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猫(莱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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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特别的猫(1)

我家坐落在一座小山上,盘旋于树林上空的鹰隼等鸷禽,大多与我的视线平行或偶尔略低一点儿。经常只要一低头,便能瞅着一双宽约六英尺的深褐色大翅膀,平展在金光闪闪的阳光下,贴着弯曲的树林边缘飞行。山坡下,田地已经犁过,不妨选一处犁沟躺下,最好是犁头转拐处的深凹坑,躺在里面,就等同于藏身在一道由青草和树叶筑成的屏障之下。双腿尽管被太阳晒得黝黑,但搁放在红褐色土壤上,仍显得苍白触目,还是要往腿上撒点儿泥土,不然干脆把双腿埋进土里。一群飞鸟在数百英尺的高处来回盘旋,眼睛紧紧盯着田野,搜寻老鼠、家禽或鼹鼠的踪迹。随便挑一只鸟儿,没准就是头顶正上方的那一只。也许就在那么一瞬间,仿佛看见鸟儿与自己对视了片刻,它用冷漠的鸟眼,直勾勾地盯着人类平静又好奇的双眸。在它那双巨翅中间,如子弹般窄小的身体下方,两只尖爪早已蓄势待发。大约过了半分钟,不对,才二十秒,鸟儿突然一个俯冲,扑向选定的小动物,得手后旋即飞起,扇动着巨翅腾空而去,只留下一阵红色尘烟和一股热乎乎的气味。天空又恢复了原貌:辽阔而宁静的苍穹下,东一簇西一群旋转飞翔着鸟儿。然而,就在山顶上方,或许正有一只老鹰盘旋巡视,时刻准备着从侧方姿态潇洒地俯冲而下,扑向选定的猎物——我们家的某只鸡。有时它甚至会沿着林中的一条山道逆飞而上,一路上不停地调整翅膀方向,避开身边悬垂的枝条。这些老鹰为什么宁可违反自己高速飞翔的天性,不从高空飞落地面,反而选择穿行于林中山路的上空?

我们家的鸡圈,就是方圆数英里的老鹰、猫头鹰和野猫的鲜肉补给站,至少它们的敌人对此坚信不疑。我们家的鸡一天到晚都在无屏无障的开阔山顶自由活动,那耀眼的黑、褐、白等各色羽毛,咕咕喔喔的啼鸣声,脚爪窸窸窣窣的刨地声,走路时大摇大摆的样子,都是引起掠夺者发动攻击的最好标记。

非洲的农场有个做法,爱把煤油灯和汽油罐的盖顶除掉,往里面放些金属亮块,用来反射阳光,据说用此法能够吓走鸟儿。但是,我曾经亲眼看到一只老鹰从树上飞下,无视周遭一大群黑人白人、猫呀狗呀,径直把一只昏昏欲睡的正在孵蛋的胖母鸡掳走。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屋外喝茶,一只老鹰突然从空中直扑而下,从十几个人的眼皮子底下,攫走了一只藏身于灌木下的半大小猫。要是在漫长炎热的寂静正午,忽然听到一阵吱吱喔喔的叫声或是扑扑的拍翅声,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不是哪只母鸡被公鸡踩了脚,就是又有一只鸡被老鹰抓走了。好在我们家里的鸡多得是。话又说回来,附近的老鹰实在太多,用枪是打不完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站在山坡上抬头一望,必然可以在方圆半英里内,找到一只正在空中打转转的老鹰,而在它身体下方几百英尺之处,还有一个细小的黑影正迅速地掠过树梢,越过田野。我坐在树下休息时经常看见,地上的小动物们,只要一发现高空巨大鸟翼所投下的不祥阴影落到了自己身上,或遮住了树丛和草地上的阳光,不是被吓得动弹不得,就是慌里慌张地找地方躲藏。老鹰从不独来独往,向来都是两只、三只或是四只结伴出行。你可能会纳闷:这些老鹰干吗总在一个地方打转转?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它们借力的是同一道气流,只是高度不同而已。就在这几只鹰的不远处,还可以看到另一组鹰群。再凝神细看,就会发现天空中到处都是小黑点;若遇上阳光,小黑点就变成小光点,如同窗外一缕阳光下的尘埃。在这片绵延数英里的碧空中,究竟有多少只鹰隼?上百只总有吧?每一只都有能力在短短几分钟内掳走我们的家禽。

所以,除非愤怒到极点,我们一般不会射杀老鹰。记得那次,一只在鹰爪下凄厉惨叫的小猫,眼见着就要消失在天空,气得母亲举起枪朝空中一顿扫射,自然毫无收获,纯粹是在浪费子弹。

