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我的经历说起：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改革开放？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历史性变迁，对改革开放有着特殊的情感。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近40年时间里，我的追求与目标就是4个字——“改革开放”。1984年，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选择投身改革开放研究；1986年，被抽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从事改革研究；1987年底，脱去穿了20年的军装，投身海南，主持省体制改革、政策研究机构的工作；1991年，又参与创办中国改革智库——中改院，专心搞改革研究。建院第二年选择“自己改自己”，中改院不要级别、不要编制、不吃“皇粮”，坚持30多年来建言改革。

其实，我的人生选择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投身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缩影。我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决定国家未来。这里，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起。

（一）何去何从？从我的青年之问说起

1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51年，我出生于黑龙江肇东的一个普通家庭。16岁以前，我在小学、中学阶段接受的就是“做革命的接班人”的社会主义教育。1968年1月，我参军入伍，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军旅生涯。20年的军队经历，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更深深凝聚了我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刚进部队两年多，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我已是一名有50多年党龄的党员。

我和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人一样，生长在新中国，立志要建设新中国。无论是少时成长中，还是参军、入党后，我都深深地将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贡献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可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时时刻刻想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并自觉地将其变成自己的人生追求。用当时的话讲，“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似乎我这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

2 不解：老师怎么成了“坏人”？

曾有记者采访时问我：“您少年时代的教育，主要得益于家庭还是学校？”从小，父母教我很多做人的道理。从小学到中学，我沐浴着至今难忘的师恩，受到了老师莫大的关爱和启蒙。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王老师如慈母般地关爱我、教育我，她还多次家访。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两位老师对我关爱有加，他们不仅在学习上给我个别指导，给了我良好的启蒙教育，还时常把我带到家里，有时还留我在家吃饭。到了中学，几位老师利用业余时间指导我如何阅读、如何写文章，自费为我订阅当时全国有名的文学杂志《萌芽》。从小学到中学，老师们看我勤奋好学，都一再鼓励我“以后要上大学”。应当说，无论在小学还是中学，我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举个例子，1967年的一天，一个同学拿根烟让我试试，正巧被三位老师看到，她们很吃惊地说，“你这样的好学生也拿起烟让我们痛心”。其中，一位姓王的老师还为此伤心地流了眼泪。当时，我几乎含着热泪向几位老师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吸烟”。如今50多年过去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做到了自己的承诺，从不吸一口烟。

从小受师恩，我十分尊重自己的老师。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的老师接连遭遇变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记得大概是1957年的夏天，我还没上学，正在家门口纳凉，突然目睹我家的邻居、一位师范学校的年轻老师从附近的水井口跳了下去。一会儿工夫，人们把他打捞上来，但人已经走了。这位老师的博才多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为什么会自杀？一问才知道，他刚刚被学校打成“右派”。我问父母，什么叫“右派”。他们告诉我，“右派”就是“坏人”。我想不通的是，这样的老师怎么成了“坏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夜间有的老师就成了“反革命”。例如，给我订《萌芽》杂志的老师，一天突然被押上车游街示众，身上挂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目睹了这一过程的我，真的感到不解至极。我的中学校长是位教化学的女老师，姓刘，曾为了指导学生做化学实验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即便这样，她还是坚持教学。没想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走资派”。刘老师性格耿直，不服气。这样，批斗时她被斗得就更厉害了。作为她的学生，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么敬业、正直的女老师，怎么一夜间就成了“走资派”？看着老师被批斗，当班长的我与几位同学商量，成立了“造反团”来保护老师。班上60多位同学一呼而应，当时全校不到70位老师，有60多位老师加入我当“团长”的“造反团”中，并且得到“支左”部队的支持。后来，我们接管了学校的“大权”，并且利用这个“权力”，在1967年秋季就开始“复课闹革命”。在我所在的地区，我们学校是第一个恢复上课的。

3 疑问：为什么事业单位和集体单位差别这么大？

上小学前，我的家境还算可以，父母、哥嫂、姐姐都有工作。即便三年困难时期，我家的情况也略好一点。

但是，后来上小学三年级时，我的家庭连遭变故，一下陷入了困境。一天晚上，我父亲在工作单位值守夜班，突发急性胃溃疡穿孔，病得很重，动了两次手术。母亲为了照顾父亲，停工了半年，集体企业将她按自动辞职处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家一下子陷入因病致贫的窘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开始冬天拾粪、夏天拾柴，挣些钱补贴家用。黑龙江的冬天，早上至少零下二三十度，凌晨4点左右天还未亮，我套着外套，拿着手电筒就出门了。夏天我就到二三十公里外拾柴。那时候我个头还很小，别人和我说：“只见堆满柴火的车在走，看不见小孩的身影。”

