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露丝的成长

| 第1章 |
西莉亚的女儿

1950年6月27日，一个志向远大的女孩即将高中毕业。这个刚满17岁的姑娘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詹姆斯·麦迪逊高中度过了4年时光，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她叫露丝·巴德。露丝被选为4名学生代表之一，为800位同学致辞。这本该是充满胜利喜悦的一天，她却难过不已。

就在毕业典礼前两天，露丝的母亲西莉亚在与癌症搏斗了4年后撒手而去。露丝早有心理准备。看着给她带来关怀和安全感的母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父亲又默默沉浸在悲伤之中，这个敏感的少女感到痛苦极了。在母亲的鼓励下，露丝拿到了颇具声望的大学奖学金，她参加学校乐团，也是仪乐队的成员，舞动着指挥棒为橄榄球比赛加油——她从没对同学们提起过在她弗拉特布什社区的家中有个身患重病的母亲。露丝的家住在东九街1584号一栋不起眼的灰泥房里。母亲走后，父亲精神崩溃，经济上也难以为继。到1950年夏末，她家一楼已经寂静无人，仿佛在诉说着失意与落寞。1

* * *

1933年3月15日，露丝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贝丝·摩西医院，她是西莉亚·巴德的第二个女儿。她出生时取的名字是琼·露丝。（因为幼儿园里太多小朋友都叫琼，她就不再用这个名字了。）巴德一家人把刚出生的露丝带回了位于皇后区贝尔港海边的公寓，就像她姐姐玛丽莲出生后一样。小露丝活泼好动，总是抬腿踢脚，姐姐玛丽莲很快就开始叫她“Kiki”，这个外号就这样传开了。2

1933年的美国面临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巴德一家人所在的社区也不能幸免。工厂闲置，建设停顿，银行体系崩溃，数百万人的存款一夜蒸发，每四名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根据美国儿童局的统计，有1/5的儿童得不到充足的食物。随着政府的税收逐渐见底，学校开始发不出工资，一些学校只能关门。在布鲁克林的红钩区，找不到工作的男人们用废旧的福特汽车和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桶搭起临时棚屋，起名叫“胡佛村”，用来嘲讽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的经济政策。3

露丝的父亲内森·巴德早已饱尝生活的艰辛。他是俄罗斯裔犹太人，在13岁时，这位羞涩的少年从敖德萨（今属乌克兰）来到纽约讨生活。由于“旧世界”反犹主义盛行，内森只读过几年希伯来学校就没能继续学业。他的母语是意第绪语，来美国前曾在夜校学过英语。内森的父亲萨穆埃尔·巴德经营着一家小店，买卖廉价皮革，内森在父亲的店里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内森攒下了一些钱，和西莉亚·阿姆斯特结了婚。

西莉亚的家人是从今波兰的克拉科夫市附近的一个小镇来到纽约的，当时她还在妈妈肚子里。西莉亚在以犹太移民为主的曼哈顿下东区长大，家里说意第绪语。她酷爱阅读，经常在繁忙的街道上一边走路一边埋头读书，甚至曾因此跌倒并摔断了鼻梁。她的父亲知道西莉亚是三个女儿中最聪明的，于是让她帮忙算账。她会同时用英语和意第绪语记账，比如“一个柜子，已修复”（one cabinet, gefixed）。

西莉亚就读于朱莉娅·里奇曼中学，学校位于东六十七街，是一座由砖砌成的大楼。虽然渴望继续读书，但西莉亚不得不主要学习商业课程。她的姐姐萨迪结婚前一直在一家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做工，而学习商业知识至少能够让她不必重复走姐姐的老路。中学毕业后，15岁的西莉亚在一家皮货店里做会计和秘书。她上班的地方在曼哈顿繁忙而拥挤的服装工业区，东西跨越西四十二街至西三十五街，南北覆盖第七大道到第九大道，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来自东欧国家。西莉亚运用她天生的商业头脑和识人能力，通过这份工作摸清了这个行业。

和蔼可亲又聪慧过人的西莉亚正是羞涩敏感的内森最理想的伴侣。露丝后来回忆，家里总是由西莉亚主事，为内森提供商业和其他方面的建议。婚后他们加入了贝尔港的犹太教堂。1927年，也就是股市崩盘的两年前，西莉亚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玛丽莲·埃尔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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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10月的“黑色星期四”[1]之后，低迷的经济状况让很多像西莉亚和内森这样的年轻夫妻决定暂时不再要孩子。直到三年后，在1932年的秋天，西莉亚又怀上了一个宝宝，但当时经济复苏仍然遥遥无期。罗斯福政府[2]推出了许多政策，但全国上下仍然在贫困和绝望中煎熬。巴德一家本来尚能勉强度日，但在1934年，他们再遭横祸：6岁的大女儿玛丽莲被脊髓脑膜炎夺去了生命。当时Kiki还小，并不记得和姐姐相处的时光，但她记得父母是怎样深切地思念姐姐的。无论寒暑，他们每个月都会为她扫墓。在玛丽莲的周年祭，巴德夫妇到犹太教堂吟诵卡迪什，这是犹太教传统中常用于丧葬的祷文。巴德夫妇的床头挂着玛丽莲的照片，Kiki的童年一直能够感受到姐姐的存在。人们无法估计父母的丧女之痛对活着的小女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不知道露丝格外严肃的性格是否与此相关。多年后露丝表示，她的成长一直伴随着“近在咫尺的死亡”，这指的就是姐姐的离世给家庭带来的伤痛。

内森和西莉亚希望换一个新环境来缓解悲伤，于是把家搬到了布鲁克林弗拉特布什社区，尽管这里的环境不如贝尔港理想。他们很快发现，就算是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弗拉特布什社区，他们也供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因内森的弟弟本杰明娶了西莉亚的妹妹伯尼斯（小名巴迪），两家人决定同住弗拉特布什社区的一栋双户住宅，直到他们两家都攒够钱搬去东九街再分开住。

