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四

老吴象今年97岁，足够高寿，正平静安详地留守于医院，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他的经历，每一个阶段都很不平静。这源于他的人生选择。

吴象是农村改革的急先锋，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他呼唤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关注农民、农业问题。以极其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察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实践中寻找答案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形成了一系列调研报告、文章及讲话稿。

几位友人在吴象子女的协助下，从吴象涉及农村改革与农村发展的200多篇文稿中，精选出一部分，编成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估计，在国内，读这本书的主要有三部分人，其一是与吴象有共同经历的一批人；其二是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或有研究的一批人；其三是眼界开阔、志存高远，时刻准备参与铸造未来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会用自己的视角与思考看待这部文集，因而，对文集本身，不必多作介绍，自由阅读即好！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同理，有其人才有其文。对吴象其人，很有必要铺张一点文字。

吴象是安徽人，1922年出生，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个特点是比较早熟，十三四岁，那还是他的少年时期，就开始参加进步活动。1938年，中学生吴象，十五六岁，就跑到延安去了。去的时候悄悄的，家里都不知道，谎称去武汉考学校。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吴象都参与了。在抗大做过教员，做过地方工作，做过军队工作，经历了枪林弹雨，做过战地记者，做过新华社的文字工作，还参加过土地改革的工作队。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长期担任《山西日报》社长、总编。“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调到《北京日报》当社长，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将其席卷，被当成“走资派”打倒，揪回山西批斗，“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在山西受苦受难。

他是最早报道大寨的新闻工作者，但对后来大寨的一些不实报道及“农业学大寨”的片面性，一直持有不同观点。为此他长期被山西省革委会的一些主要领导压制打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调到安徽任省委书记，他原来不认识万里，经熟人介绍，他被调到安徽任万里的秘书，同时兼任省委副秘书长。

知道吴象，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写的《阳关道与独木桥》，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当年开全国省委书记会议时，在如何看待包产到户问题上，争议激烈。支持搞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对不同意见，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吴象的文章就引了这句话作标题，文章的中心就是论述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在安徽工作期间，最早最坚定地支持包产到户，旗帜鲜明。可以说，“要吃米，找万里”，有他一份功劳。通过农村改革，一举解决困扰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的吃饭问题，也有他一份功劳。万里调中央以后，他也调到北京，任万里同志的秘书，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1982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后，他任副主任。

1981年冬，在万里第一次会见农村发展组的成员之前，他就知道发展组，知道有一批年轻人在研究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万里几次会见发展组成员，他都在座。中共十二大以后，最早就全力支持农村发展组工作的邓力群，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宣部长，精力时间都顾不上直接过问农村发展组，就委托吴象作为联络员，联系发展组并指导工作。那时候，他60来岁，发展组的多数成员30岁上下，大家人前人后，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吴象”。

吴象定期跟发展组成员进行交流，他主动过问发展组的工作。那一时期，农村发展组正处于以业余为主向专业为主的转变时期，难处很多。事无巨细，他都热情主动地帮助解决。发展组跟中央领导之间的联系，他很积极、很热情、很正面地介入。时间长了，除了关心整个发展组的活动之外，还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对农村发展和改革、对农民和农业问题非常在意并很有研究的老同志，因此，他与发展组的很多人有共同语言，常常一起探讨问题，一起写文章。

随着吴象跟发展组的接触越来越多，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把发展组的信息和意见及时沟通及时传递，做到上情下传，下情上达。他担任万里的秘书，万里的一些报告也是他来主持起草，只要是涉及农村、农民的，他都把农村发展组的一些观点及时吸收进去。这段时期，他在给万里起草讲话和报告时，直接让发展组的成员参加。

由他来指导农村发展组，是发展组的一件幸事。他知识丰富，宽宏大量，讨论工作时，中间不会因为一些观点和一些工作方式发生争执，彼此很容易沟通。年轻人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在沟通方面，在最后得出结论的时候，都很顺畅，让人觉得很愉快。

他非常开明，有什么都摆在桌子上讲清楚，对人很宽厚。他与农村发展组的交往，从不以领导的身份自居，而始终保持参与者的身份。他跟发展组很多年轻人结成了忘年交。步入90岁后，他依然一直关心农村问题。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关键是他这样的人，执着和孜孜不倦，显得特别自然，没有一点刻意。

吴象的文章深入浅出，很平实，从不追求辞藻华丽，底蕴很深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毫不犹豫，毫不退让。他长期搞文字工作，搞新闻，给一些重要领导，尤其是给万里这样的领导当文字秘书，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你看吴象写的一些东西，谁都看得懂，观点非常鲜明。写大文章，写小文章，让人看得懂似乎是最基本的要求，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在发展组时期，吴象就以一种平易近人实实在在的方式支持发展组，把发展组的一些重要观点，吸收进领导人的报告，变成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和意见，这个影响就大不一样了。他一天乐呵呵的，非常乐观，很平淡地以一颗平常心就把事情做了，举重若轻，那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才会有的淡定。

我与吴象越混越熟，已至无话不谈。我们长聊过无数次，除了涉及农村改革的话题外，让我记忆犹新的有两次交谈。

一次是聊到他的经历时，我问他：“当年你十几岁跑到延安，又经历了十多年血与火的战争环境，你害怕过吗？”他淡淡一笑，说道：“当然害怕过，后来一想，害怕也没什么用，渐渐就习惯了。”我又问：“在战争年代，你亲身经历过生命危险吗？”他说：“很多次，我身边倒下过一批批战友，我是幸存者。”我说：“你们当时是不是对生命比较漠视，不太珍惜生命。”吴象想都不想便说：“有人可能会漠视别人的生命，但没有人会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在那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珍惜生命就表现为要有人准备牺牲。”我问他：“你们这些人当时的追求是什么？”他说：“当时想得很简单，把日本人赶出去，打倒反动派，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让所有中国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不仅丰衣足食，而且活得有尊严。现在看，这不是简单的目标，而是历史性的大目标，完全实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另一次是在聊天时说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话题，老吴象语重心长地说：“‘实事求是’四个字，真正做到可不容易，共产党也好，个人也好，真正做到都不容易。首先是认知问题，认知偏离了实事求是，革命战争时期会出问题，和平建设时期也会出问题。层次越高，影响面越大，偏离越大，后果越严重。其次是环境，有些环境的形成，就是让人不要实事求是，或者不能实事求是。最后还要看个人勇气和影响力。土改时期，我感觉到一些问题，尽力想坚持实事求是，影响力有限，挡不住大潮流。杜老（杜润生）那时层次较高（中南局秘书长），在土改中，坚持实事求是，就起了较大的作用，但大潮流他也挡不住。反右时我在认知上没有觉得反右不对，但对具体处理人的问题上，也想尽力坚持实事求是，效果有限。在大寨问题上我始终想坚持实事求是，反倒成了我反对‘大寨红旗’的罪状，给我和家人带来无尽的磨难。可见，对个人和对党来说，坚持实事求是都很难。当然，再难也要坚持。”他最后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多年的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凡是认知与常识冲突时，往往是认知出了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吴象品格高尚、平等待人，平易近人是他的本性；勇敢、大无畏、牺牲奉献精神是他的骨气；坚持实事求是是他毕生做人的基本原则。

对这样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我只能从心底呼喊，老吴象，向你致敬！

原中央政改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

孙方明

2019年8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