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从执著到超越
1．贬谪与贬谪文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既高度囊括了历代社会政治的本质特征，又深刻揭示了古代士人基于人生忧患的各种心理流程；在这些心理流程中，既集中体现了儒、道、佛诸家思想的消长起伏，也明确展露了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大真实和大虚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古代士人在沉重苦难中从执著走向超越的生命运行轨迹。
2．宽泛地讲，贬谪是对负罪官吏的一种惩罚。《说文》：“贬，损也”(1)，“谪，罚也”(2)。在古代社会，大凡政有乖枉、怀奸挟情、贪黩乱法、心怀不轨而又不够五刑之量刑标准者，皆在贬谪之列。所谓“减秩居官，前代通则；贬职左迁，往朝继轨”(3)，正说明此一文化现象渊源有自。
由于谪官往往要被迁往荒远穷僻之地，形同流放，所以古人又多将贬谪称为“流贬”。固然，在流与贬之间还有一定差别，如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四月刑部奏文即谓“流贬量移，轻重相悬……流为减死，贬乃降资”(4)；但从实质上看，二者在“徙之远方，放使生活”一点上，却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孔颖达说：“据状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则太轻，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杀，故完全其体，宥之远方，应刑不刑，是宽纵之也。”(5)据此，我们广义地将流与贬作一整体看待；而在流人中，重点关注的是那些被流徙远方的文人士大夫。
追溯历史，早在尧、舜时代，流贬即已滥觞。《尚书·虞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
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6)此后，弃子逐臣无代不有，负罪流贬者与日俱增，从孝己、伯奇到屈原、贾谊，直至唐宋诸代的贬臣，形成了史不绝书的弃逐景观，甚而至于“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7)“至于上佐，悉是贬人”(8)。据《资治通鉴》，则天永昌元年（689），周兴诬奏魏玄同刺太后，魏被杀，“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9)；玄宗开元元年（713），因穷治太平公主枝党，致使“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陟，终岁不尽”(10)。显而易见，历史上遭贬之人甚多，而其贬谪性质也很不相同。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很难缕述历史上的各种贬谪及其成因，但按性质分却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坏人被贬，这是罪有应得的正向贬谪，如前述共工、
兜，唐代酷吏权奸来俊臣、来子珣、王弘义、姚绍之、卢杞、柳璨等，宋代佞幸奸相弭德超、朱勔、蔡确、章惇、曾布、蔡京等，皆属此类情况；一类是好人被贬，这是不该贬，甚至该提升却被贬的负向贬谪，如战国时代的屈原，汉代的贾谊，唐代的张说、张九龄、陆贽、阳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德裕等，宋代的王禹偁、寇准、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范纯仁、晁补之、张舜民、胡铨等，即属此类情况。
“刑本惩暴，今以胁贤”(11)，“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12)。作为维护专制政治的工具，刑罚本是用以惩治不法之徒的，但结果却有大量正道直行、嫉恶如仇、直言敢谏、勇于革新的士人成了它的牺牲品。似乎可以认为，以屈原之流放为早期发轫的这一历史的根本变异，不仅使我们对帝王专制时代社会政治的本质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也为我们考察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因而，这里讨论的贬谪，无疑主要指那种不应贬而被贬的负向贬谪；这里论述的贬谪文学，亦主要指此类人中有文学素养者在被贬之后的文学创作（至于那些因站错队或品行不佳而被贬者的创作，亦当属贬谪文学之范围，只是本书未将之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而已）。
3．中国古代的负向贬谪种类繁多，但就其具代表性者言之，大致可分四种类型：志大才高，因小人谗毁而被贬，屈原、贾谊可为代表；革除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柳宗元、刘禹锡可为代表；直言进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阳城、韩愈等即是；党争激烈，因本派失利而被贬，其代表人物可推李德裕、苏轼。
表面看来，这四种类型的贬谪各有独自的成因，不容混淆，但从深层看，它们不仅错综交杂，彼此相关，而且在下面两点上，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所有这些贬谪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在古代社会，君主是专制、法律的象征，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他们“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13)，所谓“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14)，便是对此情况的形象说明。尽管宰相、中书、御史等也能对君权产生一定制约，但这种制约往往是有限的，而当宰辅权柄为奸邪群小把持时，便更形成助纣为虐、残害忠良或欺上瞒下、挟私报怨的局面。当然，君主专制只是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最突出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它乃是起终极作用的环节。历览古史，很多被贬者往往不经过此一环节而在权力具体实施者的作用下即导致厄运，诸如汉代的外戚内竖，唐、明两代的宦官专权，以及历代屡见不鲜的佞幸奸相，便都是具体实施者，是这一制度蔓生的毒瘤。它们与君主专制汇合一途，相互表里，共同构成了对中国古代士人的严酷压抑和摧残。