搬去弗拉特布什社区本来是为了平复悲伤，却带来了意外收获。弗拉特布什社区原本是布鲁克林的六大殖民镇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城市化。到1930年，这里的犹太人口已接近100万，是全世界犹太人口最集中的城镇。但犹太人群体也是十分多元的，人们的文化、财富水平、宗教信仰和原籍国各不相同。有人来自西欧，有人来自东欧，也有人来自中东。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叙利亚塞法迪犹太人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保持着传统的习俗和饮食，说阿拉伯语。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则竭力融入美国社会。在有了少许经济积累之后，他们就从下东区和人山人海的布鲁克林（比如威廉斯堡和布朗斯维尔这样的社区）搬走了，以此逃离拥挤而破败的环境以及“旧世界”的约束。就算没能搬到城郊去，他们的新家也往往有更大的草坪和生活空间。4

内森和西莉亚这一代的犹太人，大多不再笃信规矩繁多的正统派犹太教，这也象征着他们新收获的自由。很多人都不再过安息日，星期六上午的布鲁克林犹太教堂门庭冷落。他们摒弃了传统文化和民族习惯，为自己身上的“美国性”感到自豪——他们会说英语，能穿美国人的衣服，能学习宗教典籍《塔木德》以外的知识。旧时代的枷锁曾经让最有志气的犹太男孩都只能在贫民窟里困顿一生，而现在新一代的犹太人打破了这样的历史局限。

同时，即便是最世俗化的犹太家庭也仍然保留着一部分传统，比如星期五晚餐时会点起蜡烛，在孩子小时候保持家中饮食符合犹太教洁食标准或是只吃洁食肉禽，也会庆祝比较重要的宗教节日，特别是从犹太新年到赎罪日之间的至圣日。如果想在犹太教堂庆祝节日，也有诸多场所可以选择：纽约有一半的犹太教堂都在布鲁克林区。意第绪语广播会播放人们喜爱的《家庭餐桌》这样的广播剧，或《荡漾的意第绪旋律》这样的音乐节目。有的人很享受意第绪语广播带来的归属感，但西莉亚并不感冒，她认为意第绪语是“旧世界”的语言。巴德家常听的是《戈德堡一家》，这是一部周播喜剧，由才华出众的女编剧和演员格特鲁德·伯格创作。伯格在其中扮演一位热心肠的老大姐莫莉·戈德堡，住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在剧中，她带领家人和邻居应对融入美国社会的挑战，在维护犹太人传统的同时，也与大萧条和二战带来的艰苦生活做斗争。Kiki后来回忆，戈德堡夫人就是“所有犹太姑妈、（母亲）和奶奶的化身”。5不过她也补充道，她自己的妈妈和戈德堡太太有所不同，虽然巴德一家人也住在工薪阶层社区，但妈妈并不会“对着窗外大喊大叫”。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弗拉特布什社区不只是犹太人的家，这片绿树成荫的街区还住着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少数波兰人，街区毗邻繁忙的科尼艾兰大道和国王高速公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在附近的东九街，反犹主义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业已浮现。和巴德一家同住一街区的有两位年纪比较大的信仰天主教的女士，坚信如果犹太人进入她们的家，特别是来吃午饭的话，就会带来厄运。她们把这种迷信教给了寄养在家里的男孩子们。附近其他孩子也传说犹太传统食物玛索面包是用基督教男童的鲜血做的，他们管Kiki和她的犹太朋友们叫“kikes”。6 尽管有这些现象存在，宽容仍然是这个工薪阶层社区的主流。

家里和街上都是孩子们的游乐场，他们一起玩“红灯绿灯”、跨大步、跳绳、扔羊拐骨、弹玻璃球的游戏。在游戏之外，小孩子和他们青春期的哥哥姐姐们会聚在附近的糖果店和饮料店，用每星期25美分的零花钱去买可乐、蛋蜜乳、漫画书和电影杂志，偶尔也会买报纸。

街坊邻居的团结友爱和成为殷实中产阶级的渴望，把弗拉特布什社区的居民凝聚在一起。就算大萧条令他们无法实现年少时的梦想，他们还是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在与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做斗争的过程中，弗拉特布什社区培养了一大批20世纪最杰出的公民，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作曲家乔治·格什温、阿龙·科普兰，作家艾尔弗雷德·卡津、诺曼·梅勒，电影人梅尔·布鲁克斯、伍迪·艾伦，女高音歌唱家贝弗利·西尔斯，歌星芭芭拉·史翠珊，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棒球运动员桑迪·科法克斯。7 内森和西莉亚的女儿也将和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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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的性格安静温和，是一位细心而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并不严格；西莉亚对孩子的影响则大得多。这可能是源自她坚强的性格和敏锐的头脑，对孩子成才有极高的期望，也可能是因为妈妈身上的这些品质正是Kiki想要纪念的。在Kiki的记忆里，西莉亚是一位“严厉而慈祥”的母亲。西莉亚没能接受多少正规教育，这里面既有经济原因，也有人们对女性角色的传统预期。在那个年代，犹太家庭一般会牺牲女儿的前途来保障儿子能够入读一所好学校，找到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享受身为一个男人在“新世界”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男人也要提携其他家庭成员。因此西莉亚去工作既是为了养活自己，也是为了支持她的哥哥索尔就读康奈尔大学。