不巧的是，同一年我的哥哥也因病住了院。由于父亲在集体合作性质企业工作，医药费只能报销一部分，而且病休半年后，工资也不能全额发放。母亲遭辞退后，工资一分钱都没有。而我的哥哥在事业单位工作，不仅医药费全报，工资也照拿。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事业单位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待遇差别竟然这么大？这使我感到困惑。

4 苦闷：为什么不正之风盛行？

1968年，到了部队以后，因为我的文笔还可以，所以在部队被称为“小笔杆子”。1970年底，我告别了在长白山不到一年的侦听工作岗位，到在大连的部队政治处做新闻宣传干事，并且在1971年初被送到《旅大日报》（现在的《大连日报》）学习半年多。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我，开始接触新闻、接触社会。例如，我以曾辉煌一时的瓦房店纺织厂、瓦房店轴承厂为题材，与其他人合写了通讯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了对国家命运、对社会未来的思考。

为了寻找答案，全年无论是否节假日，我都抓紧学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担任新闻宣传干事以后，我沾部队首长的“光”，看了几部西方领导人的传记，如《拿破仑传》《约瑟夫·史迪威传》，还有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传》等。我至今还记得《拿破仑传》里的一句名言：“智慧和性格要成正方形。”

那一时期，“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许多积累已久的社会问题显露出来，天天在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宣传“批林批孔”，现实生活中不正之风盛行。例如，我曾受部队委托，去首长家接一位十二三岁的孩子当兵，快到部队前，在火车的厕所里换上军装。应当说，20世纪70年代初这样的不正之风比比皆是。针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我还写了相关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开始读马列著作，特别是列宁的一些学说给了我某些启发。我开始感觉到，这些不正之风，是党和国家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5 求解：国家何去何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一大早在沈阳军区参加新闻工作会议。当时，我们住在沈阳军区第一招待所，习惯了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早晨6点半的新闻，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一下从床上摔了下来。那天的新闻工作会议，头半个小时大家都在流泪痛哭。

同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我也陷入了对国家前途命运未卜的迷茫之中。国家面临那么多问题，到底何去何从？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在哪？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山上折了一根树枝，在折断了的树枝上，我看到了绿色的嫩芽，这使我感到了一丝希望，春天是否即将来临？

（二）改革开放发出时代的召唤

1 亲历大事变

毛主席逝世后，1976年10月初，我到北京出差，住在在《人民日报》总编室工作的姑姑家，姑父曾担任国务院原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秘书。有一天凌晨4点左右，姑父从国务院总值班室回来，把姑姑和我叫起来，神色凝重，要我们以党性保密这则党和国家正在发生的大事：“四人帮”被捕！这一事件使我很震惊。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我彻夜未眠，当天晚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

凑巧的是，同年10月中旬，我被部队从沈阳军区调入国防大学（当时称军政大学）。说起调入国防大学，还是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国防大学的教员都是高等军事学院等机构出来的干部，年龄普遍比较大（平均接近50岁），需要一批年轻军人来给学校增添活力，于是决定从全军抽调一批25—35岁的营团两级干部。

10月，我正式到北京报到。

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粉碎“四人帮”游行。国防大学也自发组织了去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游行。当时，萧克上将是国防大学校长，游行队伍由他亲自带队。我在游行队伍里，就跟在萧克校长的后面。没有人组织，各个部委、各个大学，各行各业，都自发地去游行、去庆祝。参加游行时，我深切地感觉到，国家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顿觉春天就要来了！

2 时代呼唤“真理标准”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我很不解，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不能否定了？一桩桩冤假错案是不是就不能平反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徘徊甚至停滞不前的现状又如何解决？

正当“两个凡是”乌云压顶之际，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一封致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信在全党印发。这封信也传达到了国防大学的各个教研室。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句话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这个颇具智慧的词语，不正是回应了“两个凡是”吗？当我看到这封信时，感觉又有了希望。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是时代呼唤出来的。几乎是与“真理标准”一文酝酿成稿同时，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让1000多名中高级干部和党校教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当时的我，也陷入了对真理标准的思考之中，想要追求真理的想法也愈发强烈。

