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文化中的那些毒素

错把获取当成长

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的年代，然而，在西方文化圈，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在英国，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6000万人口中有10%的人随时都处于抑郁中。我认为，我们的消费文化强调对“物质”的追求是应该遭到谴责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有足够的食物和住所，让我们可以无忧地生活。我们都坚守住了为自己或者别人为我们设定的期望了吗？这些是我们应当反思的问题。我们如何去获得答案？通常就靠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成功的标志的符号，诸如房子、汽车、衣服和名牌。我们都在零售产业的诱导下，深信某些产品能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表达出我们的身份地位。如何能够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最好的一面？通过获取那些略胜他人一筹的标志？从有能力伸出双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别人左右我们选择的企图所影响。这些企图正变得更加明显，几乎不可能被忽视或回避。当那些公司利用我们那脆弱卑微的灵魂，去追求更高的利润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的自尊带来巨大的伤害，把我们变成在对身份地位永无止境的追求中牺牲幸福的人。

广告

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期，像鞋子这类产品的广告，通常关注于它的制作质量以及使用寿命。现在，则更多地强调，在它们存在于市场上的这3个月时间里，穿上它们会让你变得有多酷，之后它们就将被淘汰，正好给下一季色彩纷呈的商品让路。要说由哪一个人来为这种变化负责有点儿夸张，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把美国公众的意见转变为支持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场运动之后，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对宣传的影响力的兴趣日渐浓厚了起来。他对如何能够控制公众的做法颇感兴趣，并且开始思考，在和平时期，这种把戏还能不能奏效。伯奈斯发明了公共关系这个术语，简称就是PR，并把它如何影响舆论的技术称为公共关系学（engineering of consent）。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他为烟草行业所做的努力——让社会接受妇女在公共场合吸烟这种行为。今天这个“成就”可能让我们所有人都后悔不已。1929年，伯奈斯在纽约市导演了复活节游行，他让手拿点燃香烟的模特摆出“自由女神手擎火炬”的姿势。后来妇女肺癌患病比例的上升指数，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指标。

他的思想传播迅速。1952年，两位伯奈斯的同辈应食品公司通用磨坊的邀请，帮助推广他们的新发明——方便蛋糕粉。这款蛋糕粉确实方便，但女士们就是不买账。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从配方中剔除蛋粉，让厨师自己去添加。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会让女士们感觉蛋糕还是她们在制作。科学已经很明确地证明，我们并不是一种真正讲逻辑的生物，实际上我们的情感控制着我们大多数的决策。这就是个例子。从逻辑上讲，对一种以减少劳动和时间为目的的设计来说，增加它的复杂性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从情感上来说，加入鸡蛋并搅拌混合液，给了我们一种更强烈的创造某种东西的感觉。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妻子的价值体现在她的厨艺上。这既是伯奈斯的天才贡献，也是他留下的恐怖遗产。他意识到，为了让他人对自己产生更好的感觉，人是可以被诱导购物的。遗憾的是，出于我上面所述的这些理由，我们谁也不可能在儿童时期让自己的价值观一尘不染。我们的大脑在探寻增强它在我们深爱的人以及邻居眼中重要性的各种方法。与其他人相比，我们不算十分优秀，这种潜在的感觉让我们像是等待被摘的熟透的水果。结果就是一种由购物疗法产业滋养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这个产业承诺如果我们穿上他们的产品会感觉更“值得”被爱。悲哀的是，它也可以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孩子穿着当下“流行的”名牌，坐在“对的”儿童推车里，我们开着“最好的”车子到学校门口去接他们，那我们做父母的感觉就会更好。

我有这么一位客户，来诊所时患有慢性应激症。让他倍感压力的是他买不起他驾驶的那个牌子的汽车的最新款型号。他现在的汽车还只开了一年。“这两款车不同之处是什么？”我问他。“嗯，大灯的形状不同……”然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显然，其实不是车的问题，而是他把车开进自己供职的那家金融服务公司的停车场时的问题。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法是，他不得不把车停到那些年轻且拉风的同事的新车旁边时的问题。就跟常见的情况一样，他的大脑会把他与“部落”里的其他人进行比较，计算出如何能够让他最靠近火堆（或者在这种情况下，靠近职业阶梯的下一个位置）。新石器时代的遗产给我们留下了心灵扫描器，能计算出在与那些被我们视为部落成员的人交流时我们表现得怎么样，而且，在地球村里，这个部落的规模极大地扩展了。