露丝坚信，她妈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也满足于呼朋引伴的生活。但西莉亚拼命也要让女儿接受和索尔一样的教育，从中也不难看出她的矛盾心理。西莉亚认为，大学教育能帮助Kiki实现独立自主，让女儿在找到“可靠伴侣”前能做到经济独立，或者万一伴侣“出了什么事”，她也能够照顾自己。面对自己唯一的女儿，一个有着金色秀发、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活泼姑娘，西莉亚决定要让她“爱上学习、关心他人，并且勤恳努力地”追求她想追求的任何事。8 作为一名出色的“家庭经纪人”，西莉亚在做清洁时总会把所有家具都挪到屋子中间，保证清洁工可以打扫到每个角落。现在，她要把这样的热情和完美主义用来培养女儿Kiki。

西莉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保证她唯一的女儿能健康长大。天一旦要下雨，她就给女儿穿上胶鞋；冬天一到，她就给Kiki套上厚厚的长袜；女儿略有头疼脑热，她就要女儿待在家里不去上学。尽管父母的过度小心给Kiki带来了不少烦恼，但她没有反抗。小姨巴迪和她说过，她姐姐玛丽莲的死令她父母很自责。特别是西莉亚，她责怪自己没能给大女儿更好的照顾。Kiki说，父母从未让她感觉到她需要弥补父母的缺憾，但她很可能将这种感受内化了。她很体谅父母的心情，于是耐心地包容母亲的焦虑，只在母亲过于严厉时才会抱怨一句。西莉亚还经常要求Kiki对父亲表达更多的爱，以驱散他挥之不去的悲伤。

西莉亚很希望女儿和她一样热爱文学与表演艺术。Kiki童年最快乐的记忆就是爬到母亲腿上，听她唱歌，朗读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作品《一个孩子的诗园》，或者是英国作家A. A.米尔恩关于小熊维尼和它的森林伙伴的诗歌。一边听着书中的人物在祥和的天堂里共存，一边沐浴在母爱带来的安慰和安全感里，这样的体验有着神奇的魔力。小熊维尼的故事总有美好的结局，让人十分安心。此外，米尔恩对韵律的巧妙运用也让Kiki崇拜不已。当念到“詹姆斯·詹姆斯·莫里森·莫里森·韦瑟比·乔治·杜普里”的时候，欢快的韵律与声音和感觉的搭配是如此完美。故事中的詹姆斯·莫里森用绳子牵着妈妈回家，这里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发生了喜剧性的反转。Kiki喜欢的另一首诗是刘易斯·卡罗尔的《伽卜沃奇》。尽管意思不太读得明白，但这首诗的发音令Kiki着迷。9

Kiki再大一些后，她和妈妈每个星期五都会一起去社区的图书馆，她们称之为“星期五下午大冒险”。等西莉亚放心让女儿自由走动，她就会去做头发，而Kiki这个小书虫就会挑出三本她这一星期想读的书。Kiki还自己编故事，讲给亲戚家更小的孩子们听。酷爱读书的Kiki很快就在书中找到了激励她的榜样。法国名著《孤女努力记》和《苦儿流浪记》让她着迷，《秘密花园》的神秘世界和《玛丽·波平斯》的历险让她陶醉。读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时，她立刻与书中活泼勇敢的假小子乔产生了共鸣。乔在家庭之外的大世界里对自主和成功的追求令其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女孩子寻求独立和抱负的榜样。10

相比之下，尽管《神探南希》里的主人公勇敢、足智多谋，并且“比她的男朋友更聪明”11，但Kiki还是觉得这个故事没有那么吸引人。她很欣赏南希能够在世界上“有所作为”，但自从她8岁开始读神话故事之后，侦探书就显得没那么有趣了，古代诸神的故事令她完全入了迷。

她这样如饥似渴地读书，原因也并不难理解。对周遭生活中少有女性榜样的女孩子来说，童年时代的阅读能打开一扇想象的大门，提供榜样人物供她们积极模仿——令她们得以“构思自己的人生”。12 毫无疑问，Kiki在她喜爱的希腊诸神中瞥见了未来的自己，特别是女神雅典娜，这位代表理性和正义的女神打破了因阿伽门农献祭女儿而引起的暴力魔咒。雅典娜还建立法院审判了俄瑞斯忒斯，给世界带来了法治。

Kiki最好的朋友是住在与之相隔两户人家的意大利姑娘玛丽莲·德卢蒂奥。玛丽莲也信神，Kiki心中最为珍贵的万神殿也包括玛丽莲敬拜的神祇，她觉得这些神都是希腊诸神创造出来的。玛丽莲经常会在晚饭时邀请Kiki去她家吃肉丸和意大利面，还邀请她一起去附近的圣布伦丹大教堂做弥撒。Kiki常和玛丽莲一起去教堂，但玛丽莲还是担心Kiki不能上天堂，因为Kiki不信上帝。Kiki并未将此放在心上，但还是很羡慕信天主教的邻居们有那么多的神可以敬拜，而她自己只有一个看不见的神。

Kiki的万神殿里还有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中有一段给Kiki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多问题我都想不通，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女人一直都低男人一等？说一句“不公平”很容易，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严重的不公！

大概是因为男人身体更强壮，从人类社会之初就统治着女人。男人在外谋生，处处留情，随心所欲…… 直到最近，女人都默默忍受，这样实在很傻。这种情况持续得越久，就越难被改变。幸好，教育、工作和社会进步开阔了女性的视野。在很多国家，女人都拥有了平等的权利。许多人——主要是女人，但也有男人，如今都意识到，长久以来容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是错误的。13

埃莉诺·罗斯福在《布鲁克林鹰报》上撰写专栏，名叫《我的一天》，西莉亚几乎每期必读，还会把她对美国第一夫人的敬佩之情讲给女儿听。西莉亚认为这位第一夫人在用自己的地位为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发声。Kiki心中还有一位女英雄，那就是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她是一位飞行员、冒险家、女权主义先驱。勇敢的埃尔哈特独自驾驶飞机横跨大西洋，让Kiki崇拜不已。