3 主动从“香饽饽”到“冷板凳”，投身研究马列主义

当时，国防大学有外军教研室、战略教研室、战役教研室等。由于我学过两年日文，被分到了外军教研室，它的全称是外国军队战略教研室。这个教研室在当时可是个热门的“香饽饽”。第一，战争时期的余热仍存，军事研究是一门“显学”，能专门研究“外军作战学”，多少人梦寐以求！第二，彼时已经初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所以在大学生中，带“外”“国际”等字眼的专业都十分热门。

虽然外军教研室很吃香，但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过去错了？错在哪？如何变革？国家正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需要变革，尤其是理论需要突破。我意识到自己应当从事理论研究。于是，在外军教研室工作半年后，我向教研室的主任请求，推荐我到马列教研室做教学与研究工作。他理解并支持了我。于是，我先在政治部做了一年多的宣传干事，后被调到马列教研室当教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到了马列教研室后，我有幸结识了哲学界的老前辈李唯一老师。他热心指导我学习哲学，给我讲了过去理论战线的许多争论，并带着我去拜访我国著名哲学家、中央党校原书记兼校长杨献珍。当时杨老已是80多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醒。他对我学习哲学要坚持原则的鼓励和教诲，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这段时期，我迸发出极大的学习热情，国防大学的同事说：“小迟的办公室总是灯亮到深夜。”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感到耽误了太多学习时间，不得不争分夺秒！

4 自学高考，系统学习

2017年，我给东北大学研究生院中改院分院毕业的博士生授予学位时，还没讲几句话，眼泪差点就流下来。我想起了自己曲折的求学之路，想到我的“大学梦”，想到对我产生终身影响、有着深厚师恩的老师们，一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取消了高考，直到1970年后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原则，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到1977年恢复高考前，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曾经有幸得到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机会，没想到却告吹了。1972年，部队给了我一个到吉林大学日语系学习的机会，后来经过部队政治部领导调整，改派我到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我很高兴，打好了背包，准备第二天早上出发。当天晚上，碰上喝醉了酒的一位主要领导，对我出言不逊，年轻气盛的我便顶了他几句。没想到第二天，我去黑龙江大学学习的机会就被取消了。直到1976年军政大学（即现在的国防大学）到我们部队调干，沈阳军区下发了通知。这次我生怕再有变故，一拿到调令立马就去北京报到。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余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深深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也深深影响了后世。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自学高考也开始招生。1978年，国家颁布了《关于业余高等教育的考核办法》。因为我还在国防大学工作，我就选择自学高考。从这一年开始，我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听辅导课和准备自学高考，无论刮风下雨，我都骑自行车去听辅导课。记得有一门课是晚上在全国政协礼堂授课，下了班我拿上一个馒头、骑上自行车去听课。2个小时的课程，我来回骑自行车就要3个多小时。一年下来，我考了6门课，只有一门课给了59分，其他5门课（包括外语）都顺利拿到证书。

5 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失之交臂

李唯一老师是一位193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曾任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先后荣获“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李老师知道我喜欢研究哲学和马列，就经常辅导我，节假日让我到他家，陪他喝几盅的同时，给我讲哲学原理、讲哲学中的思辨。

1978年，中国社科院决定筹建研究生院，恢复招收研究生。经李唯一老师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老师的推荐，我报考了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研究生。当时社科院马列所是于光远老师兼任所长，由于我会外语，各方面基础较好，又是国防大学马列教研室的教员，就被直接录取为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研究生，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么好的机会又失去了。

令我震惊的是教研室主要领导的反对。我的指导老师李唯一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和著名哲学家杨献珍的大弟子，又是政治学院理论部主任。为支持我学习，李唯一老师直接找了萧克校长为我做工作。我后来才知道，李唯一老师从没因自己受冤一事找过萧克校长。但这次，他为了我直接找校长，这让我十分感动。萧克校长听到这件事，马上表示支持，并于当天下午找了教研室的领导。据说，这位领导对校长表态：“这是好事，我回去商量一下，支持他学习。”结果回到教研室，他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不同意我去学习。后来，听说他向萧克校长汇报，当年教研室的课程安排很紧，第二年再安排我学习。据说，萧克校长表态：“你们要支持他学习。”然而，后来的情况却并不顺利。

