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工作开新局 秋分时节忆故人

——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安平秋

今天是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的纪念会，祝贺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

向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先生致敬！

向自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古籍专业出版社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指导、带领中华书局走向发展、兴盛的齐燕铭先生、金灿然先生和中华书局的历届领导致敬！

向110年来，为中华书局奋斗的中华书局全体员工致敬！

我同中华书局结缘是从1960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至今已有六十二年。而我同中华书局关系更密切、工作往来更多的时期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三十年。这一时期，中华书局的领导、编辑，乃至司机师傅，有的是比我大一二十岁的师长，有的是比我小二十岁左右的忘年交，他们都给予我多方面的教导、帮助和支持。今天，我已经81岁，在中华书局110周年庆的时候想到中华书局的两位老同志对我个人的教导，以及对国家的古籍整理事业、文化事业的杰出贡献。

赵守俨

一位是赵守俨先生。按照当时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意见，为解决古籍整理的后继人才问题，在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1959年招收第一批学生，学制五年。这个专业的教学接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指导。但是“文革”之中招生停顿，到了70年代特别是1977级学生入学之后，重新开课，一些年轻教师担起教学重任，北大古典文献教研室安排我上《史记》课。我就去请教守俨先生。他说，这课过去是宋云彬先生给北大开的，最近你又听了北大、北师大中文系、历史系四位老师讲的《史记》课，你再讲，谈何容易！况且现在北大历史系是王利器同志在讲《史记》！守俨先生还说，你讲《史记》是给古典文献专业开的，除基本东西要讲、不能省之外，要偏重于古文献学，讲《史记》的注家（特别是三家注）、版本等问题，要讲得深入、坚实。我照守俨先生说的列出提纲请他审定，后来我写出的所有讲稿都请守俨先生看过。他全部都看了，用铅笔加了旁注，最后还写了三页纸的类似审稿意见的文字。守俨先生这么关注我的《史记》课，不仅仅因为我个人同他关系比较好，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希望北大要为中华书局培养合用的古籍整理人才。

守俨先生还有一件事对我有指点和教育。中央1981年37号文件下达之后，教育部要建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北大，由北大出人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当时北大要我担任。我因不想做行政工作，想搞业务，不愿担任，曾同守俨先生谈起。他当时直截了当说：“安平秋，这个事你做它干什么！有一个国务院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教育部又再建一个机构，两个机构的职责是什么，分不清的话将来打架，矛盾多了，不要去。”所以在1982年时我没有接受这一工作。这既有我本人的意愿，也有守俨先生给我的指点在起作用。到了1983年，在北大已任命的副秘书长因故不能担任而校党委决定要我担任的情况下，我不好意思再找守俨先生说，请我爱人于世明（在中华书局工作）上班时跟他说了一声，守俨先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时隔两年半之后的1985年下半年，守俨先生一次见到我爱人，跟她说：“回家告诉安平秋，口碑极好！”这四个字，我至今记得（人总是愿意听别人的肯定，我知道原来守俨先生对我不满意，到八五年两年多以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我想这是守俨先生觉得安平秋这小子拉不回来了，鼓励鼓励吧。我从这件事想到，守俨先生是真正爱护我的，也是真诚希望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能够顺畅发展的。

另一位是王春同志。他在60年代就是中华书局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做到党委书记、总经理。在1981年中央37号文件产生之前、之后，他对中华书局、对全国的古籍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978年教育部撤销了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之后，不仅北大的老师不赞同，中华书局的王春、李侃、赵守俨等同志也不赞同，我们有时在一起议论这事。是王春同志向当时的出版局反映了不同意见，并通过关系转告了相关领导部门。到1981年春，又是王春同志主动找我，转告陈云同志在杭州听了汇报，提到古籍整理人才培养不能中断。我把这一信息带回教研室，才有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教师联名给陈云同志写信，不然为什么要给陈云同志写信呢？也才有陈云同志派人到北大开座谈会，并下达1981年37号文件。所以，中央1981年37号文件的下达，王春同志功不可没！这一文件下达，才有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恢复和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才有古籍工作的春天。小组恢复后，王春同志是小组成员。他在中华书局一直兢兢业业地做党的工作和行政组织工作。我们今天回忆中华书局的过往与成就，往往提到出了哪些重点的书，同哪些著名学者有往来，但容易忽略像王春同志这样的党委的领导者和行政的总经理所起的作用。他贯彻党的精神，贯彻上面的意图，而又团结中华书局的人一起做好这项工作，承上启下，这是事业成功的根本性保证。我们今天纪念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不能忘记王春同志的贡献。

王春

讲一件小事。这个稿子写完后，我给老伴儿看了一下，因为她是老中华。她提到了王春同志的一件小事。她说，王春同志退休后到她办公室去，问：“能给我一个中华书局的大信封吗？”我老伴儿给了他一叠，大概有五六个，结果王春同志站在那里发愣，不敢接，说：“你给我这么多呀！”这就是做了多年中华书局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王春同志。他是这样的清廉。

中华书局在110年的路程上能够长盛不衰，是中华书局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华书局历任领导苦心经营的结果，更是党和国家大力支持的结果，因为古籍整理工作是党和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祝愿中华书局更加兴盛发达！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