西莉亚还为女儿介绍了一些女性榜样，教她如何同时做好一个犹太人、美国人和女人。西莉亚说，这些人都富有勇气和人性，是巾帼英雄。比如埃玛·拉扎勒斯，她的诗句被刻在自由女神像的脚下，她不仅赞扬美国是自由的灯塔，还阐明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主张受到压迫的犹太人返回他们古老的家园。

还有亨丽埃塔·索尔德，她创立了美国最大的犹太女性组织哈达萨。后来Kiki了解到索尔德认为女性也应当可以念诵卡迪什，她对索尔德更加钦佩了。

西莉亚还特别赞扬了莉莲·沃尔德，这位著名的护士在曼哈顿下东区创办了亨利街社会服务所，在肮脏拥挤的贫民窟里给人看病。这些女人的行动都体现出犹太的传统美德“让世界变得更好”、追求正义、有同理心、帮助他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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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莉亚也用生活中的例子教给Kiki一些道理。她以布鲁克林区的一家犹太孤儿院为例告诉Kiki，虽然她们的家境仅略好于孤儿，但还是有责任把自己拥有的分享给那些更加不幸的孩子。每年的3月15日，西莉亚和妹妹伯尼斯都成箱成箱购买冰激凌——有香草味、巧克力味和草莓味的，带到孤儿院去，并在那里给Kiki办生日聚会，让其他孩子也能参与。虽然Kiki也渴望像同学们一样过一个普通的生日，但她从未抱怨，因为她知道这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带去多少欢乐。就这样，母亲把Kiki培养成为一个有同理心、有志向的女孩子。

犹太父母认为参加夏令营可以帮孩子们远离脊髓灰质炎，也将夏令营视为一个强化民族身份、社会关系和中产地位的场所。离纽约市不远的阿第伦达克山脉就有许多夏令营，周围也有给父母歇脚的住处，而当时美国东北部其他地方有一些酒店和度假村是不对犹太人开放的。（Kiki一直记得，她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旅馆门前看到这样一个牌子：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15）

西莉亚的嫂子科妮莉亚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她和丈夫索尔在纽约密涅瓦附近的巴尔弗湖管理着两个夏令营：给女孩子的“车娜娃”和给男孩子的“巴科”。16 Kiki知道车娜娃是一位北美原住民公主，但她不知道，夏令营叫这个名字是有意识地希望孩子们能和周围的田园风光建立一种联系，提倡不同种族的人都能和“原始”的文化产生共鸣。她也不知道车娜娃这个夏令营在布鲁克林区的女生里面赫赫有名。她只知道，有新朋友、体育活动和篝火在等待着她。17

从4岁起，Kiki就热衷于参加夏令营，直到她18岁作为辅导员从夏令营“退休”，1937—1951年，到阿第伦达克山脉参加活动是她每年夏天必做的事。乡间小楼、田野的气息、波光粼粼的湖面、静谧的高山和森林，都让Kiki回味无穷。在车娜娃，她发掘出自己对骑马和水上运动的热爱。一直到她成年，骑马和滑水都是她最喜欢的运动。车娜娃这样的夏令营不仅教孩子做运动、学习艺术和手工，还通过各种活动帮营员之间建立联系，更重要的是，促进她们和犹太传统之间的联系。围坐在篝火旁，女孩们会学习国内和国际新闻，以及慈善募捐的重要性。每年的夏令营都会举行义卖为各种慈善机构筹款，以此告诉孩子们要对其他不幸的犹太小同胞施以援手。18

随着二战前欧洲局势的不断恶化，筹款的重点也从帮助贫困的美国犹太人转变为帮助美国以外受到压迫的犹太人群体。他们在欧洲的亲人们饱受苦难，渴望逃出希特勒的魔掌，找到一个欢迎他们的避难所——比如美国、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或者任何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帮他们逃离纳粹深渊的国家。在1930年年底，Kiki还是个年幼的营员，夏令营里有些小伙伴就是难民。尽管车娜娃的管理者希望人们对这些新移民及其家庭抱有同理心，但并不总能如愿以偿。Kiki和她在美国出生的朋友们认为，那些新来的德国犹太人好像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毫无疑问，父母辈的人认为这是德国犹太人长久以来看不起东欧同胞的一种延续。

包括Kiki在内的很多营员都对纷繁复杂的欧洲新闻不甚感冒，因为欧洲各国边界变动是常有的事。不过到1947年，孩子们不约而同地突然对欧洲产生了浓厚兴趣——伊丽莎白公主和菲利普王子的婚礼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车娜娃夏令营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热烈讨论着王室新娘攒够了服装配给票才能买到白色绸缎来做婚纱。虽然Kiki和她的朋友们更关心英国王室婚礼而不是柏林的“水晶之夜”事件，但夏令营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夏令营的管理者和父母们一样，不想让孩子们知道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什么意思。孩子们不能带收音机去夏令营，工作人员在读完报纸之后就将其烧掉。辅导员们被告知，不要在餐桌上或孩子们的宿舍里谈论战事。19 夏令营甚至要求家长们来看孩子时也不要提起战争。那时，很多成年人以为那些关押他们亲人的地方只是强制劳动营，而非死亡集中营。其实早在1942年就有记者了解到相关消息，但希特勒计划消灭所有欧洲犹太人的事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了，就连记者们也不敢相信。

尽管战事让人忧心忡忡，保证食物供给和交通运输也不容易，但车娜娃和巴科夏令营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依然坚守使命：在相对世俗化的环境里，教孩子们把慈善捐赠和犹太人的身份联系起来。西莉亚和哥哥索尔以及许多犹太家长都认为，这样能够让年轻人更好地在美国生活，同时做一个合格的犹太人和一个爱国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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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天结束的时候，晒黑了的Kiki回到家里，还有其他活动等着她。有时一家人会远足去尼蓬西特社区和萨迪姨妈一家聚会，姨妈一家就住在海岸边，可以在海边游泳。星期六，一家人常去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看日间儿童剧，偶尔也会有Kiki非常喜欢的儿童歌剧。西莉亚还安排一家人去曼哈顿中心剧院观看芭蕾舞演出。当然，Kiki还要上学。

