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在观念的层面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日前，浙江人民出版社文史中心编辑寄来张铉根教授的大作《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一书的清样，嘱我帮忙读上一遍。此前，铉根教授已有信来，谕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这让我不胜惶恐。这些年来，我虽然也一直在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但自己明白，我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只是一知半解。读这部书稿，让我又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谨此向铉根教授和出版社谢过。
张铉根，韩国龙仁大学AI融合学院院长，韩国政治思想学会会长，吉林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方面建树颇多。我与铉根教授见过几面。2016年夏天，铉根教授到中国来，走访一些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同行。那一次，铉根教授造访寒舍，我们两人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些问题交流了一个上午。那时得知，铉根教授已经把刘泽华先生主编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译为韩文并即将付梓。这次见面使我们成了朋友。在以后的几年间，铉根教授也曾参加过我们每年一次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韩国政治思想学会召开学术会议时，铉根教授也曾邀请我和葛荃教授等同人与会，只因手头事情一时忙不过来，未能成行。与铉根教授最近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刘泽华全集》出版暨刘泽华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曾与铉根教授约定参加他们的下一届学术年会。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次相约又成泡影。
这些年来，海内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在研究视角、分析框架等方面有新意者极少。但铉根教授这部 《观念的变迁》使我们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本书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历史演变为主题，讨论了政治、国家、礼法、心性、公私等二十四个观念形成、演变的历史。用铉根教授自己的话说，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超越思想史，迈向观念史”，作者不再满足于“站在通史的立场上”，叙述“思想经验的持续变迁及其历史意义”而是要在观念层面上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是每一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都要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决定着我们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境界。
自梁启超创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以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的阐释、评价上。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包括我在内，能在理论上把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做一番梳理，对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加以分析和评价，就已经算做得不错了。更有一些传统思想的爱好者，醉心于从历史典籍中寻章摘句，把诸如“民为国本”“德主刑辅”之类的金句说上一说，似乎就已找到了解决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钥匙。当人们做这些表层功夫的时候，却忽略了一点：中国政治思想史，其本质是政治观念发展、演变、传承的历史。通常所说的传统政治思想，不过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载体，在价值层面上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功夫去做的事情。
美国学者沃格林曾经写过一部 《政治观念史稿》，霍尔维克（Thomas A．Hollweek）和桑多兹 （Ellis Sandoz）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复述了沃格林对于政治观念的理解：“对于任何实在而言，政治观念仅在有限程度上是描述性的，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认知，而在于建构。政治观念不是描述政治单元的工具，而是创造政治单元的工具。”（1）按照沃格林的说法，政治观念的主要功能不在于引导我们认知，而在于，作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念或概念，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方向。比如说，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城邦，大多数人都“把国家设想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经营，贫穷的公民群众能够借以谋得舒适生活”（2）的结构，所以雅典人把城邦的财政盈余投放到以戏剧为主的娱乐活动中，而不肯用于军事目的，这导致雅典人最终无法赢得与马其顿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流行的“和平主义观念”和“舒适理想”，也同样以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为根源。每一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其深层原因都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流行的政治观念，中国古代社会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政治观念的重要性。铉根教授的这本书，使我们不再有这方面的缺憾。
政治观念是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是思想家理解社会政治生活、表达思想主张的前提条件。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不能直接地表达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首先要借助语言为所要表达的事物确定一个符号，然后再赋予这个符号一定的含义，这便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概念 （concept）.顺便说一下，在英语世界，“concept”这个词也就是观念。然后，我们再用语言在概念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于是便实现了意义完整的表达。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是如此，当历史时期的人们在理解社会政治生活的时候，也要形成一些概念，例如国家、道德、仁义、君臣、礼法等，并且为这些概念赋予一定的内涵，然后再通过语言在概念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关系，从而形成系统的思想学说。如此看来，概念或者观念，是政治思想的基础元素。对于每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如何理解社会政治生活，其思想主张的意义如何，在根本上取决于他们如何定义他们所使用的概念。例如，在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民为国本”几乎是历代儒家乐道的名言。就强调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言，这句话在什么时候都不会错。问题是，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和国是如何被定义的。真正体现儒家民本思想本质的，不在于思想家都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所理解的国与民究竟是什么。
