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
美国偶像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大步走向白宫玫瑰园的演讲台，紧随其身旁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士。60岁的她穿着钴蓝色西装，戴着深色墨镜。面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数名两党成员、亲朋好友和全国媒体，克林顿介绍了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提名她接替即将退休的拜伦·怀特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克林顿说，在接下来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时间里，全国上下将会更加了解他身边的这位女士。他保证道：“人们会和我一样发现这位被提名人的非凡品格。简言之，她的履历充分证明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克林顿说，金斯伯格一直站在“无权无势的人、不那么富裕的人和社会边缘群体的立场上，告诉这些人，他们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此给他们带来希望”。他接着说，“在许多崇拜者看来，她对女权运动起到的作用就像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对非裔美国人运动起到的作用一样重要”。1
总统说完后，金斯伯格上前发表了亲切的讲话。她对克林顿总统表示感谢，并特别感谢了最先向总统举荐她的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金斯伯格在介绍了自己的家人后，接着做了一番既彰显个性又具有政治意义的发言，她说：“我坚信总统的公告意义重大，因为它有助于让历史翻篇，在其之前，占社会中坚力量至少得有一半的女性，在获得高位时不过是男性的陪衬。”金斯伯格指出，桑德拉·戴·奥康纳正在联邦最高法院任职，联邦上诉法院也有近25位女法官，其中2位是首席法官。她预计会有更多女性加入她们这个行列。
金斯伯格接着提到其女儿在1973年高中毕业时写的高中年鉴。她女儿名叫简，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年鉴上的“宏图壮志”一栏中，简写下希望母亲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下一行写着：“如果有必要，简会任命她。”金斯伯格打趣说：“总统先生，您替她做了这件事，简和她弟弟詹姆斯都十分欣慰。”
接着金斯伯格对许多为她助力的人和事表达了感谢：女权运动的复兴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些都启发了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同事和朋友。她还俏皮地说，她今天见了希拉里，但她有一位家人已经先她一步见过第一夫人了，“有一个我很爱的人已经是第一夫人的老朋友了”。说着，她拿出一张照片，是克林顿夫人到访一所幼儿园，孩子们围着她唱《牙刷之歌》。金斯伯格指着其中一位小朋友说：“这是我可爱的外孙女克拉拉。”她还感谢了丈夫马蒂，说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支持者”，还有婆婆伊夫琳，称赞她是“一位给予孩子最大支持的母亲”。金斯伯格还说自己的孩子们“能品尝出爸爸的厨艺比妈妈强多了，于是早早就把我从厨房赶了出去”。最后，她致敬了自己的母亲西莉亚·阿姆斯特·巴德，说她是“我认识的最勇敢、最坚强的人……我希望我能够代替她在（今天这个）女性得以追求梦想的时代、一个女儿和儿子同样受到珍视的时代完成她本可以完成的事情”。听到这里，总统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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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晚间新闻上观看这一典礼时，并未想到5年后我能面见这位大法官，更不用说还会写她的故事了。作为历史学家，研究女权主义者的“双重宪法战略”2 让我的学术工作有了新方向，这一战略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权律师为了保障法律中的性别平等而制定的。一方面是寻求立法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禁止性别歧视；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诉讼促使联邦最高法院推翻那些涉及性别歧视的法律。金斯伯格当时是罗格斯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女性权利项目的支持下领导了支持女权的诉讼。
我那时刚完成了一项深入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一个关键的南方州，这里有两次都因为两票之差没能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研究结束后，我着手另一项研究。进行到一半时，我希望在该书的一章中把金斯伯格做的女性权利诉讼作为司法政策制定的一个例子。我去往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利·马德图书馆，那里存放着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资料。我希望能了解这位专长是民事诉讼法和比较法的教授、1973年以前从未在联邦最高法院参与过辩论的律师，如何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美国性别平等诉讼的领军人物。金斯伯格自己总是谦虚地说，她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但这并非故事的全貌，并不能解释她对平等问题的视野为何那样广博，又是如何把这种视野带到自己的诉讼、战略敏感性和对正义的追求之中的。
