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十三世祖杜预，为魏晋间名臣，人号“杜武库”，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曾祖依艺，为巩县令。祖父审言，为武后时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闲，曾任无功县尉、奉天县令、兖州司马。夫人杨氏，为司农少卿杨怡女。

杜甫早慧，七岁即能作诗，十四五岁时，即与文坛名士交往，受到他们的称许。十九岁时，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其父杜闲时任兖州司马，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开元二十九年前后，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744）四月，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的齐赵之游。

天宝六载（747），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由于权相李林甫作梗，应试者全部落选。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奔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但毫无结果。天宝十载（751）正月，玄宗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集贤院，等候分配。但直到十四载（755），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不就，旋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往奉先省家，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因远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困居长安时期，曾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世因称“杜少陵”。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明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闻肃宗即位，即于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途中为叛军俘虏，押送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险由长安奔赴凤翔（今属陕西）行在。五月，被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后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宰相张镐救免。闰八月，敕放鄜州省家，写了《北征》等诗。乾元元年（758）六月，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乾元元年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华州，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三吏”“三别”；七月，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十月，赴同谷（今甘肃成县）；年底，由同谷抵成都。上元元年（760）春，卜居西郊草堂。二年岁末，严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给予不少照顾。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奉召入朝，杜甫送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764），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赴。正月，严武再镇成都。六月，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正月，退出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东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居夔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大历三年（768）正月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冬，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安史之乱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亲身经历了国家深重的苦难，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他的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至死不衰。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杜甫忠君，但并非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对三代皇帝都有所讽喻和批评。他的疏救房琯，说明他是直臣，与愚忠无干。杜甫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创作中。而他最可宝贵的，就是身处逆境，却情系国家，心想黎民，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没有停止跳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始终是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百姓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杜甫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一副博大的胸襟。安史之乱前夕，他由长安往奉先探家，“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而杜甫的伟大，恰恰是在自己惨遭不幸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却不只是自己一家的命运，而是天下的黎民众生，“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种己饥己溺的仁者胸怀，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可以说，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忠恕之道、仁爱精神、恻隐之心等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并身体力行之。而传诵千古的杜诗，就是这些思想生动形象的反映。所以后人多认为杜甫是儒者典范，往往把杜诗比作儒家经典。当然，在唐代以儒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统治格局中，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他也受到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深深依恋现实和关切民生的杜甫，终未成为和尚或道士。因此，说杜甫虽慕道而不溺仙、深通佛理而不佞佛，大致是不错的。

杜甫流传下来的作品，有诗1450多首，文、赋28篇。他生当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而这一历史转折的界标，就是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爆发的安史之乱，当时他四十四岁。这就是说，杜甫一生，有四分之三时间是生活在所谓的“开天盛世”，而四分之一时间即最后15年，是在战乱漂泊中度过的。盛世的熏陶和战乱的体验形成强烈的反差，而这巨大的反差却造就了伟大的诗人，杜甫正是用如椽之笔，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内容极其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军国大事、帝王将相，小到个人琐事、生活情趣；也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绘画、舞蹈、书法、音乐等。一部杜诗，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故被誉为“诗史”。他以诗写时事，如《洗兵马》《三绝句》等；以诗发议论，如《戏为六绝句》《偶题》等；以诗写人物传记，如《八哀诗》等；以诗写传奇，如《义鹘行》等；以诗写奏议，如《塞芦子》等；以诗写赠序，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以诗写书札，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等；以诗写自传，如《壮游》《遣怀》等；以诗写游记，如《游何将军山林十首》《渼陂行》等；至于咏物抒怀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在杜甫手中，诗差不多成了万能的工具，把诗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由于杜甫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深刻的社会体验和广阔的观察视野，“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广收博取的开明态度，加之“诗是吾家事”的家学传统，使他对诗有着一种超人的执著精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简直是视诗为生命的。正因如此，杜甫不仅使诗的题材和体裁范围空前扩大，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程度，而且使诗歌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地，故被尊为“诗圣”。杜甫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仅仅是“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对诗歌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创新。诗到杜甫为一大变，不仅表明中国诗歌史从浪漫转向写实的重大变化，而且以更加内在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以及士人社会地位的调整为背景，反映士人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化精神的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审美范型的重大转变。清人陈廷焯说得好：“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白雨斋词话》卷7）“与古为化，化而能新”，可以概括杜甫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贡献。宋初王禹偁《日长简仲咸》诗云“子美集开诗世界”，这是对杜诗价值判断的一次升华，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诗歌演进的历程而言，所谓的杜甫“开诗世界”，就是昭示了诗歌由“唐韵”向“宋调”的转变。所以说，杜甫又是处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