第二，这些贬谪还源于广大士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及其对品节的持守。忧国忧民，积极参政，不甘以文人自居，而欲于政治风云中一展经纶，实乃中国古代士人的通识和自觉行动，兹不赘论；而注重品格气节，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则更是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早在夏、商时代，即有关龙逄、比干等贤臣正道直谏，宁死不屈；东汉后期，亦有砥砺节行、横议时政、“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15)的李膺、杜密、范滂等清流义士；此后的各朝各代，都涌现出大量“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16)“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17)“宁鸣而死，不默而生”(18)的志士仁人。事实上，正是这些士人刚直不阿、狷介特立、不愿混世和俗、许国不复谋身的心性，导致了他们在专制君主的淫威下，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中难以立足、相继被流被贬的人生悲剧。
可以说，上述两点虽截然相反，却紧相关联：没有严酷的以权代法的专制制度，史不绝书的负向贬谪事件就不会发生；没有广大士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及其对品节的持守，这些事件不仅同样难以发生，而且饱含悲剧精神的贬谪文学也将化为子虚乌有。
4．对中国古代士人来说，贬谪既意味着一种对人格的蹂躏和自由的扼杀，又标志着一种最沉重的忧患和最高层次的生命体验。一方面，这些士人在被贬前大多是所处时代的杰出人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治国平天下乃是他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所谓“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19)“知不可而愈进兮，誓不偷以自好”(20)，便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果于用事、踔厉风发的心性；但另一方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21)的人生转折，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22)的生命沉沦。如果说，这突发的生命两极变化曾以其迅猛而巨大的落差给贬谪士人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们“辞高堂而坠心，指绝国以摇恨”(23)，在仓皇促迫、吏役驱遣下，踏上了万里贬途，那么，贬谪地域的僻塞艰险和谪居生活的困苦久长便更给他们造成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磨难。
从贬谪地域看，自先秦直至唐宋，大都在南方瘴疠之地，元代“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24)，而到了明、清两代，则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以及东北的塞外边疆。这些地域，无论是南是北，大都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文化落后，路途遥远，被人视作畏途。唐人诗云“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25)；“一自经放逐，裴回无所从。……苟无三月资，难适千里道”(26)，指的便是这种情况。
从贬谪之路看，那些自都城通往贬所的路途既记载了贬流者的生命沉沦，又催发出一首首饱含人生悲情的诗文精品。“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27)“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28)……与漫游之路、山水之路、商旅之路、科考之路、从军之路等有所不同，贬谪之路因多荒远险恶，被贬逐者又受到朝廷严诏促迫，故最能体现人生经受的磨难，使其一开始即具有被强权打击、抛弃的悲剧性因素。在这里，路是诗的物质触媒，诗是路的艺术表现。借助于路，诗人行迹和诗作特点得到集中展示；借助于诗，路的自然景观、文化意蕴特别是诗人的内心情感获得突出彰显。
从谪居生活看，自然环境的恶劣直接威胁着人的健康，而“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29)“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大率皆无耳”(30)的生活条件更使人困苦不堪；至于“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31)“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32)的低人一等的现实际遇，尤为沉重地折磨着他们的精神。所谓“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33)，绝非危言耸听。