Kiki在布鲁克林第238号公立学校就读，教学楼是一栋方方正正的砖房，离家只有一条街的距离。对酷爱读书的Kiki而言，小学一年级的功课十分轻松。但到二年级开始上习字课后，她就遇到了挑战。老师们坚持要让Kiki用右手写字，这让她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她和妈妈一样是左撇子。在习字课上拿了一个D的成绩之后，她发誓再也不用右手写字了。Kiki也不喜欢读那种充满性别成见的儿童读物。“男孩在外面爬树、骑车，女孩就穿着粉色的裙子坐在屋里。”她回忆道，“我当时就想，我宁愿去爬树也不愿意穿着粉裙子坐在那里啊。”20 不过每逢星期五，学校里是没有人穿粉裙子的。那一天的全校大会上，包括Kiki在内的女孩子都穿着白衬衣、蓝裙子，打着红领带；男孩子则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带同样少不了。21

放学后，练习弹钢琴和写作业是Kiki的头等大事。跟着当地一位老师入门之后，Kiki的妈妈为她请来了夏令营的音乐总监，他曾经是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伙伴，在曼哈顿西九十五街有一个工作室，在塔利亚剧院附近，他就在那儿教钢琴课。Kiki的天赋也许没有老师和她自己期望的那么出类拔萃，但小小的她为了掌握技巧能够每天专注练琴三个小时已实属不易了。而且，早年的音乐训练培养了她对歌剧和艺术一生的兴趣，让她能够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22

内森和西莉亚虽然并不笃信宗教，但也有意给女儿灌输犹太文化传统。每到星期五的晚上，西莉亚都会点起安息日蜡烛，吟诵一段祷文；每年春天庆祝逾越节前，西莉亚都会换上新的杯盘碗碟。逾越节晚餐会在内森的父母家进行，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一顿漫长的晚餐吃得热闹非凡，大家伴随着欢快的歌曲和笑声诵读《哈加达》。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Kiki会按照传统提问：“为什么今晚和其他日子不同呢？”其他人就会耐心回答她。到了光明节，巴德家的孙辈都会来到爷爷家，每人领取1美元的光明节硬币。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既是维系信仰的纽带，也是民族身份的传承。但Kiki的姨妈萨迪是个例外，西莉亚解释称，萨迪出生在讲究“犹太身份”的“旧世界”，一心一意遵守犹太饮食规定和正统犹太教的传统和实践，包括其父权制的基础。

无论Kiki父母家人的世俗化程度有多高，他们都认为在欧洲和美国反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美国犹太人必须强化犹太身份和群体的联结。内森和西莉亚在希伯来学校为Kiki报了名，在那里她可以系统学习宗教经典，吸取宗教原则里根深蒂固的正义和平等观念，还会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历史文化。接下来的几年里，Kiki上过很多希伯来学校，从改革派到正统派的学校都去过，最终选择了位于海洋大道上的东米德伍德犹太中心，这是一座宏伟的文艺复兴风格的保守派犹太教堂，也是社区中心。

Kiki知道，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同时做好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美国人是至关重要的。Kiki全家人都在帮奶奶准备公民考试，教她写自己的名字，并记住考试题目。Kiki的奶奶在东欧一个犹太村庄里长大，从没上过学。让孙女印象深刻的是，奶奶学习非常刻苦，在终于操着蹩脚的英语通过了公民考试后，奶奶自豪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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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希伯来学校和钢琴课之余，Kiki仍然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去玩耍。她和堂兄理查德一起长大，两家人在1939年搬到了同一街区，当时两个孩子上一年级。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觉得彼此更像是双胞胎而不是堂兄妹。他们一起滑旱冰、骑车，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做游戏，只有当妈妈喊他们回家练习弹钢琴、写作业、吃饭或者睡觉时才会分开。

再长大一些，两人就加入了东九街的“小团伙”，“玩闹”也变得更危险了，这群小孩甚至开始和他们在东八街的对手互扔石头。西莉亚发现这种矛盾之后，立刻严肃警告女儿不许再这样，Kiki马上就收了手，因为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有一次和理查德一起把一个西红柿扔来扔去，大人说了也不听，结果西红柿掉在厨房地上摔烂了。理查德的妈妈没有责备儿子，但西莉亚对Kiki可就没有那么放任了。

Kiki还记得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考试成绩单上出现了B。那时她刚刚跳级，数学考试考了长除法，Kiki还没学过，但是西莉亚不听任何借口。另一个布鲁克林区的孩子回忆道，如果考试得了B，“全家都会愁云惨雾”。23 Kiki告诉自己，以后她再也不会把A以下的成绩带回家。英语、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对她来说都很轻松，但数学向来不是她的强项。不过，学习只用掉了她的一部分精力，她还是有闲心爬上车库屋顶调皮捣蛋。

眼看着Kiki飞速成长，西莉亚为女儿定下了明确的目标：教育和独立。对Kiki而言，仅仅拿到好成绩是不够的。在书中那些女性故事的启发下，Kiki知道自己想要“有所成就”。虽然还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但随着她的成长，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很有志向，未来计划之一就是去上大学。西莉亚坚信自己的女儿不应该每天乘地铁去上一个二、三流的公立大学，她要攒钱供女儿上私立精英大学。

