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无限复活
人死不能复生，有人却称自己能“无限次复活”，还要寻找杀害她的凶手。任谁听了这些话，都会当是妄想，我起初也那么以为，直到后来发现隐情，才知道事情并不简单。
01 白大褂综合征
记得，那天是礼拜二，排到我出门诊。
一般出门诊，病人会比较多，可是每次排到我，病人就很少。我当时已经是主治医师了，如果在门诊不忙，那就难得清闲，可以喝上几口热茶。我在一科带两名住院医[1]，出办公室找热水泡茶时，叮嘱他们赶紧把拖了两天的大病历写好。
大病历就是完整病历，一般是指临床医师在诊疗中的全部记录和总结，包括病人的发病、病情演变、转归和诊疗计划。像我以前注册在沈阳的那家医院，对住院医的规培要求就很严格，一个月要手写十几份大病历，三十几份门诊病历，手指都快磨出老茧来了。
我们医院是三级医师负责制度，通俗地说，这个制度就像是一个医疗小组，组长是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主管是主治医师，经管就是住院医，一般是由主治医师来对住院医的诊疗负责。
一科有两名主治医师，除了我，还有一个叫杨柯的男医师。杨柯是模特身材，每天都会坚持锻炼，身上的肌肉把衬衫撑得鼓鼓的，人也长得英俊帅气，所以病人来一科看病，通常都会选他。为此，我少不了对杨柯发牢骚，他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出去找热水泡茶时，杨柯刚好进一科，看到我，他也没打招呼，而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不过，我注意到杨柯的脖子上有道鲜红的抓痕，估计是昨天在出外诊时，病人又不好对付，抓伤了他。我不想热脸贴冷屁股，可心中还是好奇，于是出去后就在走廊拦下一名一科的住院医，问她昨天跟着出外诊是不是碰上麻烦了。
扯个题外话，医院的医师是不能随便出外诊的，否则可视作非法执业。我们的执业地点是卫生局规定的，换一家医院都要按要求办理多点执业，而出外诊的医师也要符合各种要求才能批准办理。我们医院加入了120，精神科出外诊，上班时间联系医务科，休息时间联系院总值班，联系到个人或者科室，都要报告给医务科或者总值班。
我拦下的这名住院医叫小乔，眼睛大大的，每次说话都是一副受惊的模样。听我一问，小乔就娇声说，昨天杨柯和她出外诊，去了市里的一家综合医院，那里有个老爷子要入院，可是在做首程病历时，医生发现老爷子答非所问，精神不太正常，总说自己“怀孕”了。
该院的收治科室立刻上报医务处，医务处说赶紧请精神病院来会诊，他们就连催带逼地请杨柯过去。赶到那里后，杨柯查看一番就说可以确诊了，要给病人办转院手续时，他又说收治必须得征得家属同意，结果病人的家属“病”得更厉害，歇斯底里地在医院走廊里把杨柯摁倒在地，又是咬又是抓的。
小乔哼了一声，不甘心道：“病人把我们想做的事都做了，真是不公平。”
“做什么事？揍杨柯吗？算我一份。”我逗趣道。
小乔不敢对主治医师太放肆，随便敷衍了一下：“我是说……哎呀，事情好多，我先去忙了。”
我当然知道小乔的意思，不仅病人喜欢杨柯，女医师和护士也都喜欢他。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滑稽，好像就是心里气不过。为此，主任医师会提醒我，不要搞恶性竞争，因为自从杨柯来了一科，大部分病人都是喜欢找他看病的。
像我们这样规模的医院要想良性运转起来，还是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所以在我们医院就医，有一个比较贴心、吸引病人的环节就是病人挂号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就诊的医生，而不是由系统随机平均分配。如此这般，我就更有些不平衡了，尽管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小心眼的人。我的医术也不差，怎么病人来看病还以貌取人呢？！但杨柯好像习惯了被同人们“敌视”，何况是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平日里看到我就像看空气一样。
这不，礼拜二排到我出门诊，找我挂号的病人没几个，估计就是新来的医师没人信得过。和小乔打听完，我也泡好了茶，就回到了办公室，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有时候，我也会接到出外诊的电话，有些是医务科打来的，有些是警方打来的，这种活儿不会轻松的，没几个人愿意接。不过，我等了一上午，竟然一个病人都没有，连出外诊的电话也没有一个，仿佛连老天爷都要给我放假。
中午，我去主治医师的房间休息，杨柯也在，他脱掉了藏蓝色的西装外套，还把白色衬衫也解开了，我一进去就看到他想检查自己的背部，那里有许多道抓痕。青山医院对医师的着装没有硬性规定，尤其是精神一科的医师，不一定要穿白大褂，大部分医师都是西装革履的正装打扮，他们说这样显得专业，但我并不喜欢那样穿。因为穿西装其实有很多讲究，稍微穿搭不当，就显得像卖保险或做房地产的——倒不是对这些行业有偏见。
很多人认为，医生都穿白大褂，哪有工作不穿“工服”的呢？其实有一些儿科和精神科的医生真的不太穿白大褂。因为有研究发现，白大褂容易引起患者的焦虑，并会相应地提升他们的血压水平，这种现象又被称为“白大褂综合征”。为了安抚害怕医院的儿童，有些儿科医生通常穿着令孩子感到温暖的颜色，而有的精神科医生索性就不穿工作服了，更多时候都是以便服示人。精神和心理上的病症没有细菌感染的困扰，穿着便服反而更能有效拉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
言归正传，看杨柯实在不方便检视自己的伤势，我就干咳了一声：“咳！你要不要找人帮你涂点儿药在背上？”
杨柯不领情，冷冷地回答：“不用。”
这话堵得我变成了哑巴，好像是我稀罕帮他涂药一样，气氛瞬间僵住了。过了一会儿，休息室进来了一位七科的主治医师，他叫武雄，四川人，为人热情大方。我刚回广西，想要找人合租一套房子，分摊房费，武雄刚好也在找。这一天，武雄看到我就连忙说对不起，他前几天本来答应和我合租一套房子了，可他最近谈了女朋友，又不想找人分摊房费了。我懂得精神科的人找女朋友特不容易，也没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恭喜人家。
在大众印象中，医生都是高收入人群，我为什么还要找人合租来分摊房费呢？其实精神科医生的工资很低，像一些本科医师，有时候工资比护士还要低，因为护士的“挨打费”比医师高不少。何谓“挨打费”？要知道，精神卫生行业是个特殊行业，医护人员在为患者诊治时，会遭遇很多“不测”。国家照顾我们，每个月都会予以几十块的补贴，精神专科医生都管这项补贴叫作“挨打费”。
这时的我还没资格当专家，找副业，去外面讲课，所以赚到的每分钱都必须省着点花。
可能武雄反悔后有些内疚，瞄了一眼杨柯就多了一句嘴：“杨柯，你自己不是有套房子吗？干脆让陈仆天过去和你住好了。”
陈仆天是我的名字。听到我的名字，杨柯和我都厌恶地对视了一眼，随即又都将目光移开，彼此都不说话。武雄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还在那里“撮合”合住。