从谪居时间看，短的数年，长的十数年，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张说、张九龄、王昌龄、贾至、刘长卿、顾况、白居易、元稹等即属此类情况；有的时间更长，甚至终其一生都未离谪籍，如刘禹锡“二十三年弃置身”(34)，苏轼、黄庭坚、胡铨等皆一贬再贬，半生流落；而像屈原、柳宗元、李德裕、王禹偁、寇准等，虽贬谪时间长短不等，但均葬身流贬地，无一生还。
地域的僻塞遥远、贬途的身心折磨、谪居生活的艰难困苦和时间的缓慢久长，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困扰着贬谪士人的身心，而他们或以壮盛之年流落遐隅，将大有为之生命白白抛洒，或以花甲高龄南渡岭海，有去无还的人生遭际，更使其萌生出沉重的生命忧恐和生命悲叹。“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35)“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36)“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37)……这一声声悲凉沉重的叹喟，说明从贬谪那天起，贬谪士人的生命意识、死亡意识便急遽萌生，而且愈到后来，便愈向生与死的临界点靠近。
5．这是真正的生命体验。进退出处的骤变、哀乐生死的无常、人生前景的飘忽、现实苦难的重压，无时无刻不在搅扰着众多贬谪士人的心境，并使得他们的观注对象由社会转向自我，思想性格由外向变为内向，与此相应，搏取事功的抱负也日趋消减，取而代之的，是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38)，开始了各类文学的专力创作，而在文学创作中，又主要抒写自我的人生遭际、心性情怀，以获取失调心理的暂时平衡，所谓“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39)，指的便是这种情况。
《清波杂志》卷四逐客条有言：“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40)是的，这里没有丝毫圆和平滑，有的是生命力与阻力的激烈碰撞；这里杜绝了一切无病呻吟，惟余沉重苦恼的心灵搏斗。一方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41)的人生际遇使他们愤愤不平，忧怨两集，另一方面，“地虽厚兮不察，天虽高兮难谅”(42)的现实又使他们一筹莫展，痛感失望；一方面，“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43)的一片赤诚之心仍时刻骚动，就此作罢，实在于心不甘，另一方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44)的境遇横亘眼前，不断剥蚀着往日的信念，从而又只能屡兴无力回天之叹。有时，他们对过去的道德理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道家贵至柔，儒生何固穷？终始行一意，无乃过愚公！”(45)有时，他们又完全陷入今昔对比所滋生的痛苦之中：“忆昨京华子，伤今边地囚”(46)，“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47)。飘忽即逝的年华，曾使他们痛心疾首，屡屡惊呼：“红颜与壮志，太息此流年！”(48)而孤寂的处境、远离家园的万般愁苦，更使他们一次又一次生出浓郁至极化解不开的思乡情怀：“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49)
“呜呼！以不驻之光阴，抱无涯之忧悔。当可封之至理，为永废之穷人。闻弦尚惊，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长鸣孔悲。”(50)“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51)这是何等孤独、苦闷、悲凉的心境！正是这种心境，使得无数贬谪士人或愤激哀呼，或凄怆涕下，甚至“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长歌之哀，过乎恸哭”(52)，在百感交集中悲欢难言，哀乐莫辨。这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既是一支主题明确、意蕴深厚、充溢着真实生命痛苦骚动的文学乐章，又是一幅由血泪交织而成、饱含苦闷意识的中国贬谪士人的心态长卷。在这长卷的内里，我们分明觉察到了一种因正道直行横遭贬黜独处遐荒无可表白的屈辱感和悲愤感，一种因社会地位骤降为人歧视前途迷茫进退维谷的自悲感和孤独感，一种被社会群体和所属文化抛弃了的恐惧感和失落感。
6．然而，这远非贬谪文学的全部内涵。需要重点指出，除此之外，部分贬谪士人还流露出两种颇不相同的强烈倾向，即执著意识和超越意识。正是这两种意识，构成了贬谪文学最富光彩也最耐人品味的文化内涵。
所谓执著意识，盖指主体对道德人格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外来压抑和人世忧患的顽强抗争，换言之，贬谪士人虽身处逆境，饱经磨难，却仍然持守着昔日的信念，不为命运所屈服，在抗争中显示出一种伟大的人格和悲剧的力量。
屈原是最突出的代表。试读全部屈赋，不论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53)的政治关注，还是“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54)的志节表白；不论是对党人群小之“鄙固”“庸态”(55)的揭露鞭挞，还是“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56)的以死抗争，都充溢着坚定的执著意识，都指向一个永恒的目标。这是对黑暗现实的反抗，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对命运的挑战，也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很难设想，在屈原那里，如果缺少了这种喷涌着生命强力、饱含悲剧精神、“虽九死其犹未悔”(57)的执著意识，那么屈赋的境界、格调还能否像现在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
