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时珍纪念邮票谈起

在1951年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上，祖冲之和李时珍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李时珍遂取代“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成为中国传统医药之代表人物。推考原因，除了受民国以来废医存药论的影响；张仲景南阳太守“官僚”身份，孙思邈道教人物“迷信”背景，在新时代皆不及李时珍方便宣介也。

此后不久，莫斯科大学决定在其主楼会议厅镶嵌世界文化名人肖像，于是向中国政府寻求祖冲之与李时珍的图绘。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这一任务交给人物画家蒋兆和（1904—1986）完成。祖冲之采用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的形象，李时珍则以蒋的岳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1870—1960）为模特，并参考王世贞所撰《本草纲目》序言形容李时珍“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造像，稍稍做了一些修饰。李时珍的画像受到广泛好评，就此成为李时珍的标准像（参见赵中振《行天下探岐黄》）。1955年邮电部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全套4枚，分别是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由孙传哲设计，即用蒋兆和原图造型，只是改为雕刻版，编号“纪—33”。

集邮界有一个专用名词叫“错版票”，指构图设计或制版印刷环节出现纰漏的邮票。一般在发现错版后会及时收回，外间流传极少，属于珍稀邮品。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已经发行四组，其中1962年发行的第二组“纪—92”之蔡伦，生卒年被标注为“公元前？—121”，因为误植“前”字，遂成为价值不菲的错版票。仔细研究李时珍邮票上的文字，上面的错版元素较蔡伦的生年更加严重，只是一直无人发现，遂失去成为“错版票”的机会。

邮票发行是非常严肃的事，方寸之地容纳信息有限，更需要字斟句酌，李时珍图像下方两行文字是其生平和成就的高度概括：“李时珍（公元1518—1593）医学与药物学家，辑成《本草纲目》，书中载有中国药用植物1 892种。”

仔细审视这段文字，居然有两处明显不妥。

《本草纲目》全书52卷，各论分为16部，60类，记载药物1 892种。数字是这样来的，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说，《本草纲目》将《证类本草》的药物剪去繁复，得1 479种，补录诸家本草39种，李时珍新增374种，合计药物为1 892种，刘衡如先生点校本根据实数统计为1 897种。但错误并不在此，而是“中国药用植物”6个字。如果只看植物药，《本草纲目》实际有1 097种，占全部药物的58%。估计设计者没有理解“本草”二字，所谓“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遂将全部1 892种都当成植物了。事实上，“本草”一词多数时候都与“药物学”等义，入药涵盖动、植、矿三类，以及少数人工制成品，并不局限于植物。

不仅如此，“中国”二字也不妥。从汉代《神农本草经》开始，就不断有域外药物进入本草，不断累积叠加，《本草纲目》中引种或依靠进口的药物已有200余种。如书中记载的番红花、番木鳖，在当时都属于“进口药材”。明代是引进外来物种的高峰时期，一些农作物如玉米、甘薯、南瓜、丝瓜，都在《本草纲目》中首次或较早记载。

第二处是使用“辑”字，这涉及对《本草纲目》学术地位的评价。描述著作权的词汇有著、撰、编、辑、纂等，意思不完全一样。

陶弘景开创了一种“滚雪球”式的本草编著体例，将前代本草完整地收入己著，再加以注释评说。此体例被唐代《新修本草》、宋代《开宝本草》《嘉祐本草》采纳，至北宋末唐慎微作《证类本草》，完全成为资料缀合。《本草纲目》自创纲目体，将前代文献按照释名、集解、发明、辨疑、正误诸项，分类裁割，其中抵牾之处，皆有明确判断，不作骑墙之论；更有许多条目是自己亲闻、亲见，或亲身实践所得。虽然《本草纲目》在“辑书姓氏”中题作“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蕲州李时珍编辑”，但在卷一开列《历代诸家本草》，其末殿以己书，提要说：“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璧撰。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

“搜罗百氏，访采四方”，乃言总结文献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先说文献，李时珍自承“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本草纲目》引据本草、医经、方书，乃至经史佛道文献凡八百余家，故王世贞序称赞说：

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

格物更须实践，元明间本草家能躬行者不多。比如茼蒿首载于《嘉祐本草》，这是常见菜蔬，汪机在《本草会编》中居然表示“本草不著形状，后人莫识”。李时珍对此十分感叹，在集解项说：