如果说白天是鹰群的猎场,那么黎明和黄昏就是猫头鹰的阵地。太阳一落山,我们就会把鸡群赶进鸡圈,可是已有猫头鹰守在树上伺机而动了;再说,晚睡的猫头鹰会趁着曙光初现,鸡圈再度开门时,下手捕鸡。

鹰群总是在阳光下活动,猫头鹰会在微光中活动,而夜光下活动的,则是猫——野猫。

这时,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鸟类可以在绵延数千英里的天空中遨游,但猫却不同,他们有窝、有配偶,还有小猫,再怎么说总有一个猫窝。一旦发现哪只野猫选择在我家山上安家,我们就格杀勿论。趁着夜色,野猫会从墙上或是铁丝网上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缝隙钻进鸡圈作案。他们还会跟我们家的猫交配,引诱这些爱好和平的家猫,到树丛中风餐露宿,而我们坚信,我家的猫并不适合那种危险的生活。野猫的出现,让我们家这些娇生惯养的小东西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一天,我家的黑人帮厨说,他在半山腰的树上看到了一只野猫。当时我哥哥不在家,于是我抄起一把来复枪赶了过去。那个时候恰好是大中午,按道理野猫一般是不会出来活动的。在一棵并不高大的树上,那只猫趴在一根树枝上,冲我呜呜低吼,一双绿眼瞪着我。野猫的样子大多不好看,黄褐色的毛皮丑兮兮的,又硬又糙,身上还带着股难闻的味儿。她显然刚刚吃了一只鸡,案发时间就在十二小时之内,因为这棵树下散落着一堆白色羽毛和几块已经开始发臭的肉屑。我们讨厌野猫,他们一见我们就竖起爪子,呜呜低吼,他们也讨厌我们。这是一只野猫,我朝她开了一枪,她“咚”的一声摔下树枝,跌到我脚边,在飞舞的羽毛堆中抽搐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换作平常,我都是立刻抓起那又脏又臭的猫尾巴,拎起尸体,扔进附近的一口废井里。但我总觉得这只野猫有点奇怪,于是弯下腰看了看她。她的头型不太像野猫的,毛发虽然粗糙,但与野猫相比还是偏柔软了些。我不得不承认,她不是野猫,而是我家养的猫。我们认出,这具丑陋的尸体,就是米妮,那只我家两年前忽然失踪的宠猫,当时我们还以为她是被老鹰或是猫头鹰抓走了呢。米妮有一半波斯猫的血统,身子毛茸茸的,摸着特别舒服。眼前的死猫的确是她,一名偷鸡贼。在我击毙她的那棵树附近,我们找到了一窝小野猫,但这些小猫崽儿实在太野了,把人类视为天敌,我和仆人四肢上的咬伤和抓痕就是明证。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他们消灭。准确地说,是母亲找人消灭了他们。由于一些家庭法则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建立,因此,这类讨厌的活儿,都是落到她的头上。

你们想想,家里常年有猫,但距离我们最近的兽医,也远在七十英里外的索尔兹伯里[1]。记得,当年没人愿意给猫治病,母猫的麻烦事儿就更没人管了。养猫,就会有小猫,而且数量多,生产次数也多。所以说,没人要的小猫总得有人除掉吧。是家中的非洲帮佣或帮厨下的手吗?我记得,耳边常常听到这个词儿:bulala yena。(杀了它!)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农场中的,受了伤的和体弱多病的牲畜家禽,全都逃不了这个命运:bulala yena!

但是,我家里有一杆猎枪和一把左轮手枪,一般是我母亲在用。

比方说,蛇通常就是由她处理的。家里有蛇出没是常事儿,我们就等于与蛇同住,这么说是很恐怖,却是事实。比起蛇来,我更害怕蜘蛛——那些体庞个大、奇形怪状、数量繁多的蜘蛛,想想都是噩梦。平日里我们常见的蛇是眼镜蛇、黑曼巴蛇、吹气蝰和夜蝰蛇。还有一种极其可恶的蛇,叫非洲树蛇。这种毒蛇喜欢缠绕在树枝或者廊柱之类远离地面的地方,谁惊扰了它,它就朝谁脸上喷毒液。它们通常待在和人类视线平行的地方,所以常常有人被这种蛇毒瞎。但在与蛇同居的二十年里,这种惨事只发生过一次:一条树蛇将毒液喷进了我哥哥的眼睛里,幸亏一位非洲人用草药保住了他的视力。