杨柯听烦了就对我放了一句话：“我买的是凶宅，死过三姐妹的，你敢住吗？”
我被他这么一激，当下也很不服气：“凶宅有什么好怕的！就怕你不敢让我住！”
武雄似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又马上打圆场：“咱们都是什么人啊，还怕什么凶不凶宅的，鬼故事都听腻了好嘛！”
杨柯没有接话，而是重新把白衬衫穿上，扣好扣子后，又用领带夹把系好的蓝色斜条纹领带夹住。这一夹，除了遵守一些社交礼仪外，还能防止病人在发病时拽住你的领带，把你勒到断气。当然，我觉得不系领带不就好了？！可是主任有要求，我们都只能照办。
就在休息室的气氛逐渐紧张时，医务科的小姑娘来找我，说已经排我出外诊了，去的地方是青秀公安分局的刑侦某大队。我心想，是哪个警察发疯了吗？出外诊居然出到刑侦大队去了，该不会很危险吧，毕竟人家是配了枪的。
不管怎样，接了外诊就得去，而出外诊人员如有什么不能处理的，必要时可以请警方过来处理，现在要去刑侦大队出诊，那岂不是更方便了，毕竟在场能帮忙的人应该很多。
哪承想，这一去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让我措手不及。
02 停止的时间
精神科医师出外诊，通常不会太顺利；如果顺利的话，病人家属早就把人给送过来了，哪还需要我们去收治呢。风险太高，这让很多学医的人对精神科望而止步，能坚持下来的人，真的不那么容易。
我们开车来到刑侦大队，但并没有听到任何吵闹的声音，反而还挺安静的，只是安静得有点邪乎。我见多了精神病患者，脑海里不自觉地就勾勒出一个画面来：不会是这些警察都被精神病患者给制服了吧？有的患者发起病来可真不得了，力大无穷，几个人都按不住一个。也难怪网络上曾有人问：一个行医的黄飞鸿为什么会有那么厉害的功夫呢？这个，我们精神科的医生最有感触了，功夫不行、力气不够，那怎么保护自己呢？说不定哪天就被病人给捅成筛子了……可见，杨柯这么勤奋地锻炼身体，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我带着人去找刑侦队负责人时，只看到一个女人背对着门坐在办公室里，对着一众警察说自己要报案，好像是说有人要杀她。
一般我们出外诊，医务科或者总值班都会提前帮我们问清楚：去哪里出外诊，病人什么情况，威胁系数有多大，有没有必要请警察来处理……
这次出来前，医务科的小姑娘已经都打听好了，告诉我：病人是一名中学女老师，教美术的，名叫林中花，极度危险，现在人在刑侦队，警察请我们快点过去，希望能强制收治病人。
来之前，我以为刑侦队已经把人给控制住了，所以想直接找刑侦队负责人提人，可来之后看到大家都这么安静地听这个“女报案人”陈述案情，我有点疑惑了，难道她就是警察口中“极度危险”的病人林中花？
说起来，刑侦队的副大队长姓廖，我们都习惯叫他廖副。有时候我出外诊，会请他来协助处理，彼此也算是认识。廖副见我来了，立刻对我使了个眼色，让我先别进去，站在外面等就好。
没多久，廖副就借故从办公桌旁起身，让那个女人先喝点热水，然后径直走出来，跟我小声交谈：“陈医师，你总算来了，这都几点了？”说完，廖副回头抬眼望了下墙上的时钟，那个时钟早就坏了，时间一直停在十点十分。
我没理会廖副的抱怨，只是歪着脑袋，透过窗户瞄了一眼女人的背影。那女人像是后脑勺长了眼睛，我只瞄了一眼，她就把头转了过来。女人长得挺眉清目秀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还涂了口红，化了点妆，试图遮住非常明显的黑眼眶。整体看下来，这个女人的状态好像不太糟糕，她还懂得顾及自己的形象。
等女人转回头时，我就问廖副：“她就是林中花？人很危险吗？我看好像没什么暴力倾向啊，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还希望你能告诉我呢！”廖副一副很头疼的样子，似乎恨不得快点摆脱里面的女人。
我听糊涂了：“是你叫我们来的，我们能告诉你什么啊！我看那女人没病，倒是你有病。”
廖副不屑：“我能有什么病？”
“相思病啊！不然你找借口骗我来干什么？”我开玩笑地说。
廖副瞪了我一眼：“少来了，我老婆孩子都快生了，谁想你啊，你又不能给我生孩子。”
我意识到谈话的方向走歪了，又拉回到正题上：“你赶紧告诉我们，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毛病，我好对症下药。”
廖副当然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他先让办公室里的刑警安抚那女人，然后和我走到楼梯口，跟我细说那女人的问题。
据廖副透露，坐在刑侦队办公室的女人确实是林中花，她来刑侦队报案不是头一回了，她一开口就说有人要杀她，起初警察们以为她是正常人，还认真地询问有没有关于凶手的线索，可林中花却说自己不知道凶手长什么样，因为那个人戴了黑色面罩，而她没能逃开，被凶手杀死了……
像这样的情况，警察只能配合她做记录，然后把人送走。不承想，隔天林中花又来了，目的还是一样，都是要报案，说有人要杀她。
警察也是很忙的，这么浪费公共资源不好，所以廖副知道后，就亲自过来问她：“是谁要杀你啊？”
林中花一直重复前一天的话，还说自己又被杀死了，并且强调了“又”字。
廖副以为这个年轻的女人装疯卖傻，跑来调戏他们刑侦队里帅气的小伙子，于是就戳穿了问：“你都被杀死了，怎么还能来报警呢？那你现在是什么啊？”这一问，完全是话赶话，廖副也没多想，可他听到林中花后面的回答，肠子都悔青了。
林中花居然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她悄悄地和廖副说，她能无限复活，怎么都杀不死。廖副不是精神科医生，听到这话，完全当这个女人想跟自己抬杠，接着问，一个人怎么可能无限……
结果，林中花没等廖副把话说完，就打断道：“这里面藏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要是说出来，这世界就要毁灭了。”
廖副满脸无奈，只好和之前的人一样，规规矩矩做了笔录，再次送人离开。
问题是，林中花还是每天都会来报案，一个多月后，林中花的手腕、脸部、颈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外伤，有刀割的，也有绀紫色的瘀伤，她说是杀她的人给弄的。廖副担心女人遭遇了家暴，想请女同事来帮她检查伤势，林中花却死活不让别人碰她。
听到这里，我觉得病人不算太危险，她可能会自残，可总比暴力伤害他人好一些。廖副却说：“这还没完呢，因为她觉得我们是在敷衍她，所以，所以她现在就，就扬言要自己去追查凶手，把凶手抓来给我们看，证明她自己没疯。”说到这，廖副竟然有些激动。
“抓凶手？”我不太相信。
廖副很无奈：“是啊。”
这时候，下午的天空突然堆满了乌云，狂风大作，还打了几道闪电，暴雨将至。我莫名地有种不祥的预感，似乎这次出诊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一种惶惶难安的感觉在全身蔓延开来。
廖副抬头望了望天，呢喃了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然后又继续告诉我，林中花每次来报案都非常认真，她说自己要去抓凶手，真去抓了。只不过，到了第二天，林中花又说自己被凶手杀死了，她差一点就扯下凶手的黑色面罩了……