屈原之后一千年，贬谪士人中又站起了柳宗元、刘禹锡。虽然与屈原这位文化巨人相比，柳、刘的精神境界、情趣格调稍难比并，甚至在佛学影响下，时有消极出世之念，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仍不愧身处逆境、勇于抗争的狷介之士，而且较之屈原，似乎更少了一点对君主的依附性，更多了一些刚健果敢的意向和自由生命的勃动。这只要看看柳、刘于贬谪前参加王叔文集团锐意革除弊政的激切心性，以及贬后对其理想信念始终不渝的态度，看看柳宗元《吊屈原文》《笼鹰词》《骂尸虫文》《江雪》和刘禹锡《砥石赋》《飞鸢操》《学阮公体三首》、游玄都观二诗中所表现的志节情操、深广忧愤、斗争态度和生命情调，便可一目了然了。“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58)“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59)显而易见，在执著意识一点上，柳、刘与屈原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超越意识，乃指主体在历经磨难后承受忧患、理解忧患并最终超越忧患以获取自由人格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贬谪士人虽身处逆境，却能不为所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精神上达到一种无所挂碍的境界。
这种意识，就贬谪士人而论，首先在唐人白居易身上有明确展现，而后到了宋人苏轼、黄庭坚那里，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或许是由于唐、宋文化特质的差异，苏、黄和白氏的超越意识并不完全相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恐惧心理的对人生忧患的逃避，基于知足心理的与世无争和自我调适。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早谋先定，急流勇退，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最常出现这样一类表述：“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60)“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识命分，心慵少营为”(61)“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62)。而在苏、黄那里，则主要表现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全面反思，对是非荣辱和狭隘小我的淡漠遗忘，对人世苦难的自觉承受并在承受中超越苦难，达到了一种高雅脱俗、物我同一的自由之境。正因为如此，所以山谷于“万死投荒，一身吊影”之后，不仅“已成铁人石心，亦无儿女之恋”(63)，而且“已忘死生，于荣辱实无所择”(64)。当“人以死吊”时，他淡然而笑：“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寄此一梦者。”(65)与山谷相比，东坡居士的胸怀更其超旷洒脱。不是没有苦闷悲哀，在同时代人中，他的苦闷悲哀也许最为沉重：“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66)这几句意味深远的话，已深深透露出他的人生遭际和苍凉心态。但问题在于，东坡虽有苦闷悲哀，甚至屡屡生出对世事、人生的厌倦、怀疑，却始终不曾否定人生，抛弃人生。他或是以理遣情，自我宽解，或是将悲情沉潜于心理底层，以对自然万物的透彻体悟，完成了“遇物而应，施则无穷”(67)、随缘自适、游于物外的精神转变。“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68)“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69)“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70)“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71)身处逆境，而从容乐观，以坦荡之襟怀，傲视忧患，在困顿中寻求适意，在变动中把握永恒，在沉思中获得安宁，在淡泊中达到超然，以致所著诗文，皆“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72)。这其中展现的，不正是一种澄澈圆融、丰厚博大的思想境界和人格境界吗？
7．不难看出，在上述贬谪士人的两种意识中，饱含着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思想的浓郁积淀。到了后来，由于又添加了佛家，尤其是禅宗的因子，就使得原有的思想纠葛更显得复杂化了。不过尽管复杂，其最终指归却只有两点，即执著与超越。
儒家眷恋人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家超脱人生，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佛教否定人生，以空无为标的；禅宗则倾向于以惮悦的形式游戏人生，获取当下的适意。对贬谪士人来说，这诸种人生态度大都兼而有之，只是因心性气质、学养经历不同而各有偏重罢了。如柳宗元、刘禹锡大体宗儒，却又染指佛学；苏轼、黄庭坚后期更喜禅宗，但亦不乏儒者之人格光彩和心性情怀；至于白居易，则屡称自己“外服儒风，内宗梵行”(73)，“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74)。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态，在一般情况下，这心态中的诸因素并不发生剧烈冲突，但在特殊情况下，冲突便很难避免。由于贬谪士人作为社会的弃儿，面对重重忧患，不得不重新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调整固有的心理图式，这就势必引起内心深处诸种观念的搏斗，而搏斗的结果也只有两种：或偏重于经世致用、系心政治的儒家式的执著，或偏重于逍遥洒脱、泯灭悲喜的道、佛式的超越。