但是,警钟依然常常响起:厨房里有蛇,阳台上有蛇,餐厅中有蛇;蛇似乎无处不在。有一次,我差点将一条夜蝰蛇当作一绞毛线给捡起来。幸好它先被我吓了一跳,发出咝咝的声音,救了我俩的命:我吓得落荒而逃,它也趁机溜走。我家的书桌上堆了很多白纸,纸堆间有很多缝隙。有一次,一条蛇竟然溜进了纸缝中,母亲和仆人为了将它打死,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将它惊出。还有一次,一条曼巴蛇闯入储藏室的谷物箱底下,母亲奈何不了它,只好平躺在地,将近在咫尺的它开枪击毙。

记得有一次,一条钻进柴堆里的蛇让一家人惶恐不安。我告诉家里人,我好像看到那条蛇窜进了两根木柴中。这句话却断送了一只我最心爱的猫咪的性命,因为我看见的其实是她的尾巴。母亲朝着一个移动的灰影开了一枪,随即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猫的肚子被打破了一个大洞,血肉模糊。她在木堆中挣扎滚动,不停哀叫着,碎裂的肋骨下露出血流不止的小心脏。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抚摸她,她终于断气了。而作为罪魁祸首的眼镜蛇呢,此刻正盘在几英尺外柴堆高处的一根木头上,安然无恙。

另有一次,家中突然一片喧哗,人人惊恐。原来是在一条布满木槿和荆棘的乱石小道上,一只猫正在和一条舞动着的小细黑蛇对决。小蛇倏地一下钻进一簇三英尺宽的荆棘丛中,躲在里面,用亮晶晶的眼睛盯着那只无法接近荆棘丛的猫。猫守了一个下午,绕着蛇藏身的荆棘丛一直打转,冲着对手又是龇牙咧嘴又是喵呜喵呜地怒吼,可是当夜幕降临时,小蛇便趁着夜色溜之大吉了。

许多故事没头没尾地在记忆中闪现。记得曾有一只猫,眼睛被蛇毒所伤肿得老大,躺在母亲床上喵呜哀嚎,后来怎么样了?还有那一只猫,腹部因涨奶都耷拉到了地上,一路哀哀叫着走进屋子,后来她又怎么样了呢?我们去工具房看她那窝躺在旧盒子里的小猫崽儿,却发现他们全都不见了。仆人看了看盒子周围尘土上的痕迹,说:“Nyoka。”是条蛇干的。

小时候,对人呀、动物呀、事情呀,遇见什么就接受什么,消失了就消失了,没有人告诉理由,自己也不会张口询问。

但现在想起猫,总是有猫,想起那桩桩件件与猫相关的事情,想起与猫相伴的岁岁年年,不由得为养猫带来的繁重工作而震惊。如今我在伦敦只养了两只猫,都常常叨叨,若是有人敢说,养两只小动物能有多麻烦,能操多少心,这个人肯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些年里,所有跟猫有关的活计都是母亲的事儿。男人主外干农活,女人主内打理家务,乃天经地义。即便乡下的家事要比城里所谓的家务活繁杂千百倍,她也得接手。因为单从性情上而言,那些活儿也非她莫属。母亲仁爱明理,善持家,尤其务实,极少感情用事。不仅如此,她还是那种懂得如何做事、也肯亲力亲为的女子。总之,她是一个厉害角色。

对那些事儿,父亲心里其实是清楚的,毕竟他是乡下人,但他的态度却不以为然。每当有事情必须解决,必须拿出对策,必须采取最后的非常手段——而执行任务者总是母亲,父亲却说:“所以说就这么决定了!随便你了!”语气酸溜溜的,有几分不满,却也不无钦佩。但到最后他总会服软:“大自然嘛,如果都能安分守己,不也挺好的。”

对母亲来说,能与自然相安无事自当竭力为之。的确,此事既是她的职责,亦是她的心头之痛,但她向来不会在多愁善感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你倒是挺好的,对不对?”她幽默地回答,其实心里是恼父亲的,因此母亲的幽默中略带怨愤,因为像淹死小猫,开枪射蛇,杀死生病的家禽,或者用硫黄熏白蚁窝这类事儿父亲一律不管不问,相反,他还喜欢白蚁来着,常常看它们忙乎,一看就入迷。

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个可怕的周末,母亲会抛下我不管,把我丢给父亲,让我们与四十多只猫待在家里。

我思来想去,对她的行为,只有一种解释:“她这个人太心软了,连一只小猫崽儿都舍不得淹死。”

说这话的人是我,我当时正窝着火,说话的口气很不耐烦,也很冲。那会儿我正在跟母亲进行着一场“战争”,一场生死搏斗,或者说一场生存之战。母亲的离家是不是跟我俩的战争有关,我不得而知。如今想来不禁纳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母亲突然勇气尽失?还是她是想以此来抗议什么?她的心里到底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当年她突然开口说,淹死小猫崽儿,杀死病猫的事儿,今后别再找她,她说这话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最后,她明明知道在我们家养猫成患已是事实,心里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依然抛下我们独自离去?