日复一日，林中花的气色愈来愈差，刑侦队的人问林中花在哪里上班，家里有亲戚吗，难道家人都不关心她。林中花却说，家人不知道她每天都被人杀死，反正自己每天都会“无限次地复活”，她不希望家人担心。
林中花已经连续两个多月每天都来报案，廖副的耐心也渐渐被磨掉了，他当即唱起反调：“你说你死不了，每次都能复活，你是有超能力吗？有不死之身吗？人家为什么要杀你？动机是什么？”
那天，林中花煞有介事地回答：“如果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接受不了的，就像我告诉你，我每次都能复活一样，你们根本不相信我。”
“要不等抓到凶手，你再来报案吧。”廖副的脾气上来了。
林中花一副不计较的样子：“我不怪你，没有人会相信我的，你们不帮我抓凶手，我就自己抓。只有抓到凶手，才能救我，救你们。”
廖副很不耐烦，忍不住提高了声调：“救我们什么啊？难道凶手还能把我们也杀了吗？”
林中花很神秘地回答：“你们没被杀，但全世界都有危险，我是要救自己，也是要救大家。”
这种话越说越玄乎，廖副不再搭理林中花，只要人没大碍，也不瞎闹事，刑侦队对这种没头没脑的报案就只当恶作剧，走个过场，每次做个笔录后就送她离开。
林中花也不完全像是恶作剧，每次被送出刑侦队，她都会问为什么不给她一份回执单，按规定这是应该出具给报案人的。刑侦队担心刺激到林中花，每次都会说：“回执单用完了，下次再给你吧。”
林中花有时就会抱怨：“你们每天都这么说，不觉得有问题吗？”
刑侦队听到这话，总觉得林中花也不是完全疯了，因为她记得每次来都没有拿到回执单，正常的记忆力还是有的。
听起来，林中花的情况应该属于妄想性精神病，这种病的症状就是对一切事物都保持怀疑的心态，随时保持警戒的状态，总觉得有人要害他，到处防备，四处控诉，刚患病时，还会有幻听的表现。很多人都以为，幻听是病人的心理造成的，实际上有科学家曾用磁共振成像扫描了12名妄想性精神病患者的脑部，在五年中做了多次检查，他们发现幻听并不是心理造成的，而是脑部有机能上的组织流失。尽管妄想性精神病对大脑的伤害始于大脑后部，但大脑前部也会有流失现象，就像森林大火一样蔓延，脑部组织会从后向前流失，“烧掉”。
听了廖副的描述，我心中大概有底了，只是如果确诊的话，肯定是要将她收治入院的。根据《精神卫生法》，医院收治病人必须经过家属同意，我就问廖副有没有联系过林中花的家人。廖副耸耸肩，表示没联系过，林中花之前除了来报案，基本上没造成太大的破坏，刑侦队就由着她，从来没去联系过她的家属。
雷声慢慢大了起来，我怕下雨路上会堵车，就想先进去和“病人”谈谈，廖副拦住我：“我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
“我尿急啊！”我抖了抖身体，“真的。”
“你真麻烦，那快去尿，厕所在那边。”廖副指给我一个方向。
我忍住尿意没去，而是问：“还有什么情况？你一次说完吧。”
廖副面有难色：“这个事怎么说呢，林中花来报案的次数多了，我们真的以为她是个疯子……”
真以为？难道她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我狐疑地想。
廖副没察觉到我的心思，继续说：“既然是疯子，我们就没想太多，糊弄一下就算过去了。而且林中花看起来吧，也不像那种疯到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她每次来都会打扮得干干净净，只是气色不太好罢了。我以为这个人是生活里受到了什么刺激，也就不想为难她，可是有一天出了一件事……”
我被勾起了好奇心，忙问：“什么事？”
廖副好像被寒意侵袭了身体，他哆嗦了一下：“林中花每次来都会强调有人要杀她，只有抓到凶手，知道凶手是谁，她才能救自己，救大家。可是那个凶手戴了黑色面罩，她每次被杀死都看不见凶手的样子，直到今天，她又激动地跑来我们刑侦队，告诉我，她终于扯下了凶手的面罩。”
“凶手是谁？”我来了兴趣。
在赶过来时，我带了个住院医，叫宋强。他在一旁安静地听了很久之后，终于忍不住插了句话：“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吧，任何人都有可能。”
“不一定。”
说罢，廖副从口袋掏出手机，举起来给我们看一幅素描：“林中花是中学美术课老师，素描功底不错，她画的凶手很逼真，跟真人一模一样，几乎没有偏差。这个人，你们应该也认识。”
“真的假的？”
我凑近一瞧，心想，哎哟，画得可真好，美术课老师果然不简单。可我再一细看，又觉得不大对劲，凶手的模样很眼熟，竟然是我见过的一个人。
03 罗素理论、无穷卡农、埃舍尔版画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林中花本人。
刚才她将头转过来，我透过窗户见过她的模样。心理和精神出问题的人，将自己认作凶手，并画出自己的模样，这不算稀奇古怪。我们精神科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更疯狂的事比这多了去了。
廖副收起手机，对我们说：“我原来也觉得她是个疯子，画出自己的样子，更加证明她不是个正常人，你们和我想的都一样。也怪我一直没把人家当回事，没去查证过她的说法。”
我还是没搞懂，费解地问：“查证什么？她说的话都不是真实的，查不到什么吧，总不会她真能‘无限复活’？”
廖副愧疚道：“按理说，林中花第一次来报案，我们就该记录她的个人信息，然后查证一下的，但她之前说得太像胡闹话，我们也想着就是一出恶作剧，就没去弄。那天，林中花说自己又被杀死了，但这次遇害之前，她扯下了凶手的黑色面罩。那个凶手是个女人，她不仅记住了凶手的模样，还画了下来。如果刑侦队不立案，不去抓凶手，那么她就自己去抓凶手，还要杀掉凶手。我们一听，这还了得，这是要出去杀人的架势吧，不联系你们来收治可不行。我知道，收治肯定要经过家属的同意，这才要了林中花的个人信息，去找她家人来，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我抖了抖腿，只道：“猜不了，你就行行好吧，我都快尿裤子了。”
廖副低头瞄了一眼我的裤裆，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说他去查林中花这个人时，竟然发现她是失踪人口，而且已经失踪半年了，更奇怪的是，系统里查到的照片和来报案的女人完全不一样，她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人，也不存在整容后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可能性。以往，有人会调侃，一个人整容后在机场如何通过海关，难不难。其实不难的，因为整容不会整耳朵，系统可以识别耳朵，耳朵和指纹一样，都不相同，这也是公安局在拍证件照片时，会要求把耳朵也露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廖副仔细比对过她们耳朵的形状，这两个人的耳朵相差也非常大，可以断定，确实不是一个人。
而真实的林中花，在系统中显示，是南宁青秀区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半年前的国庆长假结束后，就失踪了，现在人一直没有找到。据查，林中花失踪前曾前往中越边境的德天瀑布旅游，警方调看了旅游集散中心附近的监控，发现林中花是一个人去的，并没有同伴，但后来就行踪不明了。