当然，这种执著和超越虽与儒、道、佛有关，却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和彻底出世的虚无主义，质言之，它更注重对自我情感之崇高性和超然性的领悟追求，更注重一种精神上的安顿和慰藉。在执著与超越之间，既有同一，又有区别。它们的同一，在于并不因人生痛苦而否定人生，也并不因执著人生而肯定痛苦，从而使得超越时即具执著，执著中亦寓超越；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个饱含悲剧情调，一个则要将此情调竭力淡化；一个着力在忧患中追求至真至善的道德化人格理想，一个则要在对忧患的承受和超越中追求艺术化的自由人格理想。尽管就克服、消弭忧患而言，它们都具有某种虚幻性。
8．由于柳宗元、刘禹锡和白居易特别是苏轼、黄庭坚具有不尽相同的意识倾向，所以在其贬谪生涯和文学创作中，也就必然呈现出彼此差异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追求。
如果说，柳、刘的生命沉沦主要体现为一种因改革失败而耿耿于怀始终沉湎其中的政治悲剧，那么，白居易经人生忧患后，则展示出明显的由“达则兼济天下”到“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的转变；而到了苏、黄这里，便主要体现为一种因党争被贬而反思人生自觉退避社会的人生悲剧，以及对此悲剧的表层淡化和深层沉潜。换言之，前者由于过多地执著于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的界域之内，因而不同程度地掩盖了对人生思考的深度，而后者则由于对社会政治的自觉退避，对道德人格的有意淡化，遂将视线的焦点落实于苦难人生以及对它的超越之上；前者的价值观念仍与现实相联系，后者则由社会转向了自身；前者的终极关怀表现为归属的需求和自我的实现，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生的适意和真实生命的把握；前者的心理经常处于紧张、焦虑、冲突、苦闷之中，呈现出严重的内在失调，后者的心理则较为轻松、宽和、淡泊、洒脱，维持了基本的平衡。因而，在人生态度上，前者对命运深感不平，表现出抗争和激愤，后者则随遇而安，表现为顺适和超然；在文学风格上，前者多调急意切，虽朴厚古雅而时露峥嵘，后者则旷放平和，闲适、瘦硬中饶有理致；在审美情趣上，前者始终缱绻于人生的悲怨之美，发而为诗，情深沉而境壮阔，充满震撼人心的力度，后者则突破了以悲为美的传统，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从而沉浸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
从柳、刘到苏、黄，显示了贬谪士人内在心态的一个大的变化。相对于苏、黄来说，柳、刘可谓儒门的狷者、狂者，其执著之深沉、心性之激烈、抗争之顽强、忧愤之广博，在在反映出历史进程中人性在巨大压力下的坚强和勇敢；相对于柳、刘而言，苏、黄实乃统合儒、释、道的智者、达者，其超越之洒脱、胸怀之高远、心性之澄澈、处世之随意，则无疑表现了人性对历史残暴的深厚承受力及其可塑性。与此相应，柳、刘贬谪文学的特质显现于生命力与阻力的剧烈碰撞之中，沉郁悲壮，颇具斗士的悲壮劲健和英雄末路的寂寞苍凉；而苏、黄贬谪文学的特质则主要显现于同命运搏斗之后，纯绵裹铁，外圆内方，更富艺术家的情感张力和哲人的理性气度。
9．《沧浪诗话》有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75)事实上，岂止唐人好诗如此？一部中国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即由迁客骚人的低吟高唱所构成。所谓“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76)，所谓“三古以来，放逐之臣，黄馘牖下之士，不知其凡几；其托诗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其凡几”(77)，便是对这一情形的典型概括。
迁客骚人的文学作品所以能“感动激发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不外乎两点：其一，沉重的人生苦难强烈刺激了诗人们往昔平和的心境，不仅使他们在人生转折的关口，在生命沉沦的途程中，以全副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益发深切地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接触到了人类命运与生存意义等文学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而且郁积了他们内心化解不开的苦闷情怀，构成了他们必欲借文学形式一抒悲怨以宣泄痛苦的直接动力。古人云：“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78)，“人即是诗，诗即是人，古今真诗，一人而已”(79)。联系到贬谪诗人的创作实际，可谓诚然；其二，人对苦难不只是被动的承受，还在于顽强的抗争，正是在抗争中，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强力才得以勃发，人的本质力量才得以呈现，伟大的悲剧精神才得以产生。“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80)反抗表现了人的不屈和人性的顽强，也给文学增添了水石相激般的壮美风采。一方面，是苦难毁灭了贬谪诗人的生活，另一方面，贬谪诗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又反转过来给予他们以人生、艺术上的丰厚赐予。“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洒（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81)也许正是这种经磨历劫，寸心不改，狂沙淘尽，苦觅真金的意志和生命力，凝铸了贬谪文学的精魂，并直接导致它“感动激发人意”的美感效应。