政治观念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元素，在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想向社会输出的产品。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理论表达，最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的，思想家阐述其思想主张的过程，也就是把他们所认可的观念向社会传输的过程。在任何历史时代，思想家的思想过程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距离，由于社会分工与社会地位、知识结构与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别，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不仅不会进入思想家的思想过程，而且要使他们完全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接受思想文化领域输出的政治观念。对于他们来说，思想家理论反思的结果要比反思的过程与反思的逻辑重要得多。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思想家如何理解社会政治生活，他们的思想学说向社会输出了什么样的观念，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与发展路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半部 《论语》治天下”。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说 《论语》乃至儒家的思想学说影响着国家治理过程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真的以为凭借 《论语》或儒家伦理政治学说就可以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之于国家治理过程的作用，是在观念的层面上赋予国家治理过程以目的和意义，为基本的社会安排提供理论的支持。人们可以把从儒家思想中获得的价值观念带入实际的政治生活，但不可能事事处处都按照经典文本去做事。可以想见，如果一代王朝的君主和文武大臣醉心于儒家经术，逐日从 《论语》《孟子》之类的经典中寻找处理国家政务的依据，事情多半会被做坏。
较之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是相对稳定的要素，很有可能的是，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产生了一代又一代，但中国社会流行的政治观念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如铉根教授所说：“观念不会突然在某一天被某个特定的人改变，它是时代的产物。”不过，我们又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观念也是在不断演进的。所以，如何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和分析政治观念的演变过程，便成为思想史研究中最见功力的事情。这恰恰是铉根教授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
清人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3）南皮先生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人重视。我们都知道，经学、史学、理学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备的知识，没有这方面的修养，思想史研究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那么，“小学”对思想史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小学”，约近于现今的古文字学。如今已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据我所知，当今研究古文字者，很少有研究思想史的，而思想史研究者又很少有兼通古文字学的。我们这一班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朋友，对于历史文献，大多是随文解读，虽然对原意的理解不会失准，但总是隐约感到，我们的理解有些不完整。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许多领域的研究都需要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支持，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尤其如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形成的，而那个时候的人们用来表达思想的概念却是在更早的时候出现的。如果要在源头上追寻传统政治观念的本义，必须借助于古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否则，我们只能在战国秦汉以后的语境下去理解概念的意义。在这方面，铉根教授的这本《观念的变迁》可谓“由小学入经学”的经典之作。对于书中讨论的每一个观念，首先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字义说起，探求概念的原始含义，然后，从历史文献入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观念演变加以叙述，尔后，又通过政治观念的演变来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这是海内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很少做过的工作。
按照进化的观点，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这个进步可以体现在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例如人们的语言能力。可以肯定的是，商周以前的人们，语言能力并不是很发达，换句话说，当时人们的“舌头”没有后来的人们灵便，那时人们说话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蹦的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所以，中国古代语言最初都是单音节的词，我们读甲骨文、西周金文甚至 《尚书》的某些篇章时，遇到的大多是单音节的词。至于两个字组成双音节的词，如所谓的双声、叠韵，则是后来的事情。不过，当人们最初用一个字代表一个概念的时候，也把特定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至于人们把什么含义给予了这个概念，往往与他们直接的生活经验相关。这一点，可以用“政治”的概念加以说明。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政”与“治”在多数情况下是被分别使用并且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政”约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politics）,“治”则是治理的意思。如铉根教授所说，现代人所说的“政治”，是古代话语中“‘政’与 ‘治’的结合体”。既然传统话语中的“政”近于现代人所说的“政治”，那么，古代中国人又是如何理解政治的呢？说到这里，首先想到的便是孔子为“政”这个概念给出的定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或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按照孔子的说法，政治，就是统治者如何率先垂范，正己然后正人的事情。孔子的本意是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政治观念也把优良的社会生活寄托于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其价值导向只能是人治。如果研究者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语境里，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也就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但是，铉根教授告诉我们，这远远不够。
在先秦文献中，政、正、征这几个字常常是可以通假互训的，在这几个字里，“正”是本字，而“征”和“政”是由“正”派生出来的。在甲骨文中，“正”字写作
，字的上半部象征城邑，下半部是“止”字，为脚趾形状，取行军之意，“正”的本义就是征伐、控制城邑。这样，由“正”派生出来的“政”也就有了“凭借武力征服统治”的含义，据说，甲骨文中“政”字的右半边，表示的就是“手持器械敲打攻击”之意。早年间，在论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时，我曾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是在家长制家庭尚未解体的情况下，通过部落征服建立起来的，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生活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4）这样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生活虽然不错，但显然还没说到家。铉根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那就是，古代中国人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初的经历，不仅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也在长远的意义上决定了人们关于政治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政治与治理，在本质上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统治，而不是古希腊的雅典那样管理城邦的公共事务。征服与控制，是远古时期的人们为“政治”的概念注入的基因，在此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孔子的时代还是孔子以后的时代，无论思想家对政治与国家治理做了怎样的解释，教化为主刑罚为辅也好，专任刑罚欲以至治也好，征服与控制的含义总是还在。于是，古代中国人在政治观念上也就先验地设定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和紧张，中国社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也就有了一道难以迈过但又必须迈过的门槛。