廖副心中大惊，这才头一回采集了“林中花”的指纹，然后实验室的人在系统里查了查，可没有结果，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在警方的指纹数据库中存档。廖副的职业病犯了，认为林中花的失踪案一定与办公室里坐着的“林中花”有关，也许人已经死了，凶手就是这个“林中花”。
“这真是天方夜谭啊！”我没想到廖副讲了半天，会是这个结果。
住院医宋强也附和：“是很离奇，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不过杀了人，还跑到刑侦队来‘演戏’，是不是太傻了？这不是等着被抓吗？”
廖副试着推理：“可能她杀人后，心理压力过大，精神崩溃了。你们别看电影里杀人好像很容易，其实杀人很难的，会良心不安啊！我家老头子以前在监狱系统给犯人执行过枪决，那种感受他至今还记得。”
“那你还让我们来收治她？她是杀人犯啊，难怪你说病人极度危险。”我连忙摆手，“我们医院不收吸毒的，也不收杀人犯，这不在我们的业务范围内。”
廖副见我要走，“欸欸欸”地连叫了几声，又道：“你走哪儿去？不尿尿了吗？再说，我也不是傻子好嘛，用不着你们还会叫你们来啊？我只是怀疑而已，又没确定那个女人就是凶手，而且现在什么都不确定，叫你们来就是去和她谈谈话，看看她是不是真的脑子有病，有病就带去治一治。”
我明白廖副的意思，那个女人就算是清白的，她也应该知道林中花失踪案的一些线索，这种疯癫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真是受了什么刺激吧。至于那个女人画出了“凶手”的样子，那么人是她杀的吗？尸体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一进去就抓人，何况家属都不在场，廖副就请我先进去和那个女人聊一聊，看她是真疯还是装疯。廖副的职业病很严重，担心这个女人有可能是怕罪行败露，因此跑来刑侦队装疯卖傻，以此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我不置可否，不想被这种信息干扰，于是就让廖副和宋强都在外面等我，还把守在里面的警察也叫了出来。那个女人见到这场面，有些紧张，还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警察都出去了。直到看见我进来，她才又镇定下来，换上一副非常冷静的神情，似乎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出。
“我在说谎。”没等我坐下，女人就抛出了这么一句话。
一般人可能会想，太好了，屁股没坐热，对方就承认自己在撒谎，那么可以结束工作，回去喝茶看报纸了。我则不那么想，反而心中暗暗佩服。眼前的这个人并非精神有异那么简单，她绝对受过高等教育，智商可能也非常高，她的这句话源自古老的语言悖论，代表她看出我是精神科出身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我母校有位教哲学的老教授，他上过一堂课，是以罗素理论、无穷卡农、埃舍尔版画为主题的一堂悖论课。“我在说谎”是一个无解悖论，很古老的语言游戏，它涉及自指，即自我指涉。自指在数学上的表现是罗素理论，在音乐上的表现是无穷卡农，在美术上的表现是荷兰的埃舍尔版画，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一则中国的老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无限循环，即∞。
可以说，自指的统一表现就是无穷无尽的死循环，如同“林中花”每天来刑侦队叙述的“无限复活”那样。“林中花”的一句“我在说谎”看似简单，对于精神科的人来说，反而蕴含了很大的知识含量。她到底在说谎，还是没有说谎，她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悖论让这种对话进入无限死循环，永远没有尽头。
“林中花”正视着我，没有闪躲，声音很稳地问：“你是刑侦大队找来的精神病医生吧。他们觉得我脑子有病，对吗？”
我“以夷制夷”：“你觉得你疯了吗？”
这句话同样蕴含了无解悖论，“林中花”笑了起来：“我和你以往的病人相比有什么不同。”
我总结道：“你看到我来，不害怕，也不紧张，反而很冷静。”
“林中花”很满意：“那我就不是病人。”
廖副在办公室外偷听，见我还在聊些不着边际的内容，就给我打了很多看不懂的手势。我不去理会，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行事。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林中花”究竟有没有杀人，她为何会认为自己是凶手，这些是不是她精心策划的脱罪阴谋。在电影里，我或许相信会有这样的情节，可现实中，一个人杀人后跑来刑侦队演戏，等着被人抓，这真是很夸张的事。
我知道现在问什么都是白问，索性就不问了，只是干瞪着眼坐在椅子上。“林中花”一开始很冷静，后来就有些着急了，反而先问我：“你也觉得我来报案，说的都是假话吗？”
我不能刺激病人，和她争辩可能会让她进入暴力状态。想了想，我就好声好气地问：“你的家人呢？”
“林中花”假装没听到，只冷冷地回答：“我说了我没病，你不用在这里白费心思了。我告诉你，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我顺着问：“那我要说什么呢？”
“林中花”不紧不慢地说：“你要套出我家人在哪儿，请他们过来，因为精神病院收治病人是要经过家属同意的。我也知道，你和他们一样，都以为我说自己死了又复活，是疯话。”
我苦笑道：“你很聪明。”
“我不是聪明，而是……”这时候，“林中花”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故意停顿了很久才继续说，“而是我每天都在经历同样的事，一直在过同一天，你们的反应和想要说的话，我都知道。当然，不是每个细节都一样，但都差不多。就像今天打雷下雨，以前从没有过，也许是我查到了凶手是谁，改变了这无限死循环吧。”
“你一直在过同一天？”我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原来这个女人比我想象中的要病得厉害。
“林中花”像背书一样，语速加快了：“我每天来，墙上的钟总是十点十分，每次报案离开，警察都会说回执单用完了，不能给我……”
我终于没忍住，打断了她的话：“刑侦队的钟早就坏了，一直是十点十分，我几个月前就发现了，刑侦队没人换，也没人修。他们没给你回执单，不是用完了，而是……”我忽然停住，心里责骂自己，和病人争什么啊，这下好了，她要和我掰理了。
“林中花”先是故作高深，来了一句：“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然后又对我说：“我也可以说你每天都会来，都讲一样的话，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因为你每天都在过同一天。这个钟是坏了，每天都是坏的，因为每一天都是同一天。而我，每天都被人杀死，因为这永远是同一天，我才能无限次地复活。”
“林中花”把这句话的三个“同一天”都说得很慢，很用力。强调完后，她又认真地说：“我不怕死，可只有查到凶手是谁，我先下手为强，才能打破死循环，拯救这个世界。我就是无限死循环中最重要的一环，救了我，就能救全世界。”
