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乘运兵船抵达非洲
跟随运兵船队出行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我就是这样来到非洲的。
船队有三种类型：慢速货轮，上面只装载补给货物；中快速运兵船，上面有重型海军部队；快速远洋班轮，上面有庞大的部队，主要靠航行速度保障安全。我们从英国到非洲的船队就是第二种。船队行驶得非常快，船上装载了大量的部队，还有重型部队护航。不管船队有多么庞大，却似乎还是不够。船队里的船有英国的，也有美国的，但是护航队全部都是英国皇家海军。
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得到消息，我们当晚就要离开伦敦。临行前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天早晨我才刚把衣服送去洗，想要拿回来是没有指望了，所以我不得不冲出去，额外买些袜子和内裤。部队会在下午两点取走我的铺盖，贴上神秘的运兵船标签，再送到相应的地方。
我不得不把其他东西塞进帆布袋和我的斜挎军用包里。四个朋友来和我吃了最后的晚餐。离开前，我第一次换上军装，告别了我的便装，下次再见是什么时候，只有老天才知道。我那旧旧的棕色西装，我那脏脏的帽子，我的信件——所有私人小物件最后都被放进一个小箱子，留在了伦敦。我可能再也看不到它们了。穿着军装的我，显得局促、可笑又老气。
到了晚上，我搭一辆的士前往指定的集合地点。我到达时，其他记者都已经到了。我们的英国文件被部队收走保管。我们被要求摘下记者臂章，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潜伏间谍”，船队里的“间谍团伙”，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接着，一辆军车拉上我们穿越封锁，在伦敦穿行。我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最后，我们在一个很少使用的郊区车站停了下来，并且被告知，还要等两个小时，部队的火车才会到来。我们在车站的站台上踱来踱去，以此取暖。夜晚漆黑一片，火车似乎永远不会来。等到终于上车之后，我们分别进了两个车厢，我很快就睡着了。
在火车上，我们坐了一整夜，睡得很少。刚开始，我睡着了，但很快就醒了，因为太冷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前往哪个港口。不过在路上有人告诉了我们。我们都很惊讶，有些人甚至都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天刚亮，我们的火车就停在一艘大船旁边。在码头棚下的一张部队办公桌前，我们办了登船手续，收拾好行李，爬上了船。船上又脏又冷，却又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这些人被分到了两间船舱，四人一间。包厢条件很好，好到超出我们所有人想象，基本上跟和平时代一样，只不过每张床都是上下铺。许多军官都住在比我们挤得多的船舱里。
我们都以为登船后不久就会开船，却忘了船还没有装满。事实上，我们等了48小时。在这期间，一趟又一趟长长的火车来了又走，夜以继日，卸下它们装载的“货物”——人。时间过得慢极了。我们站在铁轨旁，看着部队登船。他们冒雨而来，负重而行——头戴钢盔，身穿军装大衣，背着步枪和沉重的背包。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登上陡峭的舷梯，逐渐被大船“吞没”，这幅景象令人激动，某种意义上，也令人悲伤。
他们默默前行，大多数都是。偶尔会有人看到火车上认识的人，然后喊叫起来。对于这些即将奔赴战场的人来说，有些人带上船的东西很奇怪。有的人手里拿着书，有的背着小提琴或班卓琴[1]。有个士兵还牵着一条大黑狗。还有一个，我后来看到，在衬衣底下藏了两只小狗。就像故事中的斯巴达男孩一样[2]，他差点被小狗们挠死，但毕竟是花了32美元买的，他很珍惜。
英国人（我们那艘船是英国船）对带狗上船这件事非常苛刻。军官们下令所有狗都必须上交。他们说这些狗会被送上岸，还承诺会给它们找到很好的收养人家。不知怎么回事，狗狗们不见了，再也没有被军官们发现。不过，在到达北非的那个清晨，我们下船准备开始奔往驻地的漫长行军之前，来自英国的一条大黑狗和两只小狗跟我们一起，踏上了在陌生非洲的征途。
连续两天装载了无数美国士兵，塞满了数千份铺盖和背包之后，我们的船终于要启航了。那是个典型的英国冬日，凄风苦雨，天气差到人们根本不愿意去外面甲板上，看码头离我们越来越远。大多数人只是躺在铺位上，冷漠到不去瞧上陆地最后一眼。现在，一切都交给上帝吧——还有英国海军。
我们的船上有好几千个军官、士兵和许多护士。对于这艘船，我感到有些亲切，因为两年前我曾经看到过它停靠在巴拿马。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居然会乘坐着它前往非洲。
