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的经济角色和地位
谈到工匠在古代经济中的角色，罗马历史学者让-保罗·莫雷尔（Jean-Paul Morel）认为：“由于古代鄙视工艺品，我们往往低估了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18]这一说法用在秦汉时期也颇贴切，几乎所有记载都强调农业的关键作用，认为它凌驾于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之上。中国古代文人轻视工匠的经济角色，而我们似乎不加思辨地听信了他们的偏见。
在秦汉时期，无论工匠被认为处于社会阶层的哪一个位置，任何一位公允的古代思想家都不会认为工匠是完全多余的。除了“只顾耕战”的强硬派法家和“返璞归真”的道家，其他人都肯定工匠在国家和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认为若没有工匠，后果将不堪设想。具体而言，法家论著《商君书》中的一些章节暗示，世界只需要农民和士兵，而完全不需要工匠和商人。与之类似，《道德经》也隐晦地提到，狡猾的工匠只会滋长欺骗和盗窃，在书中描绘的理想世界中，人们活在自给自足的村落，从不冒险外出经商。除了这些两极的立场，其他文人大都认为工匠是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群体，尽管就手工业在社会中的占比和工匠应生产何种产品，他们的意见有重大分歧。
儒法二家共识不多，但都认为农业应是人们的本业，手工业则是次要行当，应加以抑制。在战国、秦汉中国的北方，务农是不稳定的事业。河流冲积层是最好的耕地，但已高度开发，其余地区都是山丘和荒地。在丰年，即便采用相对原始的耕作技术，单靠灌溉和施肥就可以有好收成。但遇到荒年，干旱和洪水会导致大范围的农作物歉收和饥荒。国家依靠征收农业的应税盈余来支撑军事行动和国家运作，也清楚如果百姓无法为自己保留足够的口粮，叛乱就会爆发。这意味着，为了防止灾难，国家要在丰年储备粮食，且必须让绝大多数人口留在土地上务农。
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00年—前300年）经济腾飞之后，一波农村人口涌入熙熙攘攘的新城市中心。随着越来越多人放弃传统农业而投身工匠和商人，国家安全岌岌可危。正值此时，有关“本业”和“末业”之辨开始出现在当时的文本中。[19]农业和与之相关的传统养蚕业被称为“本”，意即“树木之根”。[20]手工业和商业被称为“末”，即“树枝末梢”。显然，这个隐喻说明树必强其根，然后才能立。若枝叶比根部更重，树必会倾倒。秦汉帝国的大量经济措施旨在刺激农业生产，抑制手工业和商业。税赋负担经常从农业人口转嫁到商人和工匠身上，以降低后两者的利益，使之失去吸引力。也有专门针对商人阶层而设的禁奢法令，例如禁止穿丝绸和坐马车，都旨在挫损这个行当的声望，使百姓重返耕地。
时人一再发出警告，称从事末业的人数令人震惊，灾难已迫在眉睫。公元前178年，贾谊（约公元前201年—前169年）和晁错（约公元前200年—前155年）向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上疏，奏陈农业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帝国各处的百姓正放弃本业。商人富可敌国，农民饥困交迫，人相食、叛乱起的境况发生在即。他们警告道，“大命将泛”（帝国就像快要倾覆的船）。[21]在公元前81年发生的著名辩论（后整理成《盐铁论》）中，“贤良”（贤人）和“文学”（学者）一方认为，政府通过盐铁官营政策来默许贪婪，促使所有农民舍农而趋利。[22]公元150年左右，东汉的隐世社会政论家王符（约公元90年—165年）在其《潜夫论》中夸张地称，每个从事生产的农民需要供养上百个好逸恶劳的都城居民。[23]然而，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新耕地的开发与农业人口的减少，必然同步发生，因为除了荒年，这些思想家所预言的大范围灾难从未降临。
随着时代变迁，工匠在古代中国经济中的角色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800年—前600年）的考古和文献证据表明，大多数专业的工匠都隶属于王室贵胄。极少数（如果真的有）是独立经营的。当然，所有诸如青铜器和玉器这样的地位象征物，都受到严格的规管。部分男女可能离开了君主的支持和控制，成为专业陶工或纺织工，但我们无法追寻他们的踪迹。铁器的使用以及以纳税小农阶级为特征的专制国家诞生（约公元前600年—前300年），带来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此后，终于出现了不受王家资助的独立工匠。
《考工记》是一部奇特的、理想化的文献，旨在记述各类官聘工匠的产品和工艺。[24]公元前2世纪，《周礼》文本被重新发现，但关于“司空”下辖的第六章散佚，因此《考工记》被视为合适的代替篇章而填补这个位置。根据该文本的风格、语法、“阴阳”等新出现的观念，以及提到的部分地名看来，《考工记》可能成书于战国后期，即公元前300年前后。当中某些字词使用了齐国方言，学者据此认为，作者是齐国（位于现今山东）人。[25]
据《考工记》的佚名作者称，“百工”被列为维系国家运作最关键的六种职业之一：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26]