和精神病人争论，是要不得的，只是面对“林中花”的理论，我也是无话可说。如果套上我母校哲学课老教授的理论，她说的也不无道理，没准我们一直在过同一天而不自知。
如果是演电影，我或许会拿起桌子上的素描画，然后举起一面镜子，让“林中花”自己对比。可现实世界里的我不能这么做，这样会刺激到病人，并引发暴力行为。医院的“挨打费”这么低，被打不值得，我也不想自讨苦吃。
还好，刑侦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让人通过各种渠道查“林中花”，终于找到了一位直系亲属过来，我们也才获知了“林中花”的真实身份。
原来，“无限复活”并不是一出简单的闹剧，还暗藏了更深一层的秘密。或者换句话说，“林中花”不算说谎，某种无限死循环确实存在于这件怪事中，可惜我们都没能及时发现。
04 躯体检查
被刑侦队找来的“林中花”直系亲属是一位老先生，他说女儿真名叫黄飞红，是一所民办院校的音乐老师，可他不知道女儿得了“精神病”，他们不住在一起，女儿一年前搬出去自己住了，现在很少回来看老人。
本来黄飞红很冷静的，可一发现父亲来了，马上就乱了阵脚，似乎没有波澜的海面忽然掀起了海啸。黄飞红想冲出刑侦大队的办公室，在她父亲的同意下，我们才好不容易地将她收治。其间，黄飞红反抗得非常猛烈，我们几个人都被她撞翻在地上，她竟然携带了一把水果刀，住院医宋强被划伤了手背，所幸伤口不深，贴张创可贴就行了。
而廖副最关心的是，真正的林中花在哪里，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凶手是黄飞红吗？因为查到了黄飞红的真实身份，刑侦队顺藤摸瓜很快便查明黄飞红在半年前的国庆长假也去过中越边境的德天瀑布，时间与林中花的行程几乎重叠，只是去程所乘的交通工具不相同。
这些侦破工作和我有些关系，因为治疗方案要根据黄飞红是否犯过罪而做出相应的改变。起初，我也以为黄飞红得了妄想性精神病，是杀人后受了刺激所致，结果做了多种检查之后，最后得出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黄飞红得的是酒精中毒性妄想症。
学医的人都知道，长期无节制饮酒会损害躯体和精神，致人出现一系列的临床问题，比如慢性酒精中毒精神障碍，以及黄飞红所患的酒精中毒性妄想症。慢性酒精中毒精神障碍的幻觉症病期可长达数周至半年，而酒精中毒性妄想症病程多迁延，且无意识障碍，在临床上，这两种病症很容易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一开始，我们也犯了错误，认为就是精神分裂症，每日予以病人口服一定量利培酮。吃了一段时间后，效果不是很明显，但黄飞红能正常回答问话，只是做心理治疗时，她总会牵出“无限复活”的桥段来。
后来，我们又从病人家属和同事那里了解到，黄飞红有很长的饮酒史，医院就给她做了躯体检查。她的肝功能化验异常，主要表现为谷丙转氨酶升高；心电图也异常，主要表现为心肌劳损、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头颅CT检查出脑萎缩。像长期饮酒的症状。
酒精的过度摄入或者长期摄入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尤其是大脑皮质受损会影响到认知功能。而慢性酒精中毒不仅表现为神经系统损害，还表现为精神损害症状，以躁动、丰富的幻觉、妄想为主，有时候还会伴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如多汗、颜面潮红、瞳孔散大、心动过速等。
再次会诊后，我们得出了酒精中毒性妄想症的结论，然后应用脑神经营养剂，联合使用大剂量B族维生素及保肝类药物，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支持疗法；同时给予抗精神病或抗焦虑药以控制兴奋躁动，又配合心理治疗等。
然而，黄飞红的问题并不只是酒精中毒性妄想症这么简单，因为在她的症状稍有缓解后，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致命的问题。
黄飞红入院后，还是会认为自己处于“无限死亡”和“无限复活”的情况，只是不再重复说自己活在同一天了，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因为看到了凶手的面目，打破了之前的无限死循环，她的世界发生了改变。
有一天，宋强和小乔先后向我反映，护士们都说黄飞红好像一整天都不用睡觉，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轮班的人都没看到过黄飞红睡觉。我通过各种渠道观察，发现住院医和护士没说错，黄飞红真的是不需要睡觉的，我们曾对她予以有助睡眠的药物，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像催眠类的药物，一般人服用后多少都会有些效果，可如果你吃过会令人兴奋的药品，那么催眠类的药物可能就不管用了。黄飞红被送进住院部后，一直没有接触过外界，她不可能携带其他药品进去，护士们也不会在里面售卖违禁药品。住院部有不少像黄飞红这样的病人，都伴有焦虑、失眠、惊厥的症状，我们一般会予以镇静或催眠的药物，比如苯二氮䓬类药物。其他病人吃了都有作用，头一个没起作用的就是黄飞红了。我觉得奇怪，于是又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定黄飞红没有偷偷不吃药，所有的药物她都按时按量服用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很头疼。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根本顾不上找人合租房子的事。而杨柯自从那天放过话，说我不怕凶宅就可以去住之后，再也没和我提过房子的事。
为了黄飞红的病，我求助过原沈阳单位的同事，以及母校的老师。他们都做出了许多推测，但由于没有亲身接触过病人，因此能给出的答案都不多，也都不适用在黄飞红身上。宋强和小乔这些住院医也经常上网搜索相关信息，可惜没一条能用得上。
在持续的治疗中，黄飞红的酒精中毒性妄想症缓解了，我就想着给她做个全面的躯体检查。青山医院硬件设备有限，要做这样的躯体检查，只能去市里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市里好几家医院都和我们有业务往来，因为不少综合性医院都没有开设精神科，无法收治有精神疾病的躯体疾病患者，通常都要找我们去会诊，收治病人。我们人手不多，每次叫我们过去，他们都像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们没有个两三天都挤不出时间过去。
知道我要安排人去做躯体检查，医院的人特热情，还说：“赶紧来吧，我们有个女病人妇科占位性病变入院，结果收治科室不懂事，没发现她有精神病，现在正在医务处骂街呢，您行行好，赶紧来收了这位姑奶奶。”这医院施行的是“首诊负责制”，首诊医生为此急死了，巴不得我开着火箭赶过去。
刚好，医务科的小姑娘也接到了电话，排了杨柯出外诊，我们是一起过去的。在车上，黄飞红本来很安静，忽然就又犯病了，她瞅瞅我，又瞅瞅杨柯，然后神秘兮兮地问我：“这是你同事吗？长得比你帅。你们是好朋友吗？”