自从母亲拒绝担任监管者与仲裁者之职,不再参与维持自然界的合理繁殖和不合理增生之间的平衡事务,不到一年时间,我家屋里、周围库房以及农场四周的灌木丛,全都猫满为患。小猫、老猫、半大不小的猫;家猫、野猫、半驯半野的猫;患上疥癣的猫、受伤肿眼的猫、跛腿的残疾猫,各种猫一应俱全。更糟糕的是,还有六只怀孕的母猫。照这样看来,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数周之后,我们家势必沦为百猫相争的战场。

是得采取行动了。父亲这么说,我这么说,仆人们也这么说,母亲却抿紧嘴唇,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她离家之前去和她最喜欢的猫道了别。那是一只很老的虎斑猫,我家的猫全都是她的子孙。母亲一边温柔地抚摸猫头,一边哭泣。我仍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觉得母亲是在自寻烦恼,并不懂得她哭泣是因为无助。

母亲前脚才离开家门,父亲就念叨了好几遍:“这么说,非做不可了,是不是?”是的,的确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于是父亲给城里的兽医打了一通电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家是跟其他二十家农户共用一条电话线,得等到别人聊完八卦或农场见闻后才轮得上,然后打电话到话务局,向他们申请一条可以跟城里通话的线路,等到有线路可以用的时候,他们再打电话通知你。这一等说不定就是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坐在一旁干等,望着群猫,巴望着这等龌龊事儿能速速了结,这样的等待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我与父亲并排坐在餐厅的餐桌边,等待电话铃声响起。最后我们总算联系上了兽医,可兽医却说,让成年猫死去的最人道的方法,就是用氯仿。距离我们最近的药店在二十英里外的锡诺亚[2]。于是,我们开车去锡诺亚,没想到药店那周不营业。我们在锡诺亚打电话去索尔兹伯里,拜托那儿的一位药师,请他第二天托火车捎一大瓶氯仿过来。他答应帮忙看看。平时没下雨,我们晚上都会待在屋前乘凉。那天夜晚,我们坐在屋前的星空下,心里既难过又愤怒,还满腹愧疚。为了尽快熬过这段折磨人的时光,我们早早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是周六,我们开车去车站,可火车上并没有氯仿。周日,一只母猫产下了六只小猫,可是没有一只健全的猫,每一只都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父亲说,这是近亲繁殖的后果。如此说来,只要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让几只健康的猫,变出一支残疾猫大军,简直匪夷所思。仆人将新生的小猫崽儿处理掉,而我们又度过了一个痛苦的日子。周一我们开车到火车站,等到替我们捎带货物的火车,带着氯仿返回家中。母亲预定这晚回家。我们拿了一个密封的大饼干罐,往里面放了一块浸满氯仿的棉球,然后把一只生病的可怜老猫关进去。我不推荐这种方式。兽医说这个办法能立竿见影,可事实并未如他所言。

最后,我们把猫统统赶进一个房间。父亲带着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左轮手枪走进房间,说什么手枪比猎枪好使。枪声接二连三地响起。那些还没被捉住的猫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在灌木丛里四处乱窜、尖叫,躲避人的追捕。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过一次,只见他脸色发白,双唇紧闭,眼眶湿润,看起来很不舒服。他叽里咕噜地骂了好一阵子,又进到房间,随之枪声再次响起。最终他走出了房门。仆人进去,把猫尸体运出来,扔进废井里。

但还是有几只猫逃过了此次大劫,一共三只,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这所凶宅,最后肯定是变成了野猫,生死未卜。母亲回到了家里,等到接她回家的邻居离开之后,她便轻手轻脚、一言不发地穿过这栋只剩下一只猫的房子,她心爱的老猫正窝在她的床上睡觉。母亲并没有要求我们放她一马,因为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但是母亲一回家就在找她,她在她身边坐了很久,一边抚摸她,一边和她说着话。然后,她走到阳台上。父亲和我就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像杀人犯似的。母亲坐下来。父亲正在卷一支烟,手仍在颤抖。他抬起头看着母亲,说:“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