军官和护士们被分到和平时代给乘客住的普通船舱。士兵们则挤在甲板下，货舱里。这艘船曾经是冷藏船，但所有的制冷间都被清空，人们都挤在一起。每个屋子里都放着长长的木桌子，两边是长条凳。人们在桌子上吃饭，晚上就睡在上方钩子吊着的白色帆布吊床里。
环境似乎非常拥挤，有些人激烈地抱怨食物难以下咽，好几天没有吃饭。但有些小伙子说，比起从家乡来到英国的旅途，这种条件已经够好了。有时候，我在下面跟士兵们一块吃饭。我不得不说，他们的食物跟我们在军官食堂里吃到的是一样的，而且在我看来，食物还是很好的。在任何大运兵途中，拥挤都是难免的。条件恶劣，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能怎样把那么多人快速地运往别处。
船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热水。洗碗的水是微温的，也没有洗洁剂。所以，碗盘变得油油腻腻，有些士兵因此得了轻微的痢疾。我们的船舱里，一天只有两次用水时间——早晨7点到9点，晚上5点半到6点半。水没有经过加热，我们只能用冷水剃须洗漱。士兵们可以洗微温的海水澡，按照部队顺序，每三天一次。
士兵们被允许在甲板上随意行走，除了专门为军官们划出的一小块地方。理论上，军官们应该不能待在士兵们的甲板上，但这条规矩很快就被打破。我们这些记者倒是想去哪里都行，可能是因为我们特殊的才华吧。
船上还制定了战位指南，以防遭受袭击。所有的军官都要待在船舱里，所有的士兵必须留在甲板下面。吃水线下，最底下两层甲板的士兵要移至上两层。在遭受袭击时，只有我们这些记者被允许待在甲板上。纵然我们有才华，却毫无用处，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被打死”的权利，只要我们想的话。
美国炮手掌控着船上所有的火炮，但他们从来不用真正开火。在我们启航的第一天上午，船队中所有船只都在测试枪炮，有一会儿，四处都是生动而嘈杂的射击场面。
我们这些记者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有些军官也知道，剩下的军官也能猜到。但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有些人认为我们是要经由摩尔曼斯克航线去往俄罗斯，其他人以为我们的目的地是挪威，还有些人觉得是冰岛。还有些人真的以为我们是要回美国。直到出发后的第五天，当指南书发下来，告诉我们在北非要如何自处时，所有人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哪儿。
在海上的头几天，我们的船似乎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接着我们完全停了下来，停泊了一天。但最后，我们的船与其他船只汇合，在离开伦敦的五天之后，船只们慢慢形成了一个预先排好的队形，就好像漂浮的拼图碎片形成一幅图画一般。天黑时，我们的船颠簸得厉害，第一批虚弱的人开始生病了。
接下来的几天，海上波涛汹涌，许多人开始晕船。尤其是甲板下面的士兵们。但他们适应得不错，货舱里的情况也没有像别的船只那样糟糕。
一段时间后，海面平静下来，基本上这次旅程还算愉快。每天早上6点半和10点，士兵们都要在外面集合，操练一个小时。除此之外，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只能无聊地站在甲板上、躺在下面看书或者打牌，消磨时间。整个旅程中，船上没有什么仪式。许多士兵开始留起了胡子。
管理一船的部队真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直到启航将近一个星期后，一切才安定下来，变得井井有条。一名空军上校被任命为船上部队的指挥官。接着指挥室成立了，指挥官的几个助手也选出来了，甲板上的工作人员也得到了指派，船上的规章制度也被油印分发。部队接到了命令，晚上不能在甲板上吸烟或使用手电筒，不能把烟头或橘皮扔到船外，否则，凭借这些光亮和漂浮的垃圾，用不了几个小时，运兵船就会被敌方潜艇的指挥官发现。
起初，这个警告似乎并没让人太留意。士兵们把垃圾扔出船外。有天晚上，一个护士来到甲板上，打着闪亮的手电筒照路。我旁边的一个军官朝她大喊。他喊得那么大声，那么凶狠，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闹着玩。
“关掉手电筒，你这个傻子！笨蛋！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他是认真的，她那一点点亮光可能会把我们都害死。当然，这艘船是漆黑一片的。甲板的所有入口都用两套厚厚的黑色窗帘遮住。所有的舱门都被漆成黑色，并被下令关闭，但有些人白天会打开舱门。在下面的货舱里，舱门每天都会打开一小会儿，给船舱通风换气。不过，如果在许多舱门都打开的时候，正好有鱼雷击中我们的船，那么水就会大量涌进船舱，把船弄沉。
