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机制

顺应、驱动、巩固资本主义垄断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主导者，世界经济格局呈现相应特征。

第一，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生产方式是“美国时代”兴起的根源。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生产方式主要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即通过规模扩张实现收益递增效应。19世纪末，重工业的兴起大幅度提升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基于规模基础上的垄断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率先在钢铁、汽车、化工等重工业领域取得技术突破及规模优势，从而奠定其越趋稳固的竞争地位。20世纪后半期，规模经济进一步提升，由国内垄断延伸到国际垄断，由上下游垂直一体化，到多元化经营的水平一体化，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到20世纪末，跨国公司总产值已经占到资本主义世界总产值的1 /3，它们控制了国际贸易的50%以上、工艺研制的80%、生产技术的90%、国际技术贸易的75%左右。而美国一直是拥有跨国公司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所拥有的生产与技术垄断不断强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领先国家地位（见图1-2）。

图1-2　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

第二，国际自由经贸规则保障垄断的竞争优势及其利益。虽然垄断或规模经济高度已经成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并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暴露出自由市场体系的弊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但是美国在国内垄断企业竞争力显著的基础上，主导构建以“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为主旨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即使在国内摒弃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执政方案，但仍系统化地将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向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输出；并在苏联解体后，大力推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全球化。国际自由经贸规则以过程公平竞争的假象，掩盖了各方参与竞争实力悬殊的现实，从而使垄断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实现并强化竞争优势，成长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大垄断收益。

第三，在生产和科技领域分别掌握和占据垄断权与引领地位、决定价值分配的优势地位。20世纪上半期，在欧洲老牌工业国忙于战争期间，美国完成了垄断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产技术和产业体系变革，并占到世界工业生产的40%。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保障了垄断资本在价值分配中的稳固利益。战后，日本和欧洲主要工业国在加快重工业等产业升级过程中，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业一度对美国工业造成冲击。然而，美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过程中，始终处在科技创新的引领地位，掌握着全球核心前沿技术，并保持着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地位。这决定了美国在世界生产体系的价值分配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第四，石油市场的剧烈变化对世界主要关联经济体运行造成冲击。在美国通过垄断财团控制世界石油供应的时期，石油名义价格一直处于低位运行，这也最大限度地符合工业化进程中的石油消费国的最大化利益。石油输出国组织联合提价，并收归油气所有权之后，美元与黄金解绑而与石油挂钩，世界石油价格进入了大幅度波动的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使美国走上后工业化道路，虽然其工业生产仍然占据世界最大比重，但是对石油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而像日本等工业国既面临国内资源匮乏，又面临工业体系对石油需求强劲的双重制约；及至苏联、中东等产油国，国家利益更是与石油价格波动紧密关联。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攀升，使西方工业国陷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行的局面，而产油国收益快速增加，除中东外，苏联、拉美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亦转向石油生产与销售，到1979年，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元进入升值通道，石油价格开始下跌。1981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由峰值的39美元/桶，降至1986年的接近10美元/桶。油价暴跌给产油国带来直接的利益损失，苏联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并在1983年达到历史峰值后持续下降，为其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矛盾集中爆发并最终解体埋下伏笔；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因在石油价格暴涨阶段借入高额外债，而在石油价格暴跌时陷入债务危机，最终被迫接受债权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石油价格下跌虽然有利于工业生产国降低生产成本，但是也带来输入型通货紧缩，从而给经济运行造成冲击。与美元汇率密切相关的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世界实体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也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目标（见图1-3）。

图1-3　1861—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

资料来源：WTI原油价格走负背后的玄机［N］.期货日报，2020-04-24。

第五，美元国际货币的周期运行深刻影响国际利益的再分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世界市场交易的媒介，影响着世界市场的利益分配格局。由于美元发行与黄金解绑，而各国又需要美元支付工具，因此决定了各国经济运行与美国国内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美国处于经济萧条阶段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发行，美元充裕刺激其他生产国产出产品并向美国出口以获得美元收入；生产国通过扩大外向型生产累积美元财富，并形成外汇储备或购买美元资产，以应对支付需求和实现财富保值。产品充裕、生产发展带来经济繁荣，当出现过热情况时，美国减少货币供应，美元币值上升；美元稀缺致使生产国交易成本攀升、经济面临下滑压力，美元币值上升则引致生产国资本外逃；特别是当生产国国内形势或国际局势出现动荡时，美元的避险功能凸显，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生产国多年累积的财富加速外逃，因此在美国与生产国之间出现利益再分配。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在美元币值下降的过程中，东亚等国扩大贸易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加工制造业快速发展，游资大量涌入；90年代中期，美元币值上升，紧随其后，石油价格下跌，引致东亚外向型经济遭遇困境，固定汇率制失守导致金融动荡，资金大量外逃；其间（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在美元持续升值过程中，全球大量资金涌入美国市场，引发网络泡沫破灭，生产国外逃的诸多财富相应蒸发。随后，“9·11”事件爆发，美元进入新一轮贬值周期。美元币值变动引发资金在全球大规模流动，对各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或冲击，导致国际范围内剧烈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第六，美国占据并巩固国际分工主导地位。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运行各关键环节　都强化治理与扩大自身优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更是进入“黄金时代”，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例都在40%左右。70年代陷入“滞胀”，随着德国、日本、苏联的崛起，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有所下滑，1980年降至最低点23.2%。但紧接着石油价格下跌、美元升值，拉美债务危机爆发，苏东国家陷入动荡，签署《广场协议》后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以及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在90年代实现“新经济”的“长期繁荣”，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于2000年回到30.6%。从美国的货物贸易额占世界比重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后除1980年降至11.7%的比重之外，其余年份均在12%～15%，1999年达到15.2%，超过两次世界大战后1951年15.1%的水平。美国在世界经贸体系中占据稳固引领地位（见图1-4）。

图1-4　1950—2000年美国GDP和货物贸易额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数据库计算所得。

第七，跻身国际政治格局“超级大国”并强力维护治理体系与自身利益。在强大经济基础支撑下，美国拥有充足的资源，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中掌握话语权与控制权，通过经济、政治、军事、价值输出等各种方式，甚至发动战争、策动“颜色革命”等，抢夺地缘空间，维护并巩固美国利益。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锐减，奠定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20世纪后半期的美苏争霸中，苏联最终在90年代初解体，俄罗斯经济大幅度衰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资本市场泡沫破灭，陷入长达30年的经济衰退，美国的领先地位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更趋稳固，确立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强化对中东能源供应国、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网络经济繁荣，对全球资本形成吸引力；整个90年代，欧洲、墨西哥、东亚、俄罗斯、巴西等国或地区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其间美元币值在前半期下滑，1995年开始回升，1996年石油价格暴跌，大量国际资金回流美国与美元币值强力回升形成循环累积效应，最终引发2000年美国股市的网络泡沫破灭，诸多流入资本损失殆尽，全球范围历经规模庞大的财富再分配过程。美国通过各种影响力与干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其由国际政治体系中的“超级大国”演化为霸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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