随着20世纪40年代初经济复苏，西莉亚在当地5家储蓄银行开了小额户头，为Kiki积攒教育经费。在经济危机中，银行关门，储户们的钱一夜消失，经历过这种光景的西莉亚不想把所有的积蓄都放在同一家银行里。同时，她也不指望她丈夫能赚够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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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的残酷统治令海外局势迅速恶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美国也卷入了战争，那年Kiki才8岁。24

作为一个孩子，Kiki还不知道战时需求怎样导致了布鲁克林造船厂的复兴，有7万工人在那里昼夜工作；她也不知道国防工业如何给当地低迷的经济注入活力，让布鲁克林成了全国第四大工业城。不过随着战争的继续，她开始十分牵挂她堂兄西摩的安危。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西摩应征入伍，驻扎在太平洋，成了全家人的牵挂。她明白收音机里那些令人忧虑的消息，也记得恐怖的战争画面。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孩子一样，她记得晚上的空袭警报演习、战争债券，也记得汽油和肉都要凭票供给。

Kiki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照管着一个“胜利花园”，孩子们用毛线织成的小方巾最终会被拼成毛毯供军队使用。他们还回收口香糖的包装，里面的铝可以用来生产武器。在“邮票日”，学生们会用零花钱购买25美分的邮票贴在储蓄债券本上，用来购买战争债券。男孩们一夜之间成了各种战斗机的专家，他们会花几个小时去画B-17轰炸机和其他飞机。Kiki则更钦佩海报上的“铆钉女工”，这些坚强而充满活力的女性进入工厂工作，把美国变成“民主军工厂”。和其他孩子一样，Kiki从当地邮局买来“胜利邮件”写信给堂兄西摩，当然，她不知道的是，信投递出去就会被拍成微缩相片寄到海外，然后会被复制并进行敏感信息审核，通过后才会交到军人的手里。25

1945年战争结束时Kiki 12岁，一些重要的时刻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从Kiki出生就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于当年4月在佐治亚州度假时意外逝世，这一消息让整个布鲁克林区都陷入悲痛。对许多布鲁克林人来说，这种悲痛好比他们自己失去了家人。巴德家是个例外，西莉亚仰慕第一夫人，内森对罗斯福却没有那么崇敬。作为一个小生意人，内森不喜欢罗斯福新政带来的大量政府监管。虽然西莉亚偏向民主党，内森偏向共和党，但是他们二人都没有非常强烈的党派倾向。他们认为两届任期对一位总统来说已经足够，所以在1940年总统大选中把票投给了温德尔·威尔基，他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

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全国上下欢欣鼓舞地庆祝欧战胜利日。《生活》杂志刊登了奥斯威辛和其他死亡集中营里幸存者形容枯槁的照片，巴德夫妇和许多其他父母一样，没有把这些拿给女儿看。可是到8月，新闻里滚动播放的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画面就让人无从逃避了。原子弹给日本人带去的苦难让Kiki惊骇不已，也给即将到来的对胜利日的庆祝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好在堂兄西摩要回家了。

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死亡行军和大屠杀之后，Kiki和父母都支持前总统罗斯福的愿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保护和平与人权，这也是他政治遗产的一部分。人们认为，有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促进和平与安全，全球治理也许就能实现。超过80%的美国人和巴德一家一样有着普世主义的观念，他们支持美国加入联合国。西莉亚和女儿密切关注着埃莉诺·罗斯福推动签署《世界人权宣言》的努力，前第一夫人称之为“惠及每个人的国际大宪章”。在罗斯福夫人成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两个月之后，13岁的八年级学生Kiki作为校报编辑写了一篇社论。

历史上有四份尽人皆知的伟大文件。它们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其美好的理念和原则令整个人类社会都受益。

第一份是《十诫》，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穿越迦南荒野的时候得到了这份诫命。今天，几乎拥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会尊重并接受《十诫》作为一种道德和行为准则。

13世纪前，欧洲王权统治下的生活令普通人无法忍受。苛捐杂税遍地，生活条件恶劣，公义无处可寻。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格兰的贵族们在1215年一同起草了《大宪章》。在国王约翰一世被迫签字之后，这份宪章就成了法律，英格兰的农民也第一次拥有了权利。

当贵族们要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做英国国王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用大不列颠的军队帮助他心心念念的荷兰与西班牙作战。为了得到王位，他不得不对英国人民做出一些妥协。于是，他在1689年签署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将大部分的统治权转给议会，这是世界史上又一项重大进步。

我们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被认为是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个国家发展出如此强大的实力，在世界强国中占据显著地位。

现在我们有了第五份伟大文件，即《联合国宪章》。它的目标和原则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宽容，打击侵略以及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

做到这些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种可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为了倡导和平，我们这些在学校的孩子也有很多事可以做。我们必须教会自己和周围的人像友善的邻里一样相处，这种想法也体现在伟大的《联合国宪章》之中。这是让世界今后避免战争、维持长久和平的唯一途径。26

Kiki从《十诫》和《大宪章》开始，梳理了人权的发展过程，并把联合国的诞生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看作人权事业的最新发展，这体现出这个早慧的孩子对历史的持续关注和对人权的支持。27

她在希伯来学校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的老师列维·索舒克是一位犹太教育者和复国主义者，他在东米德伍德犹太中心和亚伯拉罕·林肯高中为年轻人传道解惑。他的愿景是建立一个进步的以色列国度，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和平共处，他会给孩子们讲第一代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故事，并且很善于用这样的愿景抓住年轻人理想主义的心。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来说，这无疑是思想上的强心剂。当时“美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看到了新天地”，Kiki也正在思索战后社会能如何发展。1946年，Kiki穿着白色长袍毕业了，也摘得了希伯来学校“最佳毕业生”的桂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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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i升入了课业严格的詹姆斯·麦迪逊中学，学校位于贝德福德大道。全校800名学生每天按照两个排班表上课。学生里面约有60%是犹太裔，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学生大多被教会学校吸收了。在教师队伍中，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异常高。因为大萧条时期大学缩招，当然其中也有当时反犹主义的原因，这些博士毕业生在大学里找不到教职，所以选择来詹姆斯·麦迪逊中学教书，希望能干到退休。一代又一代高中生都因此受益。

