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焦家遗址看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文明模式

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和历城区，南距著名的城子崖遗址 4 公里，是一处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的遗址。1987 年调查时发现，后做过小面积的试掘，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因发现玉器而遭到大规模盗掘。2016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山东大学考古与文博学系在此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 2000 平方米，迄今已发现房址 109 座、墓葬 207 座、灰坑近千处，此外还有陶窑、祭祀坑等[1]。无论是遗址范围之广、发掘面积之大、出土遗迹种类和数量之多，还是墓葬等级之高，焦家遗址都是大汶口文化发现以来可以和大汶口[2]、陵阳河[3]等比肩的最重要的遗址之一。2017 年 6 月 10日，我和王巍应山东大学邀请，出席了在焦家遗址考古现场举办的公众考古基地挂牌仪式，并有幸参观了该遗址的发掘现场，聆听了考古队领队王芬教授从居址与墓葬两个角度对焦家遗址 2016-2017 年度发掘成果的分析及对大汶口文化聚落考古新收获的总结，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京后，我再次翻阅了《大汶口》等发掘报告和有关论文，联系在焦家遗址的所见所闻，重新思考了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演进模式，现将感受和心得体会写出，并与同行交流。

大汶口文化因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山东省汶上县大汶口遗址的发现而得名。在大汶口文化发现和命名以来的 50 多年间，考古工作者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已对其分布范围、年代分期、类型划分、文化面貌、渊源去向、社会结构和其与周邻其他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和一些问题上已形成了趋同的认识，这在严文明[4]、张学海[5]、栾丰实[6]等学者的论著中多有述及。关于大汶口文化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从发表的研究文章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基本上都认为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阶段或军事民主制时期。出版于 1974 年的《大汶口》发掘报告在结束语中云：“墓葬揭示的材料表明，大汶口文化处在母权制日益崩溃、父权制逐步来临的时代，这是古代的氏族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历史阶段。”[7]1981 年，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根据对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的大口缸上的刻画图符的研究，认为该刻画图符已是文字，主张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8]，从而开启了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纷纷著文，各抒己见。这场讨论，大大提高了大汶口文化的知名度，推进了对大汶口文化的研究。但讨论的结果，多数人认为大汶口文化仍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文化，少有人支持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的观点。1985 年，苏秉琦先生在考察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坛、庙、冢等遗迹之后，第一次提出“古国”的概念[9]，受此启发，在讨论包括大汶口文化在内的一些文化的社会性质时，也有了新的进展。1997 年，长期主持山东考古工作的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在《海岱地区史前考古若干问题思考的提纲》一书中写道：“中晚期尤其是晚期大汶口聚落，社会生产发展迅速，陶器快轮技术的推广，制陶工艺的进步，白陶、蛋壳陶的发明，产品产量的大幅增长，玉石器管钻孔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切割琢磨技术的飞跃，手工艺新领域的开辟，玉牙雕刻珍品的制作，铜的使用，使劳动产品前所未有的丰富，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另一方面，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化继续加剧；同时，随着人们活动领域的扩大，根据交流、传播信息的需要，出现了文字。所有这些，都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生产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超越原始社会所能承受的水平，这里已是古国。”[10]他同时提到的古国还有付家、陵阳河。山东大学考古学科带头人栾丰实教授在《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一文中[11]，专门有一节讨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问题，他是在将大汶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他说：“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就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而言，尚处在氏族公有制末期……中期阶段，家族私有制迅速推开，并逐渐确立下来。氏族公有的成分尽管依然普遍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出现的跳跃式发展，其内在动力就是出现了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家族私有制。可以说，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和家族私有制有着密切联系，而研究文明起源，家族私有制的产生是其最近的源头。晚期阶段，家族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壮大。一些先进的文化小区，如大汶口小区、陵阳河小区、野店小区、花厅小区等部落古国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初期文明时代。”2015 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出版的课题成果《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一书中，栾丰实在应邀所写的《海岱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12]一文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到了这一阶段（指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引用者加），至少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跨进了早期国家的门槛。从横向上比较，他们与以瑶山、反山等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发达地区在时间上大体同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大体就是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对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认识的基本情况。这虽然反映了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和进展，但细加分析，也可看出其间在认识上的一些差别。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问题是还需要讨论的。那就是：（1）大汶口文化早期和中晚期的社会性质是否明显不同；（2）如何理解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的概念，张学海、栾丰实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进入“古国”阶段的“古国”和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概念是否一致；（3）大汶口文化“古国”和山东龙山文化“方国”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

