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拟分九章，从九个方面全面论述宋濂的哲学思想及其与浙东学术的关系。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与思想家的个人经历、交游、所处的环境等因素直接相关。故第一章“宋濂的生平事迹与交游”，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单介绍宋濂的生平，并对已有著作中没有涉及的宋濂其他交游情况（也只是部分）作一论述，进而考察宋濂生活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

厘清学术渊源，对于理解该思想家的思想性质殊为必要。第二章“宋濂的问学宗旨与学术渊源”，重点考察宋濂的问学志向、人格目标，进而明确他直宗孔孟、融会诸家的学术取向。他立志以孔孟为师，根柢六经，博采众说，光大婺学。他的三教思想各有渊源，其佛道教思想则主要源自他对佛典道藏的研读领悟。

宋濂哲学思想的建构始于心本体论，第三章“宋濂哲学的本体论”即论述之。宋濂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心”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本体论。心为宇宙之本体，天下万物之理皆原自于心。理主宰气，气化生万物。心既为一切之本原、本体，所以需要正心、治心。因为心中之理已经笔之于六经，六经所载就是心之理，经即是心，心即是经，所以学习、体会六经之意就是正心的途径。“六经皆心学”是宋濂心学思想的特色：一方面要求通过阅读六经、体会圣贤之心来对治朱、陆学说上各自的弊端，另一方面则含蓄地指出应以六经作为学问根本，而不是后人传注（主要指当时流行的朱子学说）。

从心本论可见宋濂融合朱陆，扬长避短。故其工夫论亦对二家皆有扬弃。第四章“宋濂哲学的工夫论”，主要介绍宋濂的修养工夫。他一方面吸收了程朱的思想，主张“用致知为进学之方，藉持敬为涵养之地”，志圣贤之学，读经涵养身心，敢于怀疑，勤于思考。另一方面他提出养心“七术”，死生顺命，淡泊名利。从其一生的实践看，宋濂确有古大贤之风。

修心、正心的目的是成圣成贤，做有德之人。用于历史，即形成道德史观。第五章“宋濂的历史观”即介绍其道德史观。宋濂重视国史、闾史、家史和个人传记的修撰和记录。他为地方先贤立传，一以道德为准。他提倡并号召家族家庭修谱牒，积极为他们撰写谱序，体现了士君子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代史官，宋濂具史识，秉史才，对历史事件多有精彩点评。他的“经史不异”观点既是对“古无经史之分”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婺学“经史结合”治学思想的发扬运用。

将道德史观运用于政治领域，便是德治。第六章“宋濂的经世哲学”介绍其政治思想。宋濂的治国理念基本承袭了传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主张实行德治和无为而治相结合。从根本上，他希望人君法天而行，以“天”制约君；同时要求君主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不过在处理君臣、君民关系上，他“忠臣不事二主”“立君为民”的观点相比先秦是一种倒退。

“六经皆心学”体现在文学领域，便是“文道合一”。第七章“宋濂的文道观”介绍宋濂丰富的文学思想。他针对宋元“文道胥失”的问题，将“六经皆心学”运用于其中，重新界定了文与道的内涵和外延，提倡“文道合一”，反对人为地将理学与文学对立起来。“文道合一”正面回应了“作文害道”“洛学兴而文字坏”“理学兴而文艺废”等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濂学宗孔孟、根柢六经的学术追求体现在处理三教关系上，便是“三教平行”论。第八章“宋濂的三教观”，详细论述宋濂的佛教、道教以及三教关系思想。通过分析宋濂佛道教思想的特色，处理儒佛、儒道关系的方式，得出结论：宋濂主张的其实是“三教平行”论，三教并行不悖，在思想上互不交叉，既没有“援佛入儒”，也没有“援儒卫佛”，只是在政治教化上主张三教并用。他的“会通”思想，其实是指同一学说内部不同学派或宗派的会通，如儒学内部的朱陆会通，佛教内部禅教一致、顿渐一致，道教内部如全真教南北会通等等；异质学说之间则保持一定的距离，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他能用娴熟的术语分别书写三教文章，足见其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功底。

第九章“宋濂哲学与浙东学术”，将宋濂置于浙东学术发展史这一大背景下，看其地位和意义。他生当元明浙东道学衰歇、文学昌盛之时，继承吕学，提倡心学，发扬史学，形成了以心学绾史学、文学、事功学的思想特色。这一特点也正是浙东学术整体的体现。浙东学术的发展源流，虽然有学者直推至东汉时期的王充，其真正形成却是在宋代。张九成通过遍注群经形成心学思想，并具有了经史结合的特点。之后吕祖谦兼采诸家而走上了通过研史以求圣人之道的路径，他所求的圣人之道便是圣人之“心术”。宋濂的“六经即心学”是对浙东以诠释经典阐发心学这一做法的肯定，承上启下，是浙东心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对历史的分类、对家史的重视、对乡贤人物的传记，都对后世产生了直接影响。他的文道观，对学术史的梳理，亦被清代黄宗羲、全祖望等人部分接受或采纳。

最后是“结语”，总结婺学的传承发展，对浙东学术的总体特征提出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