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辛弃疾悲剧的一生

第一节 幼禀祖训，“文武兼资”

辛弃疾，原字坦夫，曾自号“六十一上人”[1]，后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完颜亶）天眷三年五月十一日（公元1140年5月28日），出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市）四风闸。

辛弃疾家族的世系，据清人辛启泰编《辛稼轩年谱》引《济南辛氏谱》，如下：

始祖维叶（大理评事，由狄道迁济南）—高祖师古（儒林郎）—曾祖寂（宾州司户参军）—祖赞（朝散大夫，陇西郡开国男，亳州谯县令，知开封府，赠朝请大夫）—父文郁（赠中散大夫）[2]。

在辛氏家族中，除辛赞官宦较显以外，其余皆不显；而辛赞的生平行事亦仅能凭辛弃疾南归之初所进《美芹十论》及其他材料，略知其大概，其他人则更无可考。邓广铭先生谓：“稼轩作品中从未道及其父，疑已早卒。至稼轩有无兄弟，则旧谱不著，作品中亦无可考见。”[3]

辛弃疾在《进美芹十论札子》中写道：

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4]

这段叙述十分简略。辛赞于北宋末曾任何军职，入金陵，“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究在何时，都难确知。邓广铭、辛更儒于此下注曰：“查稼轩少年时曾从学于亳州人刘瞻，其同舍生有党怀英、郦权等[5]。郦权之父即南宋淮西判将郦琼，降金后自皇统元年至七年（1141—1147）守亳州六年[6]，则辛赞任谯县令或当在皇统六、七年前后，亦即稼轩七岁左右求学于亳州之时。”[7]又谓：“辛赞留京师应即指其任开封府尹事。查《金史·海陵纪》及海陵一朝人物传记，前后任南京留守者皆有记载，唯贞元三年（1155）至正隆四年（1159）阙佚，辛赞任留守或即此数年内事。”[8]其说可从。据辛弃疾南归后所作《声声慢·嘲红木犀》词题下小序：“余儿时尝入京师禁中凝碧池，因书当时所见。”[9]“儿时尝入京师禁中”云云，当指随其祖父居汴京事，而辛弃疾相隔多年之后，犹能清楚地记得当日“入京师禁中凝碧池”的情景，并能“书当时所见”。由此，大致可知辛赞知开封府应在知亳州谯县令之后。

辛弃疾对其祖父生平行事的记叙虽很简略，但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却仍能清楚地看到一位虽仕于金国，却仍汲汲然始终以恢复宋朝故土、报仇雪耻为己任，夙兴夜寐，竭力谋划，志在收复的亡国士大夫的形象，并从中深刻地感受到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令人惋惜的是，辛赞的愿望并没能实现便赍志而没，但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已在辛弃疾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乃至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辛弃疾一生的历程和命运，同时，也对后来稼轩词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到辛弃疾晚年，言及其家世，犹自谓“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10]，而当其言及恢复之事，既不能不“负抱愚忠，填郁肠肺”，与他人唱和时，亦时时以“千古忠肝义胆”[11]，“忠言句句唐虞际，便是人间要路津”[12]，勉人自勉，真所谓“摩空气节，贯日忠诚，绅绶动色，草木知名”[13]。后代史臣称其“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14]，而我们如果要追溯辛弃疾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根源的话，那么，辛赞的影响便不能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且，就辛弃疾的一生及其创作来说，这种影响的意义之大，是怎么估价都不为过分的。

谈到这种影响，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与辛弃疾大略同时而年辈较长的另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陆游曾自道：“某生于宣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师以畿右转输饷军，留泽、潞，家寓荥阳。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论罢，南来寿春，复自淮徂江，间关兵间，归山阳旧庐，则某少长矣。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15]又言：“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16]陆游之所以怀抱恢复之志，始终不渝，并成为一位爱国主义的大诗人，同样也是与其父陆宰和同时之爱国士大夫对他幼时的这种熏陶和影响，绝不可分的。