我想,这样的事情以后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这场屠猫行动,让我异常愤怒,因为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并未因此而悲伤。我十一岁那年,一只猫的死亡,让我伤心欲绝,从此我硬起心肠不再为猫难过了。当时,望着那具冰冷沉重的尸体,我实在无法相信,她就是昨天那只轻盈似羽毛的小猫。我告诉自己:这种痛苦我绝对不再承受第二次。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样的誓言我曾经发过。父母告诉我,我三岁时,有一次和保姆外出散步,当时是在德黑兰,我不顾保姆的反对,在街上捡了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猫,把她抱回了家。他们说,我一直嚷嚷着说,她是我的小猫。家人一开始是坚决不同意收养的,但我为了小猫对他们死缠烂打,决不放弃。小猫身上很脏,家人用高锰酸钾给她洗澡消毒,从此她就和我同睡一铺。我不允许别人把她带走,但她却一定得离开我,因为不久之后我们举家搬离波斯,只能将她留下。又或许是她死了,或许——我怎么知道?不管怎样,在遥远的过去,一个小女孩为自己赢取了一只日夜相伴的小猫,可惜小女孩最终还是失去了她。

过了某个特定的年纪——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生活中便不会再有新人、新动物、新梦想、新面孔以及新事情出现了,因为一切均已发生过,所有人物以前全都露过面,只是戴着不同的面具,穿着不同的服装,拥有不同的国籍和肤色而已,而实际上却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全都是陈年往事的回声和重复;甚至所有的哀伤,也都是许久以前封存于记忆中的伤心过往的重现。譬如我吧,记忆中那撕心裂肺的悲痛,以泪洗面的日子,深入骨髓的孤独,遭受背叛的绝望,全都跟一只瘦瘦小小、行将死亡的猫有关。

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场病。当时,我的大房间准备重新粉刷,不方便住人,我便搬到了最靠边的小屋里去住。我们家的位置靠近但并非立于山顶,而是坐落在旁边的坡道上,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它随时会滑到山脚的玉米地里似的。我的这间屋子,非常狭小,却有门有窗,常年开着。七月里,天空一碧如洗,寒风阵阵,但我这间小屋依然门户洞开。天空中阳光灿烂,田野里洒满阳光,天气却很冷,冷得不行。那只蓝灰色的波斯猫,咕噜咕噜地爬到我的床上,待在那里分担我的病痛,分享我的食物、枕头和美梦。每当我清晨醒来,脸颊贴着冰块似的亚麻被单,毛毯外侧冰冷无比,从隔壁房间飘过来的墙漆味儿寒气袭人,夹杂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屋外寒风刺骨,尘土轻扬。但是在我的臂弯里,总是蜷着一个暖乎乎、轻轻发出咕噜声响的小家伙,我的爱猫,我的朋友。

屋后,浴室外面的地下,埋了一个大木桶,用来接洗澡水。我们的农场里没有自来水设备,需要用水时得赶着牛车去几英里外的井里汲水。在长达数月的干旱季节里,我们只能用脏洗澡水来浇花。寒风凛冽的一天,我的猫不小心掉进装满热水的木桶里,惊恐地大声尖叫,被我们捞出。木桶里很脏,除了落叶、尘土,还有肥皂水,我们用高锰酸钾给她洗澡,擦干后放进我的被子里取暖。她不停地打喷嚏,呼呼喘着粗气,接着就发起了高烧。她得了肺炎。我们用家里一切可用的药物治疗她,但是那时还没有抗生素,所以她还是离我而去了。她在我的臂弯里躺了一周,用一种颤抖、沙哑的细弱嗓音,艰难地打着咕噜,但她的声音一日弱似一日,最后听不见了。她舔我的手;听见我大声呼唤她的名字,恳求她活下去时,她睁了睁绿色的大眼睛,然后永远合上了双眼,接着被扔进了那口一百英尺深的枯井里。一年前,这里的地下水突然改道,使得这口我们家十分仰赖的水井,变成了一个干枯、破裂、石块密布的竖坑,里面很快就积了不少垃圾、铁罐和动物尸体。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不能让这种悲剧再次上演。多年来,我总是拿朋友家的猫、店里的猫、农场里的猫、街道上的猫、墙头的猫,以及记忆中的猫,与那只温柔的、爱咕噜咕噜叫的蓝灰色生灵相比,而唯有她才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猫,任何猫都无法替代她在我心中的地位。

此外,有一段日子,我的生活中没有一样多余的、不必要的装饰品。猫在一个总是四处漂泊、不停搬家的人那里是找不到容身之所的。对猫而言,他不仅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还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在兜兜转转了二十五年之后,才拥有了养猫的条件。

注释

[1]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是津巴布韦的首都,现名为哈拉雷。

[2]锡诺亚(Sinoia),津巴布韦一地名,位于首都哈拉雷(原索尔兹伯里)西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