此菜自古已有，孙思邈载在《千金方》菜类，至宋嘉祐中始补入《本草》，今人常食者。而汪机乃不能识，辄敢擅自修纂，诚可笑慨。

因此在《本草纲目》卷一《历代诸家本草》介绍中对《本草会编》评价极低，谓：“臆度疑似，殊无实见，仅有数条自得可取尔。”

李时珍自然是身体力行者，不放过任何考察调研的机会。在《本草纲目》中有通过常识判断，指出前人记载谬误之处。如百合本是常见物种，其鳞茎由数十片鳞瓣相合而成，如陶弘景所形容“根如胡蒜，数十片相累”，因此得名。宋代《本草图经》误信传说，谓百合“是蚯蚓化成”，李时珍批评说：“（百合）未必尽是蚯蚓化成也。蚯蚓多处，不闻尽有百合，其说恐亦浪传耳。”

《本草纲目》中许多论述更源自李时珍的亲自观察体会。比如“旋花”条发明项说：“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土车夫每载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则益气续筋之说，尤可征矣。”这应该是李时珍从太医院任上告归，从北京返回家乡时的见闻。

李时珍的家乡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位于大别山南麓，药产丰富，所出白花蛇、艾叶被誉为道地，被称为“蕲蛇”“蕲艾”，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都有专门记载。“白花蛇”条说：“花蛇湖、蜀皆有，今惟以蕲蛇擅名。然蕲地亦不多得，市肆所货、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又指出蕲州所产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征：“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故罗愿《尔雅翼》云：蛇死目皆闭，惟蕲州花蛇目开。如生舒、蕲两界者，则一开一闭。故人以此验之。”强调：“今蕲蛇亦不甚毒，则黔、蜀之蛇虽同有白花，而类性不同，故入药独取蕲产者也。”

艾叶除了汤药内服，也是艾灸的重要原料，一般以放置陈久者为佳，所以《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艾叶的产地历代不同，明代开始蕲州艾成为道地品种，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就著有《蕲艾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艾叶”条结合自己的考察，有详细阐释：

艾叶，本草不著土产，但云生田野。宋时以汤阴复道者为佳，四明者图形。近代惟汤阴者谓之北艾，四明者谓之海艾。自成化以来，则以蕲州者为胜，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谓之蕲艾。

李时珍还专门说：“相传他处艾灸酒坛不能透，蕲艾一灸则直透彻，为异也。”早期本草对艾叶的产地记载很少，《名医别录》仅说“生田野”。宋代有北艾（产今河南汤阴）、海艾（产今浙江四明）之分。明代以来，皆以蕲州艾叶为胜。《本草品汇精要》云：“艾叶，道地蕲州、明州。”《本草乘雅半偈》受李时珍的影响，特别强调蕲艾，说：“艾叶，蕲州者最贵，明州者也佳。蕲州贡艾叶，叶九尖，长盈五七寸，厚约一分许，岂唯力胜，堪称美艾。”

除了采访调研，李时珍也亲身尝试。比如曼陀罗花为《本草纲目》首次收载，今天多称作洋金花，所含东莨菪碱有麻醉和致幻作用。李时珍亲自尝试，并记录说：“相传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又说：“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这其实是元明以来，中医进行清创处理或者小手术所用“麻沸散”的基础配方。

编辑只是搜集前人的著作，汇编成书；撰著则需要著作者构思，且有自己的观点陈述。以上数例足以说明，李时珍虽然谦虚地使用“编辑”一词，后人对待此书，仍应该称作“撰著”，才是实情。

邮票上记李时珍的生卒为“公元1518—1593”，即正德十三年生，万历二十一年卒，其来历也有一段掌故可以陈说。

翻检明代各种文献，并没有李时珍生卒年月的确切记载。李时珍的同乡后学，清初文学家顾景星（1621—1687）为李时珍作传，只是说“年七十六，预定死期，为遗表，授其子建元”，而没有提到具体时间。

据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云：“臣故父李时珍，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明史·李时珍传》说：“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其说即本于李建元疏。