大约在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辛赞任谯县令时，跟随在祖父身边的辛弃疾，开始从亳州刘瞻问学。关于刘瞻的生平行事，金元好问编《中州集》卷二略言：“瞻，字岩老，亳州人，天德三年南榜登科。大定初召为史馆编修，卒官。党承旨世杰、郦著作权舆、魏内翰飞卿，皆尝从之学。岩老自号樱宁居士，有集行于世。作诗工于野逸，如‘厨香炊豆角，井臭落椿花’之类为多。”[17]刘瞻既为海陵天德三年（1151）进士，而金制“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18]，“初除军判、丞、簿，从八品”[19]，则刘瞻当于此年赴官，离开亳州，辛弃疾师从刘瞻，最晚亦当止于此年，即辛弃疾十二岁时。

辛弃疾同学之中，与之交往较多而其后又颇著声名的是党怀英。党怀英，字世杰，号竹溪，少与辛弃疾同师刘瞻，关系密切。辛、党曾同游泰山，题名于泰山灵岩。又金刘祁《归潜志》卷八载：“属金国初遭乱，（辛与党）俱在兵间，辛一旦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为一时文学宗主。二公虽所趋不同，皆有功业宠荣。”[20]王恽谓辛弃疾南归前曾与党怀英酌别[21]，《宋史》本传则谓：“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22]辛弃疾起事南归，乃秉承祖训，意在恢复，谋划已久，绝非由卜筮所定，自不待言，然起事南归前，可能曾与党怀英相商或酌别，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关于辛弃疾的师承问题，其父名文郁，当有文才，对其应有重要影响，只是我们现在已无从考察了。又有以诗词谒蔡光和少师蔡松年之说。南宋陈模《怀古录》卷中载：

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尝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本朝，晚年词笔尤高。[23]

陈模字子宏，南宋末庐陵人。其《怀古录》三卷，上卷论诗，中卷论词，下卷论文。书前有序，谓此书成于南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后，距辛弃疾之卒，仅四十余年，故虽为传闻之词，其事则并非没有可能[24]。只是蔡光为何人，事历如何，已不可考。

又，《宋史·辛弃疾传》载：

（辛弃疾）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25]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父蔡靖，北宋末守燕山府，降金。金太宗天会年间，蔡松年任真定府判官，随军攻宋。熙宗时，任汴京行台尚书省刑部郎中，为都元帅宗弼总军中六部事。入朝为刑部员外郎。海陵王时，擢户部尚书，使宋贺正旦。进参知政事，迁尚书右丞、左丞，封卫国公。其事略见《金史》卷一二五本传。辛弃疾师蔡松年之说，首见于《宋史》本传，辛启泰撰年谱从之，并系其事于辛弃疾十岁时[26]。