我被问得愣住了，杨柯也假装没听到，坐在车子里闭目养神。黄飞红难得出来透透气，在路上就一直说话，不过她思维是连贯的，不像有些病人，说话时思维跳跃得厉害，无法连贯地说一件事。
到了综合性医院后，我去处理黄飞红做检查的事宜，杨柯则去给另外的病人会诊。谁知道，医院门诊的墙上有镜子，黄飞红经过时，注意到了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就怔怔地杵在那里不走了。我们怎么劝，怎么拉都没有用，仿佛人已经扎根在地里了一样。
我暗喊“糟糕”，黄飞红是不是以为镜子里的人是凶手，她的病情又要反复了吗？果然，黄飞红一下子就大喊起来，说杀她的凶手就在这里，让快抓住她。接着，黄飞红挣脱我们，一头撞向镜子，头破血流后，又抓起镜子碎片，用力地敲打地上的玻璃碎渣。来看病的老老少少见了这阵仗，都吓坏了。
当时，杨柯还没走远，听到动静又折回来，帮我控制住了病人，只是他的黑色西装外套被划穿了，里面的衬衫也被染红了，我也被割伤了大腿，幸好都是皮外伤，不碍事。
杨柯回来帮我，算是厚道的，否则我就被黄飞红捅死了。人家衣服毁了，又受了伤，我良心不安，于是关心地问：“你还好吧？”
“不好。”杨柯冷酷地答。
我心想：哎呀，好心问你，你还跩起来了。但嘴上却说：“衣服多少钱，我赔你好了。”
杨柯也不跟我客气：“五千八。”
听到这个数字，我就后悔了，怪自己多嘴。五千八，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赔。杨柯在处理伤口时，瞪了我一眼，好像在怪我没看好病人，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还连累了他。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出诊风险高，还穿这么贵的衣服出来？挨打费再高也不够赔你一套西装的。”说完，我上下打量了杨柯，盯着他那双擦得黑亮的皮鞋，又问：“你这双皮鞋多少钱？一千吗？”
杨柯没正眼瞧我：“三千二。”
我被堵得没话说，心想：“你是来讹钱的还是来走秀的。罢了罢了，人家生活质量高，我们这种小医生理解不了，人家也救了我，还是不计较了。”不过，我还是很纳闷儿，我们工资明明不高，一科的主治医师都没有去外面搞副业，没有灰色收入，杨柯怎么那么有钱呢？估计人家是富二代，可精神科医生真的不好当，家里有钱的人不会选择学这个的。
结果，我没计较，杨柯却计较起来，看我要带黄飞红离开，就问：“你这身衣服多少钱？”
我没料到会有这一幕，只好灰溜溜地答：“三百五。”
杨柯低头瞧了我脚上的皮鞋，又问我：“这双鞋多少钱？”
我像被侮辱了一样，不高兴地答：“也是三百五。”其实是两百五，谁不要面子啊，就多说了一百。
杨柯问完就走了，留下我在那里尴尬。黄飞红这时好像又清醒了，在一旁落井下石：“你太没礼貌了，被嘲笑了吧？！”
“好，好，是我自讨苦吃。”
我果断认怂，不去和黄飞红争辩，唯恐她把我错认成杀她的凶手，一会儿又要“大闹天宫”。之后，我就赶紧安排黄飞红去做一系列的检查，一刻都不敢耽误，万一她趁机跑了，麻烦更大。
等检查结果陆续出来，我再次做了更深入和全面的诊断，才发现黄飞红真的陷入了一种“死循环”。而这个“循环”病症已经至少存在几个世纪了。
同时，廖副那边也传来消息，有几个游客在中越边境的山里发现了林中花的尸体，案情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05 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
拿到所有的检查结果后，我出于谨慎，请了一个礼拜只来两三天的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41岁，姓季，我们都叫他副高，或者季副高，方便和别科的副主任医师区分开来。季副高很喜欢研究学术，不喜欢办公室政治，也不爱去外面出风头，更不像某些专家一样到处去讲课、迎合药物公司的需求。
五年前，季副高曾在国外专门研修过睡眠医学，在这个领域有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他听我提到黄飞红的病情，就一起来做研究，甚至还会和我彻夜留在住院部，守在病房外观察黄飞红的一举一动。
经过日夜观察和记录，黄飞红确实没有过真正的睡眠，只是会偶尔短时间浅眠，肢体也会乱挥乱舞，全身还会不由自主地痉挛性抖动。这一切黄飞红都是不自知的，她身上的伤就是乱抓出来的。有一次，黄飞红好不容易经过药物治疗，进入了睡眠，更可怕的事却发生了——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古怪的声音，像是有一条蛇在里面蠕动着要钻出来。因为怕她会在睡眠中窒息，我们中止了该药物的治疗。
随着对病情的掌握和剖析，一个可怕的诊断逐渐成形。在经过多方面会诊后，我们诊断出黄飞红患有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英文叫fatal familial insomnia，简写为FFI。
这种病诊断的标准参考为进行性睡眠减少，非快速眼动睡眠期纺锤波和δ波消失，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时间也会明显减少，催眠药物无有效的帮助，且伴有以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和内分泌改变，还会有运动障碍。当然，基因检测是最直接的诊断方法。
这个病的记载首现于意大利的一个家族，在数个世纪前，一个叫贾科莫的男子忽然染上怪病，日夜不眠，从妄想进入痴呆，最后疲惫衰竭而死。之后，这个家族的三十多个人在中年时期都得了和他一样的病，相继死去。目前全世界已有意大利、美国、日本、中国、丹麦和爱尔兰等国相继出现了患此病的人。
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的病程很恐怖，首先是无法入睡，日夜醒着，然后瞳孔会缩小，男性还会阳痿，血压增高，脉搏加快，出汗过多，接着会出现妄想、幻觉，运动障碍，身体机能逐一停止，当事人能感受到痛苦，可却说不出来，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简单地说，缺少睡眠不是这种怪病的致死原因，而是这种病会导致大脑大面积损伤。
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是由于朊蛋白结构异常所导致。编码朊蛋白的基因位于第二号染色体的短臂上，是人体固有蛋白，主要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与人的智力、睡眠等关系密切。如果朊蛋白发生基因突变，会形成不合格的异常蛋白，不仅不能发挥正常功能，而且无法被蛋白酶溶解，沉积在大脑等中枢神经系统中，造成大脑的神经元脱失，形成像海绵一样到处是空洞的改变，其中丘脑的改变尤为突出。
这种病目前没有有效的防治手段，英美科学家在动物实验中发现，这种病虽然可以治愈，但后来用于临床试验的动物都神秘地死亡，没有查到具体原因。而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用GHB，也就是γ-羟基丁酸。GHB对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无效，但能增加慢波睡眠的时间，缓解病情。