我只找到一份档案，其中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务主任梅尔文·伍尔夫和小名“Kiki”的金斯伯格的通信，她当时提出愿为后来的里德诉里德案撰写诉状。因为她的诉状，案子最终胜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成功说服联邦最高法院，性别歧视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我很想查看她在里德案之后代理的案子，就请求查阅女性权利项目的档案，但我得知那些档案并不存放在这间图书馆，那么它们一定放在了纽约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国总部。遗憾的是，那里也不见这些档案的踪影，没有人知道它们被放在哪儿了。最终我只能求助金斯伯格大法官本人，希望她能帮我找到，后来她才发现这些档案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总部搬家的时候弄丢了。她表示愿意把她自己留存的资料提供给我，并把文件交给国会图书馆的手稿部，那是1998年10月。第二天，我抵达华盛顿。
我花了很长时间，着了迷一样地阅读那些信件、备忘录、文书草稿和口头辩论的大纲。金斯伯格所做的工作在个人层面和学术层面都引发了我的共鸣。她在文书中体现出的战略意识、法律技艺和一丝不苟的精神都让人钦佩不已。而且，在和一位当事人以及他的小儿子的交往过程中，金斯伯格表现出深深的关怀之情。到了第三天，我趁着午休给研究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学家梅娃·马库斯打了电话，感谢她把我询问这些材料下落的信息转给了金斯伯格大法官。马库斯立即邀请我参加当晚举行的联邦最高法院历史学会会议。杰出的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将发表讲话。如果金斯伯格夫妇也到场的话，我就能当面致谢了。讲座结束时，我看到金斯伯格夫妇就坐在礼堂前排，于是迅速上前道谢，然后退到一边，让她能够继续和苏特大法官交谈。
在后来的招待会上，我们又有过两次短暂的接触，每次都是金斯伯格开的头。我们聊到一起具体的案子，她马上主动说自己和前当事人斯蒂芬·维森菲尔德还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还主持过他儿子贾森的婚礼。我当天上午仔细阅读了克雷格诉博伦案的文件，于是提到我很喜欢她和律师弗雷德·吉尔伯特之间的通信，他们互称“律政佳人”和“兵哥弗雷德”（金斯伯格为本案撰写了“法庭之友”意见书[1]，为吉尔伯特提供了许多法律意见，并对他那些反女权的玩笑给出了机智的回应）。金斯伯格说，上次吉尔伯特到华盛顿，她还和这位“兵哥弗雷德”一起喝过啤酒。后来在我准备离开时，她对我说：“如果你对那些案子有任何问题，请尽管问。”
当时我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签约的一本书已经写完了一半，我的编辑约翰·特里内斯基建议我先写一本关于金斯伯格的诉讼的书，再继续写那本书。当时我们都没想到，我关于金斯伯格的研究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也完全想不到加州频繁发生的野火会在2008年吞噬掉我的家，让我所有的研究和两本书的手稿化为灰烬。（幸运的是，一位前研究助理保留了一些有关金斯伯格一书早先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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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6年，我对金斯伯格进行了6次访谈，并保持着通信。她为没有法律背景的我解释了诉讼的方方面面。随着访谈的进行，我很希望了解她的成长经历和人际交往情况，想知道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如何塑造了她的自我认同、出色的头脑以及不同凡响的自律、严谨和坚韧。在那个女性法律人被边缘化的年代，那个所谓“女性的奥秘”占主导的年代，一名康奈尔大学二年级的女生为什么会想进入法律界呢？她又是为什么在20年后把性别平等带进了诉讼工作中？这背后的原因一定比20世纪80—90年代的学者所认识到的更为深远。
在一次预约采访时，我建议重点谈谈她早年在布鲁克林弗拉特布什社区的生活。金斯伯格明确表示她并不想要重温在布鲁克林的成长中伴随她的种种逆境，但她还是以她特有的深思熟虑回答了我那些没有预先提交的问题，她会长时间停顿来考虑措辞。至于采访和最后发表的作品可以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事先并未达成书面协议。也许确实没有签协议的必要，因为我们说好了让她阅读书里关于她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工作（第7~13章）之前的介绍性章节（第1~6章），确保事实层面的准确。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戒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她在大学和法学院里的经历，以及兼顾事业和家庭带来的挑战，我们的工作也进展得更加顺利。我还采访了她的家人。有一次说到她女儿的约会经历，母女俩的记忆不大一样，她们交换了意见，最后决定以女儿的说法为准。
我当时就明白，作为传记作者，由于我并没有拿到金斯伯格早年的信件或日记，所以必须依赖她自己的讲述，这给了她不同寻常的权力。我也懂得，我们都会建构我们自己的过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滤、解释自己的记忆。在前几章里，我试图弥补这种不足：如果她的回答模糊不清，或者在我第一次提问的时候没有给出回答，我就会再问一次。我也会揣摩她的沉默，试图从字里行间理解她的意思，我注意到她在接受别人的采访时所讲述的记忆有着不同凡响的一致性。我还试着去采访早年就认识她的人，从他们的回忆中填补空白。不过，正如法律分析家杰弗里·罗森所说，金斯伯格“总是无处不在，但又遥不可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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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了前13章的草稿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故事没有讲完。到20世纪70年代末，金斯伯格对宪法变革、生殖权利、性别正义和平权行动[2]的思考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保守派对平等的反击让联邦最高法院难以继续推进平权行动。尽管她在女权主义者中和自由派法律界广受支持，但从活动家转型为法官的过程并不轻松。1978年《综合法官议案》出台，卡特总统希望增加女性和少数族裔法官人数，但当时联邦法院只有一名女法官。金斯伯格1980年进入颇具威望的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担任法官，1993年又收获联邦最高法院提名，其中每一步都充满了戏剧性。