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器物类型学研究和文化面貌比较，将大汶口文化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的意见，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同，是可以成立的。但其早期和中晚期之间是否发生了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尚需分析。从墓葬来看，栾丰实统计了大汶口、王因、野店、刘林、大墩子五处大汶口文化早期 1372 座墓葬的资料。以墓葬为单位，没有随葬品的 431 座，占 31.4%；有 1-5 件的 638 座，占 46.5%；6-10 件的 190 座，占 13.8%；11-20 件的 79 座，占 5.8%；21-50 件的 27 座，占 2%；50 件以上的 7 座，占 0.5%。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占了1/3，而随葬品 50 件以上者却不到 1%，可见大汶口文化早期贫富之悬殊。这种墓葬反映出来的贫富分化现象发展到中晚期阶段有增无减，而从栾丰实同一篇文章中对大汶口文化晚期 8 处遗址墓葬随葬品数量分级的统计则看出，晚期阶段“以墓群为代表的家族之间的贫富分化更为明显”，他将这 8 处遗址分为三个等级：“大汶口、陵阳河和野店为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遗址；大朱村、三里河、西夏侯和尉迟寺为次一级的聚落遗址；而建新则为第三等级遗址。”但不管早期还是中晚期，墓葬表现出来的贫富分化是存在的，程度上虽有不同，但并无根本区别。墓中随葬品的类别也是考察其分化状况的一个方面。无论早期还是中晚期，墓葬中凡有随葬品者，除日常生活用陶器之外，有的还见有彩绘陶器、蛋壳陶器、象征权力地位的玉石钺及骨牙雕筒、獐牙、龟甲等，有的还随葬猪头、猪下颌骨或猪蹄。我们查阅了《大汶口》报告的墓葬登记表，在65 座大汶口文化早期墓中，有 8 座墓随葬有玉石钺（有的称为铲）。M10 是座大墓，墓坑长 4.2 米、宽 3.2 米、深 0.36 米，随葬品 100 多件，并在腰际置一件制作极为精美的玉钺（图一）；有些墓，如M2002、M2018 等虽写为斧，但这种穿孔石斧，实际功能也可能是钺。晚期墓有25 座，其中，10 座墓随葬有钺（铲），M25 一座墓竟随葬了 6 把石钺（称为铲），当然有些写为斧的，实际也应是钺。这就是说，随葬象征权力地位的兵器的现象，早、晚期墓葬都是存在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之间，不仅在物质文化面貌上一脉相承，在反映社会演进的诸方面也绵延相续，难以截然分开。

关于第二个问题。张学海、栾丰实两位先生都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进入了“古国”阶段，如单就使用“古国”这个词而言，我也同意。但细细品味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的概念，我总觉得张、栾两位所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进入“古国”阶段的“古国”和苏先生所说的“古国”并不完全相同，两者之间，有那么一点点差异。苏先生于 1985 年第一次提出“古国”时只是说“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那时苏先生心目中的“古国”是指他刚刚考察过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坛、庙、冢遗迹，他认为“古国”进一步发展下去是“方国”。1992 年，他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谈到良渚文化玉器大墓和祭坛时说，这些相继发现“使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良渚文化可能已进入方国时代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13]。此后，张忠培、严文明相继著文，认为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我在《中国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14]一文中，将苏先生说的“方国”理解为由古国发展来的王国，认为王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也是这个意思。而古国则是由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分层的阶级、国家社会过渡阶段的政治形态，大体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说的酋邦。在对良渚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我和张学海、栾丰实是一致的，但对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认识上却似乎有所不同。栾丰实在其著名的《海岱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一文中，明确地说：“到了这一阶段（指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引用者注），至少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跨进了早期国家的门槛。从横向上比较，它们与以瑶山、反山等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发达地区在时间上大体同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就是说，他们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像大汶口、陵阳河等这些遗址均已进入了苏先生所说的方国（我主张的王国）阶段。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对“古国”与“方国”的概念、“古国”与“方国”的区别进一步厘清，需要找到并确定“古国”和“方国”在考古学遗存上的典型代表。