这种病在中国非常少见，第一例是2004年在湖北协和医院发现的，病人很快就死亡了。在此两年后，河南也发现了一起男性病例，怪病的魔影曾笼罩其家族多个世纪，也是一个庞大的患病家系。
在之后的诊疗中，我们同样发现黄飞红的家族在数百年前就有过类似的传闻，黄家的族裔在成年后大多会半年都睡不着，然后就神秘去世了。可以说，黄飞红的家族一直处于这一怪病的死循环中，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阻断它。当黄飞红表现出妄想时，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效果都不明显。
季副高为了诊断这个病，和我一起研究了很久，当确诊后，又为怎么处理黄飞红的事发愁。院长知情后，也道出了他心中的忧虑，因为我们医院从成立以来，从没死过病人，黄飞红要是继续留在住院部，到时候死了怎么办？院长知道廖副在查林中花失踪案，问我：“不是找到林中花的尸体了吗？人是不是黄飞红杀的，是的话赶紧让病人出院，不是也要想办法让人转院。”
当时黄父坚持留女儿在院里继续治疗，但是我们医院没办法有效地治疗病人，所以院长这么考虑，看似自私无情，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住院医小乔知道后，对此愤愤不平。看到小乔的样子，我对黄飞红也有些于心不忍，总想为她做些什么——不能就这么送她回家等死吧。小乔母爱泛滥，比我还激动，她有天在医院食堂找到我，恳求道：“陈医师，黄飞红还有没有救了？我查了好多文献，这个病有很多种试验记载的，你不能和院长申请下，试试看吗？”
“你又不是第一天当医生，我们哪能拿黄飞红当试验，万一医死人怎么办？人家是来治病的，不是来当试验对象的。”我提醒道。
“那就只能这样让人出院了吗？人又没治好。”小乔不高兴了。
我也很无奈：“她一直住在我们这里也不是个事，你没看住院部那些‘钉子户’，住久了，哪个精神是正常的？都是不好治才一直拖着不走。黄飞红现在酒精中毒性妄想症有所好转了，就是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没的治，可是她生活能自理，放她走，去找更有能力治疗她的医院才是最好的选择。”
院长也来吃饭，看到我和小乔在讨论事情，又来催我：“小陈，你问了廖副没？你那个病人到底是不是杀人犯？这事别拖了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别闹出事情来。”
六天前，我就联系过廖副，因为案子还在侦查中，他有许多细节不方便透露，这件事就一直拖到现在。我只知道，林中花的尸体在中越边境的大山里被人发现了，听说死状奇惨，尸体被野兽咬掉了大半，法医等司法鉴定人员很头疼，有用的证据不是很多，谁是凶手更没什么线索。院长老催我去问廖副，其实廖副还拜托了我好几次，说黄飞红要是真的清醒了，没有精神疾病了，就赶紧问她是不是认识林中花，知不知道案子的内情。
院长凑到我这桌的时候，小乔就溜了，留下我独自应付院长的“十二道催命符”。季副高在邻桌吃完饭，慢悠悠地看着《南国早报》，他本来与世无争，听到院长在一旁催多了，就忍不住戴上厚厚的眼镜，放下报纸，帮我说话：“院长，这个事我帮您盯着呢，本来也是我们一科的事，我是他们的副主任医师，应该负责的，您就别担心了，我们会尽快。”
院长可能也饿了，想要吃饭了，就缓和了态度：“好了，好了，你们吃饭吧。这事记得挂心上，别拖了。”
季副高仗义地替我回答：“知道，知道。”
院长很少来食堂吃饭，其他科的领导见了，都请他过去一起吃。我等院长离开后，立刻感谢季副高：“谢谢副主任帮我顶着。不过小乔说的也对，黄飞红就算不是杀人犯，送出去怎么办呢？只能等死吗？”
季副高仿佛有菩萨心肠，凡事他早就打点好了：“别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倒好，净把事情往身上揽。我们这里救不了黄飞红，留下来一样等死，搞不好还会恶化。我在做会诊的时候就联系了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人了，他们收治过一个相同病例的男患者，是国内的第二例，也是唯一健在的患者。到时候，我们让黄飞红去找那边的人给看看，费用嘛，也不用担心，她家还算宽裕。我也联系了国外的机构，这种病相当罕见，很多方面都有兴趣，尤其是涉及改善睡眠的医药公司，他们的研究比我们先进多了。至于之后的发展，那就要看黄飞红自己了，我们最多就帮到这里了。”
我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赞叹道：“副主任，你人太好了。”
“你也不赖啊！良心安，人才能睡得好嘛。好了，你接着吃饭吧。”季副高笑了笑，然后又摘下眼镜，继续看他的报纸。不过，在看报纸的时候，季副高又瞧了我一眼，眼神有点怪怪的。
同时，我听到另外几桌的人在窃窃私语，包括原本要和我一起合租房子的七科主治医师武雄，他们都时不时地朝我这边望过来。我离得比较远，食堂也很吵，没听清楚他们在一起议论什么，只隐约听到几句片段——
“一科的主治死得惨啊！”
“可不是嘛，他都不知道自己前一任是怎么死的。”
“很快就轮到他了……”
“别说了，小心被领导听到。”
那几个科的主治医师是个小圈子，我这种新来不久的人，很难融入进去。听到谁死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可又不好多嘴去问。我之前问过比我先来的住院医，他们都支支吾吾的，说一科以前没有哪个主治医师死掉啊，只是转去别家医院了。就连平时喜欢谈论家长里短的小乔，也对我三缄其口，说不知道以前的主治医师去哪儿了，连姓什么也不知道。好奇害死猫，我深谙这一点，后来忙起来也就没深究。
又过了几天，黄飞红在妄想症减轻后，又陷入了失眠症导致的幻觉中，不过她慢慢地放弃了“无限复活”的故事。有一天下午，住院医宋强来告诉我，黄飞红意识清醒了许多，现在要求见我，她有很重要的事要说，和林中花的遇害有关。
06 写在莫比乌斯环上的音符
那天，我扁桃体发炎，有点发烧，前一晚还没睡好。看完病人后，我觉得很累，想要去主治医师的休息室躺一躺。当宋强跑来找我，告知来意之后，我又马上打起精神：“我们走。”
宋强一路都在问我：“万一人是她杀的怎么办？她之前画的凶手就是她自己，这可能是内疚造成的。”
“不要用不能确定的线索来做推断。”我纠正道。
几步路的工夫，我们就进入了住院部，黄飞红坐在病房里等我，眼神有些空洞，不过精神好了很多。看我来了，黄飞红就站起来，激动地说：“我想起来了！”
精神病人说的话不能全部当真，你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甚至他们也无法分辨自己说的话是真是假，这需要依靠强大的专业知识来分辨。我其实心里也很激动，可仍表现出平静的样子，并示意黄飞红先坐下来，慢慢地告诉我们。
黄飞红先说，这一切都是去崇左市的德天瀑布旅行开始的，她因为睡眠不好，又有酗酒的毛病，想去山清水秀的地方散散心。有一天，黄飞红偏离了常规的旅行路线，一个人到山里去徒步，谁知道途中听到有人喊救命。等找到人时，黄飞红发现一个女人被捕兽夹夹住了右脚，被困在河边，附近的草丛都是血。