很快，Kiki就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入选优等生学会，又因音乐才华突出而入选学校乐团任大提琴手。她人缘也不错，因此进入了仪乐队和学生筹款组织。橄榄球比赛前，能看到积极能干的Kiki身穿绣着金色字母的黑缎夹克售票。Kiki聪明漂亮又受欢迎，她经常约会，看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少女。直到多年后她才承认，她完全是为了进入仪乐队才学大提琴的，而加入仪乐队和学生筹款组织只是每个希望在学校“入流”的学生都必须经历的过程而已。说实话，她对高中橄榄球并没有兴趣，但作为尽职尽责的仪乐队成员，她还是参加了每场比赛，甚至有一次被仪乐队用的指挥棒打伤了门牙也在所不惜。每年春天的“道奇日”，全校都会去看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比赛，她完全提不起兴趣。在人生尚未定型的青少年时代，年轻人总会尝试又放弃各种各样的角色，Kiki能感受到这些事并不真正适合自己。

她个性中更为坚韧的一面体现在其他地方。在夏令营，她自愿担任星期五晚间仪式的拉比。她乐于在公众面前讲话，觉得用东欧的旋律吟唱希伯来赞美诗能带来“鼓舞人心”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她很乐意承担主持夏令营活动的责任。在女孩成人礼成为惯例之前，这些机会对犹太女孩来说是不常有的。

在詹姆斯·麦迪逊中学，许多学生都聪明上进，把考大学作为人生目标，求知若渴的Kiki在这样的环境里仍然算得上出类拔萃。她的升学顾问说，她的成绩可能帮她敲开斯沃斯莫尔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和巴纳德学院的大门。当然，她也打算申请舅舅索尔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了解她的同学发现，这位姑娘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很谦虚，不过也有些学生认为她“争强好胜，有点太拼命”，甚至有人说她“野心勃勃”。但是欣赏她的老朋友，后来成为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法官的理查德·萨尔兹曼并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他认为这位童年的邻居和同学“人缘好、落落大方、严肃认真”。他回忆道，她在“各种受人欢迎的团体里都有一席之地”，成绩优秀“但并不让人感到她在啃书本”29——在前女权运动时代，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想要受欢迎必须先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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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兹曼和其他同学都不知道的是，当时Kiki的母亲正饱受宫颈癌的折磨。Kiki对此事闭口不提，把家庭和学校生活严格区分开。她这样的做法并不令人意外。在二战刚结束的年代，家中有患病的母亲往往会招来其他孩子异样的眼光，“癌症”是一个不能说的词，死亡也是禁忌。1946年Kiki刚上高中时，西莉亚就确诊患上癌症，她手术后有好几个星期要住在医院里。Kiki精心管理着自己的时间，因为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去医院探望妈妈单程就要一个小时。

很快，这样的日子变成了沉闷的循环：上学，放学，坐地铁去医院和父亲碰头，看望母亲，在医院附近的小餐馆吃晚饭，回家，第二天早起去上学。母亲的病完全占据了一家人的生活，Kiki和爸爸都没有心思讨论其他任何问题，对两人共同的痛苦更是避而不谈。

这种闷闷不乐的生活和母亲生病带来的压抑，促使这位内敛的少女寻求暂时的逃避。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她可以释放眼泪又“不会在离开时感到悲伤”。听音乐会或者看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电影《亨利五世》，能给Kiki的痛楚按下暂停键。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去上钢琴课也能舒缓心情，如果还能顺路去趟博物馆的话就更好了。音乐也是一种解压方式，她沉醉于肖邦的前奏曲，这个系列有24首曲子，表达了多种情绪，开篇向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致敬，接着有欢快的波兰玛祖卡舞曲，还有发人深省的D小调。弹钢琴让她可以几个小时醉心于音乐之中，或沉浸于忧伤，或体会痛苦，或感受平静。毫无疑问，悲伤也加重了Kiki的烟瘾。她第一次抽烟是13岁的时候，当时一个同窗好友和她打赌，看她能不能把烟吸到肺里而不咳嗽。她尝试过就上了瘾，这让她妈妈很失望，但她妈妈又不敢对父女俩的不良嗜好过于计较。

西莉亚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是她从未要求女儿一直陪着自己，反而鼓励Kiki多和朋友们在一起，参加高中活动，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女儿冲淡即将到来的丧母之痛。尽管如此，坚强的Kiki仍然一有空就陪在妈妈身边，她清楚地意识到癌症无情。她知道努力学习会让妈妈高兴，而且妈妈也有很多事想和她分享。

西莉亚总是敦促女儿“要做一个淑女”。Kiki知道对她的母亲来说，“淑女”是“最受人尊敬的”，绝不仅仅包括惯常的那种上流中产的行为举止，或是在年轻男士面前表现得优雅得体，或是避免婚前性行为。西莉亚所说的淑女意味着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自尊”。30 它代表着自制力——不仅要学会控制欲望，还要学会控制愤怒。受到歧视的群体往往会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而对Kiki这种已经很有自律意识的孩子而言，母亲的劝诫更是有着重大影响。

西莉亚活着看到了她十分期盼的康奈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请求哥哥索尔帮助Kiki写了申请，但在1950年的春天，癌症病情已经注定了她的死亡。她在医生的建议下又做了一轮放疗，但这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反而令她的身体状况恶化了。在这一年的6月25日（星期日），也就是她女儿要作为少数几位“荣誉学会成员”进行毕业演讲的前两天，47岁的西莉亚离开了这个世界，葬礼在星期一举行，星期二就是Kiki的毕业典礼，但Kiki选择和父亲一起待在家里。老师后来把奖章送到了她家。31