杜诗众体皆有，诸体兼擅，诸法俱备，为后世开无数法门。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统计，杜诗共1458首，其中五古263首，如《望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佳人》《梦李白二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七古141首，如《兵车行》《丽人行》《丹青引》《古柏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五律630首，如《房兵曹胡马》《画鹰》《夜宴左氏庄》《春望》《月夜》《月夜忆舍弟》《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旅夜书怀》《登岳阳楼》等；七律151首，如《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宿府》《又呈吴郎》《登高》等；五排127首，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等；七排8首，如《清明二首》《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五绝31首，如《八阵图》等；七绝107首，如《赠李白》《赠花卿》《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杜诗不仅名篇众多，而且富于创造，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瑰宝。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向被誉为“古今绝唱”。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更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榜样。清王士禛认为：“七言古诗，诸公一调。唯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居易录》卷21）把杜甫的七言古诗奉为“千古标准”。律诗，特别是七律，更是成熟于杜甫。清钱良择《唐音审体·律诗七言四韵论》云：“七言律诗始于初唐咸亨、上元间，至开、宝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融为今体，实千古律诗之极则。同时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对偶不能整齐，或平仄不相黏缀；上下百余年，止少陵一人独步而已。”明胡应麟就把杜甫的《登高》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杜甫又是拗体七律的创始者，如《白帝城最高楼》《白帝》等。他到夔州后写的一些长篇排律和联章诗，如《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以独特的风貌，标志着他对这些诗体的创造、运用已达到全新境界。可以说，夔州时期，杜甫的诗艺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杜诗，特别是律诗，可以说是从容于法度之中，而又变化于法度之外。他于法度中求变化，纵横变化中自有法度，使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杜诗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所呈现出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顿挫”，是指杜诗内容上的博大精深、忧愤郁勃，形式上的波澜老成、顿挫变化，语言上的精练准确、含蓄蕴藉，从而形成了千汇万状、地负海涵、博大宏远、真气淋漓的美学风貌。

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杜甫，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杜甫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诗坛上的杰出诗人，几乎全都受他影响。中唐以后的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韩愈、孟郊、贾岛、李贺、李商隐、杜牧、皮日休、陆龟蒙、韩偓、韦庄等，宋代的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金代的元好问等，明代的袁凯、李梦阳、郑善夫、陈子龙等，清代的钱谦益等，无不推尊杜甫、学习杜甫。杜甫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诗歌，堪称中国古典诗歌的范本；他的人格，堪称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他的思想，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诗圣杜甫那种忧国忧民无已时、君圣民安死方休的崇高精神，在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国难深重、危亡在即的关键时刻，不知影响和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而英勇献身！宋末文天祥被囚元人狱中，至死不屈，集杜句成诗200首。他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抗日战争胜利后，钱来苏在《关于杜甫》一文中说：“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骨头的一个人。他在颠沛流亡、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要穷死饿死的时候，还总是念念不忘国家。他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闻一多更称誉杜甫是我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唐诗杂论·杜甫》）。继承和发扬杜甫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对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艺创作，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杜甫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是当之无愧的。杜诗在唐代就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学以深远影响。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修次（1923—1989）的《杜甫》即云：“杜甫，虽然是古人，但他的作品，已超越时间，不断地给读者以新的刺激和感动。杜诗修辞艺术技巧，不仅给现在的中国诗人，也包括日本诗人以很大影响。杜甫苦心经营语言、观察事物之精细，令人吃惊。杜甫是超越时间、具有永恒价值的诗人。以‘诗圣’名杜甫，不限于中国风土与历史，即使从全世界角度看，也同样如此。”杜诗很早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著名学者、诗人李仁老（1152—1220）在《破闲集》卷中说：“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岂唯立语精硬、刮尽天地菁华而已。虽在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义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读之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玲珑其声，其质玉乎？盖是也。”韩国当代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李丙畴说：“目前大约有12个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对杜诗进行过翻译，参加过注释的就有千人。朝鲜在1481年刊印的《杜诗谚解》，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译作。世宗二十五年（1443），对当时最高级的学者进行了总动员，从开始翻译，前后苦干了40年，比日译本早300年。”又说：“朝鲜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有40%的题目出自杜诗，故不读杜诗者休想入科举之门。”（高光植《杜诗研究三十载——南朝鲜杜诗研究者李丙畴一席谈》，《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杜甫及其诗歌在欧美地区亦影响颇大。美国著名诗人、唐诗研究专家肯尼斯·鲁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汉名王红公）是杜甫的忠实信徒和崇拜者，他曾说：“杜诗对我影响之巨，无人能比。我认为，杜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杜甫可超越莎士比亚或荷马，其诗作更为自然，更为新切。”研究杜甫，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传布中华文明，拯救当前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杜甫。

《旧唐书·文苑列传下·杜甫传》和《新唐书·艺文志四》都记载《杜甫集》六十卷，唐代宗大历年间，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六卷，惜都不存。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迄于清末，见于著录的各类杜集，有八百多种，流传至今的三百多种。唐以后，有两次注杜高潮：一为两宋时期，号称“千家注杜”。今传杜集最早者为北宋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的《杜工部集》二十卷。此后杜集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编年、分体、分类、分韵之作，皆祖此本。南宋最著者，有郭知达辑《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又称《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补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而最有价值的是赵次公撰《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此本仅存明抄残本二十六卷，全本则有今人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二为明末清初时期。主要评注本有王嗣奭撰《杜臆》、钱谦益撰《钱注杜诗》、朱鹤龄撰《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撰《杜诗详注》、浦起龙撰《读杜心解》、杨伦撰《杜诗镜铨》等。五四运动以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虽历经曲折，但杜甫仍受到人们的青睐。许多学者开始用新的方法研究杜甫，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冯至的《杜甫传》、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傅庚生的《杜甫诗论》、萧涤非的《杜甫研究》等，可谓代表作。研究资料则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集》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等。年谱有闻一多编《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又蓬勃兴起一股杜甫研究热。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出版有关杜甫的各类著作三四百部（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发表论文近万篇，数量之多，稳居唐代诗人之冠，可见研究之深广与热烈。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莫砺锋的《杜甫评传》、简锦松的《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谢思炜的《杜甫集校注》等，颇多创获。特别是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的《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杜甫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被誉为“当代集部整理的典范之作”。

本书共选杜诗81题100首，杜诗原文以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仇兆鳌撰《杜诗详注》为底本，参校他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书中错讹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张忠纲

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