辛弃疾既以诗词谒蔡光，又师蔡松年，二说颇致混淆，故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看法。邓广铭先生认为：“蔡氏自降金以后即忙于仕途，至海陵篡弑前后，位益高，事益繁，绝无暇兼为童子师。且海陵之迁都燕京，事在贞元元年（绍兴二十三年，1153）春季，在此以前，蔡氏既皆居官会宁，而稼轩又从未北至其地，则蔡氏即容有教读之事，稼轩亦莫得而为之徒也。”即使蔡氏教读事在移都后，稼轩两赴燕京应试，并未久居燕山，故也没有受学机会；而党怀英自幼家贫，无力游学燕京，其与稼轩同学，亦只能在亳州或齐鲁之间。“如是则稼轩无从蔡氏受学之事殆可断言。”而《宋史》之说，很可能是“附会《怀古录》之记事而又失其本真者”[27]。蔡松年于金海陵贞元元年前，一直居官金上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区白城子），贞元元年后方居官燕京。辛弃疾既从未到过金上京，又未久居燕京，所以自然不可能从蔡松年受学。这一推断，颇为有力，因而多为学者所从。然也有学者曾提出不同意见。如蔡义江、蔡国黄就据辛弃疾《美芹十论·察情》提及蔡松年被鸩杀事，以为辛、蔡两家或有渊源。“蔡与辛、党均属宋人仕金，谊属通家，即命弃疾执经贽见，以师礼事之，亦可谓‘师于’，不必定指开馆授课也。”[28]其说不无道理。然既限于辛启泰之说，将辛弃疾师蔡系于其十岁时，也就仍然扞格难通。其后，刘扬忠先生也曾提出辛弃疾“有可能于两次赴燕山时以习作参谒请教此人”的看法[29]。然他认为在蔡松年外任时，辛弃疾就有可能因其父祖之谊而认识蔡氏，却是不对的。蔡氏外任的最晚的时限，是金熙宗皇统二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蔡松年时在宗弼军中总军中六部事。皇统元年，宗弼入为左丞相，即荐蔡氏为刑部员外郎。皇统二年，宗弼入京，兼监修国史，拜太傅，蔡氏不久当也随之入京了[30]。而此时辛弃疾只有两岁，当然还不可能认识蔡氏。

同门友胡传志教授跳出辛启泰之说窠臼，从辛弃疾的词学渊源着眼，做进一步考察，提出辛弃疾在两赴燕山应进士试之时，拜蔡松年为师，“以诗词参请之”，当不成问题。并另据元好问《遗山集》、郝经《陵川集》中有关的材料，具体考订了蔡松年被鸩杀之事[31]。在邓广铭先生所撰、于1997年出版的《辛稼轩年谱》（增订本）中，邓先生也对其原来的说法做了少许补充，他认为，如果辛弃疾曾师从蔡氏的话，“则亦只可谓稼轩早年从事于乐府歌词之写作，有曾师法蔡伯坚之可能”[32]。又，赵维江在《吴蔡体与稼轩体》一文中，也有对辛弃疾师蔡松年事的补考。其中引及元人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题李溉之学士湖上诸亭·萧闲堂》诗句：“受业萧闲老，令人忆稼轩。高堂何处是，湖曲长兰荪。”证明辛弃疾师蔡松年事，在元代人多知之[33]。可以佐证《宋史》本传的说法。

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辛弃疾于皇统六年至天德三年，即七岁至十二岁时，师亳州刘瞻。如果这个推断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显然辛弃疾不可能于同一时期师刘、蔡二人，所谓十岁师蔡松年之说亦可不攻自破。然辛弃疾十岁之后有无可能师从蔡氏呢？我们赞同刘扬忠、胡传志等先生的说法，即辛弃疾两赴燕山应试时，有可能以诗词进谒蔡松年。辛弃疾自幼学诗于刘瞻，学词亦当在此时，且已显示出对作词的较大的兴趣。蔡松年是在金代文坛上享有盛名的词作家。元好问《中州集》即谓：“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即吴激）号‘吴蔡体’。”[34]辛弃疾以一未第士子，利用赴京应进士试的机会，向蔡松年请教，以取得其奖掖，实在情理之中。此其一。辛弃疾南归以前的词作没有留下来，我们无从判断其水平高下，但现存南归之后的作品，其成就之高，却是不待言的。诚然，由此并不能得出他必曾受过名师指点的结论，但果得名家指点，明其渊源所自，似乎也更顺理成章些。此其二。第三，蔡松年虽于北宋末随其父降金，并逐渐被擢显位，但如同其他由宋入金的士人一样（如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等），他毕竟还是一位由宋入金的士大夫，其内心仍不免矛盾，并非完全甘心情愿。一方面，他迫于情势，折节事都元帅完颜宗弼和海陵王，“晚被宠荣，叨陪国论，上恩未报，未敢遽言乞骸”[35]；另一方面，正因为其仕金是惧于金人淫威，不得不然，所以其虽处高位而依旧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希望早日官场抽身，隐退田园，既可避不虞之祸，又能遂闲适之性，所谓“自要尘网中，低眉受机械”，“却视高盖车，身宠神已辱”[36]，“世途古今险，方寸风涛惊”，“誓收此身去，田园事春耕”[37]，都反映了上述心态。自幼秉承祖训，志在恢复的辛弃疾，受辛赞之命，利用至燕京应试的机会，接触一些由宋仕金的故旧大臣（如蔡松年），“谛观形势”，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不管辛弃疾以诗词谒见的是蔡光，还是蔡松年，毫无疑问，这种谒见本身，对后来辛弃疾的专力于词创作，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辛弃疾少年时代曾师从亳州刘瞻，广泛地接触和学习了儒家的各种经典，并习诗作文，受到过良好的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同时，由于辛弃疾自幼又生活在祖父身边，并随之南北仕宦（如辛赞自亳州移官后，辛弃疾也应当随祖父离开了亳州），祖父的言传身教，生活接触面的扩大，也使得辛弃疾的读书范围和视野不断扩大。他不仅继续研读儒家典籍，而且对其他方面的许多典籍，也有过广泛的涉猎。观辛弃疾其后屡屡于词中言及：“诗书万卷，合上明光殿。”[38]“算胸中、除却五车书，都无物。”[39]“平生萤雪，男儿无奈五车何。”[40]虽是勉人，实则也是自道，而这五车之书，自当是从少年时代就积蓄起来的。