6 北大学习一年半，接触新思想

1979年下半年，教研室的副主任告知我（主任因病休息一年），北京大学有一个进修学习的名额。这使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进修，开始了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一年半的学习生活。因为之前错失了成为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研究生的机会，能得到这个机会，我真是倍加珍惜，拼了命一样地学习。在北大，老师们对我特别关照。在张汉清等教授的支持下，在北大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考过了18门课程。

记得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早上7点半上课。可是，国防大学餐厅早上7点才开门。食堂的王师傅为了照顾我，早上6点半左右允许我提前吃早饭。无论严寒酷暑，我从国防大学骑自行车去北大上课，都必须骑得飞快，一刻钟至20分钟要赶到。记得有两次我还被撞倒了，一次是摩托车撞飞了我，一次是化肥厂的大巴车把我撞到车底。大巴车司机吓坏了，赶紧下来问我怎么样。好在当时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又比较幸运的是从车的前盘压进去，人没受什么伤。我都顾不上说话，爬起来，把车轮校正，拍拍大衣赶紧上课去。

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学习，主要跟1978级、1979级两个班。这两个班可谓人才济济，也非常活跃，比如，后来担任文化部部长的蔡武是1978级的党支部书记。北大的学习生涯，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记得有一节选修课，是美国的政治学家讲地缘政治。那时候我们只讲阶级政治，连“地缘政治”这个专业名词都是第一次听说。这节课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但到1980年，我所在教研室突然下令要我停止学习，回去工作。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系主任张汉清和党委书记张映清两位老教授一听说此事，就骑着自行车，从北大骑到红山口，到国防大学为我说情。两位老教授说：“这个小伙子这么努力，他再学一年，就可以考完本科的大部分科目，可以拿到同等学力，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好说歹说，教研室主要领导终于同意再给我半年学习时间，但同时提出一个条件：“不能脱产，必须边工作边读书！”就这样，我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用了半年时间又参加了其余6门课程的考试。后来，北大破格给我发了本科同等学力证书。

我在北大的学习时间虽然不到两年，但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深受北大精神影响。张汉清和张映清等几位老教授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我至今难以忘怀。直到今天，北大精神依然深深影响着我的改革研究工作。

（三）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全民觉醒

1 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

2 “8·18”讲话向全军传达，开始思考：要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大战略课题，把制度问题提到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被称作“8· 18”讲话，后来这篇讲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这篇“8·18”讲话向全军传达，国防大学进行了内部传达学习。邓小平提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制度安排问题，他认为有一个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做坏事；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好人也难免做坏事。这使我深感震撼，我认真地思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错在了什么地方？开始有了感觉。这也促使我开始关注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想以此来寻求答案。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我感到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出发所阐明的从改革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着手，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的重大意义。历时10年之久的动乱结束了，可是怎样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再次发生？我开始思索：要改革！1984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从改革制度着手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当年的《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得出一个初步的总结就是“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是我早期对改革的思考。

3 进入中央党校读研究生，踏上改革研究之路

1981年开始，中央党校招收研究生。教研室的其他年轻同志一个接着一个报考，我却没被允许报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只有在马列教研室坚持自学苦读，每天晚上点灯熬油，就这么过了几年。那个年代，总感觉自己需要多读书、多学习，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减弱。

1984年4月初，情况有了改观。当时，受国防大学指派，我正在海淀区法院参加“严打”工作，做主审法官。教研室刘副主任急急忙忙找到我说：“小迟，主任办理离休了。与其他几位领导商量，支持你赶快报考中央党校研究生！”

可是这时我面临两个困难：一是中央党校报名截止时间已过了一天。没办法，我又到北大求他们找到中央党校负责招生的主任，说明客观情况，才被破格允许报上名。二是报名后不到20天就要考试，可我当时还在海淀区法院工作。因为“严打”，法院的工作很忙，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到下半夜。为了能有复习的时间，有领导给我出了个主意——“病号”。我当时确实有胃病，于是国防大学医院给我办理了住院手续。白天我就在医院住院，晚上回到宿舍熬夜复习。这样，过了不久，大概4月25日前后，我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入学考试。由于前些年我一直坚持自学，最后成绩在200多个考生里还是名列前茅的。