（一国之内有六种职业，百工是其中之一。……安坐议论政事的，称为王公；努力执行任务的，称为士大夫；审视考察材料的外在特征和内部特征，整治五材，制备民生器具的，叫作百工；采办蓄积四方珍异的物品，流通有无的，叫作商旅；勤力耕作，种植庄稼的，叫作农夫；整治丝麻，织成衣物的，叫作妇功。）
尽管《考工记》论及的主要是为宫廷制作器物的国家工匠，但作者在这段话中指出，其他工匠也制造了供庶民使用的器皿和工具。不过，作者显然未在工匠与商人之间建立任何经济关联。[27]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中，或者至少在他之前的时代里，商人只为宫廷买家进行奇珍异宝和高价商品交易。直至战国末期，自由工匠和独立商人才使生产和销售的角色统合并进，由此刺激了亚洲第一次伟大的经济腾飞和远东第一个真正以现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对于战国和汉代许多理想主义者而言，工匠的经济角色就应仅仅是制造简单工具和器皿，而商人就应将产品配销给需要它们的人。工匠不应该雕梁画柱、镶金嵌玉，或制作为死者陪葬栩栩如生的陶木俑。在高举道德旗帜的思想家眼中，这些产品浪费人力和财力，并且可能让君主分心，罔顾统治，玩物丧志。
王符在《潜夫论》中拓展了前人关于“本”和“末”的讨论，认为每个行业都有其“本”和“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餝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工匠制造器物，应以实用为本，以巧伪修饰为末。商人做买卖，应以流通货物为本，以出售奇巧的东西为末。三者守本离末，人民就会富足。）[28]
因此，假如说王符无法说服工匠和商贾回归农本，那或许他至少可以鼓励他们仅仅生产和销售不经雕饰的实用物品。在汉代，这种情况显然是不现实的。当时私营的奢侈品作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以满足几乎无休无止的对炫耀性陈设的需求。王符与其他高扬道德旗帜的思想家描述了繁复的漆屏风和实木棺椁，这些都需要成百上千的人来制作；市集处处充斥着来自帝国内外的奇巧产品；他们认为这些工艺品对农业基础有莫大伤害。[29]
伟大的史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前86年）是所有书写经济议题中最具真知灼见和先见之明的一位，他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毋须限制工匠该做什么和商人该卖什么。关于庶民阶层的经济角色，他写道：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0]
（因此要依赖农民种地来生产，依赖掌管山林水泽的虞人送出，依赖工匠制造，依赖商人流通。这些难道要有官府的政令教化来调发征召约期相会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求得自己所需要的。所以物品价格低贱时就到别处求得高价售出，价格昂贵时就到外地求得低价购进，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行业，乐于做自己的事，就像流水趋向低处，日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征召就自动前来，不用强求民众就会产出物品来。这难道不是符合于道，顺应自然的验证吗？）
司马迁不仅洞悉社会中所有经济群体相辅相成，而且认为他们能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我调节，并能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平稳自然地整合起来。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取得成就，这有益于整个经济。因此，司马迁的经济观点比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早提出了近2000年。
普通工匠收入多少，杰出的工匠能有多富？司马迁认为，手工业是穷人致富（并获得尊敬）的第二捷径。他引述当时流行的说法：“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以贫求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文采不如倚门出卖。）[31]从文献和铭文看来，绝大多数工匠仅可维持生计，称不上富有，甚至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公元152年至154年，在汉代的东阿县（今山东省），一群石匠建了一座祠堂，共获多达2.5万枚五铢钱作为报酬。但由于这笔钱需要分给十多位石匠，每人的所得仅够勉强养活自己和纳税。[32]出名的工匠（“名工”）很可能获得更高报酬。[33]虽则如此，即便是杰出的工匠也极少能跻身富人的行列，即司马迁所说的“素封者”，那些富人无须靠世袭官爵或朝廷俸禄，就已拥有丰厚的资产可供其享受奢靡的生活。[34]司马迁列了30位汉代及以前时期著名的巨富，这些神话般暴富的人大多数通过城市贸易或者大规模的盐铁生产大发其财。[35]还有少数通过较小规模的生产，以及动物脂肪、干羊肚、调味料等商品的地方性贸易来获利。据说只有一个工匠家庭确实是通过手工业致富。这就是质氏家族，[36]他们垄断了地方市场上的磨刀业。据说他们是“鼎食之家”，这意味着可以定期食用五种主要的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