然而，辛弃疾读书虽广，他所受到的最多的教育和熏陶，也是影响其一生最大，在其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分，却只是儒家和兵家思想。

辛弃疾十四岁那年，即乡试中举。次年（海陵贞元二年，1154）及正隆二年（1157），他两次赴燕京应进士试，然均未能中第。在反金复宋、报君父之仇能否实现尚未卜前景的情况下，像其他许多士人一样，攻读儒家经典，习诗作赋，以由科举入仕，实亦不得不取之径。不过，辛弃疾显然又不同于一般儒家士人，他尊崇儒家思想，看重儒士名义，却绝不只满足于对儒家经义的释解，或空取儒士之名，而是更主张将儒家的思想，付诸修身治国的生活实际；他心目中的儒士，也绝不是皓首穷经的儒生，而是“怀百家之言”，“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的“通儒”[41]，是“用之可以尊中国”的“真儒”[42]。所谓：“要识死生真道理，须凭邹鲁圣人儒。”[43]“是是非非好读书，莫将名实自相诬。由来废冢谁为者，《诗》《礼》相传大小儒。”[44]“苦无突兀千间庇，岂负辛勤一束书。”[45]“过吾庐，笑谈初，便说公卿，元自要通儒。”[46]“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47]这些当然都是他南归后的所道，但他上述儒家世界观的形成，则是可以追溯到南渡之前的青少年时代的。从这种世界观出发，辛弃疾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用心，也许比他人更为强烈，然而其功名之心，却往往有着相当具体的内涵，这就是恢复故国。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观念，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等等，都将集中地落实在收复故土的政治理想和愿望上，落实在辛弃疾一生的行事之中。

辛氏家族似乎历来就多出将才。据《济南辛氏谱》的记载，济南辛氏本自狄道（今甘肃临洮）迁来。狄道，秦汉时皆属陇西郡，其地“处势迫近羌、胡”，故“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风声气俗自古而然”[48]。早在西汉时期，辛武贤、辛庆忌父子，便“皆以勇武显闻”，官至破羌将军和左将军。唐代辛云京，在唐玄宗时，官至北京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代掌戎旅，兄弟数人，并以将帅知名”[49]。故辛弃疾曾自云“家本秦人真将种”[50]，又云：“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51]可见并非虚词。