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使自己被看成是部落的成员，而且被其他成员看好，这使我们更容易被那些精明地把产品跟我们需要被他人接受的情感需求联系起来的人操纵。

如果儿童时代的我们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被认可为足够优秀的孩子，我们在消费支出上就可能会变得没有底线。这通常会让我们深陷于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因为要购买那些我们认为别人觉得很好而自己却不认为有那么好的东西。这就是培养我们成长的文化，也是很多人培养自己孩子成长的文化。这是会对每一个我们可能会失去自己地位的想法和暗示做出戒备反应的文化。此刻，我们错把获取当作了成长。

从父母的角度说，让孩子以这种方式来定义“成功”，是造成他们一生中无穷无尽的磨难的原因。那些名牌一旦买回家里，就不像广告上所承诺的那么光彩照人了。

对于现在的父母来说，要想不让孩子穿戴着学校门口那些妈妈喜欢的各种商标，拒绝把他们的手机更换成朋友已经拿到的最新版本，或者不精心呵护他们，让他们获得生活中“最好的起点”，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但是，从我在诊室里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如果你能让孩子养成超越所拥有的物质去看待人类和自然的价值，以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各种方式去追求挑战自己的乐趣，并且避免迫使他们成为你的翻版，一段时间后，你真的能够坦然、幸福地看着他们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根本用不着拨打治疗师的热线电话。

就算我们的社会培养皿里来自广告产业的毒素不够多，仍然还会有其他媒介来填满它……

不要不加选择地阅读

我祖母是杰出一代的一分子。她出生于1915年，飞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她就已经出生，当人类抵达月球的时候，她仍然还在世。她一辈子的生活圈子直径不超过20千米，但是她从足迹遍布全世界的孩子们那里听到了各个地方发生的故事。她不再从父亲读给她听的报纸上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而几乎全从一个实时的24小时新闻频道上去了解。

如果我们返回到她的祖母那个年代，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新闻传播速度慢很多的世界。在19世纪30年代发明电报之前，新闻传播的速度就是最快的马、鸽子或者轮船的速度。特拉法尔加战役（Battle of Trafalgar）于1805年10月21日在西班牙沿海开打，伦敦的群众在11月6日才听到这个消息。得克萨斯的阿拉莫要塞（Alamo）在1836年3月6日被攻陷，伦敦《泰晤士报》5月17日才刊登这条消息。这样一个很受局限的新闻系统的最大好处在于人们听到的坏消息要少得多。对于他们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研究显示，我们的思维对坏消息的关注尤为敏锐。苏黎世大学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拿到健康报告时，人们觉得提示出存在某种风险的报告要比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报告更加可信。我们更相信那些告诉我们有不正常情况的信息，而不是那些表明周围环境正常的信息。如果我们跑到远祖那里去找原因，就一切都明白了。我们的大脑总是在探寻潜在的威胁，因为在那个古老的年代，能置我们于死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任何环境里，我们的潜意识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我容易遭到攻击吗？”邻居从某个悬崖坠落被淹死的消息，警告你要万分小心。邻居生活平顺，却不会是一个让你围着篝火活蹦乱跳的故事。

按照这个思路，媒体疯狂地关注各种负面事情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我曾经认为，这是统治者阴谋的一部分，如果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威胁上，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更需要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尽管我仍对这种想法将信将疑，但是已经不再深信不疑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了。丹尼尔·加德纳（Daniel Gardner）用《恐惧的科学》（The Science of Fear）让我看到了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记者也是人类而已。他们写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也喜欢。当他们要寻找有可能上头条的新闻时，大脑最先挑选的也是那些坏消息。