1984年9月，中央党校正式开学。我记得新生开学典礼大概在8月底。新生们在党校礼堂前的广场照相，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来与大家合影留念。尽管是炎热的夏天，有几百号新生，但胡耀邦同志还是与大家握手，至少与排在队伍前面的新生握手。我当时在前排。走到我跟前时，胡耀邦同志说：“小伙子，你还戴墨镜？我都没戴墨镜，我就不和你握手了。走吧，你和我一起到礼堂去吧！”我也是哭笑不得，因为戴着变色近视镜，刺眼的阳光下眼镜变成了墨色。

胡耀邦同志当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真的令我感觉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感。随后，我和他一路走过去，到了礼堂。我看他走上台后，两只鞋子一脱，盘着腿就坐上了藤椅，做了一个小时的讲话。后来，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遇到过胡耀邦同志，他总是很亲切地打招呼。我感觉到，他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4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接触改革，投身改革

经过前期在部队和北大的学习与思考，到中央党校学习之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和积淀。可以说，到党校学习时，我的角色一下子就变了，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冲在改革前线的一名“战士”。

考入中央党校以后，我对改革的研究才真正开始起步。从那时起，我开始专注于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研究，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关注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从事改革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功底。

1984年是中央党校自1977年复校以来在校师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刚入校不到两个月，中央党校就召开了一次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研讨会。我记得这个研讨会是在西边大教室举行，会上王珏教授作为教师代表第一个讲话，他当时参加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做了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题的发言。早在1980年，王珏教授就在全国党校系统经济学年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当时，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王珏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后，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提出“从改革制度入手，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讲完，掌声还不小。发言结束以后，王珏教授就找到我，这是我第一次见王珏老师。他说，“福林，你研究得很好，以后多关注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番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也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听到王珏教授谈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受益良多，获得很大启示。没过几天，我被推选为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开始专门探讨、研究改革问题。从那时起，我开始将改革研究作为责任、目标和未来人生的方向。

在中央党校，老一辈经济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深远。比如，王珏教授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理论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受其影响，我在那个时候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改革的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后来，杜润生、安志文等老一辈改革家把理论的严肃性和情感的社会性相结合，坚持自己观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精神，也让我受用一生。

1985年夏天，在中央党校理论部（后来的研究生院）的支持下，我们组织200多位研究生利用暑假时间，到全国20个市、县做调查，搞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经济体制现状调查。8月底，同学们带着调查成果陆续返校。在进行调查成果汇总基础上，我们先是组织了四个调查报告起草组，然后我与几位同事共同执笔起草了一份总的研究报告。

后来，我开始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并且在中央党校做了与改革相关的讲座和研讨。那时候，中央党校学术氛围很活跃，作为学员，搞改革专题讲座，可以发海报请大家来听，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独一无二了。记得1985年下半年，我做了一场改革讲座，没想到场面十分火爆，来听讲座的人络绎不绝，有的领导干部没有座位就干脆坐到水泥台阶上。1986年7月，我们还在中央党校召开了大型改革研讨会，会后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体制改革的文集。这部文集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

当时中央党校的改革研讨小组十分活跃，引起多方面关注。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带着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到党校理论部办公楼开座谈会，让我做发言。发言结束后，朱厚泽部长就问我：“你是哪里的？小贾，加强和小迟联系。”过不久，朱厚泽约我到中宣部，希望我毕业后能到中宣部工作。

1986年10月，我还在中央党校读书时，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抽调我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从事改革研究工作。有了前期的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等相关铺垫和准备，这时我的研究视野全面打开，开始了国家层面上的体制改革研究。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文中，我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几个问题展开论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并对如何健全与完善党内民主制度问题提出了见解。

当时，我真的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从1986年10月到1987年年底这一年多时间，我一周只回家一次，其余时间都在加班加点，干劲十足。那时候一到办公室，一屁股坐下去就钻研问题。有一次去和同事打篮球，由于长时间没锻炼，没想到一下子运动过猛，我在球场上晕了过去。那时，我对邓小平同志讲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我们这一代人是自觉地把改革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当时，我们白天做研究、找各方面开会、下基层调查，晚上还经常彻夜不眠地研讨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段“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

（四）投身海南：更大的特区、更大的“试验田”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987年6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首次向世人宣布了这一重大决策。10个月后，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由此，海南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此期间，我有幸参与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整个过程，并在此之后始终扎根这片热土，如今已是我来海南的第35个年头了。回首往昔，不禁感慨良多。