固然，上述情形无疑与屈原、柳、刘等执著型的贬谪诗人有着更紧密的关联，但换一个角度看，在白居易、苏、黄这类超越型的贬谪诗人那里，又何尝没有对人生苦难的抗争？作为自我拯救的努力，超越本身就是一种不甘屈服的抗争形式。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呈露更多的是淡泊、宁静、与世无争的意绪与和缓、平直、从容不迫的情境，但在这意绪、情境的背后，原本就有过对现实忧患的全部体验和泣血心灵的深深战栗。
固然，这里并不排除非贬谪文学乃至表现愉悦情感的文学具有“感动激发人意”的作用，但相比之下，这种作用在贬谪文学中最为突出却也是事实。欧阳修说得好：“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苦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事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82)显而易见，社会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对现实苦难体验的深浅，关注目标的差异制约着创作动力的大小。由于在古代士人的人生遭际中，贬谪算得上程度最甚的苦难之一，因而贬谪文学所蕴积的情感冲击力、心理穿透力和悲剧震撼力无疑最为强烈，那些四平八稳、圆和平滑的作品自难与其同日而语。
更进一步，即使同一个作者，其贬谪前后的作品也有着明显的高下之分。论者谓“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作，主客以后，始事疏纵，其与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飒之音”(83)；而韩愈“凡在近贵所作诗，似逊于迁谪及散处时之郁勃豪壮”(84)；至于柳宗元，则“精思于窜谪之文，然后世虑销歇，得发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盖有惩创困绝而后至于斯也”(85)；他如“醉翁在夷陵后诗，涪翁到黔南后诗，比兴益明，用事益精，短章雅而伟，大篇豪而古”(86)……由此不难看出，在贬谪与文学之间，正存在着一种正比例的关系，亦即贬谪所受磨难愈甚，文学所含悲情愈深，愈易惊动俗听。这种关系，用白居易的话说就是：“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天教声烜赫，理合命迍邅。”(87)
10．中国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而它的鼎盛期则在唐、宋两代；在这两代中，又突出表现在元和、元祐两大时期；在这两大时期众多的贬谪士人中，柳宗元、刘禹锡和苏轼、黄庭坚堪为突出代表，而白居易则可作为承唐启宋的过渡人物。从屈原到柳、刘，中经白氏而至苏、黄，标志着中国贬谪文学的三个重要阶段，也显示了贬谪士人的三个重要心路历程。如果将屈原赋作中展露的主要精神意向视作贬谪主题的一种基本模式，那么上述三阶段的突出特点便应为模式的确立、模式的继承发展和模式的突破，亦即从执著走向超越。
这是一个牵涉面不小的复杂课题，笔者以为，与其面面俱到，挂一漏万，不如抓住重点，说深说透。因而，拟在此导论的基础上，选取中唐元和时期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五大贬谪诗人及其相关创作为对象，从时代文化精神与诗人之贬、贬谪诗路与生命沉沦、诗路经行及书写特点、执著意识和超越意识、悲剧特征和风格主调等方面做一研究，以期得出较为详实的结论，并借以窥斑知豹。
(1)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2页。
(2) 《说文解字注》，第100页。
(3) ［南朝梁］沈约撰，陈庆元校笺：《沈约集校笺》卷二《立左降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4)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中华书局，1960年，第738页。
(5) ［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三《舜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271页。
(6) 《尚书正义》卷三《舜典》，《十三经注疏》，第270页。
(7) 《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198页。
(8) 《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第1203页。
(9) ［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二〇四永昌元年，中华书局，2011年，第6575页。
(10)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开元元年，第6804页。
(11) ［三国魏］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卷一〇《太师箴》，中华书局，2014年，第534页。
(12)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四《天论》上，中华书局，2019年，第1687页。
(13) 《嵇康集校注》卷一〇《太师箴》，第534页。
(1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330页。
(15)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207页。
(16)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李都尉古剑》，中华书局，2006年，第30页。