开始时曾经作为一种优势出现的顺应能力现在已然变成了缺陷。如果我们接收到的坏消息仅局限于我们生活中接触的那一小部分人和我们生活的那一小块地方，那么，我们每天收到的负面消息是可控的，而且是有用的。现在，有了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以及互联网，我们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坏消息给包围了。在写作本书的最近这些日子里，我一直遭受着各种画面的狂轰滥炸——袭击纽约的桑迪飓风；英国一家主要的电器零售企业将要破产；英国的白蜡树面临灭绝的潜在风险；吉米·萨维尔耸人听闻的行为；还有切尔西败给了曼联。面对这样无休无止的负面新闻浪潮，我的大脑会怎么做？最可能的情况是进入先辈的习惯，开始释放肾上腺素，让我做好逃跑、战斗或者呆立的准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最喜欢用的词是“压力”，这是一种比恐慌症发作更低水平的威胁应对准备，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很熟悉这种情况。问题是，肾上腺素只是一种应对紧急状况的化学物质。它的目的是促使我们逃离危险（或者灭掉危险源），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在随后的时间里好好休息，在某个安全的地方睡上一觉。现在，我们吃早饭时从电视上看到的混乱状况可能比穴居人一年中看到的都要多。持续太长时间的肾上腺素分泌会对人体产生毒性。这种新闻，会让我们害怕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从而出现肾上腺素低水平释放的情况，为了尽量把这些毒素从我们的体内排出，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被破坏，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对各种疾病打开了大门，其中就包括抑郁。

如此这般暴露在坏消息里，让我们的大脑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需要进入戒备状态。这些坏消息扼杀了我们对成长的自然追求。在治愈之路上，关闭新闻频道、取消报纸订阅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看新闻、读报纸可能会降低我们思考的能力，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被灌输了媒体大亨们的世界观。我们看什么和读什么都由他们决定。这些媒介还会把各种情况打包成简单的片段，把错误的认知带入我们的思维，这些片段很有诱导性但是通常又过分简单：X造成银行危机，Y应该为Z灾难而遭到谴责……避开这些新闻，也让你的孩子远离它。让关注负面新闻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把剑齿虎当宠物养。

接下来是我们为娱乐而选择的内容……

洗不干净的肥皂

我儿童时代的电视肥皂剧是很文雅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观看《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就像在晚上穿上了一双舒适的拖鞋，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看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麻烦事，在整个社区的共同努力下，在数集之内得以解决。我很怀疑，在30岁以下的人群里，会有人把我刚才的描述与他们现在了解的那个“科瑞”联系起来吗？在过去25年间，英国的肥皂剧已然成为培养下面这些思想的温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切都得讲究戏剧冲突，以及你想要的总要胜过别人的需要。

我认为，英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反映出了那种所谓的“艺术”。在大家的助推下，把我们的世界打造成了《东区人》（EastEnders）的一个版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现实社会变成了《老大哥》（Big Brother）中的场景。对错误行为的颂扬随处可见。没有才能、不用努力或者莫名其妙地走红成为很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的事业，虽然这样的名气最微不足道。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会推高人们的防备心理水平。它加重了我们身体里的肾上腺素负担。鼓励后代寻求纷争，为分离和仇视欢呼，不仅会增加他们成年后焦虑和抑郁的可能性，还会让他们的大脑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读世界。

说到真人秀，它们很少关注有抱负的事情。《老大哥》更像是一群博人眼球的怪人。观众被邀请去庆祝的是放弃而不是坚韧。《X音素》（X Factor）诱导年轻人成名是一种职业选择，而才能并不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如今，看电视已经不再是一种健康的习惯了。

迄今为止的故事

物种之旅已经让我们从培养皿中的一个单细胞变成了一个可以在镜子前孤芳自赏的人，喜欢或是不喜欢镜子中的自己，只是我们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认知，而且通常源于我们努力累积了多少社会认可的成功标志。我们被困在自己大脑创造出来的现实世界里，却毫不自知。

现在，你应该已经意识到，我们可以开始做点儿什么来让你成为自我的创造者，然后，再教会你的孩子也做同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