我在故事里加入了金斯伯格担任大法官期间裁决的那些重要的维护平等的案件，虽然这并非她对司法的全部贡献，但我的叙述确实能让读者看到她给法律原则留下的清晰而深远的影响。本书的时间跨度较长，能让人纵览金斯伯格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全貌，在探索她独特的法律视角的起源和发展方面有新的突破。她一直处于美国划时代的、正在进行的斗争之中，那就是让公民身份变得更具包容性，这场斗争激发了一系列权利运动，包括民权、女权、同性恋权利和移民权利运动。金斯伯格的故事根植于犹太人从东欧和俄罗斯流亡到美国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也是美国社会和政治历史从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到纷纷扰扰的当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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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金斯伯格一生的过程中，有几个主题得到了阐明。第一个主题是，争取法律赋予的平等是一场艰难的斗争。那些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可能取得胜利，但在过程中也可能失去很多东西，那些曾经被认为无可争议的法律仍然会受到反对者的蚕食。一位律师也许能为当事人写出一份出色的诉状，就像金斯伯格在1972年的一起案子里所做的一样。诉状能帮助大法官们理解这个道理：当成见认为母亲是女性“天生”的角色，而这种成见又被整合进了法律时，就会伤害到女性的权利。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起案子违反了“过熟原则”[3]而没有给出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对一个群体的行动也可能对另一个群体的司法策略产生负面影响，在1978年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里，鲍威尔大法官对平权行动的裁决中使用的语言注定了金斯伯格提出的战略会得到实施，她提议“用更宏大的视角看待歧视的含义、影响和补救措施”4，把性别和种族都包括在内。
第二个主题则是社会运动与其引发的保守派反击之间的互动。多年来，大法官们彼此做出的种种妥协都充分体现了这种互动。社会运动可以动员和改变公众舆论，影响大法官的想法，进而影响他们对宪法的解读，金斯伯格的女权倡导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进步运动往往也会引发与之争锋相对的运动，反对者以自己的方式塑造公共舆论。比如，20世纪90年代公众对平权行动的看法有所改变，保守派的公益律师事务所开始寻求潜在的当事人发起诉讼，密歇根大学的招生政策就因此被批判为对白人申请者构成歧视。金斯伯格在2003年的格拉茨诉博林杰案中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说明了为什么司法保守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的“不区分种族的正义”对很多非裔和西班牙语裔美国人而言仍然是不公正的。
第三个主题围绕联邦最高法院的自身动态。联邦最高法院的人员不断发生变化，每个人对法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传统上，现代大法官倾向关注宪法的文本、原始含义、制宪者的历史意图，同时也要考虑以往的判例、习惯、立法目的和常识。许多大法官认为宪法是“活着的”法律文本，其中包含固定的原则，比如言论和新闻自由，获得迅速、有效的审判的权利，投票权，享受法律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权利，等等。这些原则能适用于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新情况，但同时大法官也通过尊重先例来确保法律的稳定性。尽管包括许多支持共和党的大法官在内，都有不同的观点，但以往的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那么两极分化。如今，5位共和党任命的法官总是站在4位民主党任命的法官的对立面。至于原旨主义，也就是认为解释美国宪法唯一的方法就是遵循1787年制宪者“对各种宪法条款的文本和原始含义”的理解，这种观点以往也并不占优势。
原旨主义在最近获得了一些人的积极认可，特别是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尼尔·M.戈萨奇。里根总统任内的司法部认为联邦法院有自由派倾向，特别是布伦南大法官带领的联邦最高法院，而里根的司法部就是以原旨主义作为核心指导对此发起攻击的。更重要的是，理论上的原旨主义意在对宪法进行中立的解释，5 而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大法官倾向无视宪法中那些与当代保守派价值观冲突的部分，特别是在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出台的几项修正案。在金斯伯格还是法学院学生时，令她受到启发的是沃伦法院，后来她进行诉讼时面对的是伯格法院，她刚成为大法官时进入的是伦奎斯特法院，现如今则是罗伯茨法院，这几个最高法院都大有不同。
