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情采飞扬译泰诗
王向峰
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有众多读者并有广泛影响。他的短诗集《飞鸟集》早有郑振铎先生的散文诗体的译本，全书325首，虽然在体式上篇章简短，每首只有一二句或三五句话，类似于格言诗，但诗文中的哲理寓涵深刻，情采飞扬，使人读后有含英咀华、美不胜收的审美愉悦。
《飞鸟集》中的每首诗都是短章，读来有如读近体诗绝句的感觉，不论是英语的原文，还是郑振铎先生翻译的散文诗译本，其中浓厚的意境与灵动的意象，不仅能引发读者欣赏的兴致，也能激发读者以其为题材的创作灵感。不过，面对十分现实的存在，即泰翁的原著和郑公的译诗，都已有足够的人欣赏了，即使某个人有话要说，那也不过是读后的审美鉴赏文章而已，难以有更多的新颖的评论。擅长于近体诗写作并曾留学于美国纽约州库克大学的张湘平，面对英汉两种文本的《飞鸟集》，要一试新的对话方式：用七言诗这种体式译出一本别开生面的《飞鸟集》。对此我最想说的感想是：原来外国诗还可以这样译啊！
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转译中，向来公认的翻译原则主张是“信、达、雅”。“信”，即准确，是第一原则，但不能硬译——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已有“牛奶路”之讥；“达”，即通达，被译成的语言必当与本国文化风情相适合；“雅”，即有文采，有美感，在不失“信”和“达”的前提下引人喜闻乐见。张湘平以七言诗的体式翻译《飞鸟集》，页面上有原文与散文诗译文为参照，继以自己对原诗的揣摩和理会为译诗的起点，引原意以赋七言的格律，以符合“信、达、雅”为至极目标。试以书中第236首的译诗为例，加以三种语式文字比较，以见其语异而意同，并各有其美妙之处。
泰戈尔《飞鸟集》的原诗是：
The raindrop whispered to the jasmine, “Keep me in your heart forever.”
The jasmine sighed, “Alas ” and dropped to the ground.
郑振铎先生所译的散文诗是：
雨点向茉莉花微语道：“把我永久地留在你的心里吧。”茉莉花叹息了一声，落在地上了。
张湘平的七言汉译是：
这首诗写的是雨滴和茉莉花的对话：倾情的雨滴在下落时向茉莉花轻轻低语，祈求花儿将自己永远记在它的心里；茉莉花闻言叹息一声，在雨滴的催促下竟有恨无言地堕地。
原诗采取拟人手法，从有言与无语对话，深涵哲理与人情，爱与恨之间竟如此地背反，其滋味使人愈品愈深，不禁使人想起唐代韦承庆那首《南行别弟》：“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古今中外的人情感受和爱恨无声，竟是如此的辙迹相同。
两个版本的译作都充分表达了茉莉和雨滴之间和谐交融的关系。郑振铎先生采用的是自由体散文诗译法，译诗准确、传神，让人叹为观止；七言译者采用的是七言体诗的译法，读起来朗朗上口，品起来韵味有加。
本诗的意象寓体是落下的雨水要求花朵把它贮存在美丽的花心里，但因雨水灌注的花朵却顿然萎落成泥，真可谓“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张湘平的七言译诗，与郑译的意思相同，但有押韵、平仄和粘连，以致词序与句法亦相应有变，文字亦有增减。而这又是译诗必有的变通方法。
其实以汉语翻译外国语文学，以中国旧体诗的体式译外国诗，在中国的翻译文学史上并不乏所见。郭沫若先生专好以古典诗赋的体式翻译外文诗。他以五言古绝体翻译歌德的《五月歌》、施笃姆的《林中》、雪莱的《云鸟曲》和《转徙二首》，并对《转徙》（其二）注云：“原文每节五行，为调韵计，各译为五言八句。译文的‘爱恋如昙花，苦多乐良瘦’两句是意译”；他以七言古风翻译杜勃罗留波夫的《死殇不足伤我神》；他以楚骚辞赋体翻译雪莱的《招不幸辞》，并注语：因原诗“情调哀恻，音节婉转，最宜以我国骚体表现”（以上所列郭沬若译诗均见《沬若译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由此可见，以中国古代诗赋式翻译外国诗歌是有一定自由度的，如果刻板对待，势必是此路不通。
还有一个最为典型的译诗案例，就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一首题为《自由与爱情》的名诗，其匈牙利语原文是：
还有一个最为典型的译诗案例，就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一首题为《自由与爱情》的名诗，其匈牙利语原文是：
此诗是1929年由“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著名诗人殷夫（白莽）最早翻译过来的。殷夫的译诗，遵循中国五言绝句诗的特点，把每一句都译成五言，且有韵脚，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最为人们所熟悉。鲁迅在1933年4月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公布了这首诗，在当时影响巨大。不过，这种译法对原诗的句式和词序皆有改动：
此诗是1929年由“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著名诗人殷夫（白莽）最早翻译过来的。殷夫的译诗，遵循中国五言绝句诗的特点，把每一句都译成五言，且有韵脚，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最为人们所熟悉。鲁迅在1933年4月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公布了这首诗，在当时影响巨大。不过，这种译法对原诗的句式和词序皆有改动：
我国著名翻译家孙用（原名卜成中，字用六，浙江杭州人），1954年在匈牙利在华留学生帮助下对此诗进行了重新翻译，收进《裴多菲诗选》。后又刊登在1957年第二期的《读书月报》上：
我国著名翻译家孙用（原名卜成中，字用六，浙江杭州人），1954年在匈牙利在华留学生帮助下对此诗进行了重新翻译，收进《裴多菲诗选》。后又刊登在1957年第二期的《读书月报》上：
当代著名翻译家、作家兴万生，曾翻译出版了《裴多菲抒情诗选》一书，他将这首小诗又作了重新的诠释：
一首诗的三种汉语译法，总体上是一个意旨：自由与爱情都是人所宝贵的，但二者选一还是自由当先。对于这个思想的传播，三种译法各有千秋，各有侧重，但从实际历史作用来说，或是从阅读效果来看，最终还是殷夫的五绝体的译法更有利于传播，这不能不承认这里有“言文行远”的体式助力。
话说回来，张湘平以七言体所译的《飞鸟集》，由于其体式是七言诗，我读来感到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肯定：
首先是在尊重原诗的原意前提下，以传达原意为主导，虽在体式上改变了形态，但突出了原诗的哲理情思。
其次是以七言诗的形式译泰戈尔诗，使中国读者不仅读来有本土的文化气息，在利于背诵的条件下也易于接受。
最后是附有《飞鸟集》的英文原文为参照，可由读者以英语检视汉译，评议译诗，看其变为七言载体后因由语言和体式变化而带来的长处与短处以及得失。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部经典性的诗作，思想深度与用语遣词都非寻常之诗可比。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汉译，而又用七言诗的形式，可谓难上加难。张湘平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并能取得如此优异成绩，实在是应予鼓励，堪为嘉奖。
2018年11月27日于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