每人都有个救生圈，必须时刻随身携带。这是一种新型救生圈，很像两个绑在一起的小枕头。从头上套下来，往下拉，卡在肩膀和胸脯，然后绑紧。但我们只是松松垮垮地吊在肩膀上，很快就戏称它为“沙包”。
第二天，我们就被要求系上手枪带，上面还挂着水壶。即使去餐厅，我们也得带着救生圈和水壶。
我们这个特殊的小组有9名成员。我们被官方分配在一起，整个旅途中，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时代与生活》的比尔·朗；《新闻周刊》的里德·米勒；《纽约客》的乔·利布林；《纽约太阳报》的高尔特·麦克戈万；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的奥利·斯图尔特；陆军报纸《美国佬》和《星条旗》的记者鲍勃·内维尔中士；两名陆军巡查员，亨利·迈耶中尉和科特兰·吉列中尉；还有我本人。
内维尔中士是应征入伍的，部队不许他跟我们住在一起，只能去货舱里跟士兵们挤，睡在吊床里。几天后，我们花了些功夫，让他住进了更好的船舱。内维尔可能是我们所有人中最有经验、出行最多的一个。他会说三种语言，在《时代》杂志当了三年的海外新闻编辑，又为《先驱论坛报》和《首相》工作了三年。西班牙内战时他在西班牙，波兰战役时他在波兰，第一次韦维尔行动[3]时他在开罗，还去过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但他拒绝了一次任务，入了伍，因此不得不睡地板，在餐厅冗长的队伍里等上几个小时，被排斥在某些甲板之外。
奥利·斯图尔特是一个黑人，是当时唯一一名被派驻欧洲战场的美国黑人记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曾多次出游海外。旅途中，我们都渐渐喜欢上了他。他住在我们的舱房里，和我们一起吃饭，在甲板上和军官们一起打手球。每个人都对他很友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这些记者已经认识了船上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所以我们不停地闲逛，交了很多朋友。比尔·朗和我与两名中尉同住一间舱房。我们会瞎诌关于记者的规定，要求部队必须对我们“礼遇周到”。我们向迈耶和吉列中尉大声宣读这些规定，然后命令他们给我们点烟，给我们擦鞋。在漫长的运兵途中，大家的幽默感都变得很淡薄。
我们的船上有一所大医院，大部分时间都住满了人。人们先前坐着没有暖气的长途火车横穿英格兰，似乎都感冒了。而在船上，如果不故意咳嗽得像快死的人一样，就会很可怜，甚至有两个人得了肺炎，但他们都渡过了难关。在上船的第二天，我也得了流感，那是1942年十次大流感之一。接下来的五天，我都躺在床上，假装晕船。不过，船上的军医太多了，所以我收到了许多含片、针剂，还有人给我看诊，都是免费的。
这艘船以前从未搭载过美国军队，英国侍者们对年轻军官的胃口和就餐礼仪感到颇为震惊。少尉们肌肉发达，还在长身体，刚吃完一顿，就会要求再吃一顿。等饭的时候，他们会站起身，自己找来面包，端着自己的盘子，用叉子在玻璃杯上乱敲出些曲调，用食物开粗俗的玩笑，做出些有损英国游轮侍者尊严的举动。此外，餐厅内禁止吸烟。可怜的侍者们费了很长时间强调执行，不过最终还是成功了。我不得不帮英国人说句公道话，他们最终破防了，领会到了其中精髓。我想最后他们开始享受起这种狂野的西式友情，同美国人一样。
每天早上7点，我们这些住在船舱里的人都被乘务员叫醒。他们会端来热茶。正餐有两顿，每顿一个小时。领班在晚餐时会穿燕尾服，正如我所说的，饭菜非常好。我们每天早上都吃煎蛋和真正的熏肉——这是我四个月来第一次吃到真正的鸡蛋。下午还有下午茶，晚上有三明治。
一开始，船上给部队开设了两个餐厅。一个卖香烟、巧克力等等；另一个被叫作“湿餐厅”，卖热茶。每个餐厅都会排着大长队。士兵们经常不得不排上三个小时。
晚上有一家酒吧供应软饮，但没有酒卖。有些军官上船时带了威士忌，但一两天后威士忌就全没了。从那时起，我们的海上旅程可能就是有史以来最枯燥的了。正如有人说的，“我们两种规矩都赶上了。不能在餐厅吸烟，因为这是英国船；不能买酒，因为是美国部队。”
在世界上所有谣言泛滥的地方，我认为，运兵船部队绝对能排在第一，它的桂冠简直可以说唾手可得。每天，这艘船上都有无数的谣言飘来飘去。我们要么就什么都信，要么就什么都不信。
有的说，我们将与一支来自美国的船队汇合；有的说，一艘航空母舰加入了我们；有的说，我们在6小时或24小时或两天内就能到达直布罗陀；有的说，我们后面的船是“西点军校号”或者“弗农山号”或“蒙特利号”；有的说，我们离葡萄牙80英里（128.7千米），离百慕大200英里（321.8千米）。没有一样是真的。
谣言如此猖獗，以至于有名军官编造了一个谣言，大意是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卡萨布兰卡，并开始计时，看看这个谣言传遍这艘船需要多长时间。短短半个小时，这个谣言就传回到了他这里，就好像从桥对面传来那样快。