(17) ［宋］王禹偁：《三黜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七册卷一四一，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18) ［宋］范仲淹撰，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文集》卷一《灵乌赋》，中华书局，2020年，第8页。
(19) ［唐］韩愈撰，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华书局，1984年，第1097页。
(20)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一九《吊苌弘文》，中华书局，2013年，第1294页。
(21)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第1097页。
(22)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二《别舍弟宗一》，第2855页。
(23) ［唐］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八《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中华书局，2015年，第1880页。
(2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604页。
(25) ［唐］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60年，第1213页。
(26) ［唐］窦参：《迁谪江表久未归》，《全唐诗》卷三一四，第3534页。
(27) ［唐］沈佺期撰，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集校注》卷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中华书局，2017年，第85页。
(28)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第1097页。
(29) ［唐］元稹撰，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55页。
(30)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五《与程秀才三首》，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8页。
(31) ［唐］刘长卿著，储仲君笺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编年诗《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中华书局，1996年，第197页。
(32)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二《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第2676页。
(33) 《元稹集校注》卷二一《酬乐天见寄》，第625页。
(34)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第689页。
(35) ［唐］宋之问撰，陶敏、易淑琼校注：《宋之问集校注》卷二《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中华书局，2017年，第433页。
(36) ［唐］张均：《流合浦岭外作》，《全唐诗》卷九〇，第985页。
(37) ［宋］张舜民：《卖花声·题岳阳楼》，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265页。
(38) 《元稹集校注》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第855页。
(39)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四《上杜司徒书》，第1522页。
(40)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四，中华书局，1994年，第138页。
(41) ［汉］司马迁著，顾颉刚等点校，赵生群等修订：《史记（修订本）》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3010页。
(42) ［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别集卷七《祭韦相执谊文》，中华书局，2018年，第665页。
(43)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龊龊》，第100页。
(44)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囚山赋》，第171页。
(45) ［唐］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四《杂诗五首》其五，中华书局，2008年，第339页。
(46) 《沈佺期集校注》卷二《从
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第117页。
(47) 《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一《我身》，第866页。
(48) 《沈佺期集校注》卷一《览镜》，第38页。
(49) 《李德裕文集校笺》别集卷四《登崖州城作》，第604页。
(50)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四《上中书李相公启》，第1650页。