在女儿成长的关键阶段，西莉亚尽力延长着自己的生命，为女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指导和榜样。和当时那些为了“保护”孩子而不让他们知道父母重病的人不同，西莉亚坦诚地谈论她的离世将会带来的影响，还特别提醒Kiki要照顾父亲。西莉亚的坚强和坦率让女儿摆脱了丧母可能带来的最坏的影响，那就是成年后的抑郁和焦虑症，心理学家认为这样的心理疾病很容易发生在那些不到17岁就失去母亲的孩子特别是女孩身上。但再多的准备也无法冲淡父女俩面对的巨大痛苦和无从告慰的悲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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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犹太传统，在7天的服丧期里亲友们要聚集在一起吟诵祷文，本意是强化哀悼者的信念，帮助缓解孤单，但这反而让Kiki更加悲伤。按照规定，要由10名男子组成的敬拜团为逝者吟诵祷文，女性在这种场合是不受正统犹太教认可的，女权主义思想正在萌芽的Kiki对此感到愤怒极了。Kiki的妈妈从来不会轻视女性，但Kiki震惊地发现她的姨妈们竟然认可这样的传统教规。她觉得这种传统对她妈妈而言无异于一种羞辱，但她不得不保持沉默。她知道，萨迪姨妈严守正统犹太教的教规，而三姐妹中最年轻漂亮的伯尼斯也不会站出来反抗。

哀悼者沉浸在悲伤肃穆的卡迪什中，丧母之痛萦绕着Kiki的心。这件事引发的情绪经久不散，最终让Kiki决定不再信仰犹太教。很多年后，她还引述了亨丽埃塔·索尔德在1916年说的一段话，当时犹太人群体里的一名男子出于关心提出可以为索尔德的母亲吟诵卡迪什，她回答：

您愿意为我亲爱的母亲吟诵卡迪什，我的感动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理解您所说的犹太习俗（只有男孩可以吟诵卡迪什，如果没有男性亲属，一名陌生男子也可以代行其事）。犹太习俗对我来说非常神圣而珍贵，但我还是不能让您为我母亲吟诵卡迪什。对我来说，卡迪什意味着遗属在众人面前坦陈自己的意愿，去继承父母与犹太人群体的联系，（这样）传统才能一代一代不间断地传承下去……您可以为您的家人做这件事，而我家的事必须由我来做。33

回忆起母亲，Kiki说道：“她是我认识的最坚强、最勇敢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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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让Kiki深感焦虑：父亲该怎么办呢？西莉亚曾经建议Kiki考虑去巴纳德学院读书，离家只有一站路，并且她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记挂着内森的亲戚们也劝她选择这所著名的女子大学，希望她每个周末都能回家。但西莉亚心心念念的是康奈尔大学。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舅舅索尔还雇用过母校的学生做夏令营的招待员，他们在Kiki面前对这所学校大加赞美。Kiki最终说服自己，康奈尔大学才是她母亲最希望她去的学校。她和父亲已经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痛苦，她不想再生活在这种绵延不绝的心碎之中，但把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位的想法还是让她感到内疚。

好在Kiki可以在经济上帮助父亲。西莉亚辛辛苦苦在5个账户里攒下了8 000美元的学费，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换算到今天有非常强的购买力。Kiki算了一笔账，觉得纽约州和康奈尔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差不多可以支付她的学费，而她靠打零工可以支付食宿和其他必要开销。Kiki从西莉亚的存款里拿了一小部分补足差额后，把剩下的储蓄都给了父亲。Kiki意识到，尽管消费型经济正在快速增长，但父亲和叔叔在爷爷死后接手的零售生意很难存活，因为规模更大、更时尚的百货商店正在兴起，而且许多家庭都搬到了郊区生活。失去了精明能干的妻子，内森完全被悲痛和抑郁压垮了。不到几个月的工夫，内森·巴德公司就关了门，无法再赚钱养家的内森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彻底的废物。

但他女儿的前途一片光明。在去暑期夏令营打工之前，Kiki在车站月台碰到了一位弗拉特布什社区的老朋友琼·布鲁德，她也要去康奈尔大学。多年后琼还记得，当时两个姑娘兴奋地谈论着对大学的期待。“Kiki邀请我跟她合住，”琼回忆道，“我们在希伯来学校就认识，高中去了不同的学校。她的邀请让我倍感荣幸和兴奋，那是个开心的时刻。”35

Kiki在夏令营的时候接到小姨巴迪的一封信，信中说她给内森找了一个住处，这间小公寓位于离市中心远一些的林布鲁克地区的长岛上，除了价格便宜，离她自己在罗克维尔森特的家也比较近。内森没多少行李，他们帮他搬完家，就把东九街的房子租给了另一家人。内森和贝尔港犹太教会的关系甚至都没能维持下去。因为交不起会费，他在至圣日常坐的位子也不再属于他了。

教会对父亲自尊心的伤害也狠狠打击了Kiki，这不仅让她更加疏远宗教，而且让她硬下心肠。她认为，教会的做法违反了犹太教应有的核心原则，即正义和同理心。她会牢记犹太传统和从童年就接受的道德教育，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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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死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Kiki童年最后的一丝痕迹也和过去随风飘逝了，但西莉亚依然是女儿一生的导师。当她站到职业顶峰的时候，每天下班前，她都会看着办公室里母亲的照片，然后对自己说：“妈妈会为我骄傲的。”36

[1] 黑色星期四是指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华尔街股灾爆发，引发大萧条。——译者注

[2] 原文administration，又译作“行政当局”为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本书统一为“政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