我们刚启航，部队综艺节目的彩排就开始了。我相信，你可以在部队中招募上千名士兵，从中挑选、培养出一支优秀的乐队。他们从我们的部队里挖到了手风琴手、萨克斯手、小号手、小提琴手各一名，两名班卓琴手，一名舞蹈家，一名男高音，一名牛仔歌手和几名钢琴家——都是专业级别。他们每天下午都排练。在我们到达直布罗陀的前几天，好戏终于开演了。那天晚上，他们演了两场，是滑稽戏，我说的是真的滑稽戏。观众只有士兵们。消息传开了，军官和护士们都想看。所以在我们抵达直布罗陀的那天晚上，他们又演了一场。按照上校的要求，他们删改了一些，但演出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演出进行得非常顺利。它有真正的天才，严肃的音乐，还有些很妙的东西。但当晚的明星是一位毛发浓密的下士——布鲁克林的乔·科米塔。他模仿吉普赛·露丝·李，来了一段脱衣舞。他真的是天才。吉普赛本人都没这么性感。乔扭动着身子，脱下一件衣服，扭着身子，又脱一件。接着，当他脱到只剩内裤时，他晃到了舞台的前面，掀开面纱，在前排一个秃顶上校的脑袋上亲了一下！
整场演出非常精彩，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许多别的感受。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夜晚。电台刚刚播报了，德国的U型潜艇全都在通往直布罗陀的航道上集中火力。据说有50多艘潜艇在等着我们。我相信，船上的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今晚肯定无法安然度过。
这是一个完美的夜晚，因为浪漫，抑或因为死亡。天气暖和，月光在水面上闪耀。夜色温柔极了，似乎与水下的邪恶融为一体。在这种环境下，男孩们轻松地完成了他们的表演。我们坐着观看，随身带着救生圈和水壶。我们发出阵阵欢笑与欢呼，虽然还在下意识地倾听是否还有其他声音。
表演结束时，一位我不认识的少校转向我说：“太好了，像苦工一样坐着货舱，被带到战场上之前，这些孩子们能做些快乐的事，真的太好了。想想国内还有人因为只能分到20加仑（75.7升）汽油而叫嚷抗议，我都要气死了。”
我们的船有两个烟囱，或者说烟道。前面的那个烟囱里面是空的。在距离顶部大约3英尺（0.9米）的地方，有一个钢制平台。从下面爬钢梯就能上去。部队在那常驻一名中尉和三名士兵，用双筒望远镜瞭望站岗。
那里仿佛是一个大看台，我几乎每天下午都上去。通常，负责防空连的温菲尔德·钱宁中尉会在那里值班。我们会聊上几个小时，聊他战前的工作，聊未来的可能性，聊战争结束后会做些什么。阳光明媚，烟囱挡住了海风，上面还有躺椅，这小小的几平方英尺真像在迈阿密海滩上。我们把这个小哨所称为“烟囱俱乐部”。从这里看出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走来走去。有一次，我们还同时看到三道彩虹，其中一道在船的正上方弯成了一个马蹄形。偶尔，在地平线上，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到帆船或渔船。
我在下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消遣，那就是认识了一群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士兵，我的家就在那里。其中一人是奇德尔·卡维塞中士，他是哈奇参议员的外甥。奇德尔留着金色的八字胡和山羊胡，看上去像个公爵。
在整个航程中，部队里没有任何麻烦，但船上的军官区确实发生过几起小“事件”。有个军官在自己的舱房里摆弄左轮手枪，“不知道里面装了子弹”，然后把衣柜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洞，子弹还体贴地避过了同舱房的室友。还有一个军官因为给船队拍照而被关起来。
部队的指挥官下令，在旅程中不得放映电影，也不得使用电动剃须刀。他担心敌人会从电流中得知我们的踪迹，但我们后来发现这种预防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每天能听到两次BBC的新闻广播。有传言说，出海几天后，广播就听不到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船上用扩音器播放，以便士兵们都能听到新闻。
船上的牧师们说，启航后，部队的“教堂出席率”明显上升。在靠近有潜艇的水域时，出席率还在继续上升。
船上的护士和医生主要来自纽约的罗斯福医院。我们后来了解到，还有另外两支护士分队在其他船上。护士们和军官们一起打牌，在甲板上散步，在休息室里休息。月色迷人，如果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相识的范围越来越广，就像在和平时期的游轮上一样。日子过得毫无目标，也没有什么责任，却似乎过得飞快。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段旅程是一次漫长的休息。到了最后，有些人甚至不愿意结束这一切。要与新朋友分离，重操旧业，我们感到悲伤，很不情愿。不过，在战争之中，这种感受并不可笑。
