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理论框架

本书的理论源于科学技术学的广泛研究传统，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到科学和社会秩序的共生产(co-production)。

正如前文提及的，干细胞之所以引起全球如此高的研究热度，是因为在实验室中干细胞有可能被科学家培养、诱导、分化成为人体的各类组织和器官，用于替换、修复损坏和病死的组织和器官。干细胞转化医学的目的是，将实验室中获取的生物医学知识转化为临床可用的产品，改善人类健康。由此可见，干细胞生物医学知识是科学家通过实验室研究获取的，而不是通过纯粹理性的演绎与归纳获得的，而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之前传统的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这么看待科学知识的。可以说，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给科学哲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科学形象。库恩提出，科学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我们不仅要关注科学的历程，还要关注对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制约作用的社会情境。

库恩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开始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这个强纲领中最著名的是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表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四信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维贝·比克(Wiebe Bijker)、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等则提出技术的社会建构，认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我们需要进入实验室现场，打开科学知识输入、输出过程中的“黑箱”，了解科学知识创制的全过程。拉图尔自己就以陌生人的身份，走进加利福尼亚州萨尔克研究所的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将其作为考察的现场，并根据调查的资料，于1979年与史蒂夫·伍尔伽(Steve Woolgar)联合出版了《实验室生活》一书。拉图尔他们看到的实验室实际上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被严格分割的空间，比如工作台空间、储藏空间、工具空间、办公室空间，以及材料与设备的清洁和放置空间。对这些被分割好的空间要进行组织，从而使监视和追踪事物成为可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不仅对事物进行分割、观察、分类和记录，还建构和分解事物，并介入其中。

然而，我们不能把实验室实践的政治影响局限在实验室“内部”。科学对日常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成功地实现实验室研究成果向外部世界的转移，更理想的话，实现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也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看来，如果你希望有效地转移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或实现科技创新，那么就必须付出许多努力，通过互动的复杂性系统拓展实验室微观世界。复杂性特指技术系统（用以拓展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和社会组织（用以管理这些技术系统）之间的非线性关联。

巴黎学派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其中包括三个新概念：“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行动者世界(actor-world)”“转译(translation)”。这三个概念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实验室微观与宏观的双重结构。通过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的《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但是通过利益的“转译”，他们被结合在同一个网络之中了。所谓“转译”，就是把研究者自身的利益转换成其他人的利益，或者相反。研发共同体就是建立在转译的基础上的。

后来拉图尔提出“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这个术语来描述所有与科学内容相关的要素。技性科学的活动就是构造更大、更强的网络，理解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并加以转译，然后让行动者相互合作，实现各自的利益。但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是异质的，包含了人和非人(human and nonhuman)的行动者，如材料、设备、组件、制度等。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中列举了大量的实例进一步说明他的理论。狄塞耳的发动机、巴斯德实验室、沃森和克里克双螺旋结构的故事等一次又一次解构了传统的科学观，形象地说明科学和政治、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用拉图尔的话说，技性科学之所以有一个内部，是因为它有一个外部。

“……你看不到公共关系，看不到政治，看不到伦理问题，看不到阶级斗争，看不到律师；你将看到科学孤立于社会之外。但是这种孤立状态只有在另外一些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忙于招徕投资者、唤起人们的兴趣并说服他们的时候才存在。……如果我们把内外分开，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穿越技性科学的旅程。”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了解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存在的权力关系。

但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因为它对代理(agency)的分配而遭到批判。行动者网络理论忽略了一种边缘视角，有些非中心的行动者可能就被排除在外了。拉图尔的网络运用了权力，但却很少展示创造和维持治理制度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的道德和政治冲突。比如，他没有说为什么有些网络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其他网络却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网络节点的工作能更有效地使网络变得稳定，而有些则不能。约翰·劳(John Law)的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的研究说明知识、主体，特别是对象很少是连贯的，它们被放在一起并不必然意味着以某一对象为中心。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相互影响，但又是流动的。

艾伦·欧文(Alan Irwin)使用“治理”(governance)这个术语来描述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不同的特性、流动的合作关系和互惠的影响。治理不是机械的、确定的，而是存在不确定性和疑虑，在各种相互作用的场所产生相应的专家和政权。治理广泛地关注科学、技术和政权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民主参与、科学和广大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冲突和争论的解决办法。科学技术学研究治理的方法倾向于“跟随行动者”，而不是事先做绝对判断。

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治理也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物质和社会秩序相互建构的场所。权力不只在一个位置出现，而是与特定的科学、技术、社会相遇后的一个结果。更宽泛地讲，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人和非人行动者介入社会技术系统建构过程的方式，有不同的行动者参与知识创造和社会技术生产过程对整个技术系统更为重要。就社会技术网络而言，治理允许以一种更流动的、“杂交”的方式考察特殊问题的出现、发展和解决，而不是将讨论限制在预定的“科学”或“政治”领域中。

治理意味着，对科技的发展和控制不再只是政府或国家的事。这也就是说，治理不再是官僚和科学制度的一种特有行为，国家和政府不再具有指导社会完成特定目标的能力。换言之，它们必须在去中心的网络中起到作用并转移权力。治理过程必然牵涉更多的行动者，如企业、科学家、公众、消费者、市场等。治理包括一系列的组织构造、操作设想、思考方式、管理科学技术发展的活动等。总而言之，治理逐渐被定义为一个管理由多个行动者构成的网络的过程，网络中的多个行动者相互合作，共同应对遇到的问题。

我们所处的社会充满了各种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这个世界的科学进步带来了无数社会隐患，科学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而政治制度拼命想要维持其可信性。现代文明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们对科学和政治权威产生怀疑。希拉·贾撒诺夫(Sheila Jasanoff)指出，我们不应该只将目光停留在看不见的、难以捉摸的、可怕的，但完全是真实的东西上，而应该关注当代国家创造和维护政治秩序的能力，与其生产和使用科学知识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环境科学的发展及其产物是得到其他社会实践，比如政策制定程序的支持和批准的，反之亦然。在其他科技发展的案例中，我们也能看到科学知识和政治，以及相关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共同发展的。贾撒诺夫提出“共生产”的概念。

“共生产这个主张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了解和表现世界（自然和社会）的方式，与我们选择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方式是不可分的。知识及其物质体现同时是社会工作的产物和社会生活形式的要素；社会若没有知识就无法工作，知识若没有合理的社会支持也不可能存在。科学知识不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被嵌入社会实践、特性、规范、习俗、话语、工具和制度中——总之，在所有被我们称为社会的内容中（着重号为原文所标）。技术也更是如此。”

“共生产”这个概念可以引导人们关注科学和政治两个不同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自然和社会秩序产生、互相包含的方式。从共生产这个视角理解治理，可以减轻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风险、不确定性、复杂性的担忧。环境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全球性隐患。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生物医学研究已经从整个有机体及其活动转向细胞及其内部结构，从分子的水平理解人的生命。在分子的水平上，生命可以被设计、合成和编辑。人类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等一系列前沿科学技术不禁让人担心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人的尊严、社会公正等诸多问题，这也成为生命政治的议题。生物医学创新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接受和使用新的想法和技术，创新过程要不断调整技术设计，以及与此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价值、行为、关系、网络、制度、设施等。因此，干细胞临床转化也需要生物医学创新和治理的共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