第四个主题是，过去50年来，联邦最高法院日趋保守，熟悉的政治标签所代表的含义也不断发生变化。1980—1993年，金斯伯格是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名中间派法官，今天她却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一起被列为联邦最高法院最趋向自由派的成员，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根本上而言，金斯伯格独特的法学思想并没有什么改变，但联邦最高法院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她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一些意见是以反对意见的形式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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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层面而言，为美国现代法律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写一部全面的传记，能让人有机会去探索她的个人经历和人际交往情况，是这些经历和交往激发了她追求正义的热情、她对性别平等的大力倡导和她独特的法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传记能够展示她强大的头脑、钢铁般的意志和情绪自控力，这些品质令她的同事苏特大法官称她为“老虎大法官”。6
在追求人民团结和国家进步时，她的犹太背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希伯来语中有一句短语叫“Tikkun olam”，意思是“让世界变得更好”，这句话对一个在纳粹大屠杀和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有思想的犹太姑娘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样有意义的还有她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后在第一间办公室门上悬挂的那句话“Tzedek tzedek tirdof”，意思是“正义，你必须追求正义”。她的母亲西莉亚给她讲述犹太女英雄的故事，西莉亚自己也很敬重埃莉诺·罗斯福，这些都是金斯伯格的女权思想启蒙。母亲坚持要女儿做到独立，在她自己与癌症搏斗的过程中，给女儿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和坚强的榜样。每当金斯伯格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会让母亲感到骄傲时，她就会把母亲的胸针别在西装上。
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的老师也对金斯伯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让她认识到文字的重要性，教她如何遣词造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描绘一幅画面。罗伯特·库什曼教她认识了宪法和公民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人们担心国家安全而国会又没能担起责任的时候。库什曼也磨炼了她的写作风格，教会她准确、简练地表达实质性的内容。米尔顿·康维茨教授则是法律学者作为活动家的化身，在他讲授的“美国理念”课程上，他强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康维茨强化了年轻的金斯伯格的想法，即“律师既可以做令自己感到满足的事，也可以维护那些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的价值观”，他让金斯伯格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不过她最大的支持者还是她大学的男朋友和后来的爱人马蒂·金斯伯格，尽管癌症给两人的生活投下了阴影。这种可怕的疾病在金斯伯格高中毕业前两天带走了她的母亲，又在她和马蒂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差一点带走了她的爱人。1991年，金斯伯格本人也被诊断出患有直肠癌和结肠癌，要进行长期的治疗和康复。2008年，马蒂的癌症复发。2009年，金斯伯格接受手术，切除了一小块癌变的胰腺。2010年6月，两人刚过完结婚56周年纪念日，马蒂就死于癌症扩散。金斯伯格强忍悲痛回到联邦最高法院完成休庭前最后一天的工作，表现出强大的自律。在1991—2010年的艰难岁月里，她从未错过任何一次口头辩论，也写下了她职业生涯中最有力的反对意见。
2006年后，我们的年度访谈暂停了一段时间，直到2015年恢复。我非常珍惜这9次会谈以及我们之间的通信。这些谈话和通信给了我启发，也丰富了我要在本书里讲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不屈不挠”一词的化身。多年来，那种她所特有的明确的道德观和激情一直存在于她的表达之中，甚至比以往更强了，这在法律和美国社会中都留下了印记。她的征途还在继续，而我们美国人民也因此获益。
[1] “法庭之友”制度发端于古罗马法，后被引进普通法系尤其是美国法中，成为美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指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允许当事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进行论证，即做出书面论证意见书，即“法庭之友”意见书。——编者注
[2] 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译为“肯定性行动”或“矫正性行动”，指的是通过一些政策促进历史上受到排挤的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穷人）取得进步。——译者注
[3] 过熟原则是指当事人之间虽然存在适合司法审判的纠纷，但由于诉讼提起后情况的变化失去了实质性意义，从而不再成为审判的对象。——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