第三个问题，即“古国”和“方国”的关系。按照前引苏秉琦先生《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透露的看法，他显然是将“古国”和“方国”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良渚文化已开始进入“方国”阶段，“方国”其实就是王国，而“古国”则是王国的前身。我认为：就山东而言，如果将大汶口文化看作“古国”阶段，那么，以城子崖为代表的山东龙山文化城址[15]（图二）和临朐西朱封山东龙山文化大墓[16]（图三）这类遗存便是“王国”阶段的代表了。山东龙山文化较大汶口文化，有继承也有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设防的城已经出现，而到山东龙山文化阶段，城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汶口文化时期，拥有军权和大量财富的权贵阶层已经出现，而到山东龙山文化阶段，所谓的权贵阶层又有分化，催生了像西朱封M202、M203 那样集一切权力于一身的极少数首领人物，这或许就是“王国”的王。遗憾的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城址虽然发现不少，但城内布局搞清楚的不多；西朱封遗存发现过少，其规模和内涵还构不成王国都城的气派。我们期盼山东龙山文化有新的、更重要的发现。

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模式是我感兴趣的学术课题。2008 年，当我通过对红山、良渚、仰韶文化大墓随葬玉器的观察，提出当时存在崇尚神权和崇尚军权—王权的两种模式之后[17]，经常有人问我：你认为大汶口文化走向文明遵循的是什么模式？可是由于我对大汶口文化缺乏研究，头脑中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回答常常是模棱两可，或者干脆告诉人家“我没认真研究，不清楚”。这说的是真话，但在我重新翻阅过《大汶口》等发掘报告后，特别是参观过焦家遗址发掘现场之后，我的认识清楚了，立场坚定了：大汶口文化走向文明的模式不同于红山文化的崇尚神权模式，而和崧泽文化、仰韶文化基本一致，是崇尚军权-王权的模式。焦家遗址发现的 207 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中，有 20 多座大墓，除了随葬有反映财富的大批陶器和骨制雕筒、獐牙、龟壳等珍贵物品外，几乎都在墓主人腰部放有 1-2 件玉石钺，也有其他玉器，但多是挂在颈部的由小件玉器穿缀而成的项链和套在手臂上的玉镯、玉环等饰品。其中M152 是最大的一座墓，长 4.4 米、宽 2.65 米，面积 11.66 平方米，重椁一棺，随葬大批陶器、两件玉石钺及装饰品（图四），而不见或少见红山文化大墓中几乎都随葬有的充满宗教色彩的玉猪龙、勾云形器及鸮、鹰、蝉等玉器，和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情况十分相似。焦家遗址发现的房址是迄今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的，有半地穴式、地面单间建筑、多间连排建筑（图五），是研究当时家族氏族状况、婚姻形态和社会结构极其珍贵的材料。在焦家遗址未发现大型祭坛等宗教祭祀设施，虽在焦家遗址的墓地中的确曾发现有动物和器物等祭祀坑（图六），但从其所在位置可以看出，那只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晚辈祭奠长者的遗存，并不是向自然神祇致祭留下的痕迹，与神权崇拜并无必然联系。全面研判焦家遗址，其遗迹、遗物中不排除含有某些反映宗教信仰、神权崇拜的因素，但主体成分反映的是军权和王权，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大汶口文化走向文明的模式是军权-王权模式，而不是神权模式。

（原载《华夏文明》2017 年第 8 期）

[1] 李政：《鲁北地区发现距今 5000 年前后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17 年7 月 4 日。

[2]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 年。

[3] 王树明：《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 年第 3 期；苏兆庆：《莒县文物志》，齐鲁书社，1993 年。

[4] 严文明：《略论大汶口文化》，原载《新石器时代考古》，1972 年；后收入《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 年。

[5] 张学海：《二十世纪山东先秦考古基本收获述评》《山东史前聚落时空关系宏观研究》，两文均收入《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 年。

[6]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研究》，《古代文明：辑刊》，2003 年；《海岱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 年。

[7]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 年。

[8] 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两文均收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的《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 年。

[9]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 年。

[10] 张学海：《海岱地区史前考古若干问题思考的提纲》，《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 年。

[11]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原载 1997 年《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后收入《栾丰实考古文集（一）》，文物出版社，2017 年。

[12] 栾丰实：《海岱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 年。

[13] 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东南文化》1993 年第 1 期。

[14] 邵望平、汪遵国：《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 年。

[15] 栾丰实：《关于海岱地区史前城址的几个问题》，《东方考古（第 3 集）》，科学出版社，2006 年。

[1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 年第 7 期。

[17]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 年第 3 期，后收入《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