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普及美学的提出

人类对美的追求从未停歇，美作为生产力、竞争力和创造力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作用也愈加凸显，因此对美学研究的新认知便成为当务之急。现代汉语中的“美学”属于外来词汇，在晚清时期传入中国。据学者黄兴涛和刘悦笛等人研究考证，西方传教士在西方美学学科传入及美学知识介绍中的作用举足轻重。1866年，英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在《英华词典》中将Aesthetics一词译为“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这表明罗存德已经用“美”的理念来传播美学，其间还涉及现代美学的审美概念。在中国人谭达轩1875年编辑出版、1884年再版的《英汉辞典》一书中，Aesthetics被译为“审辨善恶之法”，但是尚未出现“美学”一词。多数学者认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率先创用“美学”一词。1873年，他在中文著作《大德国学校略论》一书中介绍西方智学课程时，简略谈过西方心理学和美学的相关课程，并认为西方美学课讲求“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其间论及美学的阐释，内容涵盖山海、动物、宫室、雕琢、绘事、乐奏、辞赋、曲文等八个方面，这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美学的最早文字”，只是尚属于时人的偶然性使用行为，“美学”此后二十余年未见在中国传布。但西方传教士面对中国文化一时找不到适合语义的词语，只能根据意思创造出一些词语来，这自然不是契合中国语境的美学阐释。在其影响下，中国近代学者已在自觉接受西方文化，如颜永京翻译的当时中国第一部心理学著作《心灵史》，在书中他采用了中国古代汉语的形式，用“艳丽”一词来阐释西方美学的观念和认知，虽不完全确切，却颇具东方美学意象。

“美学”一词在中国广泛流行是在甲午战争后至20世纪初，该概念从日本正式传入中国。王国维在该方面用力甚多。他通晓日文，曾于1902年翻译日本学者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和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书中多用现代美学的基本词汇。同时，他还在翻译《哲学小辞典》一文时对美学下定义，认为美学是“论事物之美之原理”，同时将Aesthetics译为“美学”“审美学”。据黄兴涛先生考证，在王国维之前已有日语“美学”概念引入，早在1897年康有为编辑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便出现过“美学”一词。1904年，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这是“美学”正式进入大学课堂之始。可惜囿于当时的形势，“美学”这门学科并没有落实执行，直到民国时期才被正式列入大学文科专门课程中。是时，蔡元培在《哲学大纲》中，将美学学科列入“价值论”中，同时将美学与科学、伦理学并列。徐大纯在《述美学》一文中，对西方美学进行言简意赅的介绍，但是在介绍Aesthetica一词时，忽视了汉语翻译上的转化。1917年萧公弼在《存心》杂志上连载了一系列美学论文，他借助中国传统的佛教思想，提出了独立的美学看法，认为美学的主要目的为研究精神生活。可见中国近代学者在引入西方美学概念的同时，也在用自有的方式阐释和发展美学的概念，以尽可能较为系统地了解西方美学学科。其实，美学不仅仅包含情感认知这一个层面，它所涵盖的要宽广丰富得多，是关于品质的学问。

清朝政权覆灭后，中国最高的品级象征已然不存。尤其是五四伊始，中国又一度学习西方，西方的美学观念为大众所广泛接受。长期以来，西方在美学观念上一度占据了制高点，但是沿循西方美学观念的感性认知路径并不能涵括中国美学的全部意涵，且梳理美学的起源发展进程，中国也不具备西方美学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继续沿循西方美学观念的发展路径，中国美学独立发展是难有前途的。当下，我们如何接续中国固有的传统美学观念并开拓创新，便成为美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前文提及，在中国传统社会建立“道统”社会秩序之时，统治者通过礼来建立一套规范，达到文治教化的目的，文化也多呈现自社会上层传到社会下层的典型特征。因古代传统社会信息和知识更迭速度相对迟缓，传播技术手段并不发达，受限于当时的环境，传播美和享受美也成为一种特权，这显然阻滞了更多人认识美、接受美和应用美。学者邱伟杰称，如今我们在衣食住用行等方面的刚需已基本得到满足，社会环境的变迁也改变了对美认知、应用和传播的基础，新时代又唤出人们对生命快乐感、价值感、意愿感的刚需，于是普及美学所倡导的艺术人生便适逢其需。为此，邱伟杰首倡普及美学，“所谓普及，核心是内印于众人之本性，及人人皆有本来美。这个普及，向内是万众本来美的普遍，而向外传播和唤醒是我们一般的普及。关于本来美的普及美学，是与天人地呼应的美品与良序，是良知的一部分，并不同于情感学(Aesthetics)，又包含但不限于情感学。它是东方美学的一次全新出发，是民族复兴之路上的文化探索”。他进一步指出：

普及美学，就是普及美品学，就是让大众在对自我的“本来美”的品质认识和对艺术之“美品”的认识、“物我合一”的呼应中觉知本性、光大本性的学术探索。普及美学是在众多先人努力下的伸延，是艺术哲学中关于品质的民众认知，即本来美学，即借助了文化传统而超越文化传统，逐渐归于天人合一的艺术哲学尝试。

这正是在接续中国固有美学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开辟出的美学研究新范式。邱伟杰集中阐述了“本来美”以及“本来美成长”的学术观点，并阐释了普及美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提出“快乐经济学”的前瞻性观点，同时积极探索普及美学的高品质实践路径，为中国美学的本土化发展开拓出了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