(51) 《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六《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第2303页。
(52)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四《对贺者》，第910页。
(53)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一《离骚》，中华书局，1983年，第8页。
(54) 《楚辞补注》卷一《离骚》，第18页。
(55) 《楚辞补注》卷四《九章·怀沙》，第143页。
(56) 《楚辞补注》卷四《九章·惜往日》，第150页。
(57) 《楚辞补注》卷一《离骚》，第14页。
(58)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三《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第2930页。
(59)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历阳书事七十四韵并引》，第592页。
(60) 《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七《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第621页。
(61) 《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七《白云期》，第624页。
(62) 《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七《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第2149页。
(63) ［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第六册续集卷三《答泸州安抚王补之》，中华书局，2021年，第1820页。
(64) 《黄庭坚全集》第四册外集卷二一《与王子飞》，第1246页。
(65) ［宋］释惠洪注，〔日〕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等点校：《注石门文字禅》卷二七《跋山谷字二首》其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1555页。
(66) ［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八《自题金山画像》，中华书局，1982年，第2641页。
(67) 《苏轼文集》卷六三《祭龙井辩才文》，第1961页。
(68) ［宋］苏轼著，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元丰五年《定风波》，中华书局，2007年，第356页。
(69) 《苏轼诗集》卷九《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第456页。
(70) 《苏轼诗集》卷四一《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第2245页。
(71) 《苏轼诗集》卷四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第2367页。
(72) ［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二一《〈追和陶渊明诗〉引》，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0页。
(73) 《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第1130页。
(74)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一《君子不器赋》，中华书局，2011年，第68页。
(75) ［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8页。
(76) ［南朝梁］江淹：《恨赋》，［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236页。
(77) ［清］纪昀撰，刘金柱、杨钧主编：《纪晓岚全集》第二卷《纪晓岚文集》卷九《〈月山诗集〉序》，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359页。
(78) ［清］周亮工辑，米田点校：《尺牍新钞》卷之五金圣叹《与家伯长文昌》，岳麓书社，2016年，第122页。
(79) 《尺牍新钞》卷之二杜浚《与范仲暗》，第49页。
(80)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十一章《悲剧与生命力感》引斯马特语，中华书局，2012年，第203页。
(81)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九《浪淘沙词九首》其八，第1031页。
(82)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三《薛简肃公文集序》，中华书局，2001年，第618页。
(83)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7页。
(84)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二引程学恂语，第1231页。
(85) ［元］虞集著，王颋点校：《虞集全集·杨叔能诗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71页。
(86) ［宋］孙奕撰，侯体健、况正兵点校：《履斋示儿编》卷一〇，中华书局，2014年，第166页。
(87) 《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七《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第1339页。