我经常想知道，大型船队行进时是什么样的队形，是不是有个人能一直总揽全局，护航船又是怎么保护我们的。
我们这艘是中型船。启航那天，我们数了数船队里船的数量。在快抵达港口之前，我们怎么数都数不到之前的数量。不是因为它们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外，而是因为它们总是排成一排，我们看不到后面的那些。通常，船队的宽度要超过长度，这一点也让我惊讶不已。
船队似乎有三四种不同的、类似于几何图案的队形。每隔一段时间，队形就会从一种队形变为另一种队形，就像足球队在一次聚集后变换队形一样。看着有些船加速，有些船后退，形成新的队形，我感到着迷。除此之外，整个船队齐头并进，经常会转弯。这些转弯又急又突然，仿佛船都会翻过来。尤其在可疑水域时，急转弯更是家常便饭。
英国的巡洋舰和战舰会在我们前面和四周。它们不太会急速前进，却似乎永远保持自己的位置，就好像我们恪守自己的位置一般。白天，船与船之间相隔半英里左右；晚上，整个船队都会靠拢。然后，我们可以分辨出周围有两三个黑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人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护航船在保护我们。
据我们所知，船队在整个行程中只发生过一次“事故”。当时，我们的船在外侧。身后的巡洋舰和运兵船都发出信号，一枚鱼雷正好从我们后面飞过，落在另一艘运兵船前面。
巡洋舰四处飞奔，抛下深水炸弹。而这就是全部了。我们船上没有人看到鱼雷，更没有人看到潜艇。
随着船队向南行进，天气变得越来越好——温暖又平静，船上没有任何颠簸。这次航行大多数时候都像是和平时期的热带巡游，而不是装满士兵前往险地打仗。最后几个晚上，许多士兵睡在甲板上。而在最后三天夜里，我们都被命令穿着衣服睡觉。那些日子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很紧张，但也不是人人都表现出恐惧。
黎明和黄昏都是重要时刻，最后两个清晨，我设法在天亮前醒来并登上甲板。我从未见过潜艇，却看到了有生以来最美妙的两次日出。
当我们离旅程的终点越来越近时，我们对船队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亲情的感觉。我们一起走了这么远，换了那么多次队形，还有永恒的急转弯。不知何时，我们变得像一台巨大的海洋机器，我们有节奏地轮换，凭借自身的规则和能力，永远走下去。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站在栏杆前，眺望着那一大群行进的船只，它们似乎真的是在横渡大海，这种令人窒息的美和力量将我紧紧裹住。
终于，我们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看到了两岸的灯光，接着进入了平静的地中海。我们继续航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依旧在危险的水域中，但一种令人愉快的解脱感席卷了我们。
我们开始收拾行李，还收到了沙漠行军装备，包括防尘口罩、净水器等。我们给乘务员小费，归还借来的书，用身上的钱交换新的美国纸币，记下装备号码，寻找新部队里的朋友。
最后我们抵达了港口。船队慢慢地、复杂地把我们倾倒出来。我们排成长长的棕色队伍，就像从看不见的大球中抽出一根绳子一样。我们排好队，然后就出发了。有些人走了3英里（4.8千米），有些人走了20英里（32.2千米）。一开始我们走得兴高采烈，后来却疲惫不堪。不过，我们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终于迈向了最后的旅程，它将带领我们再次回家。家，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它萦绕在每一个行进在外国海岸的美国人的心上。
[1] 一种共鸣箱呈扁圆形的拨弦乐器，通常为五弦。——编者注，下同。
[2] 传说斯巴达人为训练男孩忍受痛苦，故意不让他们吃饱，鼓励他们去偷东西。一个男孩偷了一只狐狸藏在外衣下面。为了防止别人发现，他被狐狸咬也不动声色，直至被咬死。
[3] 又称简短行动，由英国中东司令部最高指挥官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策划，1941 年 5 月中旬对埃及/叙利亚边境上的塞卢姆·卡普佐·巴蒂亚区域轴心国军队发动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