根据《明实录》，明神宗诏修国史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至二十四年十一月，“湖广蕲州生员李建元奏进《本草纲目》五十八套，章下礼部，书留览”。此与晚近出土的李建元墓志铭说“岁丙申冬，公以单骑抵燕京，奉表上”相吻合，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明实录》说进呈《本草纲目》58套，显然是印刷本。按照李建元的说法，李时珍在书“甫及刻成”之际，“忽值数尽”，即卒于此书印刷出版后不久。可遗憾的是，《本草纲目》最早的版本金陵本书首只有题署“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的王世贞序，庚寅为万历十八年（1590），这可以视为《本草纲目》开雕时间的上限。换言之，李时珍当卒于万历十八年至万历二十四年之间。另外，如果《明史》说李时珍在神宗诏修国史前夕去世为实情的话，则其卒年上限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以前。

20世纪50年代，张慧剑受上海电影制片厂委托创作电影剧本《李时珍》，数次前往蕲春考察，访得由其子李建中、李建元、李建方所立李时珍夫妇合葬碑，树立时间是“万历癸巳中秋”，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时间与上述推断皆相吻合，学界于是同意此即李时珍的卒年，同时也是《本草纲目》初版刻成的时间。由此上溯，确定李时珍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

不像今天医药分科，古代医家未必精通本草，但本草家绝大多数都是名医，李时珍也不例外，所以邮票上给予他“医学与药物学家”的头衔。李时珍的医学著作有《濒湖脉学》《脉诀考证》《奇经八脉考》，于脉学颇有发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可谓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者矣。自是以来，《脉诀》遂废。其廓清医学之功，亦不在戴启宗下也。”李时珍临床治疗亦称妙手，《本草纲目》“灯花”条发明项说：“我明宗室富顺王一孙，嗜灯花，但闻其气，即哭索不已。时珍诊之，曰：此癖也。以杀虫治癖之药丸服，一料而愈。”从症状来看，应该是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异食癖，所以李时珍用杀虫药治愈。

尽管李时珍以医药驰誉，他的自我定位仍然是儒生。顾景星《白茅堂集·李时珍传》说：

李时珍字东璧，祖某，父言闻，世孝友，以医为业。……年十四，补诸生。三试于乡，不售。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

李时珍虽从父李言闻行医，依然保持儒门本色，其撰著《本草纲目》不仅在纠正、校订旧经古注之“舛缪差讹遗漏”，凡例还专门指出：“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所以万历八年（1580）李时珍亲赴太仓弇山园谒当世大儒王世贞，请求王为《本草纲目》赐序。

王世贞对李时珍印象极好，乃作《蕲州李先生见访之夕即仙师上升时也寻出所校定本草求叙戏赠之》为赠，诗云：

李叟维稍直塘树，便睹仙真跨龙去。

却出青囊肘后书，似求元晏先生序。

华阳真逸临欲仙，误注本草迟十年。

何如但附贤郎舄，羊角横抟上九天。

赠诗末句“贤郎”下有注：“君有子，为蜀中名令。故云。”这位“为蜀中名令”的贤郎，是李时珍的长子李建中，《蕲州志》有传，其略云：“嘉靖四十三年举于乡，六上礼官不第，署河南光山教谕，为诸生授经，束脩转给寒士。升四川蓬溪知县。”李建中在蓬溪任上政绩卓著，按照明代文官父祖封赠制度，外官考满合格父母可以获得对品封赠，《本草纲目》书前李时珍衔“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即由此而来。

“华阳真逸”两句用道书《桓真人升仙记》中陶弘景的典故，说陶弘景修道有“三是四非”，故不得立即升仙。其中第一非即是：“注药饵方书，杀禽鱼虫兽救治病苦。虽有救人之心，实负杀禽之罪。”王世贞因此调侃李时珍，何不将后续工作委托给儿子，以便自己轻举飞仙。

不知为何，这篇序言竟拖延十年，至万历十八年才交付。王世贞在序言中回忆初见李时珍的印象——“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这是用狄仁杰的掌故，《新唐书·狄仁杰传》谓：“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推许之高，非以寻常医药家目之。

由此看来，纪念邮票上寥寥数语确实不足以概括李时珍的成就，郭沫若1956年2月为修建李时珍墓题词：“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八九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题跋小字说：“李时珍乃十六世纪中国伟大医药家，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亦为世界前驱。”这一评价符合现代价值观，可谓盖棺定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