这个女人就是林中花，她说她也是一个人来徒步旅行的，没想到被猎人的捕兽夹伤到，走不动了，而她之前一直拍照，手机没电了，根本无法打电话求救。可能是墨菲定律使然，黄飞红的手机也因为一路自拍没电了，她想扶着林中花走出大山，但林中花的脚踝伤到筋骨，几乎不能行走。
想来想去，黄飞红就趁天还没黑，想自己先往回走，找人来救援。林中花很害怕，求黄飞红别走，可不走又救不了她。拖到天快黑的时候，黄飞红再三保证会很快回来救她的，然后就走了。结果，走出很远后，黄飞红听到了惨叫声，她就又折了回去。那时，天快黑了，还下起了小雨。回到小河边时，黄飞红就看到一个穿蓝色冲锋衣的男人趴在林中花身上，林中花的内衣裤都被丢到了一旁。林中花想喊救命，却被男人捂住了嘴巴，她的右脚因为抖动，血流得更多，力气愈来愈小，抖动的双腿最后就僵住了。
在快入夜的大山里，黄飞红吓坏了，她不小心踩滑了石头，那个男人起身提裤子时扭头过来，黄飞红魂都吓飞了，她怕落得一样的下场，撒腿就跑，等跑出大山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之后，黄飞红的失眠就更厉害了，受过刺激，她酗酒也比以前更严重，渐渐地，幸存者特有的内疚感，即幸存者综合征就表现在了她身上。
很快，黄飞红将自己认作林中花，可她知道林中花已经死了，因此每天都会在严重失眠的情况下，幻想出自己被人杀死的剧情，而凶手就是她本人。黄飞红几乎每天都处于无眠状态，她就以为这一天是重复地过着，自己陷入了“死循环”。而在黄飞红内心深处，良心不安的她责怪自己没留下来陪林中花，没能救人，也没有及时报警。在之后的妄想中，黄飞红就天天去报警，构造出了“无限复活”，永远是同一天的世界……
在经过戒酒和诊疗后，黄飞红终于想起了这一段记忆，她像从很长的噩梦中醒来那样，长吁一声就说：“我学过素描，听林中花说，她是美术老师，可能素描功底比我好很多，但要画一个人的大概样貌，还是难不倒我的。你们要是方便的话，给我纸笔吧，我记得那个男人的样子，能画得出来。”
我大吃一惊，原来林中花失踪案是这么回事，于是赶紧让护士去拿纸笔。黄飞红在我们的观望中，很快就画出了一个男人的样子，坚定地说这不是她的妄想，这个男人就是凶手，他当时一定也在大山中徒步，因为看到受伤后无法反抗的林中花，瞬间起了歹念，然后杀人灭口。
这种查案的事，自然是要廖副他们来操作，我将素描拍照后用手机传了过去，廖副回复他会跟进。结果，一天后，廖副就打电话告诉我，黄飞红给的线索核实了，他们向户外运动爱好者打听，居然很快找到了那个男人。
根据多条线索，以及现场找到的证据，那个男人确实就是凶手。而凶手后来交代，他当时也发现了有人在附近，瞧见了一个女人逃走，本来他想去追，结果失血过多晕过去的林中花忽然醒过来，抓住他不让他跑。凶手一着急，抓起河边的石头就砸死了林中花，并将尸体藏在一个隐蔽的山洞中。凶手怕罪行暴露，还专门跑到东南亚几个国家旅行了一圈，过了一段时间，他没听到任何风声才又回到国内。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凶手最终落网了。
案子后来如何处理，我不太了解，只知道黄飞红是证人，可凶手却知道她得过精神疾病，又想办法让人不采信她的证词。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我们一科的人又陆续被请去为黄飞红做精神鉴定，以及分辨哪些证词是可以采纳的。
与此同时，黄飞红的心结解开了，精神跟着就好了许多。在联系好河南那边的医生之后，我就按照院长的意思给她办了出院手续。黄飞红的家人知道我对治疗很用心，一直邀我去他们家吃饭，我本来不想去的，怕被人以为我收了病人家属的好处，可他们硬是在我下班时等在医院门口，不让我去别的地方。我又怕别人以为我治坏了哪位病人，家属来堵我，就赶紧依了黄家人。
不巧，杨柯也下班了，出来时碰上我被人拦住，可他见死不救，没问我是怎么回事，看上去只想立刻闪人。我一气就说：“这个人是我同事，你女儿的事，他也帮了很大的忙呢！”
“什么？”杨柯没料到我会坑他。
我还没解释，杨柯也没来得及反应，黄飞红的父亲就态度强硬地推着我们上了他的奥迪车。黄家住在桃源路，房子很气派，家里各种高科技产品，客厅还摆了一台钢琴，看样子还挺昂贵的，黄飞红正坐在那里弹奏曲子。
“这钢琴起码要十几万吧？”我等黄家人去摆桌子时，小声问杨柯。
杨柯本来嫌我害他，一路上不爱理人，这时候却当我是白痴似的说：“这是斯坦威钢琴，世界五大帝王级钢琴品牌之一，这台是K132型号，国内售价80多万起。”
这话听得我灰头土脸的，感觉很丢人，为此就刁难杨柯：“世界五大帝王钢琴，都有哪五大啊？你知道吗？”
“贝森朵夫、佩卓夫、施坦威、贝希斯坦、法奇奥里。”杨柯回答得很流利。
我佩服得无话可说，心里却又想：小子，你生活质量很高嘛，是不是经常收病人家属好处啊，我们的工资哪里能有这样的生活品质。
黄飞红发现我们来了之后，就换了一首曲子，我和杨柯异口同声：“《音乐的奉献》！”
当年我自己多修了一门哲学课，因为我觉得心理和精神的研究，也会涉及哲学。我的一位老教授在说到悖论主题时，特别介绍了巴赫的无穷卡农，而无穷卡农就在《音乐的奉献》之中。
《音乐的奉献》是巴赫的晚期作品，是一部器乐曲集子，写于1747年，共分为16段，其中包括两首供键盘乐器演奏的多声部利切卡尔、两部共10首卡农曲、一首四乐章奏鸣曲。黄飞红弹奏的正是当中的《螃蟹卡农》[2]。
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杰出代表，他写过许多卡农，其中的“螃蟹卡农”可以写在莫比乌斯环上，也就是说，它的两个声部虽然完全相同，但其中一个声部要倒着演奏，两个声部如果结束后再倒回去，就能无穷无尽。据说螃蟹是逆行（其实是横行）的，这类乐曲就被称为“螃蟹卡农”。
总的来说，黄飞红将自己的故事用音乐的形式演奏了出来，心事都藏在了这段旋律之中。可惜，他们黄家后来检查基因，许多人都有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这个病无法治愈，只能一直延续下去，如同莫比乌斯环上的音符。
至于杨柯也知道《音乐的奉献》，我不是很意外，他好像什么都懂，不懂才有问题呢。倒是杨柯，他可能认为我太老土，不该了解这种高格调的艺术，所以有些惊讶地看向我。
我不喜欢被人这么看着，就问道：“你这是什么表情？”
杨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让你一起住的表情。”
“真的？”武雄放了我鸽子，我正愁找不到人合租。
杨柯冷冷说道：“不住就算了。”
这事来得突然，也很突兀，我没有想太多，赶紧抓住机会：“住！”
“不怕凶宅吗？”杨柯故意挑衅。
“我们学医的怕什么啊？我也没说过怕啊！”我嘴上虽逞强，心里却在为能省下不少钱而没出息地欢呼雀跃。
本来杨柯要跟我斗嘴，黄飞红却忽然将曲子一变，换成了巴赫的经典作品《G大调小步舞曲》，还回头笑着看向我们这边，杨柯也懒得和我争辩，丢下我，跑去和黄父看体育节目去了。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平静的人生将要掀起大波澜，一切都令人始料未及，而最可怕的噩梦种子，原来从一开始就种下了……
注释
[1]住院医：住院医师，新毕业医师实行三年24小时住院医师负责制。
[2]外文名为：“Crab Canon on a Möbius Str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