辛赞也可谓是一位兼具文才武略的人物。他既屡知州县，又每每带领家人，“登高望远，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在辛赞的这种教育和熏陶之下，辛弃疾对兵家韬略之书感兴趣，应当是很自然的。辛弃疾十五岁后，辛赞又令其“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借应进士试的机会，搜集金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使其对兵家方略和攻守利害做了更实际的了解和认识。辛弃疾还喜欢结交懂得兵法的人，如僧义端“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52]。这些，都可见出辛弃疾所受的兵家思想的影响和他自幼的兴趣爱好。辛弃疾南归之初，先后上《美芹十论》《九议》等，熟练地运用兵家的战略战术思想和观念分析宋、金形势（清人编《四库全书》，《美芹十论》被收入子部兵家类），时时以“一编书是帝王师”[53]和“万里勒燕然，老人书一编”[54]相尚，更重要的，他能率众起义，聚兵甚众，奋然南归，其后又三为宪司，数任帅府，卓有军政之绩，乃至被时人公认为是“谙晓兵事”的“帅材”[55]。这既与其少年时代即受到兵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颇有关系，也说明了兵家思想和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在其思想和生平行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从上述辛弃疾自幼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我们不难看出，其文武兼资的思想品格与好尚以及他在这两方面的非凡才能，自其少年时代起已经确立和得以显示。辛弃疾在词中每将“说剑论诗”相提并论[56]，特为欣赏“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的潇洒[57]，而时人亦称其是“诗书帅”[58]，赞其“有文武才，伟人也”[59]，赞其“文武兼资，公忠自许，胸次九流之不杂，目中万马之皆空”[60]，也可佐证其文武兼资的思想特色和才能，而这种思想和才能，此后更将有充分的发挥。

辛弃疾性格鲜明。在其青少年时期，已显露出其刚严果毅、豪迈闳阔而又细致缜密、情感丰富的性格特征。他能利用两次赴燕山应试的机会，探察金国内部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动向，了解北方地区的山川地理形势，为起兵反金预做准备，固然是奉其祖父之命，但已足见其有胆识、能任事和沉稳细致的性格和才干。再从他南归后回忆少年时代的许多词作，如：“记少年骏马走韩卢，掀东郭”[61]；“少年横槊，气凭凌，酒圣诗豪余事。”[62]；“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63]；“少年风月，少年歌舞，老去方知堪羡”[64]；“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65]，等等，也可见其性格的豪迈俊爽、富有情趣和少年时代生活的浪漫。他少年时随祖父居汴京，曾入禁中玩耍，对宫苑中亭台楼阁、花草树木，虽还说不上欣赏，但这些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付之于以后的词作中，则同样可从一个侧面看出他的聪颖、细致和情趣广泛。辛弃疾曾自道其：“生平刚拙自信”[66]，又自称“我辈情钟”[67]，同时人也称他有“果毅之资，刚大之气”[68]，“性严峻”[69]，“丰神英毅”，“夙蕴机权才略”[70]，等等，也都道出了辛弃疾性格的上述特征。

辛弃疾刚强果毅的性格，加之他自幼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不但使其早年就抱定推翻金人统治，恢复宋朝失去的疆域的坚强信念，并自信这一志向当不难实现，而且，也意味着他将毕生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和志向去竭力奋斗，尽管这种志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必能够实现，而他自己在生命的旅途中也会经受许多曲折和磨难，但他都始终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不会放弃自己甘愿挑起的恢复故土的历史重责。在辛弃疾南归初上宰相虞允文的《九议》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而不肯以身就人者，叩之而后应，迫之而后动，度其上之人，果足以有为，于是乎出而任天下事，其规模素定，不求合于人者。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71]

辛弃疾正是这样一位“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而不肯以身就人”的“智勇之士”，而当他一旦“度其上之人果足以有为”，“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决计出而自任“恢复之事”时，自然是义无反顾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辛弃疾之家世、性格和所受到的教育，而处于宋、金双方长期维持对峙局面的悲剧时代之中，所演出的历史的一幕，却只能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