1 从北京来到海南岛，不到一天从军人变成老百姓

1987年11月底，党的十三大闭幕后，我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选择。

海南的改革开放，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起步的。中央做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将海南推到国际市场上去，让海南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还“特”的经济政策，经过若干年的奋发努力，将海南岛的经济好好发展起来。当时，作为国防前哨的海南岛，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还是一块洼地，与香港、台湾等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差距甚大。要在短期内实现较大的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坚定不移地实行“大开放”方针，以大开放促进大改革、大发展，这符合海南作为一个岛屿经济体的实际。

1987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去海南工作。结识许士杰书记，源于1985年我到广东调研，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请了一顿饭。当时，我不假思索，便痛快地答应了许书记，真的是“说了就做”！还记得我上午从国防大学办理转业手续，下午3点多就拿到了户口本，脱下穿了整整20年的军装。为了去海南岛，不到一天，就从军人变成老百姓。

这样，我从中央机关转调海南工作。在当时，这还是一个不小的新闻。有的领导同志还劝我，说：“福林，你想好啊，你现在还没脱军装，还是团级干部，为什么不在中央机关把职务解决了再到海南去？现在海南工作生活的条件还比较困难，你要不在中央机关待两年再到海南去？”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我说“我已经答应许书记了”，就毅然决然地去了。我的想法很明确：海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这张白纸上可以绘出最美的画卷、写就最好的文章。

记得是1987年12月25日，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前，我带着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的调函，到了海南。可是刚到海口时，许书记和梁湘省长到三亚接待中央领导。建省筹备组的一位领导及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接待了我，对我说：“主要领导都不在，许书记离开之前也没有和我们打过招呼，不知道你是干嘛来的，难以安排。这样，你是不是先回去？”我一听，简直像被泼了一头冷水。不过，我留了一手，把随身的行李交给许书记的警卫员，又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以后，许书记很快来京找到我，让我一起回海南。这样，我很快又第二次踏上海南这片热土，筹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体制改革办公室。

从1988年到1992年，我作为海南省委政研室、省体改办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海南建省初期改革开放的若干实践。在这一段经历中，我把军人的作风带到了地方，我在体改办加班加点是常态。

2 参与海南建省初期的市场化改革

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我一直从事研究工作。我很希望能在一个地方把研究成果、研究积累付诸实践。这也是我来海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主持省委政研室和省体改办工作期间，我起草了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报告《放胆发展生产力 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推进“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并且主持海南经济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为海南经济特区率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努力工作。特别是在当时，“建立特别关税区”成为海南上上下下关切的问题，我主持进行了“海南特别关税区”课题研讨，形成上、中、下三个总体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3 建言国际旅游岛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主持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研究课题，形成《关于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的建议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我坚持洋浦自由港区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洋浦自由港区建设的研究报告和建议报告，为中央相关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

2000年我国“入世”在即，我主持海南经济特区“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研究，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相继组织中改院研究团队形成《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方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等报告。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海南国际旅游岛从学者建言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决策的层面。

4 逐梦自由贸易港

2017年6月16日，我和我的同事形成了《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升级版——从服务贸易项下的产业开放走向自由贸易区（研究框架）》报告，并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做了专题汇报。2017年7月18日，又向省委提交汇报了《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最大的经济特区——关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海南自由港的重大战略选择”这个建议。到了8月3日这天，是我66岁的生日，我们形成了《建立海南自由港——方案选择与行动建议（16条）》报告，报送到省委。此后，根据省委的建议，又增加了4条，形成了《建立海南自由港——方案选择与行动建议（20条）》报告。

2018年春节前后，根据我的了解，关于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从技术层面认为，海南的条件还不太具备，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时机不太成熟。有的质疑，海南的干部队伍能承担起这个艰巨任务吗？还有的发问，海南经济基础差，在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外向度低的省份建立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港，能行吗？针对当时不同的疑虑，我真是忧心忡忡，海南不能再失去这一次机遇了。于是，我决定向中央提交一份内参。2月8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我提出，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海南当仁不让。如何从国家战略全局分析判断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讨论这件事的大前提。为此，我提出“跳出海南看海南”，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几条建议。

2018年4月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我当时就在会场，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崭新的国家使命担当，让海南这块面积最大的“试验田”，再次站在了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列。

讲真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主动申请从北京到海南，就是要投身到海南走向大开放的实践中来。我为这件事情坚持了30多年，亲眼见证和参与了海南探索“大开放”的历程，其中的辛酸苦辣鲜有人知。我和我的同事们也深感到，这3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在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上升为国家战略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个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