铉根教授这本书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从源头把握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尤其可贵的是征引了大量的 《诗》《书》《逸周书》等历史文献。从而使得我们对孔子以前的政治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以往的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中，对于 《尚书》和 《诗经》等文献，学界同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我自己一直是绕着走的。除非不得已，很少涉及 《诗》《书》的内容。然而，《诗》《书》恰恰代表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战国年间的荀、孟，在阐述其思想主张时，每每征引 《诗》《书》，例如，孟子在向时人追述周代的井田制度时，便引用了 《诗经·小雅·大田》的“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井田制度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的说法是否乌托邦幻想，曾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把孟子的历史叙事与 《诗经》联系起来考察，或许会有更加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战国儒家的政治观念有相当一部分源自 《诗》《书》.绕开 《诗》《书》去理解荀、孟的政治思想，总是有些理解不到的东西。
这本 《观念的变迁》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佳作。这并不仅是因为它在观念史研究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更重要的是，在厚重的知识含量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之外，这本书也为我们拓展了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思考空间。
首先，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逻辑体系。
在这本 《观念的变迁》中，铉根教授逐一叙述了中国古代24个重要的政治观念的演变过程。其实，这其中的每一个观念都是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视角。当我们通过这些概念审视中国思想传统的时候，便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观念层面上实现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把握？一般说来，每一个民族的政治观念或者价值观念都是一个体系，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也是一个体系，那么，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这些观念是如何组合的，哪些观念是这个体系的核心，这些核心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铉根教授这本书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
其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准确地解读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解读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于当代学者来说，这又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工作，而难度最大的就是 《诗》《书》.清末民初的王国维曾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于 《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 《诗》亦十之一二”，其原因就是汉魏以后的历代注家都强为之解，其说“终不可通”。王国维所说绝非虚言，《诗经》中的 《荡》就是一例。这首诗开头的“荡荡上帝，生民之辟”一句中的“上帝”,《毛传》以为是指周厉王，“上帝，以托君王也，”《郑笺》则进一步发挥说这首诗是在訾骂周厉王为政暴虐。后世诸儒都信毛、郑之说。其实，毛、郑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在商周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天“帝”或“上帝”是至上神意义的存在，人们不可能用“上帝”来比喻暴君。如果证之以 《尚书》的某些篇章，毛、郑的误读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汉儒诗说究竟错在哪里，这里毋庸赘述。我只是想说，文献解读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至关重要。有些时候需要我们走出历代注家的窠臼。
再次，如何发现传统政治观念的意义。
铉根教授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复原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在商周以后的几千年间的演变过程，可以说，铉根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臻于完美。与此同时，铉根教授也揭开了另一项工作的序幕，就是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政治观念。
和一般意义的思想史一样，观念史研究也是一项发现意义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
其一，传统政治观念之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意义。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在怎样的程度上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过程，在怎样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从传统政治观念中得到说明，这是观念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无可逃脱的责任。
其二，传统政治观念之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在本质上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的。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如果说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离不开现代的价值观念的话，传统政治观念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与现代价值观念兼容，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转化成为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思想资源，这些貌似简单实则深刻的问题，也同样需要我们给出合乎逻辑的答案。
孙晓春
2022年4月
（1）．[美]埃里克·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一），段保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91页。
（2）．[美]埃里克·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一），段保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91页。
（3）．张之洞：《书目答问》卷四，《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76页。
（4）．孙晓春：《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