虞集断言：“郑子之文，异日必负大名于天下。”至正十四年(1354)，朝廷除郑玉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并遣使者赐以御酒名币，浮海征之。郑玉上表，以疾辞。家居以著书讲学为事，因筑书院于师山，故人称“师山先生”。明兵入徽州，守将欲其出山辅佐新朝，郑玉拒绝：“吾岂事二姓者耶！”自缢而亡。《元史》以之入《忠义传》，嘉其忠义也。有《师山文集》八卷、《遗文》五卷存世。

郑玉虽属杨简后学，但他的学问却宗朱学。他曾自述，从十余岁便对朱子之言、之道“好之既深，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于是乎取正”。并对当时流行的“文章宗韩柳，道理宗程朱”的文道分离观进行了反驳：“道外无文，外圣贤之道而为文，非吾所谓文；文外无道，外六经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谓道。吾于朱子折衷焉。”道乃圣贤之道，文乃六经之文，六经之文本就是圣贤之道的体现，二者是一体的。在郑玉眼中，朱子之著述文章就是文与道的完美结合。所以终其一生，他都服膺朱子之学。他的师山书院学规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而他的学生认为他开讲书院乃“复还朱公阙里之风”。

朱陆鹅湖之会暴露了两派的分歧，至南宋末期，两派后学之相攻竟成水火之势。对此，郑玉进行过总结：

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学为己任。陆氏之称朱氏曰“江东之学”，朱氏之称陆氏曰“江西之学”。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今二百余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涂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呜呼！孟子殁千四百年，而后周子生焉。周子之学亲传之于二程夫子，无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后道学之传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极图也；朱陆之异，亦以太极图也。一图异同之间，二先生之学从可知矣。

郑玉认为，两家后学之所以聚讼不已，在于他们只看到了朱陆之异而未见其同。二者之“异”乃是因朱陆二人之“质”决定，一个笃实，一个高明，并不是学说上的根本分歧。二人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对天理人欲，对建立根本以达其大道等等看法也都完全一致。二人只是施教不同而已。二者也各有弊端，陆学起点太高，缺乏下学致知的工夫；朱学过于细密，恐耽于致知而难以落于践履。他在与友人的信中，又进一步批评了当时党同伐异的学风，并比较了朱陆之学的优劣：

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子则肆毁象山，党陆氏则非议朱子，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某尝谓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堕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功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

相较之下，陆学要求人领悟，所以其教人在读书致知上略少而直接进行日常践履，所以“无先后之序”；以之自我修养还可以，但只恐那些悟性不够的人做不到，导致“知者过之，愚者不及”。所以郑玉建议，朱子之学本末有序，缜密笃实，适于学者修习。但是选择一方，并不意味着去诽谤批判另一方。二者不是对立的。那种先入为主、先立异同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今人研究认为郑玉是元代“和会朱陆”的倡导者，本文认为其实不是“和会”，而是客观分析二人学说的利弊。从郑玉本人的思想看，他宗的是朱学，无论是理论还是修行，皆以朱学为本。宋濂与郑玉具体交往于何时，暂不可考，但郑玉文道合一的观点、朱陆异同的辨析，直接被宋濂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